中華古韻，向有十大名曲一說。這十大古代名曲分別為《高山流水》、《廣陵散》、《平沙落雁》、《梅花三弄》、《十麵埋伏》、《夕陽簫鼓》、《漁樵問答》、《胡笳十八拍》、《漢宮秋月》和《陽春白雪》。據專家考證，這些古代名曲的原始樂譜大都失傳，今天流傳的不少譜本都是後人偽托之作。這些樂曲被曆代樂師冠以十大古曲名，以曆史典故為旁襯，從而借古人之舊事以壯聲勢。大路於音樂並非行家，雖偶爾聆聽古曲，卻櫝珠難辨，反而對古曲背後的逸事掌故的興趣更為濃厚。今日且以一篇拙貼，重點在於與眾友共話古韻陳事之曲直長短，而不在於交流音樂，還望方家達人多多指正。此處權作小引。
一、被善意無限誇大了的友誼――《高山流水》
早在公元前四世紀的春秋戰國時代，鄭國人列禦寇在《列子·湯問》中記載，“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誌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誌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無論是“誌在高山”，還是“誌在流水”，伯牙在曲中每表現某一主題或意象時，鍾子期必能領會其意。一日，伯牙與鍾子期共遊於泰山之陰，逢暴雨，二人止步於岩下。伯牙心情鬱悶，於是彈奏了一會琴。琴曲起初表現的是雨落山澗的情景，接著模擬山流暴漲和岩土崩塌之音。每段曲彈奏完畢，鍾子期“輒窮其趣”，把曲中意象說的窮極通透。伯牙於是離開琴而歎道：“善哉，善哉，閣下能聽出曲中誌趣，君所思即是我所思啊，我哪裏能隱藏的了我的音聲呢？”於是二人成為人生知己。但《列子》中並無伯牙因鍾子期離世而從此不再鼓琴的內容。
大約成書於公元前三世紀的《呂氏春秋》，在《本味篇》中也做了類似的記載：“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誌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時而誌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摔琴絕弦，終身不複鼓琴，以為世無足複為鼓琴者。 ”《呂氏春秋》的記述與《列子》的記述大致相當，但交代了結局：鍾子期死後，伯牙“終身不複鼓琴”。
《呂氏春秋》雖非信史，但有《列子》記述在前，其內容也並非毫無根據。於是伯牙不複鼓琴一說被當作佳話流傳下來。伯牙在當時應該很知名，荀況在《勸學》篇裏也曾提到他：“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雖然語近誇張，但大音樂家伯牙的琴技之高是毫無疑問的。
《列子》和《呂氏春秋》之後，西漢的《韓詩外傳》、《淮南子》、《說苑》，東漢的《風俗通義》、《琴操》、《樂府解題》等等眾多古籍紛紛援引。這些作品裏，有關伯牙的描述，在內容上更為豐富。例如東漢蔡邕的《琴操》中還記載了伯牙向音樂家成連拜師學習古琴“移情”之法的逸事。明代馮夢龍的《警世通言》開卷第一篇是《俞伯牙摔琴謝知音》。在這篇小說中伯牙成了樂官俞伯牙，鍾子期卻成了漢陽的樵夫，上古的一小段百來字的典故此時完全變成了人物、地點、情節樣樣俱全的話本小說。
《高山流水》以及伯牙鍾子期這一段千古佳話，之所以能在兩千多年裏廣為流傳，概因其包含了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物我兩忘”的文化精神在這段佳話中得到充分的體現。明代朱權成的《神奇秘譜》對此做了精當的詮釋：“《高山》、《流水》二曲，本隻一曲。初誌在乎高山，言仁者樂山之意。後誌在乎流水，言智者樂水之意。”仁者樂山，智者樂水，《高山流水》蘊涵天地之浩遠、山水之靈韻，誠可謂中國古樂主題表現的最高境界。然而，伯牙的《高山流水》琴曲並沒有流傳於世，後人無從領略伯牙所彈之曲的絕妙之處。所以，後人雖不斷傳頌《高山流水》的故事，完全是“心向往之”，對音樂並無切身體會。
因而這個佳話得以流傳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伯牙與鍾子期之間那種相知相交的知音之情。當知音已杳，伯牙毅然斷弦絕音。嶽飛在《小重山》一詞中 “知音少，弦斷有誰聽”，正是伯牙當時心境的準確反映。伯牙的絕琴明誌，一者做為對亡友的紀念，再者為自己的絕學在當世再也無人能洞悉領會而表現出深深的苦悶和無奈。想那伯牙也必是恃才傲物、卓爾不群之人，他的琴曲曲高和寡，凡夫俗子自然難以領會其樂曲的精妙。所以伯牙才會感到孤獨，才會發出知音難覓的感慨。
《高山流水》之所以能被春秋戰國的諸子典籍多次記錄轉載，是與當時“士文化”的背景分不開的。先秦時代百家爭鳴，人才鼎盛。很多士人國家觀念淡薄，並不忠於所在的諸侯國。這些恃才之士在各國間流動頻繁，他們莫不企盼明主知遇。他們希望能遇見象知音一般理解自己的諸侯王公，從而一展胸中所學。這幾乎是幾千年來所有讀書人的夢想。然而能達到此目標的畢竟是少數。更多的人一生懷才不遇而汲汲無名，有的或隱身市肆，有的則終老山林。由此可見，《高山流水》在先秦時代就廣為流傳，是因為這個故事背後的寓意是人生遇合的美妙，及人生不遇的缺憾。所以千百年來引起無數人的共鳴當在情理之中了。
這麽說來，友誼倒在其次了。所以本篇稱，《高山流水》為千百年來被善意地無限誇大了的友誼。能引起人們無限向往的樂曲和友誼，也許並非故事的本味所在。
二、刺客的高義，名士的絕響――《廣陵散》
《廣陵散》，又名《廣陵止息》，是一首曲調較為激昂的古琴曲。根據劉東升的《中國音樂史略》，《廣陵散》大約產生於東漢後期。據說，《廣陵散》這一曠世名曲，因聶政刺韓相而緣起，因嵇康受大辟刑而絕世。因而古曲《廣陵散》的背後，實際上包含了聶政和嵇康的兩個典故。
《廣陵散》的各曲段分別為井裏（聶政故鄉）、取韓、亡身、含誌、烈婦、沉名、投劍、峻跡、微行，與聶政刺殺韓相的整個過程大致相切合。
《史記·卷八十六·刺客列傳第二十六》中記載，聶政是齊國著名的勇士。當時韓國大臣嚴遂（字仲子）與韓相韓傀（字俠累）產生了仇隙。嚴仲子花重金試圖收買聶政去刺殺俠累。聶政原本為一市井“屠狗輩”，因要贍養老母，故拒絕了嚴仲子的厚禮。後來聶政的母親離世，聶政在安葬母親之後，對嚴仲子說自己本來是市井之徒，而嚴仲子作為“諸侯之卿相”，不遠千裏，驅車前來以重金邀請。此番禮遇，聶政自然要回報，因此他“將為知己者用”，誓死報答嚴仲子。嚴仲子說自己的仇人是韓相俠累。他一直想請刺客去刺殺俠累。但俠累是韓國國君的叔父，宗族盛多，周圍防衛森嚴，恐不易得手。聶政隨即答應了嚴仲子的請求。
聶政仗劍隻身前往韓國邑都。到了邑都後韓相俠累正在府中。俠累雖然有大量侍衛層層保護，但聶政還是如探囊取物般刺殺了俠累。《史記》中隻用了簡略的語言描述了驚心動魄的刺殺場麵，“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不止，又連殺數十人。聶政最後把劍指向了自己，割麵，剜眼，剖腹。聶政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避免有人認出自己而連累嚴仲子。後聶政被暴屍於市，可無人認得他。韓國國君以百金懸賞提供線索的人。
後來聶政的姐姐聶榮聽說有刺客刺殺了韓相而被暴屍街頭，就懷疑是自己的弟弟聶政所為，於是聶榮立即動身到韓國去探詢究竟。聶榮到達聶政的暴屍之處後，認出了自己的弟弟，大哭。聶榮對圍觀者說：“這是我的弟弟聶政，他受了嚴仲子重托來刺殺俠累。為了避免株連我，竟然自破麵相。我不能連累聶政的聲名啊。”然後聶榮哀慟而死。根據索隱對《史記》的注解，聶榮顯然誤會了聶政的意圖。聶政這麽做的目的是保護嚴仲子，而聶榮以為是為了避免連累自己。但聶榮這麽做的主要目的是“以列其名”，以避免聶政成為無名刺客。
聶政刺殺俠累應該是當時非常有影響的政治事件。晉﹑楚﹑齊、衛等國的人聽說此事後，讚賞聶政“士為知己者死”的無畏氣概，又讚揚聶榮是烈女，一個弱女子，不惜“絕險千裏”，從而使聶政得以名揚天下。同時又稱讚嚴仲子“知人能得士”。偏偏無人對俠累的死表示惋惜和同情。
買凶殺人的嚴仲子，是整個事件的幕後主謀。無論是《史記》還是《戰國策》都很中立的提到嚴仲子與俠累之間的矛盾衝突。例如《史記·卷八十六》裏這樣說，“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戰國策·韓策二》提到，“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遊，求人可以報韓傀者。”可見當時兩人已經水火不能相容。但孰是孰非，誰也不知。
以現代人的標準來看，刺殺一國政要是非常嚴重的罪行，聶政也許是最凶殘的恐怖主義分子之一。根據《戰國策·韓策二》的記載，聶政當時還刺傷了正在俠累府中的韓國國君韓哀候。《史記·表》中提到這一事件時，僅一句，“賊殺韓相俠累”。不提聶政的名字，而簡略為“賊”，明顯帶有貶抑刺客行為的意思。然而太史公在刺客列傳裏則對聶政的事跡基本上采取了一種正麵的肯定態度。另外，《戰國策·唐睢不辱使命》中提到，唐睢稱讚聶政是“士之怒”，氣概絲毫不弱於秦王的“天子之怒”。唐睢還說：“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當時天現晴空彩虹的景象，弦外之音即是，聶政刺韓相是順應天命。可見，聶政的行為在當時被看作是英雄義士的行徑。
《廣陵散》琴曲最早出現的年代大約為東漢後期。在東漢蔡邕的《琴操》裏，這次刺殺變成了一則民間故事。在這則故事裏，聶政殺的不是韓相，而是韓王。聶政也不是為嚴仲子而行刺，而是為父報仇。原來聶政的父親為韓王鑄劍，由於不能及時交付而被殺。於是聶政成了遺腹子。長大後聶政在山中遇到了仙人，學會了鼓琴的絕藝。聶政還掌握了異容術，變得無人認識自己。一天聶政在鬧市鼓琴，“觀者成行，馬牛止聽”。韓王聽說後立即召見了聶政，命聶政當眾鼓琴。這時聶政取出琴中藏匿的劍，一舉刺殺了韓王，為父親報了仇。後來伏在聶政屍體上慟哭不止的不是聶榮，而是聶政的母親。這個故事被蔡邕取名為“聶政刺韓王”。
這個“聶政刺韓王”的故事反而成了《廣陵散》的曲情。雖然故事情節與史書的記載有太多出入，但《廣陵散》一曲主要表現的內容，如取韓、亡身、含誌、烈婦、沉名、投劍等，並未因故事的走樣而減色。
聶政所在的時代大約過了六百多年，西晉一位才智超絕、曠邁不群的人物，使《廣陵散》成為千古絕響。這個人就是“竹林七賢”中最有影響力的名士――嵇康。
嵇康是魏晉時期傑出的思想家、詩人和音樂家。當時司馬氏與曹魏爭權，“性烈而才俊”的嵇康，站在曹魏一邊，對司馬氏始終抱著不合作的態度。嵇康對司馬氏集團的抵觸最終招來了殺身之禍，公元前262年，嵇康以“亂政”之罪被斬首。
嵇康曾被鍾會指責為“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他的獨立不羈，讓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世說新語·雅量第六》中記載，“嵇中散（嵇康）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嚐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即便有三千太學生上書“請以為師”，司馬昭也不允。為了鏟除異己，司馬氏早已族滅了曹爽、何晏等八家名門望族，如何會對嵇康這個名士下不了手呢？
《廣陵散》雖“聲調絕倫”，但曆來有人批評《廣陵散》“最不和平”，“憤怒躁急”，有所謂“臣淩君之象”。想必嵇康當時在刑場上以此曲來抒臆積鬱於胸中的不平。曾著有《聲無哀樂論》的嵇康，一向主張音聲來源於自然的本質，而與喜怒哀樂等主觀情感無關。嵇康臨刑時，神氣不變。但曲為心聲。不知嵇康麵對大辟之刑時如何在 “怫鬱慷慨”處，表現出“雷霆風雨”和“戈矛縱橫”的氣勢，從而以此曲作為對強權的最後反抗？
千年後重聽此曲，不能不念及聶政，不能不遙想嵇康。
三、逸士胸懷鴻鵠之誌――《平沙落雁》
據說《平沙落雁》是近三百年來流傳最廣的古琴曲，現存的琴譜就達五十餘種。與其他名曲不同，《平沙落雁》的背後，並無膾炙人口的掌故。
《平沙落雁》最早的版本載於明代崇禎七年（1634）刊印的《古音正宗》。《古音正宗》這樣解題《平沙落雁》：
“蓋取其秋高氣爽，風靜沙平，雲程萬裏，天際飛鳴。借鴻鴣之遠誌，寫逸士之心胸也。……通體節奏凡三起三落。初彈似鴻雁來賓，極雲霄之縹緲，序雁行以和鳴，倏隱倏顯，若往若來。其欲落也，回環顧盼，空際盤旋；其將落也。息聲斜掠，繞洲三匝，其既落也，此呼彼應，三五成群，飛鳴宿食，得所適情：子母隨而雌雄讓，亦能品焉。”
按說崇禎七年的時代，正是明朝飽受內憂外患困擾的時代。朱明王朝王祚將盡，天下有識之士無不憂心忡忡。此時刊印《古音正宗》，也許作者另有深意。上麵的解題文字意趣昂然，並無半點憂天憫地的情緒在內。也許“借鴻鴣之遠誌，寫逸士之心胸也”兩句，正是中心點題之句，以示儒家倡導的“貧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
逸士即隱士，指隱居山林的讀書人。孔子雲，“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從現實急流中退卻下來的文人，在山林、田園中找到了最後的棲身之所。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大隱隱於朝，中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的說法。中國曆代文人及其作品，受中國隱逸文化影響甚深。逸士雖“處江湖之遠”，但社會影響力有時並不弱於“居廟堂之高”者。
最早的隱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商朝的伊尹曾隱於市肆，周朝的薑尚曾隱於山野。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隱士層出不窮。漢代以後，隱士的身份已經有了明確的定義，一般指那些不與朝廷合作而又具有一定文化影響力的人。三國魏晉時代是隱逸最盛行的時代，士人“以高隱為貴”，諸葛亮、陸機、王猛、謝安等曆史名臣都曾有過隱逸的經曆。
真正的隱士應該“隻釣鱸魚不釣名”，但是，漸漸地，自魏晉以降，隱逸卻有極端化、世俗化的傾向。隱士中的一些人，他們不但“釣名”，而且“釣利”。他們把隱逸做為獲取名譽和功利的手段。也有的當權者，為獲得禮賢下士的名聲，刻意逢迎隱逸山林的士人，有的甚至不惜以“假隱”充“高隱”。
《晉書·列傳第六十九》記載，隆安二年(399年)，東晉權臣桓玄（桓溫之子）發動叛亂，把持了東晉朝政。自魏晉以來曆代都有隱士，偏偏當時卻一個也沒有。桓玄覺得很沒麵子。為獲得禮賢下士的名聲，他趕緊派人找來了西晉著名隱士皇甫謐的六世孫皇甫希之。先讓皇甫希之隱居山林，由桓玄資助各種費用。然後桓玄下召將皇甫希之征為著作郎，但又指使皇甫希之故意推辭不接受，然後桓玄下召封皇甫希之為“高士”。此事傳為舉世笑談，時人戲稱這種隱士為“充隱”。
另一個極端的例子，見於唐代劉肅編的《大唐新語·隱逸》。唐時的盧藏用考中進士後，特地隱居終南山中，但他身在山林，心在朝堂。與當時的朝士交往密切，後果以高士名被召入仕，授官左拾遺，時人稱之為“隨駕隱士”。另一個隱士司馬承禎嚐被召，將還山，盧藏用指著終南山曰：“此中大有嘉處。” 司馬承禎慢慢道：“以在下看，這是仕官的捷徑啊。”這就是人們所稱的“終南捷徑”。此時隱逸已成為一條做官捷徑了。
士人的隱逸，根據其價值取向，大致可分為儒之隱和道之隱。前者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天下有治則進，天下無道則隱。儒之隱者大都抱有“兼濟天下”的抱負。而道之隱則無任何功利目的，通過遁世來使心靈獲得最徹底的明澈和寧靜。對於那些既有從政經曆又有隱逸經曆的人來說，其隱逸分為仕前隱和仕後隱，即先隱後仕和先仕後隱。《平沙落雁》所表現的“逸士心胸”中的逸士，雖身處隱逸之地，猶胸懷“鴻鵠之誌”，應屬於儒之隱和仕前隱。
真正做到徹底的隱逸，談何容易。自古以來，象陶淵明、謝靈運一樣純正的逸士少之又少。古代大多數的逸士，或為世情所困，或因言獲罪，最終歸隱山林，潛居幽廬，也許不過是為世人做出的一種姿態而已。他們表麵上超脫，但內心裏也許從未平靜過。
從這個角度來看，《平沙落雁》的曲中之音和曲外之意，包涵了對懷才不遇而欲取功名者的勵誌，和對因言獲罪而退隱山林者的慰藉。
四、桓伊橫笛做三弄――《梅花三弄》
梅花，誌高潔，冰肌玉骨，淩寒留香，曆來是文人墨客詠歎的對象。《梅花三弄》是笛曲或簫曲， “三弄”是指同一段曲調反複演奏三次。這種反複的處理旨在喻梅花在寒風中次第綻放的英姿、不曲不屈的個性和節節向上的氣概。
《梅花三弄》的曆史典故是東晉大將桓伊為狂士王徽之演奏梅花《三調》的故事。《晉書·列傳五十一》和《世說新語·任誕第二十三》裏都曾記載了這段典故。
王徽之應召赴東晉的都城建康，所乘的船停泊在青溪碼頭。恰巧桓伊在岸上過，桓伊與王徽之原本並不相識。這時船上一位客人道，“這是桓野王（桓伊字野王）。”王徽之便命人對桓伊說：“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伊此時已是高官貴胄，但他也久聞王徽之的大名，便下車上船。桓伊坐在胡床上，出笛吹三弄梅花之調，高妙絕倫。吹奏完畢，桓伊立即上車走了。賓主雙方沒有交談一句話。晉人之曠達不拘禮節、磊落不著形跡，由此事可見一斑。
根據《晉書》的介紹，桓伊是武將，被封為右軍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也許是音樂陶冶了他的心性，桓伊為人謙虛樸素，個性不張揚，曾立大功而從未招忌。正是由於這樣的性格，他才能靜的下心來精研音樂。《晉書》稱讚了他這方麵的突出才能，“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有邕柯亭笛，常自吹之。”
東晉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後秦苻堅摔大軍進攻東晉，時任中郎將的桓伊與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共破苻堅於淝水（即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戰“）。而丞相謝安也因立下存晉之功而進官至太保。後來晉孝武帝之弟司馬道子與謝安發生權爭，屢進讒言，對謝安極盡誹謗。晉孝武帝對謝安有了猜疑之心，漸漸開始冷落謝安。桓伊為此很是不平。在一次宴會上，桓伊為晉孝武帝演奏一曲悲歌《怨詩》，詩中唱道：“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其“聲節慷慨，俯仰可觀”。使晉孝武帝甚有愧色。謝安也為之動容。
梅花三弄典故裏的另一位主角王徽之，是大書法家王羲之的兒子，曾任黃門侍郎。王徽之行為怪誕，故作超脫，有才而放蕩不羈，做官而不管事。
王徽之曾任車騎將軍桓衝手下的騎兵參軍一職。一次桓衝問他：“你在哪個官署辦公？”他回答說：“不知是什麽官署，隻是時常見到牽馬進來，好像是馬曹。”桓衝又問：“官府裏有多少馬？”他回答說：“不問馬，怎麽知道馬的數目？”桓衝又問：“近來馬死了多少？”他回答說：“未知生，焉知死？”
王徽之的答複幽默詼諧，但都有來處。西漢時丞相府曾設馬曹，但東晉時軍中並沒有馬曹一職，王徽之為顯示自己率性超脫，不理俗務，故意說成馬曹。後來，宋代陸遊曾有“文辭博士書驢券，職事參軍判馬曹”的詩句，說的就是王徽之這一段典故。上述對話中“不問馬”，來自《論語·鄉黨》，原是說孔子的馬廄失火，孔子“不問馬”，隻問傷了人沒有。“不知生，焉知死？”一句，則來自《論語·先進》，原文為“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答非所問，令人捧腹，但句句有來曆。其應變之妙，學問之深，令人佩服。
桓伊既敦和又風雅，而王徽之狂狷且博聞，二人相會雖不交一語，卻是難得的機緣。正是由於桓伊和王徽之的不期相遇，才導致了千古佳作《梅花三弄》的誕生。
據說明清金陵十裏秦淮河上，《梅花三弄》是歌舫之上最流行的笛曲之一。《梅花三弄》幾乎成了以秦淮八豔為代表的名妓們的必修科目。槳聲燈影裏傳來陣陣清笛聲，為當時一佳景。秦淮河甚至誕生了“停艇聽笛”、“邀笛步”等人文景觀。
1972年王建中將古曲《梅花三弄》改變為鋼琴曲，其表現主題為毛澤東的詞《卜算子詠梅》，即“俏也不爭春，隻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薑玉恒演唱過一首流行歌曲《梅花三弄》，也是取自古曲，歌詞這樣唱道“紅塵自有癡情者，莫笑癡情太癡狂，若非一番寒澈骨，那得梅花撲鼻香，問世間情為何物，隻教人生死相許，看人間多少故事，最消魂梅花三弄。” 從通俗歌曲的角度來看，也算得上是一首佳作了。
然現代人玩古風，無論是表現政治品格，還是表現男女之情，畢竟少卻了古人的高格雅意，品味高下立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