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本文來源於《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一書，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的作者是美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學研究學者，前威斯康星大學、耶魯大學 曆史學 教授、倫敦經濟學院客座教授，美國曆史學會會員，亞洲研究協會會員。他的著作主要有《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毛澤東的中國與後毛澤東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鄧小平時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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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政府普遍喜歡把其經濟問題歸咎於前任的失誤。因此，１９７６年下半年當華國鋒開始其短促的任期時，就有傳言謂：由於“四人幫”的陰謀破壞，中國經濟“正處在崩潰的邊緣”。據稱，正是因為新政權的及時製止，中國經濟才得以免於崩潰。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當鄧小平及其同盟者取得政治領導權時，以往的經濟錯誤大部分被歸溯到毛澤東時代，而且還在很大程度上添上了華國鋒的錯誤，卻不曾提到，鄧小平正是後來被取消的華國鋒“十年規劃”的原初作者。隨著時光流轉，鄧小平時代的政治圈中的經濟學家們為過往的毛澤東時代描繪出的圖景越來越黑暗。這樣一種說法很快被人們接受並成為定論，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隻有過兩次相當短的經濟發展的進步時期－－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７年間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這一時期盡管也不無失誤，然而在當時那個時代卻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因為那些目前正在當政的人們當時曾是蘇聯模式的倡導者），和六十年代早期的劉少奇路線時期；除此之外的毛澤東時代則幾乎乏善可陳。
因此，許多那些曾經被毛澤東嚴厲批評過或者忽視過的人們便對這位前主席的幽靈開展了報複，他們把中國的大部分經濟問題歸結為極左的“主觀主義”、“烏托幫思想”以及“平均主義”。毛澤東以後的批評家們指責道，毛澤東主義者們沒能遵從“客觀經濟規律”，而這些客觀經濟規律的作用現在正在“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光輝下清楚地展現。然而，即使是按照鄧小平時代的官方經濟學家們編製的統計表展示的事實來看，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圖景的真實情況也沒有他們所描繪的那樣黑暗。盡管新政權從毛澤東時代所繼承來的經濟問題是非常真實的－－而且其規模之大也令人驚愕。
對於毛澤東時代取得的物質成就閉口不談，也許是對早些年從北京傳播出的言過其實（而且經常帶虛假成份）的宣傳的一種自然反應，然而這些宣傳卻常常被外國的評論家們所重複。許多外國人，一度曾熱切地相信，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取得了最大的經濟成就，現在卻傾向於對它作最糟的評價，似乎以此來彌補他們早先的輕信。這種傾向與現時中國和西方國家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目前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國家，人們都普遍對市場的魔力讚不絕口，而對中央規劃的效能持很大的懷疑態度。當前的中國領導人們更關注於他們迫在眉睫的經濟問題和成就而不是過去毛澤東時代的成就，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而西方學者們未能提出一個更全麵些的總的估計這一點就有些不好理解了；他們的遺漏促成了一種普遍的印象，即：毛澤東的時代是一個經濟停滯的時代。現在慣常的說法是把毛澤東描繪成一個在貧困的條件下徒勞地尋找一個社會主義精神烏托邦、使發展服從於意識形態純潔之需要的人。言外之意就是，“務實”的鄧小平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位發現了現代化的好處的領導人。
然而，如果不去正確地評價毛澤東時代把中國從世界上最落後的農業國家之一變成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為止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的過程中取得的驚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澤東時代遺留給鄧小平時代的經濟問題。實際上，毛澤東發展策略的主要問題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業化的副產品，如果不正確評價這個基本的經濟事實，就無法理解在毛澤東之後時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史以一個小小的工業生產基地為發端，這個工業生產基地甚至比比利時的還要小一些；當時，中國工業的人均產量不及比利時的工業產量的十五分之一。然而，是在物質資源最貧乏的基礎上，在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和極少外援的情況下，中國在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內把自己變成了一個主要的工業大國。在毛澤東當政期間，全國工業總產值增長了三十多倍（如果從１９５２年算起則增長了十二倍），其中重工業總產值增長了九十倍（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國重工業特別匱乏）。從１９５２年（當時工業生產恢複到了戰前最高水平）到毛澤東時代結束為止，盡管“大躍進”造成了工業生產的混亂，工業產量仍在以平均每年１１．２％的速度增長。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７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增長的百分比最大，當時工業增長率達平均每年１８％，把中國的工業生產力翻了一番還不止。其後一些年裏增長的速度盡管不穩定，但仍然很快。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的文化大革命，盡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壞，但工業生產仍繼續在以平均每年超過１０％的速度增長。
在這個令人驚異的高速工業化過程中有幾個關鍵部門的數據或許值得一提。從１９５２年至毛澤東時代結束期間，鋼鐵產量從一百四十萬噸增長到了三千一百八十萬噸；煤炭產量從六千六百萬噸增長到了六萬一千七百萬噸；水泥產量從三百萬噸增長到了六千五百萬噸；木材產量從一千一百萬噸增長到了五千一百萬噸；電力從七十億千瓦／小時增長到了兩千伍百六十億千瓦／小時；原油產量從根本的空白變成了一萬零四百萬噸；化肥產量從三萬九千噸上升到了八百六十九萬三千噸。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中國還在生產大量的噴氣式飛機，重型拖拉機，鐵路機車和現代海船。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成了一個主要的核強國，完成了州際彈道導彈的發射。１９６４年中國第一枚原子彈試驗成功，１９６７年生產了第一枚氫彈，１９７０年把一顆衛星發射進了軌道。
當然，工業化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勞動力以及社會結構的構成。盡管大多數的中國人民依然是緊緊依附於土地的農民，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為止，城市無產階級的人數卻已從１９５２年的三百萬上升到了一千八百萬。此外，毛澤東的農村工業化運動－－“大躍進”中碩果僅存的幾個成功之一－－把兩千八百萬農民（當時農村總勞動力約達三億）變成了農村工廠的工人，盡管許多工廠的工作技術水平簡單而原始。
無論人們將毛澤東時代另作何種評價，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盡管這個基礎很粗糙。正是在這一時期內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１９５２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３０％，農業占６４％；而到１９７５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生產的７２％，農業則僅占２８％了。毛澤東時代遠非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台上的主要的後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
這些經濟成就是中國人民自己通過勞動取得的，在那個時代，毛澤東思想仍能夠給人一種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蘇聯極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國沒有接受過任何外援。敵對的國際環境（在美國對中國革命的敵意之上又加上蘇聯對毛主義的敵意），與毛澤東“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則，起到了雙重強烈的作用，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以前實際上一直處於經濟自給自足的狀況。毛澤東的自力更生的國家政策造成了經濟上額外的不利與艱苦，但是它也使中國可以自豪地說：在毛澤東時代結束之際，中國實際上是以擁有一個既無外債亦無國內通貨膨脹的經濟而在世界發展中國家絕無僅有。
在毛澤東身後的時代裏，對毛澤東時代的曆史紀錄的汙點和罪過吹毛求疵，而緘口不提當時的成就已然成為一種風尚－－深恐提及後者便會被視為對前者的辯護。然而，對一個基本事實的承認，即毛澤東時代在促進中國現代工業改造－－而且是在極為不利的國際國內條件下做的－－的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並不就等於是為曆史作非分的辯護。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發生的工業革命，與鄧小平一同出名的經濟改革家們將找不到他們要改革的對象。
盡管毛澤東思想強調農業，稱頌農民的創造性，但在毛澤東的時代，農業發展卻遠非如工業成就那麽可觀。１９５７年以後，食品生產僅與人口增長同步，當時人口以平均每年２％的速度增長，使得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口幾乎翻了一番。１９７５年人均糧食總產量幾乎與１９５７年農業集體化之初時一樣。在毛澤東時代的二十年裏，農村生活水平實際上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每年平均增長不到１％，而且是在一個低得可憐的基礎之上增長的。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７５年間，在工業生產總值增長十倍的同時，農業生產僅僅增長了兩倍，甚至那也是通過大量地擴大農村勞動力規模而取得的。此外，盡管毛澤東不斷提倡縮小城鄉差別，城市和農村的收入差異還是加大了。
然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農業也絕非如今被描繪的那樣慘不可言。維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澤東時代中國農業的發展大大快於１８６８年至１９１２年日本明治年間－－備受稱讚的成功的近代工業化時期。從１９５２年至七十年代中期，中國農業淨產量增長為平均每年２．５％，而１８６８年至１９１２年間日本工業化最強階段的數字也隻有１．７％。一個經常作的比較，就是在毛澤東時代結束時的中國農業經濟與印度之比較，這個比較至今依然不失其真實，隻不過遠遠沒有在過去一個時期內那麽符合政治時尚了。正如馬克·塞爾頓曾指出的：“１９７７年，中國人均占有耕地麵積比印度少１４％，而人均糧食生產卻比印度高３０％到４０％，而且是把糧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５０％的人口手中。”
經濟統計資料並非告訴我們全部事情。經常有人指出，對於收入與消費的常規性測度並不能充分表明實際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還必須考慮到教育、保健、衛生以及老人與貧困者的福利措施等這樣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方麵的公共消費，但是這些東西是難以用標準的經濟測度來數量化的。在所有這些領域，毛澤東時代都取得了偉大的社會進步，在大多數關鍵性的社會和人口統計指標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國家強，而且比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五倍於中國的“中等收入”國家要強。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狀況變成了大部分人識字。在農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學教育，在城市幾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鄉皆開創了成人教育和在職教育規劃。基本的社會保護措施得到了貫徹，如禁止童工，還有農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後者中最著名的是對最窮困者們的食品、衣物、住房、醫療以及喪葬費用的“五保”。國營企業的城市工人們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國家撥款的福利待遇。毛澤東時代結束之際，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能夠聲稱，它擁有一個雖剛起步但相當全麵的醫療保健體係，這使得它在所有發展中國家都獨一無二。醫療保健、以及營養和衛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國人壽命的極大增長－－從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平均３５歲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的６５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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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政府普遍喜歡把其經濟問題歸咎於前任的失誤。因此，１９７６年下半年當華國鋒開始其短促的任期時，就有傳言謂：由於“四人幫”的陰謀破壞，中國經濟“正處在崩潰的邊緣”。據稱，正是因為新政權的及時製止，中國經濟才得以免於崩潰。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當鄧小平及其同盟者取得政治領導權時，以往的經濟錯誤大部分被歸溯到毛澤東時代，而且還在很大程度上添上了華國鋒的錯誤，卻不曾提到，鄧小平正是後來被取消的華國鋒“十年規劃”的原初作者。隨著時光流轉，鄧小平時代的政治圈中的經濟學家們為過往的毛澤東時代描繪出的圖景越來越黑暗。這樣一種說法很快被人們接受並成為定論，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隻有過兩次相當短的經濟發展的進步時期－－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７年間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這一時期盡管也不無失誤，然而在當時那個時代卻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因為那些目前正在當政的人們當時曾是蘇聯模式的倡導者），和六十年代早期的劉少奇路線時期；除此之外的毛澤東時代則幾乎乏善可陳。
因此，許多那些曾經被毛澤東嚴厲批評過或者忽視過的人們便對這位前主席的幽靈開展了報複，他們把中國的大部分經濟問題歸結為極左的“主觀主義”、“烏托幫思想”以及“平均主義”。毛澤東以後的批評家們指責道，毛澤東主義者們沒能遵從“客觀經濟規律”，而這些客觀經濟規律的作用現在正在“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光輝下清楚地展現。然而，即使是按照鄧小平時代的官方經濟學家們編製的統計表展示的事實來看，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圖景的真實情況也沒有他們所描繪的那樣黑暗。盡管新政權從毛澤東時代所繼承來的經濟問題是非常真實的－－而且其規模之大也令人驚愕。
對於毛澤東時代取得的物質成就閉口不談，也許是對早些年從北京傳播出的言過其實（而且經常帶虛假成份）的宣傳的一種自然反應，然而這些宣傳卻常常被外國的評論家們所重複。許多外國人，一度曾熱切地相信，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取得了最大的經濟成就，現在卻傾向於對它作最糟的評價，似乎以此來彌補他們早先的輕信。這種傾向與現時中國和西方國家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目前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國家，人們都普遍對市場的魔力讚不絕口，而對中央規劃的效能持很大的懷疑態度。當前的中國領導人們更關注於他們迫在眉睫的經濟問題和成就而不是過去毛澤東時代的成就，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而西方學者們未能提出一個更全麵些的總的估計這一點就有些不好理解了；他們的遺漏促成了一種普遍的印象，即：毛澤東的時代是一個經濟停滯的時代。現在慣常的說法是把毛澤東描繪成一個在貧困的條件下徒勞地尋找一個社會主義精神烏托邦、使發展服從於意識形態純潔之需要的人。言外之意就是，“務實”的鄧小平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位發現了現代化的好處的領導人。
然而，如果不去正確地評價毛澤東時代把中國從世界上最落後的農業國家之一變成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為止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的過程中取得的驚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澤東時代遺留給鄧小平時代的經濟問題。實際上，毛澤東發展策略的主要問題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業化的副產品，如果不正確評價這個基本的經濟事實，就無法理解在毛澤東之後時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史以一個小小的工業生產基地為發端，這個工業生產基地甚至比比利時的還要小一些；當時，中國工業的人均產量不及比利時的工業產量的十五分之一。然而，是在物質資源最貧乏的基礎上，在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和極少外援的情況下，中國在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內把自己變成了一個主要的工業大國。在毛澤東當政期間，全國工業總產值增長了三十多倍（如果從１９５２年算起則增長了十二倍），其中重工業總產值增長了九十倍（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國重工業特別匱乏）。從１９５２年（當時工業生產恢複到了戰前最高水平）到毛澤東時代結束為止，盡管“大躍進”造成了工業生產的混亂，工業產量仍在以平均每年１１．２％的速度增長。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７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增長的百分比最大，當時工業增長率達平均每年１８％，把中國的工業生產力翻了一番還不止。其後一些年裏增長的速度盡管不穩定，但仍然很快。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的文化大革命，盡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壞，但工業生產仍繼續在以平均每年超過１０％的速度增長。
在這個令人驚異的高速工業化過程中有幾個關鍵部門的數據或許值得一提。從１９５２年至毛澤東時代結束期間，鋼鐵產量從一百四十萬噸增長到了三千一百八十萬噸；煤炭產量從六千六百萬噸增長到了六萬一千七百萬噸；水泥產量從三百萬噸增長到了六千五百萬噸；木材產量從一千一百萬噸增長到了五千一百萬噸；電力從七十億千瓦／小時增長到了兩千伍百六十億千瓦／小時；原油產量從根本的空白變成了一萬零四百萬噸；化肥產量從三萬九千噸上升到了八百六十九萬三千噸。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中國還在生產大量的噴氣式飛機，重型拖拉機，鐵路機車和現代海船。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成了一個主要的核強國，完成了州際彈道導彈的發射。１９６４年中國第一枚原子彈試驗成功，１９６７年生產了第一枚氫彈，１９７０年把一顆衛星發射進了軌道。
當然，工業化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勞動力以及社會結構的構成。盡管大多數的中國人民依然是緊緊依附於土地的農民，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為止，城市無產階級的人數卻已從１９５２年的三百萬上升到了一千八百萬。此外，毛澤東的農村工業化運動－－“大躍進”中碩果僅存的幾個成功之一－－把兩千八百萬農民（當時農村總勞動力約達三億）變成了農村工廠的工人，盡管許多工廠的工作技術水平簡單而原始。
無論人們將毛澤東時代另作何種評價，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盡管這個基礎很粗糙。正是在這一時期內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１９５２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３０％，農業占６４％；而到１９７５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生產的７２％，農業則僅占２８％了。毛澤東時代遠非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台上的主要的後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
這些經濟成就是中國人民自己通過勞動取得的，在那個時代，毛澤東思想仍能夠給人一種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蘇聯極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國沒有接受過任何外援。敵對的國際環境（在美國對中國革命的敵意之上又加上蘇聯對毛主義的敵意），與毛澤東“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則，起到了雙重強烈的作用，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以前實際上一直處於經濟自給自足的狀況。毛澤東的自力更生的國家政策造成了經濟上額外的不利與艱苦，但是它也使中國可以自豪地說：在毛澤東時代結束之際，中國實際上是以擁有一個既無外債亦無國內通貨膨脹的經濟而在世界發展中國家絕無僅有。
在毛澤東身後的時代裏，對毛澤東時代的曆史紀錄的汙點和罪過吹毛求疵，而緘口不提當時的成就已然成為一種風尚－－深恐提及後者便會被視為對前者的辯護。然而，對一個基本事實的承認，即毛澤東時代在促進中國現代工業改造－－而且是在極為不利的國際國內條件下做的－－的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並不就等於是為曆史作非分的辯護。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發生的工業革命，與鄧小平一同出名的經濟改革家們將找不到他們要改革的對象。
盡管毛澤東思想強調農業，稱頌農民的創造性，但在毛澤東的時代，農業發展卻遠非如工業成就那麽可觀。１９５７年以後，食品生產僅與人口增長同步，當時人口以平均每年２％的速度增長，使得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口幾乎翻了一番。１９７５年人均糧食總產量幾乎與１９５７年農業集體化之初時一樣。在毛澤東時代的二十年裏，農村生活水平實際上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每年平均增長不到１％，而且是在一個低得可憐的基礎之上增長的。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７５年間，在工業生產總值增長十倍的同時，農業生產僅僅增長了兩倍，甚至那也是通過大量地擴大農村勞動力規模而取得的。此外，盡管毛澤東不斷提倡縮小城鄉差別，城市和農村的收入差異還是加大了。
然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農業也絕非如今被描繪的那樣慘不可言。維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澤東時代中國農業的發展大大快於１８６８年至１９１２年日本明治年間－－備受稱讚的成功的近代工業化時期。從１９５２年至七十年代中期，中國農業淨產量增長為平均每年２．５％，而１８６８年至１９１２年間日本工業化最強階段的數字也隻有１．７％。一個經常作的比較，就是在毛澤東時代結束時的中國農業經濟與印度之比較，這個比較至今依然不失其真實，隻不過遠遠沒有在過去一個時期內那麽符合政治時尚了。正如馬克·塞爾頓曾指出的：“１９７７年，中國人均占有耕地麵積比印度少１４％，而人均糧食生產卻比印度高３０％到４０％，而且是把糧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５０％的人口手中。”
經濟統計資料並非告訴我們全部事情。經常有人指出，對於收入與消費的常規性測度並不能充分表明實際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還必須考慮到教育、保健、衛生以及老人與貧困者的福利措施等這樣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方麵的公共消費，但是這些東西是難以用標準的經濟測度來數量化的。在所有這些領域，毛澤東時代都取得了偉大的社會進步，在大多數關鍵性的社會和人口統計指標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國家強，而且比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五倍於中國的“中等收入”國家要強。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狀況變成了大部分人識字。在農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學教育，在城市幾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鄉皆開創了成人教育和在職教育規劃。基本的社會保護措施得到了貫徹，如禁止童工，還有農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後者中最著名的是對最窮困者們的食品、衣物、住房、醫療以及喪葬費用的“五保”。國營企業的城市工人們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國家撥款的福利待遇。毛澤東時代結束之際，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能夠聲稱，它擁有一個雖剛起步但相當全麵的醫療保健體係，這使得它在所有發展中國家都獨一無二。醫療保健、以及營養和衛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國人壽命的極大增長－－從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平均３５歲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的６５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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