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阿的清風明月
大千世界，芸芸眾生。英雄何處，美人如夢，漫漫天涯路
正文
據中國作家協會和其生前好友何東透露，著名作家史鐵生於12月30號下午16點，因突發腦溢血，之後經搶救無效，在2010年12月31號3點46分(today!) 離開人世。
史鐵生的作品伴隨著我們的青春記憶，他的堅強，思索，智慧，深刻和超脫曾經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示和思考。在此，謹引用王冰的這篇文藝評論來悼念這位身殘誌堅的卓越作家。史鐵生先生，一路走好！
史鐵生：困繞著病痛之境的散文 ZT
王冰
讀完史鐵生，我一下子被擊傷了。我一切理性品評的準備頃刻間轟然倒塌，他散文中呈現的病痛之境，隻能讓人得出一個有悖常理的結論，即作為個體的人，你必須在某一點上是殘缺的。
從《務虛筆記》、《我與地壇》到《病隙碎筆》，史鐵生一直都在“思索活著”，“活著思索”， “這可能就是我的寫作動機。就是說，要為活著找到充分的理由。 ”他說。這讓人不覺感到了一種痛，但我一直在揣測，除此之外，包括除了讓人感到沉靜、深刻外，又是一種什麽東西讓他的散文如平原的溪流一樣，平緩鋪陳呢？
作家蔣子丹在《寧靜的史鐵生》中寫到：“史鐵生是經常能給我們以驚異的那種作家。也許因為他特殊的身體狀況給了他人所不及的感悟力。”“史鐵生的出語驚人並不表現為壯懷激烈與慷慨陳詞，他總是很平靜甚至很低調地寫一些平實的文字……史鐵生的苦難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從史鐵生的文字裏看得到一個人內心無一日止息的起伏，同時也在這個人內心的起伏中解讀了寧靜。”我想，史鐵生的這種平靜應該是真實的，他靜觀和俯察塵世的一切，真實地感受著自己能夠感受的一切，並認真地加以抒寫，他的散文猶如看護般精心，如書記員一樣忠實，原原本本地再現了自己從肉體到精神的整個體驗的過程，幾乎篇篇都是當代散文中的精品。
史鐵生的散文作品裏有一種宗教一樣的平靜和通透。他認為：“‘人人皆可成佛’和‘人與上帝有著永恒的距離’，是兩種不同的生命態度，一個重果，一個重行，一個為超凡的酬報描述最終的希望，一個為神聖的拯救構築永恒的路途。但超凡的酬報有可能是一幅幻景，以此來維護信心似乎總有懸危。而永恒的路途不會有假，以此來堅定信心還有什麽可怕！”（《神位 官位 心位》）
“我們無法談論‘無’，我們以‘有’來談論‘無’。
我們無法談論‘死’，我們以‘生’來談論‘死’。
我們無法談論‘愛情’，我們以‘孤獨’來談論‘愛情’。”（《愛情問題》）
其中，他所談論的主題以及從中體現出來的一種心態，可見他由身體的苦痛到智性思索的痕跡，他讓我們感到自己思想的漂浮，它讓我們在一種莫名的情緒中無法自持，就像卡夫卡一樣，看到自己的血由細小的傷口內部緩緩流出，也會感到一種突如其來的興奮和激動，於是從這一刻我更覺出身體的虛脫其實首先來源於思想的虛脫。
在人們看來，宇宙的奧秘，如萬物生滅，時序遷流，及人生的真諦，如生老病死，窮途末路等，看似都變幻莫測，但在史鐵生那裏，卻是遵循著一種法則來運行的。有時我想釋迦說過的“法學如是”是一種什麽樣的真諦隱在其中呢？如果說它的意思是講一些現象在自然法則上本來就是如此，那麽這個法則是什麽？史鐵生也力圖要解釋一些人生的困惑，擺脫因困惑而來的困境，他在《答自己問》中做了這樣的思考，“換一種情況看看：你自由地為生存尋找理由，社會也給你這自由，怎麽樣呢？結果你仍然可能找不到。這時候，困難已不源於社會問題了，而是出自人本的問題的艱深。譬如死亡與殘病，譬如愛情和人與人的不能徹底溝通，譬如對自由的渴望和人的能力的局限，譬如：地球終要毀滅那麽人的百般奮鬥究竟意義何在？無窮無盡地解決著矛盾又無窮無盡地產生著矛盾，這樣的生活是否過於荒誕？假如一個極樂世界一個共產主義社會真能呈現，那時就沒有痛苦了嗎？沒有痛苦豈不等於沒有矛盾豈不是扯謊？現代人高考落第的痛苦和原始人得不到一顆漿果的痛苦，你能說誰輕誰重？痛苦若為永恒，那麽請問我們招誰惹準了一定要來受此待遇？人活著是為了歡樂不是為了受罪，不是嗎？如是等等，”但他的答案雖然多種多樣，卻一直有些模糊，比如他說：“因為藝術正是在精神迷茫時所開始的尋找，正是麵對著現實的未知開始創造。”比如：“我們活著，本不需要詩。我們活著，忽然覺悟到活出了問題，所以才有了‘詩性地棲居’那樣一句名言。”“這類疑問，常常包含了生活的一種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因而也常常指示出現實生活的某種沉屙痼疾。”（《無病之病》）其中作者心路的迷惑，以及由之而對陌生之域的驚訝、敬畏與探問等等一直讓我思路遊移，麵對史鐵生的幾冊散文，我總覺出我的目光在無法控製毫無蹤影地在往裏滲，於是我感到更加迷惑。我想人總在某些時候顯出這種必然的迷惑性，即使一個人的本身已經並不存在，也是如此，對於這點，我一直深信不疑，但作為人，我們卻總在一定程度上遮掩了它，於是它的荒涼和隱秘一下就潛到了我們的最深處的意識中。而史鐵生的散文中有對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等的徹悟，它是一種正道，是無邪，是通達無阻，它能給人稍微的慰藉。
從史鐵生的作品中，我還是讀出了一種疲憊，他雖有俯視一切的智慧，但他的身體已經受到了嚴重的損傷，這必然會從正麵或負麵影響到他的寫作，並在他的作品中有意無意地顯露出來，因為從這一角度上來看，病痛無論探入誰的身體或內心，那麽那人在他的作品中，無論怎麽掩飾，他的病痛在他的文字中肯定也不會是滴水不漏的，這應該不是智性的問題，而是一種心力問題，比如人生征途上的坎坷、猶豫、彷徨，智力的勞頓，誘惑與懼怕，都會讓人難以承受。因此有時我想，大凡一個對生活和心靈涉獵太多的人，內心太聰慧，目光太清楚敏感的人，他必然在某一個方麵是一個是脆弱的。
但就是這點卻從另外一個方麵成就了作為作家的史鐵生，我私自認為他的寫作，倒是應該得益於他身體的損耗了。身體的障礙使他迷惑，迷惑讓他寫作，寫作使他麵臨諸多困境，困境又使他思索，思索又能深到生死的地步，而生死更會使一個人對生命的體悟通透，所以史鐵生超越了一般人所能到達的境界，使他雖不能樂天，卻也能知命，他曾寫過一篇文章《困境使我知命》，其中說：“那時候我也還是不大想活，希望能有一個自然的死亡。但是死亡一經耽擱，你不免就進入了另一些事情，就像小河裏的水慢慢豐盈了，你難免就順水漂流，漂進大河裏去了，四周的風景豁然開朗，心情不由得也就變了。終於有一天你又想到了死，心說算了吧，再試試，何苦前功盡棄呢？憑什麽我非得輸給你不可呢？這時候，你已經開始對死亡有一種幽默的態度了。”
“當終於有一天我不再想自殺的時候，生命不見得是向我投來了它的誘惑，而是向我敞開了它的魅力和意義。所以我說，對病，對死，對一切困境，最恰當的態度是敬重，它使我提前若幹年‘知命’了。所謂“知命”，就是知道命運反正是不可能都隨人願的，人呢？務必不能逃避困境，而是要正眼看它。”
這是史鐵生有所悟入，而後性靜心空的結果。《宗鏡錄》上講，“心能作佛，心作眾生，心作天堂，心作地獄。”禪對無限的追求為後世的人格超越提供了積極的範例。 史鐵生的這種“齊死生的灑脫”與“離境無生滅的放達”應該是類似的一種結果。在我國古代哲學中，對生死問題曾做過最細致詳盡探究的，比如莊子。他認為，死生都是自然的變化，“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莊子•大宗師》)因此，生不必悅，死也不必惡。同時，古代聖賢們在生死問題上表現出的極其瀟灑安然的風神，比如“彼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疣潰癰。”生乃氣如贅疣，並無可樂；死為氣散，恰似決潰，亦不必哀等等曠達的意識，以及由此生發出的對於生死的達觀，應該在史鐵生身上得到了很好地體現。於是史鐵生的散文必然表現出一種與眾不同的境界，脫曠盡情，卻不超越世俗。
他說：“我向往著這樣的寫作——當白晝的一切明智與迷障都消散了以後，黑夜要我用另一種眼睛看這世界。”
在《無病之病》中他又寫到：“他為生存尋找理由卻終於看到了智力的絕境——你不可能把矛盾認識完，因而你無從根除災難和痛苦；而且他豁達了又豁達還是忘不了一件事——人是要死的，對於必死的人（以及必歸毀滅的這個宇宙）來說，一切目的都是空的。他又生氣又害怕。他要是連氣帶嚇就這麽死了，就無話好說，那未必不是一個有效的歸宿。”
這是一種寂然大靜的體悟，是一種安生安死的狀態，是一種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的獨有的人格體悟，這是一種大境界。
關於境界，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寫到：“詞以境界為最高，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並說：“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為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無境界。”葉嘉瑩在《迦陵論詞從稿》對此作了一個合適的解釋，他說：“境界之產生，全賴吾人感受之所及。因此，外在世界在未經吾人感受之功能予以再現時，並不得稱之為境界。”而明代“後七子”之一謝榛在《四溟詩話》中也對境界做了解釋：“情融乎內而深且長，景耀乎外而遠且大。”而史鐵生的散文也是他修煉的品質和文質的最好體現，其中也有一個過程。
開始時候的史鐵生，病痛的折磨帶給他的苦楚、絕望，使他焦躁不安，他寫到：“雙腿癱瘓後，我的脾氣變得暴怒無常。望著望著天上北歸的雁陣，我會突然把麵前的玻璃砸碎；聽著聽著李穀一甜美的歌聲，我會猛地把手邊的東西摔向四周的牆壁。母親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見的地方偷偷地聽著我的動靜。當一切恢複沉寂，她又悄悄地進來，眼邊紅紅的，看著我。‘聽說北海的花兒都開了，我推著你去走走。’她總是這麽說。母親喜歡花，可自從我的腿癱瘓後，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
我狠命地捶打這兩條可恨的腿，喊著：‘我活著有什麽勁！’”（《秋天的懷念》）
這是常人必有的常態，這在史鐵生身上也並不奇怪，對於道理的覺悟，每個人都會有這樣一個階段，但再往後走，人與人變區分出來了，也就是說，並非所有的人能將一種苦痛轉化為一種更強有力的精神，並非所有的人都能有內在的超越。這也是一個善於思想的人與一個帶有思想惰性或並不能思想或不想去思想的人的區別。
在以後的文字中，史鐵生將它重建為一種獵牧自己文字的園囿，在《隨筆十三》中，他寫到：“人需要欣賞，生命需要被欣賞。就像我們需要欣賞我們的愛人，就像我們又需要被愛人欣賞。
重現往事，並非隻是為了從消失中把它們拯救出來，從而使那部分生命真正地存在；不，這是次要的，因為即便它們真正存在了終歸又有什麽意義呢？把它們從消失中拯救出來僅僅是一個辦法，以便我們能夠欣賞，以便它們能夠被欣賞。在經曆它們的時候，它們隻是匆忙，隻是焦慮，隻是 ‘以物喜，以己悲’，它們一旦被重現你就有機會心平氣和地欣賞它們了，一切一切不管是什麽，都融化為美的流動，都凝聚為美的存在。
成為美，進入了欣賞的維度，一切才都有了價值和意義。”（《隨筆十三》）
從中我們得知，對於更深的困苦，史鐵生最終借助於審美的力量，在藝術中把它融到了自己的人生裏麵，那是一份清疏簡淡樸拙幽深恰的宣告。《病隙碎筆》中有許多對於信仰的思考與這如出一轍，皆發人深省，這是一種達觀的認識和超脫的心情，也是一種生存的智慧。
“所謂天堂即是人的仰望。”史鐵生說。
一般而言，病痛不是使一個人更加深刻，就是讓一個人更加平庸，而史鐵生用精神的緊衣包裹著自己，並在自己的作品中，刻畫下了一條條泛著血絲的痕跡，他的病痛使他比其他的人更有責任感去認識作為人的存在的本質。赫舍爾在《如何生存》中說：“人的存在的關鍵形式是人的生存。”因此如何對待生存問題牽扯到生命的意義問題。史鐵生在他的散文中思考著生與死、苦難與信仰、殘缺與愛情、宿命與藝術等重大命題，對於寫作，他寧靜和執著；對於生命，他冷靜和超脫；對於親情，他感悟並感動；對於每一個關心他的人，他友善和熱情。
關於史鐵生的寫作，我想它更是一種接近天道的宿命。
他這樣描述自己的創作：“寫作是一種被逼無奈的事。”
而天道與人性是緊密相連的，宋代二程曾說：“在天為命，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朱熹也說：“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但對於外界，比如：風雨露電，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木石，要與之有所感應，進而融為一體，就必須講求一個“人道”，即人必須在“善”和“真”上辨識出輕重緩急，並使之成為自己的道德和品行。史鐵生的寫作並沒有特意地追求傷感與沉重，但他深知“活得要有意義”，“要求意義就是要求生命的重量”， 因此在他的散文裏，他講求的是“良知”、“良能”，是以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等四端為人修養的重點去認真對待，去到現世中實踐，去到散文裏表達，史鐵生在他的散文裏以仁、義、禮、智為基礎，把它們擴充了，並將這些潛到了他本質的心態中去，這是他散文與眾不同的原因所在。由此他的散文讓人感到了一種別樣的苦難。
我認為苦難或苦惱的根源其實最終是尊嚴的缺失，它在人尋求最高意義或者自身存在的意義的時候，被誤解或者被否定，甚至就像海德格爾所說的那樣，“你生而為人是違背你的意誌的，你活著是違背你的意誌的，你必須作出解釋也是違背你的意誌的……”這種窘迫會使一個作家變得敏感，他的作品也會寫到生命的根本上去，比如真。這是我們一直以來的寫作的目的和歸宿。早在幾千年的莊子就主張“法天貴真”，並且說“真者，精神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郭象在《莊子•序》中曾談到：“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這就要求文學的寫作要在聲色貨利，五欲之塵中，遠遠避開了一種表象，因為那樣寫作的，就象一個人在人落水之後隻是高喊救命一樣膚淺，所以散文的寫作要求有一種大胸懷在裏麵，一種人世間的積極進取，一般來說應歸到脫離一種名利的爭逐，聲色上的沉醉上去。舍身飼虎，割肉喂鷹，立雪斷臂，不退初心，雖然有些要求有些過了，但那是一種精神內在的歸宿和目標。這是梁啟超先生說的，“兼善而非獨善，乃入世而非厭世”的境界。釋迦也曾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不惟入地獄，而且常住地獄，不惟常住地獄，而且莊嚴地獄。”其實這是一種佛法，更是一種求真求善的境界。
而史鐵生的散文也求真求善。他寫到：“道德的最高尚的原則，我想，就是使最多的人最大程度地獲得自由、幸福、快樂的生命過程。隻有更為高尚的目的才能引導出更為自由、更為幸福、更為快樂的過程。我看這兒用不著擔心。如果為了展開過程我們需要設置目的，那麽為了展開更為自由、幸福、快樂的過程，我們明顯需要設置更為高尚的目的。”而且史鐵生認為：“純文學是麵對著人本的困境。譬如對死亡的默想、對生命的沉思，譬如人的欲望和人實現欲望的能力之間的永恒差距，譬如宇宙終歸要毀滅那麽人的掙紮奮鬥意義何在等等，這些都是與生俱來的問題。”史鐵生用他的智慧引領我們走在了自我的救贖之路上，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堅忍、勤奮、堅持著活著的史鐵生。周國平先生這樣評價史鐵生時說：“ 史鐵生不是一個殘疾人和重病患者，他自由的心魂漫遊在世界和人生的無疆之域，他的思考既執著又開闊，既深刻又平易近人，他的“寫作之夜”依然充實而完整。……在史鐵生身上業已形成了一種堅固的東西，足以使他的精神曆盡苦難而依然健康，備受打擊而不會崩潰。這是什麽東西呢？關於殘疾，史鐵生自己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人所不能者，即是限製，即是殘疾。’在此意義上，殘疾是與生俱來的，對所有的人來說都是這樣。看到人所必有的不能和限製，這是智慧的起點。”陳村在《我看史鐵生》也中寫到：“我喜歡他作品的一個最大的理由是，他的想法和文字明淨，不曾神神鬼鬼牽絲攀藤。他的手總是溫暖的，寬厚的。他是能超越智和愚的。他不作狀，而是常常省察自己的內心。他把自己看輕了，才能去愛自己，愛世界。”“史鐵生通常並不抱怨，他知道感恩，知道在生的命題下諸多奧義。”
孔子說：“君子道者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這話可以用在史鐵生的身上。
史鐵生是一個靠自己的覺悟修養品行的人。
《大學》中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修身。”我不知道史鐵生是否是按照這套儒家的修身之法來磨練自己的心性的，但他心中始終存在的撕裂感，肯定使他的內心不會空疏，他既是現世的，更是倫理的，他明心礪性，他是一個從愛中得到溫暖，又將溫暖給予別人的人，他寫到：“友誼、愛、以及敞開自己的心靈，是最好的醫藥。”
“其實，人這一生能得到什麽呢？隻有過程，隻有注滿在這個過程中的心情。所以，一定要注滿好心情。但你要是逃避困境——但困境可並不躲開你，你要是封閉自己，你要總是整天看什麽都不順眼，你要是不在愛和友誼之中，而是在愁恨交加之中，你想你能有什麽好心情呢？其實，愛、友誼、快樂，都是一種智慧。”
朱熹認為：“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史鐵生的散文表現出的煥發的文氣和文意，對文學特質的睿智透視和把握，應該是他鍛煉品性的結果。
一般說來，要避免被損害，而使自己的意誌和其他人的意誌保持在同一水平上，必須具備一個內心公平的條件，但生命本身實質上的損傷、嚴酷和對弱者的征服。這容易讓人變得卑縮。史鐵生飽經憂患，品嚐著人間的苦難，但這也幸運地成就了他一篇篇探索人們心靈隱秘的作品，但我不知道這是他的幸運，還是後人的幸運，我從中讀出了一種完全的痛楚和抑鬱。馮友蘭先生在《新原人》中把人生的境界分為四種，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並說：“人對於宇宙人生的覺解的程度，可有不同。”“世界是同此世界，人生是同樣的人生，但其對於各人的意義，則可有不同。”史鐵生始終在他的散文作品中為自己的寫作緣情言理，“為生存找一個至一萬個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隻是一個生物過程，更是一個充實、旺盛、快樂和鎮靜的精神過程”。他在 病隙碎筆間寫的大多是靈魂的事，是關於生命、愛情和信仰的沉思，雖然他命若琴弦，但宿命的寫作卻使他一直在頑強地追問並要求著生存的意義，他散文的重量也在於此。
史鐵生的作品伴隨著我們的青春記憶，他的堅強，思索，智慧，深刻和超脫曾經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示和思考。在此，謹引用王冰的這篇文藝評論來悼念這位身殘誌堅的卓越作家。史鐵生先生，一路走好！
史鐵生：困繞著病痛之境的散文 ZT
王冰
讀完史鐵生，我一下子被擊傷了。我一切理性品評的準備頃刻間轟然倒塌，他散文中呈現的病痛之境，隻能讓人得出一個有悖常理的結論，即作為個體的人，你必須在某一點上是殘缺的。
從《務虛筆記》、《我與地壇》到《病隙碎筆》，史鐵生一直都在“思索活著”，“活著思索”， “這可能就是我的寫作動機。就是說，要為活著找到充分的理由。 ”他說。這讓人不覺感到了一種痛，但我一直在揣測，除此之外，包括除了讓人感到沉靜、深刻外，又是一種什麽東西讓他的散文如平原的溪流一樣，平緩鋪陳呢？
作家蔣子丹在《寧靜的史鐵生》中寫到：“史鐵生是經常能給我們以驚異的那種作家。也許因為他特殊的身體狀況給了他人所不及的感悟力。”“史鐵生的出語驚人並不表現為壯懷激烈與慷慨陳詞，他總是很平靜甚至很低調地寫一些平實的文字……史鐵生的苦難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從史鐵生的文字裏看得到一個人內心無一日止息的起伏，同時也在這個人內心的起伏中解讀了寧靜。”我想，史鐵生的這種平靜應該是真實的，他靜觀和俯察塵世的一切，真實地感受著自己能夠感受的一切，並認真地加以抒寫，他的散文猶如看護般精心，如書記員一樣忠實，原原本本地再現了自己從肉體到精神的整個體驗的過程，幾乎篇篇都是當代散文中的精品。
史鐵生的散文作品裏有一種宗教一樣的平靜和通透。他認為：“‘人人皆可成佛’和‘人與上帝有著永恒的距離’，是兩種不同的生命態度，一個重果，一個重行，一個為超凡的酬報描述最終的希望，一個為神聖的拯救構築永恒的路途。但超凡的酬報有可能是一幅幻景，以此來維護信心似乎總有懸危。而永恒的路途不會有假，以此來堅定信心還有什麽可怕！”（《神位 官位 心位》）
“我們無法談論‘無’，我們以‘有’來談論‘無’。
我們無法談論‘死’，我們以‘生’來談論‘死’。
我們無法談論‘愛情’，我們以‘孤獨’來談論‘愛情’。”（《愛情問題》）
其中，他所談論的主題以及從中體現出來的一種心態，可見他由身體的苦痛到智性思索的痕跡，他讓我們感到自己思想的漂浮，它讓我們在一種莫名的情緒中無法自持，就像卡夫卡一樣，看到自己的血由細小的傷口內部緩緩流出，也會感到一種突如其來的興奮和激動，於是從這一刻我更覺出身體的虛脫其實首先來源於思想的虛脫。
在人們看來，宇宙的奧秘，如萬物生滅，時序遷流，及人生的真諦，如生老病死，窮途末路等，看似都變幻莫測，但在史鐵生那裏，卻是遵循著一種法則來運行的。有時我想釋迦說過的“法學如是”是一種什麽樣的真諦隱在其中呢？如果說它的意思是講一些現象在自然法則上本來就是如此，那麽這個法則是什麽？史鐵生也力圖要解釋一些人生的困惑，擺脫因困惑而來的困境，他在《答自己問》中做了這樣的思考，“換一種情況看看：你自由地為生存尋找理由，社會也給你這自由，怎麽樣呢？結果你仍然可能找不到。這時候，困難已不源於社會問題了，而是出自人本的問題的艱深。譬如死亡與殘病，譬如愛情和人與人的不能徹底溝通，譬如對自由的渴望和人的能力的局限，譬如：地球終要毀滅那麽人的百般奮鬥究竟意義何在？無窮無盡地解決著矛盾又無窮無盡地產生著矛盾，這樣的生活是否過於荒誕？假如一個極樂世界一個共產主義社會真能呈現，那時就沒有痛苦了嗎？沒有痛苦豈不等於沒有矛盾豈不是扯謊？現代人高考落第的痛苦和原始人得不到一顆漿果的痛苦，你能說誰輕誰重？痛苦若為永恒，那麽請問我們招誰惹準了一定要來受此待遇？人活著是為了歡樂不是為了受罪，不是嗎？如是等等，”但他的答案雖然多種多樣，卻一直有些模糊，比如他說：“因為藝術正是在精神迷茫時所開始的尋找，正是麵對著現實的未知開始創造。”比如：“我們活著，本不需要詩。我們活著，忽然覺悟到活出了問題，所以才有了‘詩性地棲居’那樣一句名言。”“這類疑問，常常包含了生活的一種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因而也常常指示出現實生活的某種沉屙痼疾。”（《無病之病》）其中作者心路的迷惑，以及由之而對陌生之域的驚訝、敬畏與探問等等一直讓我思路遊移，麵對史鐵生的幾冊散文，我總覺出我的目光在無法控製毫無蹤影地在往裏滲，於是我感到更加迷惑。我想人總在某些時候顯出這種必然的迷惑性，即使一個人的本身已經並不存在，也是如此，對於這點，我一直深信不疑，但作為人，我們卻總在一定程度上遮掩了它，於是它的荒涼和隱秘一下就潛到了我們的最深處的意識中。而史鐵生的散文中有對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等的徹悟，它是一種正道，是無邪，是通達無阻，它能給人稍微的慰藉。
從史鐵生的作品中，我還是讀出了一種疲憊，他雖有俯視一切的智慧，但他的身體已經受到了嚴重的損傷，這必然會從正麵或負麵影響到他的寫作，並在他的作品中有意無意地顯露出來，因為從這一角度上來看，病痛無論探入誰的身體或內心，那麽那人在他的作品中，無論怎麽掩飾，他的病痛在他的文字中肯定也不會是滴水不漏的，這應該不是智性的問題，而是一種心力問題，比如人生征途上的坎坷、猶豫、彷徨，智力的勞頓，誘惑與懼怕，都會讓人難以承受。因此有時我想，大凡一個對生活和心靈涉獵太多的人，內心太聰慧，目光太清楚敏感的人，他必然在某一個方麵是一個是脆弱的。
但就是這點卻從另外一個方麵成就了作為作家的史鐵生，我私自認為他的寫作，倒是應該得益於他身體的損耗了。身體的障礙使他迷惑，迷惑讓他寫作，寫作使他麵臨諸多困境，困境又使他思索，思索又能深到生死的地步，而生死更會使一個人對生命的體悟通透，所以史鐵生超越了一般人所能到達的境界，使他雖不能樂天，卻也能知命，他曾寫過一篇文章《困境使我知命》，其中說：“那時候我也還是不大想活，希望能有一個自然的死亡。但是死亡一經耽擱，你不免就進入了另一些事情，就像小河裏的水慢慢豐盈了，你難免就順水漂流，漂進大河裏去了，四周的風景豁然開朗，心情不由得也就變了。終於有一天你又想到了死，心說算了吧，再試試，何苦前功盡棄呢？憑什麽我非得輸給你不可呢？這時候，你已經開始對死亡有一種幽默的態度了。”
“當終於有一天我不再想自殺的時候，生命不見得是向我投來了它的誘惑，而是向我敞開了它的魅力和意義。所以我說，對病，對死，對一切困境，最恰當的態度是敬重，它使我提前若幹年‘知命’了。所謂“知命”，就是知道命運反正是不可能都隨人願的，人呢？務必不能逃避困境，而是要正眼看它。”
這是史鐵生有所悟入，而後性靜心空的結果。《宗鏡錄》上講，“心能作佛，心作眾生，心作天堂，心作地獄。”禪對無限的追求為後世的人格超越提供了積極的範例。 史鐵生的這種“齊死生的灑脫”與“離境無生滅的放達”應該是類似的一種結果。在我國古代哲學中，對生死問題曾做過最細致詳盡探究的，比如莊子。他認為，死生都是自然的變化，“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莊子•大宗師》)因此，生不必悅，死也不必惡。同時，古代聖賢們在生死問題上表現出的極其瀟灑安然的風神，比如“彼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疣潰癰。”生乃氣如贅疣，並無可樂；死為氣散，恰似決潰，亦不必哀等等曠達的意識，以及由此生發出的對於生死的達觀，應該在史鐵生身上得到了很好地體現。於是史鐵生的散文必然表現出一種與眾不同的境界，脫曠盡情，卻不超越世俗。
他說：“我向往著這樣的寫作——當白晝的一切明智與迷障都消散了以後，黑夜要我用另一種眼睛看這世界。”
在《無病之病》中他又寫到：“他為生存尋找理由卻終於看到了智力的絕境——你不可能把矛盾認識完，因而你無從根除災難和痛苦；而且他豁達了又豁達還是忘不了一件事——人是要死的，對於必死的人（以及必歸毀滅的這個宇宙）來說，一切目的都是空的。他又生氣又害怕。他要是連氣帶嚇就這麽死了，就無話好說，那未必不是一個有效的歸宿。”
這是一種寂然大靜的體悟，是一種安生安死的狀態，是一種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的獨有的人格體悟，這是一種大境界。
關於境界，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寫到：“詞以境界為最高，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並說：“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為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無境界。”葉嘉瑩在《迦陵論詞從稿》對此作了一個合適的解釋，他說：“境界之產生，全賴吾人感受之所及。因此，外在世界在未經吾人感受之功能予以再現時，並不得稱之為境界。”而明代“後七子”之一謝榛在《四溟詩話》中也對境界做了解釋：“情融乎內而深且長，景耀乎外而遠且大。”而史鐵生的散文也是他修煉的品質和文質的最好體現，其中也有一個過程。
開始時候的史鐵生，病痛的折磨帶給他的苦楚、絕望，使他焦躁不安，他寫到：“雙腿癱瘓後，我的脾氣變得暴怒無常。望著望著天上北歸的雁陣，我會突然把麵前的玻璃砸碎；聽著聽著李穀一甜美的歌聲，我會猛地把手邊的東西摔向四周的牆壁。母親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見的地方偷偷地聽著我的動靜。當一切恢複沉寂，她又悄悄地進來，眼邊紅紅的，看著我。‘聽說北海的花兒都開了，我推著你去走走。’她總是這麽說。母親喜歡花，可自從我的腿癱瘓後，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
我狠命地捶打這兩條可恨的腿，喊著：‘我活著有什麽勁！’”（《秋天的懷念》）
這是常人必有的常態，這在史鐵生身上也並不奇怪，對於道理的覺悟，每個人都會有這樣一個階段，但再往後走，人與人變區分出來了，也就是說，並非所有的人能將一種苦痛轉化為一種更強有力的精神，並非所有的人都能有內在的超越。這也是一個善於思想的人與一個帶有思想惰性或並不能思想或不想去思想的人的區別。
在以後的文字中，史鐵生將它重建為一種獵牧自己文字的園囿，在《隨筆十三》中，他寫到：“人需要欣賞，生命需要被欣賞。就像我們需要欣賞我們的愛人，就像我們又需要被愛人欣賞。
重現往事，並非隻是為了從消失中把它們拯救出來，從而使那部分生命真正地存在；不，這是次要的，因為即便它們真正存在了終歸又有什麽意義呢？把它們從消失中拯救出來僅僅是一個辦法，以便我們能夠欣賞，以便它們能夠被欣賞。在經曆它們的時候，它們隻是匆忙，隻是焦慮，隻是 ‘以物喜，以己悲’，它們一旦被重現你就有機會心平氣和地欣賞它們了，一切一切不管是什麽，都融化為美的流動，都凝聚為美的存在。
成為美，進入了欣賞的維度，一切才都有了價值和意義。”（《隨筆十三》）
從中我們得知，對於更深的困苦，史鐵生最終借助於審美的力量，在藝術中把它融到了自己的人生裏麵，那是一份清疏簡淡樸拙幽深恰的宣告。《病隙碎筆》中有許多對於信仰的思考與這如出一轍，皆發人深省，這是一種達觀的認識和超脫的心情，也是一種生存的智慧。
“所謂天堂即是人的仰望。”史鐵生說。
一般而言，病痛不是使一個人更加深刻，就是讓一個人更加平庸，而史鐵生用精神的緊衣包裹著自己，並在自己的作品中，刻畫下了一條條泛著血絲的痕跡，他的病痛使他比其他的人更有責任感去認識作為人的存在的本質。赫舍爾在《如何生存》中說：“人的存在的關鍵形式是人的生存。”因此如何對待生存問題牽扯到生命的意義問題。史鐵生在他的散文中思考著生與死、苦難與信仰、殘缺與愛情、宿命與藝術等重大命題，對於寫作，他寧靜和執著；對於生命，他冷靜和超脫；對於親情，他感悟並感動；對於每一個關心他的人，他友善和熱情。
關於史鐵生的寫作，我想它更是一種接近天道的宿命。
他這樣描述自己的創作：“寫作是一種被逼無奈的事。”
而天道與人性是緊密相連的，宋代二程曾說：“在天為命，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朱熹也說：“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但對於外界，比如：風雨露電，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木石，要與之有所感應，進而融為一體，就必須講求一個“人道”，即人必須在“善”和“真”上辨識出輕重緩急，並使之成為自己的道德和品行。史鐵生的寫作並沒有特意地追求傷感與沉重，但他深知“活得要有意義”，“要求意義就是要求生命的重量”， 因此在他的散文裏，他講求的是“良知”、“良能”，是以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等四端為人修養的重點去認真對待，去到現世中實踐，去到散文裏表達，史鐵生在他的散文裏以仁、義、禮、智為基礎，把它們擴充了，並將這些潛到了他本質的心態中去，這是他散文與眾不同的原因所在。由此他的散文讓人感到了一種別樣的苦難。
我認為苦難或苦惱的根源其實最終是尊嚴的缺失，它在人尋求最高意義或者自身存在的意義的時候，被誤解或者被否定，甚至就像海德格爾所說的那樣，“你生而為人是違背你的意誌的，你活著是違背你的意誌的，你必須作出解釋也是違背你的意誌的……”這種窘迫會使一個作家變得敏感，他的作品也會寫到生命的根本上去，比如真。這是我們一直以來的寫作的目的和歸宿。早在幾千年的莊子就主張“法天貴真”，並且說“真者，精神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郭象在《莊子•序》中曾談到：“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這就要求文學的寫作要在聲色貨利，五欲之塵中，遠遠避開了一種表象，因為那樣寫作的，就象一個人在人落水之後隻是高喊救命一樣膚淺，所以散文的寫作要求有一種大胸懷在裏麵，一種人世間的積極進取，一般來說應歸到脫離一種名利的爭逐，聲色上的沉醉上去。舍身飼虎，割肉喂鷹，立雪斷臂，不退初心，雖然有些要求有些過了，但那是一種精神內在的歸宿和目標。這是梁啟超先生說的，“兼善而非獨善，乃入世而非厭世”的境界。釋迦也曾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不惟入地獄，而且常住地獄，不惟常住地獄，而且莊嚴地獄。”其實這是一種佛法，更是一種求真求善的境界。
而史鐵生的散文也求真求善。他寫到：“道德的最高尚的原則，我想，就是使最多的人最大程度地獲得自由、幸福、快樂的生命過程。隻有更為高尚的目的才能引導出更為自由、更為幸福、更為快樂的過程。我看這兒用不著擔心。如果為了展開過程我們需要設置目的，那麽為了展開更為自由、幸福、快樂的過程，我們明顯需要設置更為高尚的目的。”而且史鐵生認為：“純文學是麵對著人本的困境。譬如對死亡的默想、對生命的沉思，譬如人的欲望和人實現欲望的能力之間的永恒差距，譬如宇宙終歸要毀滅那麽人的掙紮奮鬥意義何在等等，這些都是與生俱來的問題。”史鐵生用他的智慧引領我們走在了自我的救贖之路上，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堅忍、勤奮、堅持著活著的史鐵生。周國平先生這樣評價史鐵生時說：“ 史鐵生不是一個殘疾人和重病患者，他自由的心魂漫遊在世界和人生的無疆之域，他的思考既執著又開闊，既深刻又平易近人，他的“寫作之夜”依然充實而完整。……在史鐵生身上業已形成了一種堅固的東西，足以使他的精神曆盡苦難而依然健康，備受打擊而不會崩潰。這是什麽東西呢？關於殘疾，史鐵生自己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人所不能者，即是限製，即是殘疾。’在此意義上，殘疾是與生俱來的，對所有的人來說都是這樣。看到人所必有的不能和限製，這是智慧的起點。”陳村在《我看史鐵生》也中寫到：“我喜歡他作品的一個最大的理由是，他的想法和文字明淨，不曾神神鬼鬼牽絲攀藤。他的手總是溫暖的，寬厚的。他是能超越智和愚的。他不作狀，而是常常省察自己的內心。他把自己看輕了，才能去愛自己，愛世界。”“史鐵生通常並不抱怨，他知道感恩，知道在生的命題下諸多奧義。”
孔子說：“君子道者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這話可以用在史鐵生的身上。
史鐵生是一個靠自己的覺悟修養品行的人。
《大學》中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修身。”我不知道史鐵生是否是按照這套儒家的修身之法來磨練自己的心性的，但他心中始終存在的撕裂感，肯定使他的內心不會空疏，他既是現世的，更是倫理的，他明心礪性，他是一個從愛中得到溫暖，又將溫暖給予別人的人，他寫到：“友誼、愛、以及敞開自己的心靈，是最好的醫藥。”
“其實，人這一生能得到什麽呢？隻有過程，隻有注滿在這個過程中的心情。所以，一定要注滿好心情。但你要是逃避困境——但困境可並不躲開你，你要是封閉自己，你要總是整天看什麽都不順眼，你要是不在愛和友誼之中，而是在愁恨交加之中，你想你能有什麽好心情呢？其實，愛、友誼、快樂，都是一種智慧。”
朱熹認為：“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史鐵生的散文表現出的煥發的文氣和文意，對文學特質的睿智透視和把握，應該是他鍛煉品性的結果。
一般說來，要避免被損害，而使自己的意誌和其他人的意誌保持在同一水平上，必須具備一個內心公平的條件，但生命本身實質上的損傷、嚴酷和對弱者的征服。這容易讓人變得卑縮。史鐵生飽經憂患，品嚐著人間的苦難，但這也幸運地成就了他一篇篇探索人們心靈隱秘的作品，但我不知道這是他的幸運，還是後人的幸運，我從中讀出了一種完全的痛楚和抑鬱。馮友蘭先生在《新原人》中把人生的境界分為四種，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並說：“人對於宇宙人生的覺解的程度，可有不同。”“世界是同此世界，人生是同樣的人生，但其對於各人的意義，則可有不同。”史鐵生始終在他的散文作品中為自己的寫作緣情言理，“為生存找一個至一萬個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隻是一個生物過程，更是一個充實、旺盛、快樂和鎮靜的精神過程”。他在 病隙碎筆間寫的大多是靈魂的事，是關於生命、愛情和信仰的沉思，雖然他命若琴弦，但宿命的寫作卻使他一直在頑強地追問並要求著生存的意義，他散文的重量也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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