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領風騷》ZT

從江戶時代開始，大阪就是日本的商業中心，最繁華的地方叫船場，那裏的商人在日本是出了名的精明。16歲的鬆下幸之助就在大阪電燈公司作學徒，他從船場商人那裏學到了不少經商的理念，“當時船場商人中，流行這樣一種說法，這種說法是：三方得利，意思是說，做買賣要讓買方得利、賣方得利、還要社會得利，掙錢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能持續地掙錢，這一點讓鬆下幸之助受益匪淺。”

1918年，23歲的鬆下幸之助，在反複思考後決心像父親教誨的那樣：要以商立身。他從已經幹出點成績的電燈公司辭職，創辦了一家生產插座和電風扇底盤的小公司，並用自己的姓氏命名。鬆下幸之助創業的年代正值日本公司蓬勃發展時期，一批日後逐鹿全球的公司開始草創，同一年，豐田佐吉創辦豐田東京自動紡織社，15年後，這家紡織公司設立了汽車部，田中製造所和東京電氣此時已經營得十分紅火，二十年後，他們合並成了日本最大的電機公司東芝，同樣在大阪起步的夏普公司正憑借創始人早川德治在1915年發明的自動鉛筆而得以擴張，從一個電氣修理車間起立的日利公司，也在1915年時成功製造了7000瓦的水力渦輪機。不過，僅僅在50年前，日本人還錢然不知公司為何物？

從歐洲引入這一新鮮事物的是被稱為日本現代企業之父的澀澤榮一，他不僅創辦了日本第一家股份製公司，還寫了一本書介紹股份公司創辦之法的指導書。

1872年，大阪府發布公告，明確要求民眾締結會社、商社，應熟讀澀澤榮一撰寫的《立會約則》。在政府的倡導和扶持下，到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的1896年，日本各類公司的總數達到4596家，其中股份製公司占半數以上，伴隨著公司數量的增長，來自歐美的現代觀念也在不斷地衝擊著日本。

日本開國之初，橫濱港對外開放，一位前來觀察的英國記者在報告中寫道；日本人非常懶惰，這麽懶惰的國家，經濟是不會發展的！這讓日本人很氣憤，因為他們一直認為自己很勤勞。“為什麽有這樣的報道呢？恐怕是因為在此之前，日本人做事總是比較隨意，按照自己的時間去做事，但是現代工廠的工作方式是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好規定的工作，到點才能離開。”

現代化的生產方式，改變了日本人的時間觀念。遲到一詞隨之出現在近代日語中，在文明開化之風的掃蕩下，日本人剪短頭發、換上西服，跳起了西洋舞，建起了西式一條街，但是，整個社會長期形成的官尊民卑和重士輕商的思想基礎，卻非輕易能夠改變。澀澤榮一逐漸發現，要想有根本性的突破，症結不在於是否學會了股份製的樣式，而在於如何改變阻礙公司發展的社會文化。自明治維新以來，主導開放改革的日本精英階層就意識到：思想解放是國家進步的根本。

在澀澤榮一進行實業開拓之際，福澤諭吉則創辦了一所學校來傳播經濟思想。日本常說：公司在慶應。這所日本最早的私立大學在開辦之初，設有文學、理財、法律三個科係，把理財也就是經濟作為科學之一。福澤諭吉的這一做法和他此前的著作一樣，大大震動了日本社會。“福澤諭吉的著作《勸學篇》，第一版賣出了22萬本，當時的日本國民中，每160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讀過這本書的第一版。”

《勸學篇》的開篇第一句話是：“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這位思想家教給日本人的第一件事就是人人都是平等的，沒有人可以淩駕在別人頭上，也沒有人生活在別人身下，“隻有每個公民都成為獨立自主的個人，才能實現國家的獨立自主，立國和使個人獨立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盡管有很多方式能夠幫助立國，但福澤強調必須重視經濟。”因為福澤諭吉成天把經濟掛在嘴邊，士大夫們嘲笑他是賣福澤的諭吉，但他本人卻毫不介意，還第一個走上大學講台去講授經濟學。在他的影響下，慶應大學的畢業生都多不願從政、而願從商。

不過，極力主張引入新文化的福澤諭吉並非一個簡單的拿來主義者，“福澤最重要的思想是盡管西洋的東西得到了很好的介紹和接納，但是在應用的時候，如果不把日本人的精神和需求、日本社會的曆史傳統、社會風氣以及社會自身的特點作為根本，隻是把西洋的東西借來使用是不行的。”

1910年3月16日，從事實業20餘載的澀澤榮一迎來了70壽辰，他最喜歡的生日禮物是一位企業家送來的一幅畫，畫作中的4件作品寓意了他一生的追求：象征武士道精神的武士刀、代表西洋文化的紳士帽、意指商業活動的算盤、修習倫理道德的《論語》。受此啟發，沼澤榮一開始撰寫著作《論語與算盤》，數十年的政商經驗告訴他要改變輕商賤利和權力本位的風氣，必須在日本傳統的儒教思想和資本主義之間找到一個適當的結合點。

“沼澤榮一有趣的地方是：他說如果突然要求學習近代化的知識、學習英語，人們會無法接受，他主張通過大家都容易理解的，通過在當時一些有過教養的人都知道的《論語》和算盤來學習。”

沼澤榮一從東方的儒學傳統中為經商找到了高尚的動機：經商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社會，這不僅同理想人格沒有矛盾，而且還是實現理想人格的最佳途徑，正所謂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這一解釋賦予了商業活動新的意義，進而改變了日本社會的價值觀。

“這是現代版的《論語》，闡述了作為經營者必須具有的觀念，從福澤諭吉和沼澤榮一開始，人們有了這樣一種觀點，在追求金錢的同時，如果失去了人心、精神和和諧就很危險了，這正是沼澤榮一著作的主要觀點。”

1916年《論語與算盤》一書出版，每本隻賣一日元，人人爭相閱讀，作為日本企業界的聖經。到鬆下逹之助創業的1918年，公司已成為日本經濟的主要支柱，此時正值明治維新50周年。

運來天地皆同力。某種意義上掌握權力的組織者一直是社會流文化的決定者和引導者，“明治政府已經建立了現代化的各種製度，奠定了經濟活動的基礎，比如關於合同的理念、所有權的問題，關於這些都分布了法律，也製定了以政府為主導的銀行製度，可以說這些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日本《公司法》出台的1890年，國會頒布了第一部《憲法》，《憲法》強調了天皇的絕對權力，但也賦予了民眾一定程度的經濟自由，規定：日本臣民其所有不受侵害，在保護所有權的同時，明治政府也對產權做出調整，很早就將經營不善的官辦企業委托給私人經營。同步推進的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改革，使得封建特權逐漸崩潰，等級製度日益瓦解，“不隻是封建道德，也可以有新的生活方式，西洋文化的根本是個人主義，強調尊重個人，這種觀念在明治以後逐漸被人們所理解。”

1931年，沼澤榮一逝世，皇室成員和政府高官都來為這位企業家送行。商人在日本已不再是士農工商四民之末，而成為受人尊敬的社會中堅。在最初的碰撞之後，日本正在形成自己獨特的新文化，公司在這裏找到了屬於自己的陽光、空氣和水土。

20世紀30年代，一代新的企業家繼承了沼澤榮一的精神衣缽。1932年5月5日，鬆下幸之助將168名員工全部召集起來，激動地向大家宣布自己剛剛發現的公司使命。“我們如果能像算來水管那樣不停的生產，當然價格就會降低，產品就會變得便宜，人們會方便，生活會更美好，社會會更富裕，這是鬆下電器公司所有員工生存的意義，也是公司的社會使命。”

鬆下幸之助把宣布算來水經營哲學的日子定為公司的創業紀念日。將1932年稱為命知創業元年，他認為，過去經商的15年隻是胚胎期，今後的250年才是達成使命的關鍵階段。放在第一位的目標，不是股東利益，而是回報社會和國家。鬆下提出的這種使命感，和鬆下幸之提出的公益即私利的觀點一脈相承，內裏充滿了東方文化的家國氣質。

“從根本上來說，歐美注重個人主義，股東是一個一個的個人，經營者也隻是考慮自己、考慮個人的升遷，而日本人認為隻要公司壯大了，自己也會變強。把個人的命運和公司的命運更加緊密地聯係在一起，這是最大的不同。這想亞洲也是這樣，大概也是一樣的”，“這知道，有一些文化，但更傾向於個人主義，有一些則更傾向於集體主義。管理體係中的薪酬製度都會映射出文化中的那些因素。”

獻身國家，忠誠、勇氣和自我犧牲。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被融入現代企業，公司因此而被獨特的日本麵孔。美國學者傅高義認為，在日本對應當為集體利益攜手合作的認同，仍然保留在所有的公司之中。這個社會所有的組織與個人都擁有國家的目的而造成共同努力的渴望。

員工喜歡以公司的名字為自己命名，稱自己為鬆下人，豐田人等等，他們將這種強烈的歸屬稱為“忠”，公司對日本人來說就象是一個更大的家。員工需要這個家，社會文化需要這個家，這是對人類千年傳承的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種延續。經營者則扮演著家長的角色，努力讓家庭保持和睦、團結和秩序，讓家庭成員分享幸福，於是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鬆下公司始創的終身雇傭製的年功序列製被廣為使用，幾乎成為日本企業的象征。

“我想最重要的一點是大家逐漸建立了這樣的觀念，公司不是股東的，也不是經營者的，而是公司職員的，這是日本企業文化最大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