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 東德向往自由的抗議

6月17日: 東德向往自由的抗議

 

六月十七大街（Straße des 17. Juni）是德國首都柏林東西軸線的一部分，也是德國聯邦公路B2和B5的一部分。六月十七大街西起恩斯特-羅伊特廣場，橫穿柏林工業大學的校園。國防運河是柏林夏洛特堡區和蒂爾加滕（德語中表“動物園”之意）區的分界線，其上的夏洛特堡大橋（Charlottenburger Brücke）也是六月十七大街的一部分，橋的西端是夏洛特堡門（Charlottenburger Tor）。六月十七大街在蒂爾加滕被勝利紀念柱截斷，大街的東端直到柏林城中區（Berlin-Mitte）的三月十八日廣場，與著名的菩提樹下大街在勃蘭登堡門相接。

六月十七大街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原名夏洛特堡道（Charlottenburger Chaussee，“Chaussee”在德文中是一種有硬鋪麵的郊區道路），其名稱起因於此大街是由當時的市區、柏林城中區，通往仍然是郊區的夏洛特堡之主要幹道。二戰期間稱為東西軸心路（Ost-West-Achse），盟軍攻克柏林後曾於此地進行勝利閱兵，戰後為紀念1953年蘇軍鎮壓東柏林的示威——東德六一七事件，而在1990年德國國慶節上改名為6月17日大街。

那是一場向往自由的抗議

罷工、示威、憤怒：1953年6月17日，東德人民向社會統一黨直接表達了他們的不滿。但蘇聯坦克開進鎮壓了東德人民的反抗。此後，包括東西德人民在內的所有人都清醒了頭腦：蘇聯決不容忍在他們的勢力範圍內出現反抗。

東德六一七事件是發生於1953年6月17日的一場東德人民示威遊行活動。原本是6月16日東柏林300名建築工人因抗議國營公司領導提高工作定額而不加薪的一次小規模的經濟罷工，但是在當天工人的要求被拒絕的消息被位於西柏林的美國占領區廣播電台（RIAS）播報之後，罷工活動於此日發展成為一場遍及東德各大城鎮的人民群眾示威遊行。示威參與者提出了撤走一切外國軍隊、實行言論和新聞自由、釋放政治犯、舉行全德自由選舉等政治口號。起初是東德人民警察進行鎮壓，後來蘇聯駐德國集團軍出動坦克上街驅散示威群眾。當局的鎮壓最終造成55人死亡。

為了紀念六一七事件，聯邦德國在1953年將每年6月17日定為“德國統一日”，而西柏林通往柏林牆勃蘭登堡門的大街被命名為“六月十七日大街”。

1952年5月，德意誌聯邦共和國（西德）拒絕了“斯大林照會”（由斯大林提出在蘇聯支持下統一德意誌民主共和國作為一個獨立和政治中立的德國的設想）。在冷戰的背景下，斯大林的建議遭到了聯邦德國的強烈懷疑，同月聯邦德國簽署了歐洲防務共同體條約。此時蘇聯和東德都意識到德國將無限期分裂。在東柏林，東德執政黨德國統一社會黨（SED）總書記瓦爾特·烏布利希將斯大林試圖實現德國統一的失敗解釋為“綠燈”，故繼續“加快社會主義建設”，那是1952年7月該黨在其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上宣布的方向。這一將東德蘇維埃化的舉措包括大幅增加分配給重工業的投資、對最後的私營工業企業征收歧視性稅收、強製農業集體化和反對東德宗教活動的聯合運動。

東德經濟方向轉變的結果是工人生活水平的迅速惡化，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53年上半年，這是自1947年饑餓危機以來東德人生活水平的首次明顯下降趨勢。隨著國家補貼的削減，旅行成本上升，而許多消費性產品開始從商店貨架上消失。工廠被迫限製加班：由於預算有限，工資被認為過高。與此同時，由於國家的集體化政策——東德40%的富裕農民逃往西德，留下超過750,000公頃（2,900平方英裏）的其他生產性土地休耕——以及貧乏的1952年收獲。因此，工人的生活成本上升，而大量工人的實得工資——其中許多人依靠加班費來維持生計——減少。1952-53年冬天，東德城市的熱電供應也出現嚴重中斷。到1952年11月，東德幾個主要工業中心發生了零星的糧食騷亂和工業動亂：萊比錫、德累斯頓、哈勒和蘇爾。工業動亂在接下來的整個春天一直持續，從煽動性言論和反SED塗鴉到涉嫌破壞。為緩解“建設社會主義”給國家帶來的經濟壓力，政治局決定在所有國有工廠的強製性基礎上增加 10%的工作配額：也就是說，工人現在必須以相同的工資多生產10%。此外，食品、醫療保健和公共交通的價格也有所上漲。加在一起，工作配額和物價上漲相當於每月削減33%的工資。工作配額的增加將於6月30日生效，那天即烏布利希的60歲生日。

雖然烏布利希對蘇維埃化崩潰後果的反應是勒緊東德人的腰帶，但許多東德人的反應是幹脆離開東德，這種現像被稱為“叛逃共和國”。1951年有16萬人離開；1952年有182,000人；在1953年的前四個月，盡管邊境現在大部分被封鎖，仍有122,000名東德人前往西方。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後，新的蘇聯集體領導層在4月初收到德國蘇聯管製委員會的一份報告時，對這些令人不安的統計數據感到震驚，該報告詳細描述了東德的經濟形勢。6月2日，蘇聯領導人發布了《關於改善東德政治局勢健康的措施》的命令，對SED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政策進行了嚴厲批評。各種職業和背景的人從東德大量湧入西方，“對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政治穩定構成了嚴重威脅”。為了挽救這種局麵，現在有必要結束強製集體化和對私營企業的戰爭。現在需要改變五年計劃，以犧牲重工業為代價，轉向消費品。必須放鬆政治司法控製和管製，必須停止針對新教教會的強製措施。此外，烏布利希的“冷酷行使權力”也受到譴責。然而，沒有明確要求扭轉極不受歡迎的增加工作配額。蘇維埃法令於6月2日發給了SED領導人瓦爾特·烏布利希和奧托·格羅提渥，那一天他們到達莫斯科。蘇聯總理格奧爾基·馬林科夫警告他們，改變對於避免東德發生災難至關重要。

6月9日，SED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如何回應蘇聯領導人的指示。盡管大多數政治局成員認為“新路線”的宣布需要黨內和廣大民眾認真準備，但蘇聯駐德國高級專員弗拉基米爾·謝苗諾夫堅持要立即實施。[10]因此，SED於6月11日在SED的官方黨報《新德意誌報》上發布了新政策。該公報盡職地批評了SED所犯的錯誤，並宣布烏布利希的大部分蘇維埃化運動現在將按照莫斯科的指示進行逆轉。現在將轉向消費品投資；小型私營企業的壓力將結束；強製集體化將停止；反對宗教活動的政策將停止。但是，至關重要的是，工作配額的增加並沒有被取消，這對聲稱代表其工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的合法性構成了威脅：資產階級和農民從新路線中受益的遠遠多於無產階級。公報及其對過去錯誤的坦率承認震驚和困惑了許多東德人，包括SED成員和廣大民眾。失望、不相信和困惑彌漫了地方黨部組織，其成員感到恐慌和被背叛。更廣泛的民眾將新路線視為東德政權軟弱的表現。

次日，6月12日，5,000人參加了在哈非爾河畔勃蘭登堡的勃蘭登堡-戈爾登監獄前舉行的示威活動。

6月14日，隨著《新德意誌報》的一篇社論譴責新的工作配額，更多的混亂接踵而至，但同一期的新聞文章讚揚了超出配額的工人。

6月15日，東柏林斯大林大街“Block 40”（第40區）工地的工人現在對取消增加的工作配額寄予厚望，向東德總理奧托·格羅提渥派遣了一個代表團，提交一份要求撤銷配額的請願書。格羅提渥忽視了工人的要求。

6月16日上午9點，東柏林“腓特烈斯海因醫院”和“斯大林大街第40區”建築工地的300名工人舉行罷工。遊行到位於沃爾大街的自由德國工會聯合會（FDGB）總部，然後到市中心，高舉橫幅並要求恢複舊的工作配額。隨著事情的發酵，抗議逐漸發展到政治問題。經由亞曆山大廣場和菩提樹下大街，大部分示威者轉移到萊比錫大街的市政府所在地；其他人則去了位於威廉皮克大街的東德統一社會黨總部。在途中，他們接管了兩輛音響卡車，並用它們來傳播他們的總罷工和示威遊行，並於第二天早上7:00在施特勞斯伯格廣場舉行。在東德政府建築前，龐大的示威人群要求與沃爾特·烏布利希和奧托·格羅提渥交談，但最後隻有重工業部長弗裏茨·塞爾布曼和東德和平委員會主席羅伯特·哈維曼教授從大樓裏走出來。兩人試圖讓示威者平靜下來，可聲音被人群的喧囂淹沒了，無果。

與此同時，東德中央政治局深思熟慮，無法決定該怎麽做。盡管情況緊急，但經過幾個小時的討論——在示威者的壓力下，可能還有來自蘇聯的壓力——領導層決定取消增加工作配額。東德中央政治局成員下令，提高生產力現在將是誌願性的，並譴責了強製工人提高國家生產力的行為，也歸咎於西方政客的挑釁。然而，當社會統一黨的一名工作人員到達政府部門向工人們傳達來自政治局的消息時，他們的討論話題早已與罷工問題無關。當天下午晚些時候，人群散去，工人們返回了他們的工地。除了人民警察和示威者之間的少許衝突外，當天其餘時間都很平靜。 東德領導層對示威者怨恨的深度和反政府行動的巨大範圍感到驚訝。事實上，東德的領導層是如此脫節，以至於它預計大規模的政治宣傳足以應對新出現的危機。顯然這還不夠，烏布利希可能在提出建議幾個小時後才意識到這一點。蘇聯當局同樣對東柏林示威後的廣泛抗議感到震驚。他們的反應是即興和不協調的。那天晚上晚些時候，謝苗諾夫會見了SED領導層，並告知他們他決定向柏林派遣蘇聯軍隊。

在整個6月16日晚上和6月17日淩晨，東柏林事件的消息通過口耳相傳和西方廣播迅速傳遍了整個東德，尤其是全天廣播的美國占領區廣播電台（RIAS）。下午，有廣播說示威者的要求從取消更高的工作配額和降價到高喊“我們要自由選舉”。東柏林工人後來與RIAS接觸，尋求其協助傳播他們對第二天進行總罷工的呼籲。RIAS的政治總監戈登·尤因（Gordon Ewing）認為該電台不能直接成為工人的喉舌；在他看來，這樣的舉動可能會引發一場戰爭。電台不會主動煽動叛亂，隻是如實、全麵地廣播示威信息。盡管如此，在晚上7點30分，RIAS報告說，一個建築工人代表團提交了一項決議供公布，稱罷工者已通過他們的行動證明“他們能夠迫使政府接受他們的合理要求”，如果他們要求降低工作配額、降價、自由選舉和赦免所有示威者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工人則隨時可以使用他們的權力。那天晚上晚些時候，美國占領區廣播電台幾乎積極鼓勵工人示威反對東德政權。RIAS項目主任埃伯哈德·舒茨稱該政權在工作配額問題上的逆轉是“東柏林人與蘇聯地區所有工作人口共享的勝利”。舒茨將政府的掉頭歸咎於工人的行為。他說，聽眾的要求——即政府辭職、西式自由等——是有道理的，並鼓勵他們支持示威者。舒茨說，RIAS和東德人民期待這些要求得到滿足：東德人民的任務是向東德政府和蘇聯共產黨表明這是真的。

繼西德聯邦全德問題部長雅各布·凱撒（Jakob Kaiser）在深夜廣播中告誡東德人避免挑釁之後，RIAS從晚上11點的新聞廣播開始，從那時起以每小時一次的廣播形式重複工人的要求在第二天繼續罷工，特別呼籲所有東柏林人參加17日早上7點在施特勞斯伯格廣場舉行的示威活動。

6月17日

根據謝苗諾夫的決定，蘇軍於6月17日清晨進入東柏林周邊地區。與此同時，大批工人開始聚集在施特勞斯伯格廣場和其他公共場所，並開始向市中心遊行。在途中，他們遇到了東德安全部隊——正規部隊和兵營人民警察（KVP）部隊——他們顯然缺乏指示，最初沒有進行幹預。與SED和自由德國青年（FDJ）的工作人員一起，警察官員試圖說服遊行者返回他們的家和工作場所，但大多以失敗告終。當警察試圖阻止或驅散人群時，他們很快就處於守勢。隨著示威者人數越來越多，一種團結的感覺席卷了他們。裝有揚聲器的汽車和自行車為來自外圍地區的不同遊行隊伍提供了通信，因為他們整個上午都聚集在市中心。在臨時製作的橫幅和海報上，示威者再次要求恢複舊的工作配額，但也要求降價、釋放前一天被捕的其他抗議者，甚至是自由公平的全德選舉。諸如“打倒政府！”之類的口號，以及“黃油，而不是武器”也可見。黨的海報和雕像——尤其是那些描繪SED和蘇聯領導人的——被燒毀或汙損。

到上午9:00，已有25,000人聚集在總理府前，還有數萬人前往萊比錫大街或波茨坦廣場。在上午10:00到11:00之間，80到100名示威者顯然衝進了政府辦公區，明顯表明500名人民警察和史塔西成員已經被製服。[13]然後，突然間，蘇聯軍車出現，緊隨其後的是坦克，以擊退似乎即將進行的接管。一個小時內，蘇聯軍隊清理並隔離了政府總部周圍的地區。中午，蘇聯當局終止了進入東區的所有路麵電車和地鐵交通，並幾乎關閉了與西柏林的邊界，以防止更多示威者到達市中心。一個小時後，他們在東柏林宣布戒嚴。在東柏林警察總部外，蘇聯坦克向“叛亂分子”開火。蘇聯陸軍（以及後來的東德警察）和示威者之間的戰鬥一直持續到下午和晚上——在某些情況下，坦克和軍隊直接向人群開火。處決，其中最著名的是西柏林工人威利·戈特林（Willi Gottling），以及隨後的大規模逮捕接續進行。

一夜之間，蘇聯人和史塔西開始逮捕數百人。最終，多達10,000人被拘留，至少有32人，可能多達40人被處決，其中包括拒絕服從命令的蘇聯軍隊士兵。由於SED領導層在卡爾斯霍斯特的蘇維埃總部實際上陷入癱瘓，東柏林的控製權轉移到了那裏的蘇聯人手中。

抗議和示威在6月17日之後仍持續了數天，根據東德安全部門的說法，局勢直到6月24日才平靜下來。大約39人在起義中被殺，其中絕大多數示威者來自蘇聯和其他東方集團國家，並且此事件在蘇聯和其他東方集團國家被大大輕描淡寫。

六一七事件後，許多東德工人對社會主義製度失去了信心，對暴力鎮壓罷工感到厭惡。人民警察，人民的武裝向自己的人民射擊已成事實，並導致了德國統一社會黨的大量人員流失。這些離開的人絕大多數也都是在勞工運動中有豐富經驗的工人，工人還普遍拒絕支付工會會費，並停止支持東德政府並賦予其合法性。

為了紀念1953年東德起義，西德將6月17日訂為一年一度的國定假日德國統一日。1990年10月兩德統一後，這個假期被移至10月3日，即正式統一之日。柏林勃蘭登堡門以西的菩提樹下大街延伸部分，原稱為夏洛特堡道，在1953年事件發生後更名為六月十七日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