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書的地方，最終也會燒人

海涅：焚書的地方，最終也會燒人

這個警句本來出自德國猶太詩人海涅1820年的作品，但納粹時期竟然變成了殘酷的現實。特雷斯說："納粹們在1933年焚燒書籍，1938年焚燒猶太教堂，1942/43年針對歐洲猶太人的大屠殺中，就開始燒人了。"

九十年前的五月十日，德國大小城市內，到處都可以看到焚燒"非德意誌"書籍的熊熊火焰，這些書籍當中包括著名作家托馬斯·曼，艾裏希·瑪麗亞·雷馬克以及埃裏希·凱斯特納的作品。

五月一個陰雨連綿的晚上，柏林大劇院廣場上，熊熊的火焰照亮了圍觀者的臉龐，而德國作家埃裏希·凱斯特納（Erich Kästner） 此時此刻就站在人群中。身著黑色製服的納粹衝鋒隊員將成捆成捆的書籍扔向火堆，高音喇叭裏則播放著凱斯特納等違禁作家的名字："反對墮落、反對道德淪喪！捍衛家庭和國家的公序良俗！我要將海因裏希·曼 (Heinrich Mann)、恩斯特·格拉瑟（Ernst Gläser）、埃裏希·凱斯特納（Erich Kästner）的書籍付之一炬。"

上述場景發生在1933年5月10日。柏林和其他21座德國城市中都發生了焚書事件。這一野蠻行徑的陰影，直到今天仍揮之不去。

就焚書事件寫過多部專著的曆史學家特萊斯（Werner Treß）表示："如果沒有納粹，沒有發生焚書事件，那麽德國的文化多樣性以及二十年代湧現出的創新精神想必都會得以延續。"魏瑪共和國時期出現的文化藝術複興，在納粹上台後很快就煙消雲散。而五月十日的焚書狂潮就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

早在焚書行動開始之前，很多被禁的作家就已離開了德國，比如阿爾弗雷德·科爾（Alfred Kerr）、貝爾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托馬斯和海因裏希·曼（Thomas und Heinrich Mann）兄弟倆、艾麗卡和克勞斯·曼（Erika und Klaus Mann)兄妹、艾爾莎·拉斯克·舒勒（Else Lasker-Schüler）、伊爾姆加德·昆（Irmgard Keun）、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

魏瑪共和國時期的文化精英紛紛逃離德國。因為1933年1月30日希特拉上台那一天起，他們就已經意識到，他們在德國已經沒有未來了。

早在掌權的數年之前，納粹就顯露出了對反對派趕盡殺絕的決心。被納粹視作死敵的，除了全體猶太人之外，還包括那些持不同政見的藝術家們。所有不肯接受納粹意識形態的人，都會被定性為"非德意誌化"，成為被禁的異類。遭禁作品及作家的黑名單不斷更新，截至1933年5月，黑名單上已有200多名作家，而一年之後，遭禁作品更是多達3500部。

作家雷馬克尤其受到納粹的痛恨。1928年，他反映一戰殘酷場景的小說《西線無戰事》出版，並在兩年之後被好萊塢搬上銀幕。作品中表現出的和平主義理念，令納粹和保守派感到大為不滿，在他們看來，這是對德國士兵的極大侮辱。1930年，好萊塢拍攝的同名電影在德國上映時，納粹衝鋒隊在日後官至宣傳部長的戈培爾的慫恿下衝擊影院，並使影片一度被禁演。

作品遭禁時，作家雷馬克已經離開了德國。早在1933年納粹上台之前，他就移民去了瑞士。

卡斯特納可能是唯一一位在1933年5月10日晚上看著自己的書被燒毀的作家，而同一時間，《紐約時報》則發表了一份麵向德國大學生的公開信。因為當時德國大學生們恰恰是焚書行動的主要力量。早在1931年，德國大學生聯合會就已被納粹牢牢掌控。

"如果你們相信，你們能夠扼殺思想的話，那麽， 你們顯然沒有吸取曆史的教訓。暴君們曾多次試圖扼殺思想，但思想卻從未被打倒，並最終戰勝暴君。"

公開信的作者是美國聾啞及盲人女作家凱勒（ Helen Keller）。同傑克·倫敦、海明威、高爾基等一眾外國作家一樣 ，凱勒的作品也在納粹德國被禁止和焚燒。

1933年5月10日發生在柏林的焚書行動中，突然有一位女士高喊："卡斯凱特就站在那兒"。作家本人後來寫道：此時此刻令焚書行動的目擊者卡斯凱特感到"極為不舒服"。他離開了焚書現場，但留在了德國，生活的艱辛可想而知。不過，因為他不是猶太人，所以得以堅持到1945年納粹垮台。

但大多數人並沒有如此幸運。記者和作家卡爾·馮·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於1933年被捕，經曆了多年監禁和酷刑之後，於1938年死於嚴密監守下的醫院。反軍國主義作家埃裏希·穆赫薩姆（Erich Mühsam） 1934年在奧拉寧堡集中營中被殺害。而留在柏林照顧父親的德國猶太詩人格特魯德·科爾馬（Gertrud Kolmar ）於1943年死於奧斯威辛集中營。

對於那些得以逃離納粹魔掌的作家來說，在異國他鄉以及不同的語言環境中開始新的生活也絕非易事。很多作家不得不停止寫作，比如暢銷書《人造絲綢女孩》的作者伊爾姆加德·昆以及《柏林亞曆山大廣場》的作者阿爾弗雷德·多柏林（ Alfred Döblin）。更有甚者，一些作家因心理或經濟問題，最終選擇了自殺，如瓦爾特·本傑明，斯蒂芬·茨威格或恩斯特·拖勒等。

背井離鄉的德國文化精英中，能夠繼續從事文化事業，並取得成功的，隻是極少數。他們當中包括布萊希特和托馬斯·曼。

曆史學家特雷斯表示："對於美國的大學和文化機構來說，大量來自德國的移民簡直是個意外收獲，他們的影響至今猶在。但這些人才的流失對德國造成的損失，則至今都無法得到彌補。"

德國猶太人詩人海涅：焚書的地方，最終也會燒人。

焚書行動紀念館所在的柏林貝貝爾廣場上有這樣的碑文："焚書的地方，最終也將燒人。"紀念館則是以色列藝術家烏爾曼設計的一個充滿空書架的照明地井。

海涅當然不是一名預言家，他之所以寫出這樣的警句，是反映西班牙中世紀時的宗教審判所。焚書並不是納粹的獨創，而是有著漫長的曆史傳承。無論是基督教，還是伊斯蘭教曆史中，都曾有過長達數百年的焚書燒人曆史，古希臘以及近代的伊朗和俄羅斯，也曾有過焚燒書籍的情況出現。

世界上所有的專製政權都懼怕基於自由思想的文字，因為這會威脅到他們的統治地位。正是基於這種恐懼，納粹在1933年5月10日也焚燒了詩人海涅的作品，而海涅本人早在七十年前就已客死巴黎了。

新聞自由

許多政府服從所謂的《陽光法案》或《信息合法化自由公約》來定義國家利益的概念範圍。

新聞自由源起於歐美等國對於出版自由的爭取，隨著社會演進，新聞自由理論基礎從傳統到新穎，新聞與出版的自由在漫長的演進過程中逐漸發展出完整的權利體係。目前許多民主國家均承認新聞自由的重要性，許多非政府組織（如無國界記者）每年針對世界各國作出新聞自由程度評鑒。隨著科技進步，新聞媒體逐漸突破來自政府的壓力，但也有更多大企業給予新聞業帶來新的挑戰。

在現代的集權國家裏，新聞自由是一個被高度質疑的爭議概念。這些政權將新聞自由視為對政府權威以及社會安全的威脅。因此，大多數集權製國家都會設立全國性的宣傳機構，用來維持集權政府的統治，對所謂任何試圖挑戰政權權威性的媒體或記者的活動進行壓製。有的時候，這種對言論的鎮壓達到了野蠻的程度，甚至會動用警察和軍隊等具有武力的單位。在這些國家裏，新聞從業人員往往需要在新聞理念和意識形態之間尋求某種平衡，否則就會受到專製政權的威脅。威脅的方式包括解雇、被列入黑名單、人身攻擊、綁架、刑訊，甚至暗殺。

諷刺時政遭當局點名 香港漫畫家尊子被迫停載

香港著名名政治漫畫家尊子表示，在當局點名批評他的一篇諷刺漫畫作後，《明報》5月14日宣布將停止刊登已連載數十年《尊子漫畫》專欄。香港記者協會對於言論自由遭到打壓表示痛心，認為此事件反映出香港“容不下批評的聲音”。

自1983年起，筆名"尊子"的香港政治漫畫家黃紀鈞(Wong Kei-kwan)一直在《明報》上發表其漫畫作品，內容以諷刺香港和中國政治和社會而聞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