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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的人不是騙子，就是傻子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斯捷爾納克(Boris Pasternak)說：“大談愛國的隻有兩類人，一類是毫無底線無恥的騙子，一類是非常激動的傻子。這兩類人是絕配，前者負責收割，後者負責奉獻。”
在中國輿論場活躍了數十年的司馬南近日被指“翻車”：這位以“愛黨愛國”而著稱的公眾人物、網絡大V近日承認，早在2010年就在美國購置房產。司馬南本名於力，在90年代因為氣功打假而出名，之後一直活躍在中國政治評論領域。他經常批評美國和西方社會，發表過不少帶有明顯民族主義色彩的言論，被一些評論人士稱為“大五毛”、“反美鬥士”。近年來，針對司馬南“向海外轉移財產”、“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之類的質疑和傳聞不斷，他本人則一直強調這些是不實信息。近日，又有人曝光其在美擁有目前已價值百萬的房產。
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1890－1960）以小說《日瓦戈醫生》聞名於世。他出生在一個猶太“藝術家庭”，父親雷奧尼（Leonid）是名畫家，母親羅莎（Rosa）是鋼琴家，從小就能作曲，也會寫詩。莫斯科文學院畢業，留學德國的馬爾堡大學，攻讀哲學，又在歐洲各國遊曆，小說《日瓦戈醫生》因批判了蘇聯體製，長期被列為禁書。後來以意大利以及其它二十多國譯文，在歐洲廣為流行。
195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獲獎原因是“在現代抒情詩和偉大的俄羅斯敘事文學領域中所取得的傑出成就”，他感動地致電瑞典學院：“極為感謝！激動！榮耀！驚訝！慚愧。”（“Immensely thankful, touched, proud, astonished, abashed.”）伊萬諾夫、丘科夫斯基等鄰居都向他祝賀，四天後由於蘇聯眾多輿論的反對，被蘇聯作家協會開除會籍，甚至有人舉著標語遊行要求驅逐出境：“猶大——從蘇聯滾出去！”他隻好拒絕領獎，致電寫道：“鑒於我所從屬的社會對我被授獎所做的解釋，我必須拒絕領獎，請勿因我的自願拒絕而不快。”他又一一簽署致《真理報》和致赫魯曉夫的信文，並“在痛苦與孤寂中度過他苦難一生中的最後兩年”。
1986年蘇聯作家協會正式為帕斯捷爾納克恢複名譽，並成立了帕斯捷爾納克文學遺產委員會。1989年12月10日由其子代領，會中演奏巴赫D小調組曲中的“薩拉班達”大提琴獨奏曲。帕斯捷爾納克曾說過：“當我寫作《日瓦戈醫生》時，我時刻感受到自己在同時代人麵前負有一筆巨債。寫這部小說是試圖償還債務。當我慢慢寫作時，還債的感覺一直充滿我的心房。多少年來我祗寫抒情詩或從事翻譯，在這之後我認為有責任用小說講述我們的時代……”。
談到帕斯捷爾納克的散文創作，就不能不提及其中篇小說的代表作《柳威爾斯的童年》。《柳威爾斯的童年》《柳威爾斯的童年》是帕斯捷爾納克的最具代表性的中篇小說。故事的主角葉尼婭·柳威爾斯出生於彼爾姆城。一天夜裏，她因看見河對岸的衝天火光而大哭起來。
第二天一早，她得知那裏是家官辦工廠。不過，葉尼婭·柳威爾斯並沒有向大人提出在她看來最本質、最讓她不安的問題。歲月流逝，孤獨伴隨著葉尼婭·柳威爾斯的童年。父親經常外出，母親也總是在孩子不需要的時候出現。後來，葉尼婭·柳威爾斯和家人搬到了葉卡捷琳堡。這裏的生活是全新的。父親有一個即將回國的比利時朋友，他在臨出發前說自己的一些書籍放在茨維特科夫那裏，如果葉尼婭·柳威爾斯需要可以去取。
過了不久，一個出現在陌生花園裏的跛腳人引起了葉尼婭·柳威爾斯的注意，這就是那個比利時人提到的茨維特科夫。然而，兩個人之間並沒有產生過什麽直接的聯係。一天傍晚，父母去了劇院，葉尼婭·柳威爾斯留在家看書。不知過了多久，葉尼婭忽然聽見許多雜亂的聲音，其中凸現出母親的喊叫聲。原來，在戲劇結束後，父母乘坐的馬車壓死了路人。而這個被壓死的人正是茨維特科夫。說實話，這個故事沒有多少情節，也沒有什麽波瀾不驚，隻是很平常的作品而已。小說中沒有過多的關於葉尼婭·柳威爾斯童年經曆的錙銖必較的冗長敘述，也沒有像一般傳記體小說那樣沿著時間的自然順序逐再現她的見聞，而是將葉尼婭·柳威爾斯的精神心理的成長變化作為情節發展的主線，經由若幹時空場景的轉換、日常生活事件的發生和人物形象的素描，勾畫出女主人公從走出童稚階段步入少女時代、走進青春時期的心靈曆程，著重表現了她的女性意識萌生、青春期的激動不安，以及對於愛情、婚姻、生育和家庭等人生問題的最初感受與理解。
不管是他的成名作《日瓦戈醫生》，還是《柳威爾斯的童年》，我們都可以發現，他將個體的生命自然化，通過回歸自然來打破社會的桎梏，重新獲得了心靈的自由。生命是脆弱的，意外死亡更是違反自然規律的。因此人需要戰勝死亡，尋找讓生命永恒的途徑，這個方式就是回歸自然。死亡並不意味著個體生命的消亡，而是生命的遷徙和移居，它更新了生命的存在形式，使之變換形態繼續存在於自然中，生命依然得以詩意地棲居。同時，自然也革新著人的精神麵貌，它讓個體生命得以升華，並獲得終極意義上的救贖與超越。
社會由個體組成，無數個體匯聚而成國家和民族這些整體。而任何整體為了其目標和利益的實現，必然或多或少限製和犧牲個體的權益。個體渴望自由和解放，但為了更大的自由和解放，他又必須接受整體的限製。這是一個永恒的二律背反。帕斯捷爾納克生活的年代正值宏大敘事、整體利益的時代，無論是革命之前，還是革命之後。革命之後，整個社會進入一種實現烏托邦理想家園的狂熱之中。整體對個體的壓製達到了極致，個體必須完全服從整體，把自己當作整體的一個符號和工具，從而徹底喪失個體性，個體被完全消解。
整體遮蔽個體生命是專製的，宏大敘事也必然走向專製，最後成為一種極權社會。帕斯捷爾納克或許已經感受到了一種極權社會的前奏。在宏大敘事和專製統治下，整個國家都在監控下，到處都有告密者，人們的活動受到各種鎮壓和迫害，民眾深深地感到恐懼和害怕，每天憂慮重重，變得謹慎保守、麻木不仁、膽小怕事、奴性十足、苟且於世。個體變得越來越渺小和微不足道，他們的命運越來越不受自己控製，沒有自由，沒有選擇，隻能認命和服從。正因為如此，帕斯捷爾納克才要強調自然，將個體融入自然，到自然中尋蹤庇護，喚起了人的心靈之善，也讓人的靈魂得以安息，彰顯出他對圓滿、永恒的人類精神家園的追求。
幾個五毛不幹了!
愛美國，德國的人，是天天批評美國，德國，挑政府錯的人，因為他們Care這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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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你這個邏輯合理，那某些半路出家的“美國人”，聽到別人評論美國的惡事醜事的時候，就不應該說“既然美國這麽不好，那你就應該回中國去啊”。對不對？希望你今後不再說那句話。
整天寫文章罵祖國的人，可能是騙子，絕對是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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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能批評中國的統治者，隻能說他們好不能說他們壞，這樣他們可以世世代代永遠統治廣大中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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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愛國”甚於愛人的人，都符合這個“不是騙子就是傻子”的標準。因為“國”隻是一個抽象概念，而人是個具體事物。人是你的親友，你的鄰居，你的同事。。。把一個抽象概念置於親友，鄰居，同事這些具體事物之上，不是騙子就是傻子。
我覺得問的好，是很原始、很樸素、很常識性的提問。
其實無論什麽東西，值得愛就愛，不值得愛就不愛，才屬於正常。
普通人對爹媽都是如此，對“國”，更應該如此。
“國”是個什麽東東？比爹媽都不容置疑？
所謂“愛”，本來就是一種情感而已，甭管愛什麽，總是先有情感然後才會或有行為，止於情感沒有行為的“愛”更多。
怎麽到了中國那裏居然就成了資格、權利、義務之類的東西了？
更荒唐的是“愛”還不夠，還要“主義”，還要義務化？
更更荒唐的是，十多億的人還要爭先恐後的比著來“愛”，生怕別人說自己“不愛”。
就沒有人覺得這事情荒唐可笑麽？幾千年的詩書禮義之國，書都讀到狗肚子裏去了？
隨手舉個例子：大家要不要評評愛因斯坦當年是否愛國？
看見一堆人在那裏比著說自己愛國就感到惡心，不是說博主。有那時間幹點啥不好？
我見到的自己周圍的“愛國者”們（都是中國人）有些共同特征：
1，基本上都不愛人，所以全國四處有小悅悅，四處有人倒街頭沒人助。
據說胡適說過，中國人都愛國，但是都不愛人。因為愛國很容易，上嘴唇碰下嘴唇就行了；而愛人則費精力、費時間、費錢，太麻煩。
2，基本上人品次的特別多，不守信、欺軟怕硬、斤斤計較、占便宜沒夠等等。
3，總體上中國人裏人品次人性差的比例比許多發達國家高的不是一星半點，因為愛國者太多。
人都不愛的人，舔著B臉說他愛國，就是鬼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