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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敗論”與《國富論》
《國家為什麽會失敗？——權力、繁榮與貧窮的根源》Warum Nationen scheitern (Why Nations Fail)
富裕、成功的社會或國家能一直持續下去嗎？為什麽有的社會或國家的富強宛如曇花一現，有的國家和社會的富強者卻能維持數百年之久？為了回答這一係列問題，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達隆·阿齊默魯（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家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合著了《國家為何失敗》一書。這兩位在各自領域享有頂級地位的學者，宛如黃金搭檔，以全球史為素材，運用嚴謹的經濟學分析與政治學洞見，全麵檢視歐美亞非等地的曆史發展，對“國家何以失敗”這個困擾國家治理者和普通大眾的問題提出了簡潔有力的理論解釋。該書被稱為“國敗論”，與亞當•斯密的經典之作《國富論》並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裏·貝克（Gary Becker，1930－2014）讚揚說：“作者以說服力十足的方式闡明，國家隻有在具備適當的經濟製度時才能擺脫貧困，尤其重要的是私有財產製度與競爭。更具獨創性的是，他們認為當國家擁有開放的多元政治體係，可競爭政治公職、選舉權普及，同時新政治領袖有機會崛起時，才比較可能發展出適宜的製度。他們重大貢獻的核心就是政治製度與經濟製度的緊密關聯性，這種關聯性顯現在他們對經濟學與政治學的一項重大問題極為有力的研究中。”
《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蘇格蘭經濟學家暨哲學家亞當·斯密的一本經濟學專著，其首份中文譯本是來自翻譯家嚴複的《原富》。
第1部，共11章，主要內容是分析形成以及改善勞動力生產能力的原因，分析國民財富分配的原則；
第2部，共5章，主要內容是討論資本的性質、積累方式，分析對勞動力數量的需求取決於工作的性質；
第3部，共4章，主要內容是介紹造成當時比較普遍的重視城市工商業，輕視農業的政策的原因；
第4部，共9章，主要內容是列舉和分析不同國家在不同階段的各種經濟理論；
第5部，共3章，主要內容是分析國家收入的使用方式，是為全民還是隻為少數人服務，如果為全民服務有多少種開支項目，各有什麽優缺點；為什麽當代政府都有赤字和國債，這些赤字和國債對真實財富的影響等。
一般認為這部著作是現代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後來的經濟學家基本是沿著他的方法分析經濟發展規律的。這部著作也奠定了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理論基礎，第一次提出了“市場經濟會由‘無形之手’自行調節”的理論。後來的經濟學家李嘉圖進一步發展了自由經濟、自由競爭的理論；凱恩斯則提出政府幹預市場經濟宏觀調節的方法。
目前的經濟理論仍然處於不斷探索、不斷完善的過程，尚沒有任何一種盡善盡美、可以完全解決經濟發展的方法；但《國富論》這本書仍然可以看作是用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寫作的第一部著作，對經濟學研究仍然在起一定的作用；現代經濟學研究都是在這部著作的基礎上進行的，不論是發展它或反對它。
《國家為什麽會失敗》的分析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first published in 2012, is a book by economists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 It summarizes and popularizes previous research by the authors and many other scientists. Building on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obinson and Acemoglu see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 a set of rules and enforcement mechanisms that exist in society — the main reason for difference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states, considering, that other factors (geography, climate, genetics, culture, religion, elite ignorance) are secondary.
The authors contrast two types of institutions: extractive — aimed at excluding the majority of society from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inclusive — aimed at including the widest possible strata of society 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ife. With the exclusion of broad strata of society, the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inevitably leads to an attack on the economic rights of all who do not belong to the elite. And the lack of reliable guarantees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opportunity to receive income from their enterprises among wide sections of society leads to a halt in economic growth. Therefore, in the absence of pluralistic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is impossible.
The authors cite numerous historical examples in support of their point of view, refer to the studies of many other historians and economists: the bibliography of the book contains more than 300 scientific works. The countries of Sub-Saharan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the Russian, Austria-Hungary, Ottoman and Qing empires, the USSR, the PRC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dern Uzbekistan and others are examples of states with extractive institutions. The examples of countries with inclusive institutions are the British Empire after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the USA, Australia, France after the French Revolution, Japan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The authors created and until 2014 maintained a website in English dedicated to the topics of the book.
作者通過例舉、分析和比較各個國家的興衰原因，區分廣納式（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榨取式extractive institutions）製度，從而獲得自己的完整理論——曆史上的小差異，由於“製度漂移”、關鍵時期的選擇以及曆史的偶然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最後發展成出了截然不同的政治體製。廣納式的政治製度之所以會帶來長久的經濟繁榮，是因為催生了廣納式的經濟體製，從而創造出了大量的經濟誘因，即激在人們的生產積極性的同時鼓勵了科技的創新。廣納式經濟製度又推動政治製度朝更廣納的方向發展。相反，榨取式政治製度則極力遏製創新性行為的出現，該製度下精英的首要目標是爭奪政治權力，通過榨取多數人的利益，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為此甚至會製造貧窮的選擇。
具體而言：
第一，不同國家的經濟製度與政治製度，可以區分為廣納式製度和榨取式製度。像韓國或美國這種廣納式的經濟製度，具備安全的私有財產、公正的法律製度，並且提供公共服務讓所有人可以在公平的規則下交易和締結契約，人們自由選擇職業等等，因此能助長經濟活動、生產力成長和經濟繁榮。作者特別指出，政府維持公共秩序，且往往是公共服務的關鍵提供者，因此無可避免地與經濟製度緊密交織。廣納式的經濟製度需要並且實際上借助政府的力量。而像朝鮮和拉丁美洲殖民地，則是榨取式的經濟製度——因為這類製度的設計是為了向社會的一部分人榨取收入和財富，以使另一部分人獲利。
為什麽經濟製度，有些國家是廣納式的，有的是榨取式的呢？這是由政治和政治製度決定的。政治製度也分為廣納式和榨取式兩種。廣納式政治製度必須具備兩種條件：政治多元化（在社會中廣泛分配權力、並使權力受到節製）和足夠集權和強大的政府（否則，政府將無法執行最起碼的治安以支援經濟活動、貿易，甚至保障人們的基本安全）。如果這兩種條件有任何一種付之闕如，則為榨取式治製度。
同類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間有強大的相互促進效應。廣納式製度與榨取式製度的混合通常並不穩定。在廣納式政治製度下的榨取式經濟製度通常不可能長期存在。類似的，廣納式經濟製度將不會支持榨取式政治製度，也得不到它的支援；它不是轉變成榨取式經濟製度，為握有權力的少數人牟利，就是其創造的經濟動能將動搖榨取式政治製度，打開廣納式政治製度興起的大門。
第二，政治與經濟製度終究是社會的選擇，可為什麽從古至今絕大多數社會的政治卻帶來經濟成長的榨取式製度？因為創造經濟進步誘因的經濟製度可能同時造成收入與權力的再分配，導致喜好掠奪的獨裁者和其他擁有政治權力的人受到威脅。榨取式經濟製度的受害者無法期待專製統治者自願改變政治製度，並重新分配社會中的政治權力。改變這類政治製度的唯一方法是，迫使精英建立更多元化的製度。與政治製度沒有理由自動變為多元化的道理一樣，也沒有往政治集權發展的自然傾向。
第三，榨取式政治製度中的成長可能以兩種不同但互補的方式發生。
其一，即使經濟製度是榨取式的，精英能直接分配資源給他們控製的高生產力活動時，成長仍可能發生。例如，蘇聯從1928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到1970年代的經濟成長和工業化（利用政府的力量把資源從利用效率極低的農業轉移到工業）。
其二，榨取式政治製度允許某種廣納式經濟製度發展。例如韓國在樸正熙統治時期的快速工業化。到1970年代，韓國的經濟製度基本上是廣納式的了。不過，與蘇聯和大多數榨取式製度下的成長例子不同，韓國在1980年代從榨取式政治製度轉型為廣納式政治製度（這個成功的轉型是許多因素匯聚的結果）。當然，蘇聯並未發生這類轉型，因此蘇聯的成長漸漸失去動力，經濟在1980年代開始崩潰，到1990年代更進一步瓦解。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集權是榨取式政治製度下能否發生成長的關鍵。如果沒有政治集權，例如像下撒哈拉非洲國家那樣，連有限的成長都很難達成。
第四，即使榨取式製度可以創造一些成長，它們往往無法創造持續穩定的經濟成長，而且一定不是伴隨“創造性破壞”而來的那種成長。政府可能短期間借命令分配資源和人員而創造快速的經濟成長，但這個過程本質上是有限的。當達到極限時，成長將停止，就像1970年代蘇聯的情況。
此外，在榨取式政治製度下支持經濟成長的措施本質上就是脆弱的——它們可能崩潰，或者很容易把被榨取式製度本身產生的內鬥所摧毀。事實上，榨取式政治與經濟製度一般會產生內鬥的傾向，因為它們導致財富和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如果另一個群體可以接管權力，他們將成為享受這些財富和權力的人。因此，權力的爭奪無時無刻不在台麵下進行，而且會定期加劇並導致政權的毀滅，它可能轉變成內戰，有時候甚至造成政府完全崩潰。
最後，當榨取式政治製度下的經濟製度具備廣納的特性、而且發生成長時（就像韓國的情況），永遠會有經濟製度轉變得更具榨取性並使成長停止的危險。政治權力的控製者最後將發現，利用他們的權力限製競爭、擴大他們享有的大餅，甚至竊取和掠奪他人利益，對他們自身的獲利比支持經濟進步更有利。分配和行使權力的能力最後會摧毀經濟財富的基礎，除非政治製度也從榨取式的變成廣納式的。
工業化需要兩步走。
1。極權，專製搞建設。
2。自由，公平才能持續發展，就是民主化。
從1 到 2 是中等發展的瓶頸。因為1 和 2 是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