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西方衰落了嗎?

基督教在西方衰落了嗎?

賀麟（1902－1992）為中國近現代哲學家、教育家、翻譯家。1919年至1926年就讀於北京清華學校。賀麟建立了“新心學”哲學體係，是中國新儒家的代表，同時也是一位哲學史專家和黑格爾哲學研究專家。根據他對基督教精神的認識，反觀近代以來中國人對於西方文化認識的主要弊端，他認為，中國人一直沒有真正清楚地認識西方文化。五四以來，啟蒙思想家提倡科學和民主，相較於此前認識西方文化的努力，是一個進步，但仍然是從用的層麵去認識西方文化，沒有進入體的層麵。西方文化之體的層麵指什麽? 主要是基督教。 賀麟說，中世紀的基督教，是中古文化的中心，近代基督教是整個近代西方文化的縮影與反映，可以說西方近代精神的一切特點，基督教中皆應有盡有。沒有把握基督教精神，就無法把握西方文化的精髓。由此，賀麟論證西方近代的科學民主工業化和基督教精神並不完全抵觸，相反，它們之間是可以相容和相成的。第一，基督教對科學有保護促進之功，雖然教會有迫害科學家的舉動，但是正因為科學家受到外部的壓迫，促使他們更加認識到科學探索的價值和守護真理的珍貴。第二，基督教本身充滿民主精神，例如，在上帝麵前人人一律平等，又如，一些教會把基督教的服務延伸到民間，為平民辦學校開醫院。第三，基督教改革後的倫理觀念也適宜於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

如果認識沒有進入基督教精神層麵，隻局限於科學民主和工業化，那麽人們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始終是片麵的和局部的。不僅科學民主和工業化紮根於基督教精神，而且近代新式功利主義也以基督教精神為基礎。新式功利主義關注社會福利，承載著耶穌的己之所欲，則施於人的宗教精神。

歐洲人失落了信仰嗎?

據統計，注冊登記的德國基督徒近五千萬，其中天主教徒2490萬，基督教徒2420萬。然而，很多德國基督徒信仰冷淡，隻是名義上的基督徒。有數據顯示，德國固定出席教堂彌撒的天主教徒約占13%，而固定上教堂的新教徒隻有4%左右。由於上教堂的人越來越少，近年來一些德國的教堂合並，不少更被迫關閉轉作其他用途。

在歐洲，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踐行信仰的基督徒的人數正在減少。在位於鄉村或城市社區中心的大教堂裏，參加主日崇拜的典型會眾，是由一些白發蒼蒼的老者組成的，他們那虛弱的聲音被淹沒在管風琴的轟鳴之中。世界基督教資料庫（WCD）的統計數字生動昭示了基督教的急劇衰落。在德國，基督徒人數已從1900年的98.56%下降到2015年的67.29%。而在英國，人數也從97.44%下降到69.40%。統計學家預測，到了2050年，這兩個國家的基督徒人數將下降到58.79%和56.75%。

但是，成員身份並不意味著參與。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說過一句著名的格言：“僅當教會是為他人而存在時，它才是教會。”（Die Kirche ist nur Kirche, wenn sie für andere da ist. …）（Bonhoeffer 1971: 382）。

歐洲曆史上的一些事件和觀念更新促成了基督教信仰的衰落，至少也是削弱了人們對作為體製的基督教會的依附。教會誕生於西元一世紀，起初它是一個對羅馬帝國持激進反抗立場的另類小團體。但當康斯坦丁大帝於西元四世紀接納基督教作為他所青睞的宗教後，這一情況就發生了改變。接下來，基督教成為帝國的官方宗教。由此，幾乎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自動成為基督徒。

當11世紀爆發著名的敘任權之爭時，教會與社會的這場聯姻首次出現了裂痕。當時的教會與國家為著到底誰應在政治和宗教上都統一起來的歐洲享有終極權威的問題爆發了衝突。在國王亨利四世宣布自己有權任命主教後，教宗格列高裏七世對他施行絕罰，迫使他（在教宗麵前）認罪懺悔，作為被重新接納進教會的條件。因為來自教會的絕罰會使亨利無法繼續統治。教會在這場衝突中（1077年發生在卡薩諾）貌似取得了勝利，但對抗也標誌著天主教會對歐洲社會的支配地位開始走向末路。從那以後，政治領袖們都對一個能讓君主屈膝的教會滿腹疑慮。因此，這一事件為宗教歸屬與社會歸屬之間的分裂播下了種子。

分隔教會與社會、並且驅使社會邁向世俗化的下一階段發生在宗教改革時期。雖然宗教改革意在複興和淨化基督教，但這一時期的神學、文化和社會變革對於人們宗教情結的衰退起到了間接而長遠的影響。這些有權威的改教家們拒絕了中世紀所流行的將教會視同國家上司的教會-國家關係論。反而認為，政治領袖們同樣是在完成上帝的工作，而且是直接完成，不需要以教會作為仲介。這種對政治事務的新認識反映出在社會與文化領域發生的深刻變化，包含了一種更為積極的世界觀。傳統上，奉獻於上帝的生活意味著退出世界；而現在改教家們則強調，基督徒更應該在世界之中服侍上帝。無論是作木匠還是作廚師，無論是作漁夫還是作農夫，每個基督徒都蒙召在他的整個生活中—包括在他的職業工作中—敬拜上帝。當然，這種觀念層麵上的變動也反映出人們生活中更為深刻的變化：具有獨立意識的市民人口與日俱增；人們對於把握自己生活越來越充滿信心，不再消極地屈從於黑暗的命運。

促成人們宗教情結衰落的下一個曆史階段就是毀滅性的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這場戰爭給歐洲中部的廣大地區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壞，死亡人數估計達到800萬。在現在屬於德國的地區，大約有一半男性人口死於戰爭和與戰爭相關的疾病。雖然這場戰爭有著深刻的政治原因，但人們通常將它視為是一場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的信仰戰爭。戰爭的破壞性導致了對基督教的負麵認知，人們不再相信宗教信仰有能力帶來和平。這種對宗教的幻滅感深刻影響了接下來的啟蒙運動及其對宗教的批判態度。從此，宗教一直被視為戰爭的源頭，而不是和平的源頭。

隨著19世紀早期君主統治和天主教支配地位的恢複，現代主義者與保守的天主教之間的深刻對立構成了歐洲社會的主要特征，這種態勢一直維持到梵二會議期間（1962-1965年）：所有謀求政治解放的人士都反對教會，將其視為社會進步的主要敵人。十九世紀下半葉，隨著教宗庇護九世的通諭《何等關懷》（Quanta Cura）及其附文《謬說輯錄》（Syllabus Errorum）的發布，羅馬天主教對現代主義的反對達到高峰。雖然新教教會更願意接納現代性，但羅馬天主教對於一切自由觀念的拒斥依然對整個社會產生了衝擊，導致人們對建製型基督教的全麵疏遠。新教教會亦未能密切跟蹤城市化和工業化之類的現代化進程所產生的社會影響，以及這些變化所帶來的社會問題。

我們應該悲傷嗎？

有人質疑：這樣一種衰退是否真的發生了。漢貝格（Hamberg，2018）指出，對衰落的假設是建立在對過去幾百年來教會影響力的誇張評估基礎上的。她對這種一般的假設—即中世紀的歐洲人是完全依附於基督教信仰和實踐的—提出了質疑。根據漢貝格的觀點，處於衰退中的隻是基督教的某種特定形式，也就是主流天主教和新教的建製形式，而一種不受教會約束的靈性依然充滿活力。漢貝格的解釋得到了麥克勞德（McLeod）和烏斯托爾夫（Ustorf）所編纂的《基督教國度在西歐的衰退，1750-2000年》（The Decline of Christendom in Western Europe, 1750-2000 [2003]）中一些稿件的回應，這些文章並不把過去幾個世紀的變化看成是宗教衰退，而是單純地理解地宗教變革或對基督教信仰的重新詮釋。

拉森（Larsen，2018）從福音派的角度，同意建製型基督教的衰退並不意味著信仰的衰退。人們隻是不再歸屬，並非不再相信。

靈性進步的基督徒還有著深刻的神學理由：在教會的衰落過程中，上帝的虛己、道成肉身和對世界的參與就能成為現實。自從馬克斯?韋伯以來，人們已經普遍承認，“世俗化”有著深厚的聖經基礎。聖經敘事位於世俗化進程的起點，這一認識啟發了像潘霍華這樣的神學家們。他們呼籲建立一種較少宗教色彩的基督教，並且從非宗教的立場來解釋聖經中的觀念。

我們得到的教訓是，上帝更有可能顯現於緘默中，而非聲浪裏（王上19）；藏身於強大表像的反麵（sub specie contrario），而非強大表像的裏麵；臨在於破碎之中，而非完美之中。許多基督徒渴望一個宏大、高效、強勢和壯觀的教會，這直接反映出一種傳統的實力邏輯。對於大多數國家中茁壯成長的教會和歐洲正在衰落的教會同時構成挑戰的，就是要發現上帝悄然臨在於弱小的、脆弱的和邊緣的群體中，臨在於籍著藝術、歌曲、甚至流行的宗教形式所斷斷續續傳播的福音中。

我們不需要對上帝過分擔憂；不是我們要去拯救上帝，而是上帝要來拯救我們。回顧一下基督教的漫長曆史，我們就會對基督教運動的波瀾起伏和它釋放資訊的靈活性感到驚奇。作為基督教群體，我們置身於同樣的死亡和複活的運動中。我們不應該死抓住我們的教會，而應該準備好與基督同死同複活。

 

[ahniu]

good sharing.
天主教源於羅馬社會農業文明，強調專製，等級。
新教改革，適合工商文明，強調自由平等博愛。
基督教還要調整，領導信息文明。
上帝不需要我們拯救，教會需要我們出力。

[雨弦]

當基督信仰淪為宗教的時候，什麽醜陋、殘酷的事情都會發生，神的兒子耶穌基督不就是被猶太宗教領袖們殘忍釘在十字架上的嗎！

文章有些地方沒有太明白，但同意博主說，“我們不需要對上帝過分擔憂；不是我們要去拯救上帝，而是上帝要來拯救我們”。人類曆史（不管是文化，宗教…）的結局已經寫好了，耶穌基督必要再來。

[Sic~semper~tyrannis]

馬克思說得很明白：宗教是大眾的鎮靜劑。什麽時候，什麽地方，如果真正現實中的幸福可以實現的時候，那麽沒人去追求宗教這個鎮靜劑所提供的虛無縹緲的幸福了。所以幸福指數最高的地方，西歐、北歐，現在宗教已經非常勢微了。在荷蘭，無神論者（無神論者，不僅僅是無宗教人士）和宗教信徒（不止是基督徒，也包括穆斯林，猶太教徒，等）的比例是3比2。幸福指數差一些的北美，澳洲，宗教就稍微強勢一些，不過也一樣在走下坡路。美國無宗教人士的比例，90年代以來，幾乎每十年增長10個百分點。幸福指數再差些的東歐和南美，宗教就更強勢一些。若是到了貧困的非洲，那基督教就更強勢了。象盧旺達（就是90年代發生種族大屠殺的地方，人口94%基督徒），烏幹達（人口85%基督徒）這些國家，都8、9成的基督徒（這些地方，幾乎清一色的基督徒，也沒看他們把民主做得怎麽好。還基督教本身充滿民主精神）。即使看美國的各州，這個趨勢一樣很明顯，沿海的富裕州，宗教勢微；南方窮地方，宗教相對強勢。所以，生活困苦和宗教，是對孿生兄弟。如果你想讓基督教從新強勢起來，那你應該祈禱全世界再困苦起來，最好讓上帝把能快速傳播知識的互聯網也給毀了，那樣宗教就又會起來嘍。

至於基督教本身充滿民主精神，什麽人人平等。拉倒吧！看看我上一段舉的例子，那些國家，一樣是越不民主的，基督教就越強勢。看看南方內戰前的報紙，對奴隸製的辯護，無一不引用《聖經》；20世紀初反對女權運動（反對給婦女選舉權），一樣是引用《聖經》；如今反對平對對待同性戀者的，一樣是援引《聖經》。聖保羅要求奴隸服從奴隸主（以弗所書，6:5），女人服從丈夫（以弗所書，5：22），人人都有順從掌握權力的人（羅馬書，13:1-2）。無論是現實中，還是經文裏，基督教哪有什麽民主，平等。你當然可以引申《聖經》裏其他段落說基督教有平等精神。可是我說的那些段落也是存在的，而且那些不平等是直接明了的，不需要引申的。而且這似乎最多隻能說明基督教自相矛盾。

民主，科學，在古希臘，古羅馬，就有雛形。相反，基督教到了歐洲後，歐洲進入了一千多年的黑暗中世紀。若是基督教真的那麽民主，那麽平等，如何基督教在歐洲站穩一千年後，而且是在啟蒙運動後，才又有民主和科學的重現？給西方帶來民主科學的是基督教，還是歐洲在基督教以前就固有的民主科學萌芽加上後來的啟蒙運動？

[西岸-影]

這個衰落真正代表的，是西方文化的衰落，也就是恐懼文化的衰落。
西方的，尤其是美國的文化，是基於基督教的恐懼文化，如果了解聖經，尤其是舊約的內容，通篇都是讓人恐懼。
不論亞當夏娃偷吃智慧果的故事，還是聖經大水，都是告訴人“別犯規”，否則結局是恐懼的。這種文化盡管有道德規範的概念，但效果是失去自由。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core就是自由，因此沒什麽比自由更重要。
但也因此讓社會失去了延續的基礎，這就是基督教文化對世界的破壞作用。
因為人類組成社會的主要目的是有利於生存，而如果有社會，就會有社會的規矩，就意味失去某種個體自由，也就不是最大的自由。
那麽獲得最大自由的方式就是幹脆讓這個社會完全為我服務，所謂贏者通吃。奴隸製，貴族體係，殖民主義，都是典型的例子。
歐洲經過兩次大戰，一戰是因為殖民地利益的分配，二戰是一戰的延續，因此歐洲知道了這種文化的成本，戰後有了歐盟，開始了合作高於自由的模式，這其實是中國兩千年前的模式，隻不過沒有中國那樣集權就是了。
而美國至今也還是信奉贏者通吃的行為準則，把自由看作高於一切，哪怕因此而讓社會付出更大代價。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麽歐洲發達國家中別說基督教，連相信上帝的人已經不到50%，而美國的基督徒還有70%左右（但比本世紀初的86%還是少了很多）。
至於相信上帝的人，美國恐怕絕大多數人還是信的。
基督教文化已經不再適應如今的世界，尤其是在全球化後，競爭讓位於合作，那麽贏者通吃也就沒必要和不可行，換句話叫，沒必要還有自己不是第一就會失去自由的恐懼。
隻有美國目前除外，但可以預見也會改變，隻不過隻會發生在下一代人。

[西岸-影]

所謂基督教的衰落，其實就是在社會精英層的衰落，而精英層控製社會資源。
明尼蘇達州長，美國知名的職業摔跤手曾經說過一句當時讓美國人感到震驚，引起全國性討論的話，大意是“宗教是給思維能力薄弱的人的”，而他指的是基督教。
這句話其實是點出來宗教的哲學基礎，就是世界觀問題，當人們沒有能力理解和認識世界時，會從宗教假說中獲得解釋，實現人類最終追求的目標，a peace of mind。
而顯然這種世界觀在現實中是無法“兌現”為實際改變生活的，清楚的人會理解和利用這種現象，但不會自己信奉和真正尊重宗教，這就是西方社會精英層會利用宗教但不會自己實踐的特點會形成的原因。
最終會影響社會，但宗教不會消亡，因為人類社會永遠會有沒有能力認識自然和社會現象的人存在。

[曌]

在佛祖麵前，何止人人平等，眾生皆平等。但為什麽沒有人說佛教充滿民主精神？還有說“正因為科學家受到外部的壓迫，促使他們更加認識到科學探索的價值和守護真理的珍貴”，這個結論似乎有些牽強啊。

———————————

其實更是法治精神，三權分立中的獨立司法，就是出於對基督教中人的原罪的防範。

[林外芭蕉]

基督教本身充滿民主精神，例如，在上帝麵前人人一律平等
____
在佛祖麵前，何止人人平等，眾生皆平等。但為什麽沒有人說佛教充滿民主精神？還有說“正因為科學家受到外部的壓迫，促使他們更加認識到科學探索的價值和守護真理的珍貴”，這個結論似乎有些牽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