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西方衰落了嗎?
文章來源: 謝盛友2021-11-21 04:27:47

基督教在西方衰落了嗎?

賀麟(1902-1992)為中國近現代哲學家、教育家、翻譯家。1919年至1926年就讀於北京清華學校。賀麟建立了“新心學”哲學體係,是中國新儒家的代表,同時也是一位哲學史專家和黑格爾哲學研究專家。根據他對基督教精神的認識,反觀近代以來中國人對於西方文化認識的主要弊端,他認為,中國人一直沒有真正清楚地認識西方文化。五四以來,啟蒙思想家提倡科學和民主,相較於此前認識西方文化的努力,是一個進步,但仍然是從用的層麵去認識西方文化,沒有進入體的層麵。西方文化之體的層麵指什麽? 主要是基督教。 賀麟說,中世紀的基督教,是中古文化的中心,近代基督教是整個近代西方文化的縮影與反映,可以說西方近代精神的一切特點,基督教中皆應有盡有。沒有把握基督教精神,就無法把握西方文化的精髓。由此,賀麟論證西方近代的科學民主工業化和基督教精神並不完全抵觸,相反,它們之間是可以相容和相成的。第一,基督教對科學有保護促進之功,雖然教會有迫害科學家的舉動,但是正因為科學家受到外部的壓迫,促使他們更加認識到科學探索的價值和守護真理的珍貴。第二,基督教本身充滿民主精神,例如,在上帝麵前人人一律平等,又如,一些教會把基督教的服務延伸到民間,為平民辦學校開醫院。第三,基督教改革後的倫理觀念也適宜於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

如果認識沒有進入基督教精神層麵,隻局限於科學民主和工業化,那麽人們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始終是片麵的和局部的。不僅科學民主和工業化紮根於基督教精神,而且近代新式功利主義也以基督教精神為基礎。新式功利主義關注社會福利,承載著耶穌的己之所欲,則施於人的宗教精神。

歐洲人失落了信仰嗎?

據統計,注冊登記的德國基督徒近五千萬,其中天主教徒2490萬,基督教徒2420萬。然而,很多德國基督徒信仰冷淡,隻是名義上的基督徒。有數據顯示,德國固定出席教堂彌撒的天主教徒約占13%,而固定上教堂的新教徒隻有4%左右。由於上教堂的人越來越少,近年來一些德國的教堂合並,不少更被迫關閉轉作其他用途。

在歐洲,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踐行信仰的基督徒的人數正在減少。在位於鄉村或城市社區中心的大教堂裏,參加主日崇拜的典型會眾,是由一些白發蒼蒼的老者組成的,他們那虛弱的聲音被淹沒在管風琴的轟鳴之中。世界基督教資料庫(WCD)的統計數字生動昭示了基督教的急劇衰落。在德國,基督徒人數已從1900年的98.56%下降到2015年的67.29%。而在英國,人數也從97.44%下降到69.40%。統計學家預測,到了2050年,這兩個國家的基督徒人數將下降到58.79%和56.75%。

但是,成員身份並不意味著參與。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說過一句著名的格言:“僅當教會是為他人而存在時,它才是教會。”(Die Kirche ist nur Kirche, wenn sie für andere da ist. …)(Bonhoeffer 1971: 382)。

歐洲曆史上的一些事件和觀念更新促成了基督教信仰的衰落,至少也是削弱了人們對作為體製的基督教會的依附。教會誕生於西元一世紀,起初它是一個對羅馬帝國持激進反抗立場的另類小團體。但當康斯坦丁大帝於西元四世紀接納基督教作為他所青睞的宗教後,這一情況就發生了改變。接下來,基督教成為帝國的官方宗教。由此,幾乎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自動成為基督徒。

當11世紀爆發著名的敘任權之爭時,教會與社會的這場聯姻首次出現了裂痕。當時的教會與國家為著到底誰應在政治和宗教上都統一起來的歐洲享有終極權威的問題爆發了衝突。在國王亨利四世宣布自己有權任命主教後,教宗格列高裏七世對他施行絕罰,迫使他(在教宗麵前)認罪懺悔,作為被重新接納進教會的條件。因為來自教會的絕罰會使亨利無法繼續統治。教會在這場衝突中(1077年發生在卡薩諾)貌似取得了勝利,但對抗也標誌著天主教會對歐洲社會的支配地位開始走向末路。從那以後,政治領袖們都對一個能讓君主屈膝的教會滿腹疑慮。因此,這一事件為宗教歸屬與社會歸屬之間的分裂播下了種子。

分隔教會與社會、並且驅使社會邁向世俗化的下一階段發生在宗教改革時期。雖然宗教改革意在複興和淨化基督教,但這一時期的神學、文化和社會變革對於人們宗教情結的衰退起到了間接而長遠的影響。這些有權威的改教家們拒絕了中世紀所流行的將教會視同國家上司的教會-國家關係論。反而認為,政治領袖們同樣是在完成上帝的工作,而且是直接完成,不需要以教會作為仲介。這種對政治事務的新認識反映出在社會與文化領域發生的深刻變化,包含了一種更為積極的世界觀。傳統上,奉獻於上帝的生活意味著退出世界;而現在改教家們則強調,基督徒更應該在世界之中服侍上帝。無論是作木匠還是作廚師,無論是作漁夫還是作農夫,每個基督徒都蒙召在他的整個生活中—包括在他的職業工作中—敬拜上帝。當然,這種觀念層麵上的變動也反映出人們生活中更為深刻的變化:具有獨立意識的市民人口與日俱增;人們對於把握自己生活越來越充滿信心,不再消極地屈從於黑暗的命運。

促成人們宗教情結衰落的下一個曆史階段就是毀滅性的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這場戰爭給歐洲中部的廣大地區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壞,死亡人數估計達到800萬。在現在屬於德國的地區,大約有一半男性人口死於戰爭和與戰爭相關的疾病。雖然這場戰爭有著深刻的政治原因,但人們通常將它視為是一場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的信仰戰爭。戰爭的破壞性導致了對基督教的負麵認知,人們不再相信宗教信仰有能力帶來和平。這種對宗教的幻滅感深刻影響了接下來的啟蒙運動及其對宗教的批判態度。從此,宗教一直被視為戰爭的源頭,而不是和平的源頭。

隨著19世紀早期君主統治和天主教支配地位的恢複,現代主義者與保守的天主教之間的深刻對立構成了歐洲社會的主要特征,這種態勢一直維持到梵二會議期間(1962-1965年):所有謀求政治解放的人士都反對教會,將其視為社會進步的主要敵人。十九世紀下半葉,隨著教宗庇護九世的通諭《何等關懷》(Quanta Cura)及其附文《謬說輯錄》(Syllabus Errorum)的發布,羅馬天主教對現代主義的反對達到高峰。雖然新教教會更願意接納現代性,但羅馬天主教對於一切自由觀念的拒斥依然對整個社會產生了衝擊,導致人們對建製型基督教的全麵疏遠。新教教會亦未能密切跟蹤城市化和工業化之類的現代化進程所產生的社會影響,以及這些變化所帶來的社會問題。

我們應該悲傷嗎?

有人質疑:這樣一種衰退是否真的發生了。漢貝格(Hamberg,2018)指出,對衰落的假設是建立在對過去幾百年來教會影響力的誇張評估基礎上的。她對這種一般的假設—即中世紀的歐洲人是完全依附於基督教信仰和實踐的—提出了質疑。根據漢貝格的觀點,處於衰退中的隻是基督教的某種特定形式,也就是主流天主教和新教的建製形式,而一種不受教會約束的靈性依然充滿活力。漢貝格的解釋得到了麥克勞德(McLeod)和烏斯托爾夫(Ustorf)所編纂的《基督教國度在西歐的衰退,1750-2000年》(The Decline of Christendom in Western Europe, 1750-2000 [2003])中一些稿件的回應,這些文章並不把過去幾個世紀的變化看成是宗教衰退,而是單純地理解地宗教變革或對基督教信仰的重新詮釋。

拉森(Larsen,2018)從福音派的角度,同意建製型基督教的衰退並不意味著信仰的衰退。人們隻是不再歸屬,並非不再相信。

靈性進步的基督徒還有著深刻的神學理由:在教會的衰落過程中,上帝的虛己、道成肉身和對世界的參與就能成為現實。自從馬克斯?韋伯以來,人們已經普遍承認,“世俗化”有著深厚的聖經基礎。聖經敘事位於世俗化進程的起點,這一認識啟發了像潘霍華這樣的神學家們。他們呼籲建立一種較少宗教色彩的基督教,並且從非宗教的立場來解釋聖經中的觀念。

我們得到的教訓是,上帝更有可能顯現於緘默中,而非聲浪裏(王上19);藏身於強大表像的反麵(sub specie contrario),而非強大表像的裏麵;臨在於破碎之中,而非完美之中。許多基督徒渴望一個宏大、高效、強勢和壯觀的教會,這直接反映出一種傳統的實力邏輯。對於大多數國家中茁壯成長的教會和歐洲正在衰落的教會同時構成挑戰的,就是要發現上帝悄然臨在於弱小的、脆弱的和邊緣的群體中,臨在於籍著藝術、歌曲、甚至流行的宗教形式所斷斷續續傳播的福音中。

我們不需要對上帝過分擔憂;不是我們要去拯救上帝,而是上帝要來拯救我們。回顧一下基督教的漫長曆史,我們就會對基督教運動的波瀾起伏和它釋放資訊的靈活性感到驚奇。作為基督教群體,我們置身於同樣的死亡和複活的運動中。我們不應該死抓住我們的教會,而應該準備好與基督同死同複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