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神秘性

中國文化的神秘性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從神義論上解釋世界曆史中曾出現的各種不同宗教的救贖途徑，並用複雜而交織的概念構造出宗教係列的理想類型，目的在於用禁欲主義/神秘主義和入世/出世兩個純粹類型判定不同宗教與其經濟心態的關係，從而建構出其比較宗教研究的框架。新教屬於入世禁欲主義，而儒教屬於入世神秘主義。

韋伯在著作中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在自然、社會、人生劃分出一係列兩極對立的概念範疇，表明他認識事物使用的是排除中間狀態（排中律）的亞裏士多德式的二值邏輯。西方文化這種“一分為二”的思維定式，凡事先將對象分解成對立的兩極，如神人、物我、身心、靈肉等，然後再尋求它們統一的途徑。與此不同，中國文化自古以來就是神秘主義。

耶穌說：“這像和這號是誰的？”他們說：“是凱撒的。”耶穌說：“這樣，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他們聽見就希奇，離開他走了。” (馬太福音 22:15-22 和合本)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14:6）

自從亞當夏娃吃了善惡樹的果子後，全人類和神之間就有了罪的阻隔。因為罪，人再也不能來到神麵前與神同在。更不能進入神的國了。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耶穌賜給人，叫祂降世為人，擔負世人的罪，把世人的罪都歸在祂身上。祂救了人脫離黑暗的權勢，把人遷到耶穌的國裏；人因為耶穌才得蒙救贖，罪過得以赦免。

中國文化抬高了人，把人抬高到與天同等的位置。無論這個天，是自然天、道德天，抑或最高的存在、主宰天，就是神，在基督教看來，人都無法與祂合一。因為人人都犯了罪，人的原罪使人無法靠自己來拯救自己，從而與神和好如初。隻有籍由耶穌基督，與基督聯合，將基督的生命內注到人心中， 神人才能夠重新合一。

馮友蘭提出中國哲學即是關於人生境界：第一層是自然境界，第二層是功利境界，第三層是道德境界，第四層是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就是天地合一，即是在有限的人生中追求無限的自由。故牟宗三認為中國哲學是關於“生命的學問”。基督教認為，天地境界的實現是在彼岸，中國哲學說，天地境界在此岸就實現了，即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而要實現這一點，不靠“他者”，乃完全在於自我成全，自我實現，通過德性的培養成就來成聖，即實現天地合一、天地境界。這樣，對人生有限性的超越不在彼岸而在此岸，中國哲學如此既外在又超越。

《易經》是古代中國巫師用以預知未來吉凶禍福的卜筮書，用一套符號形式係統描述事物的變化，表現了中國古典文化的哲學和宇宙觀。它的中心思想，是以陰陽符號（卦象）代表世間萬物的運行狀態。卜筮者向神明問事，求得卦象，借此預測事情（例如：戰爭、政事、農收等等）的成敗吉凶。自從十七世紀開始，《易經》由耶穌會的傳教士引介至歐美國家。

《周易》是人們研究不透的，周易的神秘主義第一個是符號神秘。雖然隻有陰陽兩個基本符號，但是這個符號的象征性和符號的疊加打開了神秘主要的想象力。周易的作者是神秘，伏羲是半神半人的人，這為周易的神秘主義帶上了總的開端。

伏羲是遠古時期中國神話人物，為《史記》中的三皇五帝之一。後被道教吸收為神祇，亦是儒教的祭祀對象。根據先秦古籍《世本》記載，伏羲就是天皇。

根據戰國時期出土文獻《楚帛書》甲篇的記載，伏羲是楚國神話中的始祖神、創世神。另有一說，以為伏羲即盤古氏。學者以文字學的角度考證盤古氏，“盤”字古義為開端，“古”即葫蘆，寓意生命繁衍。黃帝取代炎帝，擊敗蚩尤後，炎帝、蚩尤等部落的一部分從黃河流域遷徙到南方以後，其先祖伏羲在傳說中演變為盤古，流傳於南方少數民族當中，演變出“盤古開天”的傳說，而盤古傳說開始出現，伏羲的地位便開始低落了。當代學者一般認為盤古神話與伏羲神話屬於兩個不同的神話譜係，盤古神話則可能與盤瓠神話有關，但仍有爭議。

伏羲、女媧交尾的形象在漢朝時已相當盛行，但伏羲、女媧兄妹婚並繁衍全人類的神話，晚至唐朝才在文獻中被記錄，且與女媧造人的神話矛盾，可能是後來才從南方引入的，其原型就是南方少數民族中廣泛存在的兄妹婚創世神話。

半神半人的智慧和半神半人的預見性都使人進入神秘莫測之中。

周易的流行有多遠，神秘主義就有多遠，周易的神秘主義不僅是因為原始宗教和占卜文化的粘連造成的，也是符號的難以確定造成的，即使是清晰的頭腦進入周易之後也是神秘的，清晰地進入，神秘而永遠難以出來。儒家把周易作為群經之首也是繼承其神秘主義，儒家把聖人進行神秘敷設，對自然進入神秘的敷設，對儒家的各種思想，包括“天”“命”“理”“道”進行神秘敷設。周易就行儒家的神秘主義的衣服，儒家被周易的神秘主義敷設之後變成了一種東西，它不僅表現在孔子是個神秘的聖人，論語是聖人的言語。儒家的這種神秘變成了政治上的神秘主義，皇帝是天子，出於神秘的。

中國文化的神秘性在於，中國人來自龍。龍是一種神秘性的動物，據說動物界沒有龍這種動物，龍的神秘性是出沒的神秘，形象 的神秘，智慧的神秘，以及具有神秘的力量。中國人就是來自龍，是龍的傳人。龍是中國人的始祖。這就是中國文化神秘思想。

中國人會把正常的事情也看成是神秘的，神秘的關係，神秘的結構，即使是最常見的事情也是神秘的。這就是神秘的癖好。生生死死都是神秘的，地獄是神秘的天堂也是神秘的，生命自身是神秘的，人體是神秘的，中醫作為科學也帶著許許多多的神秘色彩。

中國人是神秘的人，對比西方而言，雖然整個中國文明中並沒有一個獨立的宗教文化傳統和獨立的祭司僧侶傳統，但是，先秦上古時期“天”之信仰是非常明顯的，祭天地社稷之禮，亦一直為後代儒者所重視。先人的基本態度是：敬天，畏天，絕不欺天、瞞天。一部中國哲學，其中心問題就是天人關係亦即為“天人之學”。

在《聖經》中，“上帝”則為至高無上的、全知全能的、絕對完美的終極實在、世界萬物的創造者和人類的拯救者。上帝一方麵是超越的、絕對的、永恒的；另一方麵又參與曆史、幹預曆史、在曆史中顯現和展開自己。

如果說先秦諸子的 “天”主要體現出一種人文精神，那麽《聖經》中的“上帝 （神） ”就表現出一種宗教精神。天人合一與神人合一，最終走向了兩條不同的道路：一是人本，一是神本；一是人在做（人為）、天在看，一是神在做（天行），人在看；一是追求超越性，一是信靠內在性；一是世俗功利，一是神聖永恒。

[謝盛友]

回複 '海邊公園' 的評論 :

在中國人看來，血緣關係是人際關係中最重要的關係，君臣、朋友等關係均由此推出，個人在這些群體的關係中是相互依存的分子，幾乎沒有“自我”的空間和餘地。天人合一的哲學演進觀點使中國人自然而然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事就是天命，人道即天道。人倫、人情與人緣三位一體，使個體成為這個網絡上的一個紐結，個體的價值隻能依存於群體的實現而實現。無論是儒家“以天合人”，還是道家“以人和天”，最終目的是達到“天人合德”，既然是“天”與“人”的和諧關係，也就在理論假象上，天然地肯定了人的個體主體地位。但在中國漫長的曆史中，無論是“以人合天”或“以天合人”，最終都將“人”淩駕於“天”之上，他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和政權，自稱其權力出於“天”，是秉承天意治理天下，故稱天子。

[謝盛友]

回複 '海邊公園' 的評論 :
中國龍的傳說的起源

沒有人知道關於龍的傳說到底是什麽時候開始的，但這個符號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根據一種理論，傳說中的中國龍是由古代圖騰崇拜習俗演變而來的。古代人可能是將老虎、蛇、鷹、鯉魚等幾種生物的屬性結合起來創造了龍。

另一種不同的理論認為，炎帝（炎帝Yándì）是中國前朝時代的傳奇領袖，是與一條強大的龍相遇而誕生的。因此，炎帝比大多數領導人更強大。他與黃帝合作，共同征服了敵人，統一了中國，並根據神話，開創了中國文明的先河。

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多中國人開始相信炎帝是他們的祖先之一，進而認為他們也是龍的後代。

[謝盛友]

回複 '海邊公園' 的評論 :
中華龍文化有八千年的悠久曆史，代表了中國的文化精神。在這八千年裏，龍活在中國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許多龍的民俗，其中最古老的是龍的圖騰民俗。龍是中國遠古的圖騰，後來更成為了象征。龍的精神充分體現在中華兒女龍的傳人的日常生活中。我們的祖先都是龍，從盤古、伏羲、女媧、炎黃，到堯舜大禹，都是龍。龍是我們的圖騰標誌，一代代傳下來。從先秦以後，龍發展至已經不是圖騰，而成了象征。龍是傑出人物的象征，帝王的象征，也是中國國家民族的象征。



龍雖然是現實中不存在的，是我們的祖先在幻想中合成的，但它確確實實是一個圖騰。早在伏羲、女媧時期，漢族圖騰有龍與蛇；在《尚書?堯典》中，虞舜領導的氏族幹部中，有朱虎、熊羆、龍、夔等等圖騰氏族的人物；《漢書?天文誌》：“軒轅，黃龍體。”其注引孟康曰：黃帝「形如騰龍」，這當然是龍圖騰氏族的首領了。

[謝盛友]

回複 '小二哥李白' 的評論 :

感謝！受益。

平安！

盛友

[小二哥李白]

中國文化缺失了形的思想，在客觀關係上走上了“大象無形”的神秘主義道路，在主觀關係上走上了經驗主義的道路。
西方文化的有形思想在古埃及和古希臘時期燦爛過並且奠定了西方哲學思想的形的基礎。中間經曆了中世紀神秘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反複，但是通過有形藝術的文藝複興運動回到了科學和理性的道路。

[謝盛友]

回複 '海邊公園' 的評論 :

謝謝！

不接受第一點，改天回應評論。
接受第二點，有待查證。

平安！

盛友

[海邊公園]

希望糾正幾點：1、中國文化並未“抬高了人，把人抬高到與天同等的位置”。“天”向來是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的最高權威。古人向來講究敬天、順天、事天，哪裏敢與天“同起同坐”？博主從“天人合一”一詞中發現人把自己抬高與天同等的證據。但“天人合一”的本義是人遵循天理，最終達到與天理貫通，並與天合為一體。這裏的“天”， 是指天理。

2。中國傳統文化中，從來沒有中國人是龍的傳人一說，也從來沒有把龍當作中國人的祖先。翻遍四書五經，相信你找不到這說法一點蹤跡。“龍的傳人”之說是假古董，開始於侯德健的同名歌。這些年民族主義之風日盛，這種說法才廣為傳播。民族主義者借此說來抬高自己的民族自尊。在古代，龍隻是皇帝的圖騰，而非民族的圖騰。隻有皇帝及其後人，才能稱“龍種”、“龍孫”。

[謝盛友]

中國文化壓抑個性發展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分析，自由的倫理理性化推動了以“紀律化”（Disziplinisierung）為表征的“入世禁欲”的日常生活行為的條理化(Methodisierung)，亦即為“除魅的世界秩序圖景”建造一套發達的形式技術，從而促進了社會理性化的發展，並具有實質理性性質。就是說，紀律一方麵構成了社會理性化的技術基礎，另一方麵，它又成為個人對自身生活進行全麵組織和安排的技術；它是社會理性化與自由的倫理理性化之間的銜接點。
在韋伯有關社會理性化與倫理理性化的複雜中，個性與培養個性的天職是二者關聯和緊張的核心環節。在韋伯眼中，個性意味著一個人的尊嚴，它是人們的最終價值，意味著要按照既定的價值全麵組織自己的整個生活。所謂的倫理理性化，亦即信仰與道德的高度統一，就是使信仰能夠落實在行動上，使信仰成為有效的信仰。換言之，隻有倫理理性化才能使一個人獲得“個性”，這即是自由意涵的真諦所在。
儒家哲學主張“超越性”和“內在性”是統一的，這種統一性亦稱“內在超越性”，就成為中國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礎，它不僅是中國文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是中西文化之間本質差別的精神根源。從中可見，西方宗教主張的“超越性”是一種本體論的信仰（ontological commitment），它為西方文化中“神人隔絕”確立了根據；新儒家主張的“超越性”和“內在性”的統一是在與“超越性”相對的意義上使用“內在超越”的，從而成為中國文化“天人合一”的理據。西方的“超越性”是以“弑父（俄狄浦斯）情結”（Oedipus complex）為表征的“分”“二”的理路，意在隔斷傳統，除舊布新；中國的“內在性”是以“親親孝道”為體現的“合”“一”的理路，意在慎終追遠，薪火承續。其間的差別，洞若觀火，由此導致中西文化不同的發展路向。
基於中西方“天人合一”和“神人隔絕”的文化價值觀，中西方文化差異集中體現在中國的集體主義和西方的個人主義。由於所接受的文化不同，會形成不同的人格特點。個人主義主要表現為個體信仰自由、平等，想要按照自己的意願實現自己的願望和興趣，通過自強、自立、競爭和創新來實現。中國奉行的是集體主義思想。集體主義主要表現集體永遠優先於個人，社會中的個體相互依賴，而且社會鼓勵大家相互依賴，先考慮集體的利益，要顧全大局。
在中國的文化裏，是把“人格”視為一種“做人”的方式，是屬於道德規範的範疇。集體主義更加強調的是“為人”，而不是獨立性。尊崇個人主義的社會，人際關係結構是相對鬆散的。個人主義更注重“我”，而不是“我們”。西方的“自我”是純粹的“個我”。在西方人特別是存在主義者眼中，作為個體的“人”隻有從其所屬的各種社會角色和關係中跳出來，自我的“存在”才會浮現，才算是真正的“自我”。自我隻包括他自己，是真正的個體自我，即個體對自己的自覺與反省，並不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其他的親戚朋友等。一般個體的人格相對來說都較獨立，對“自我”都是比較清晰的、穩定的、相當有組織的、有邊界的和理性的，且大部分是反應一個人真實狀況的。
尊崇集體主義的社會，人際關係結構相對來說比較緊密。中國文化裏的“自我”是幾乎沒有純粹的“個我”。中國的社會是一個“關係社會”，每個人都處於一定的“關係網”中。中國文化一貫主張“人是關係的存在”，中國人的自我裏除了包含“個我”，還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其他的親戚朋友等。假若一個人沒有與他人有社會聯係，沒有獲得某種社會角色，那他就沒有真正的“自我”。費孝通在《鄉土中國》裏曾提到：“中國社會的關係就像是一個差序格局，以已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係成的社會關係。不像團體中的分子，都立在平麵上，而是像水的波紋一樣，一層一層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 [1]圈內部的成員就像波紋，你有更親近的圈內部成員，他們組成的圓圈離你就越近，維持比較好的關係。相比於西方人來說，中國人獨立性較差，具有較大的依賴性，特別是對於圈內部成員。
西方人所持的觀點是不自由，毋寧死。西方人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行動上都追求自由。他們倡導人們自己過自己想要的生活，按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來進行生活，有權不按常規生活。西方的自由體現在方方麵麵，有言論自由，人民可以有權發出自己的聲音。對於中國這樣的集體主義社會來說，生活方式不是個人決定的，集體主義不強調個人的立場。在集體主義中容易形成依賴的人格。中國人做事是被很多事情束縛住的，往往在做事情之前都是需要考慮過他人的感受，他人的利益，三思而後行的。
中國人習慣將人的社會性作為確定一個人之所以為人的主要依據，而人的社會性差別很大。因此，在這樣的傳統文化裏生活的人很容易養成等級觀念。而西方人傾向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追求生命的權利和追求自由的權利，西方倡導“天賦人權” 。
中國家庭教育中智育是最重要的部分，與德育、智育、體育、美育等教育內容是不平衡的。在孩子還小的時候就給孩子報各種興趣班，甚至提早給孩子補習各種上學的內容，不考慮孩子的意願，強行逼迫孩子去學習，生怕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這樣就減少了孩子玩耍的時間，孩子的社會交往能力受到限製，很多情緒、情感得不到正常的釋放，這對孩子日後的人格有著消極的影響，孩子的內心是壓抑的、孤獨的。
西方家庭大多采取民主型教育方式。在家庭裏，孩子被看作獨立的個體，他們尊重孩子的個性和權力。親子交流頻繁，給予孩子適當的關注，關注孩子的成長。遇到問題，會和孩子溝通商量，尊重孩子的想法，讓孩子有家庭參與感。這種家庭教育方式會使孩子形成積極的人格特征與品質：積極樂觀、獨立、謙遜、善交際等。中國家庭大部分采取權威型教育方式。權威型的父母控製著孩子的方方麵麵，不怎麽考慮孩子的感受，隻從父母自己的主觀意見出發，強迫孩子接受自己的看法和認識，孩子必須要按照父母的認識和意誌去活動。
中西教育在教學目的上有著較大的差異。中國更多采用的是應試教育，采取考試的形式來選拔人才，所以學校培養的是學習型人，並不注重培養創新型人才。在這種教育方式下的學生缺乏實踐和創新的能力，許多學生的個性和特長受到限製，思維不夠活躍，想象力也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西方比較重視培養學生實踐和創造的能力，能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培養了學生的綜合能力。同時也注重學生的合作精神，重視學生學習的過程，重視學生的認知能力及做人、做事、合作交往等多方麵能力的養成。
在尊崇個人主義的西方文化中，重視個人價值，推崇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實現個人利益。因此激發了個人的主動進取精神，這種提倡個性、強調個人自由發展的社會文化推動了人格個性的擴張。而這個擴張的個性使得人們勇於表現真實的自我，形成了開放的、合作的、創造性的人格。而中國是尊崇集體主義文化的，集體的價值是高於個人價值的。
參考
[1]http://ww2.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7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