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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由的理解，中國人需要很長時間
中國為什麽沒有新聞自由? 陳雲說出了原因：“國民黨統治時製定了一個新聞法，我們共產黨人抓它的辮子，鑽它的空子。現在我們當權，我看還是不要新聞法好，免得人家鑽我們空子。沒有法，我們主動，想怎樣控製就怎樣控製。”
1945年8月底毛澤東赴重慶和蔣介石談判戰後和平和建國問題。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向毛澤東提出問題：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及界說為何？毛澤東答：“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毛澤東還在交談中說：“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美國官員應當對中國官員談論民主。總之，中國人尊重你們美國人民主的理想。”以上這些不隻是毛澤東一個人的認識，1944年7月4日《解放日報》發表的題為《祝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日》的社論，其中說：“民主的美國已經有了它的同伴……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勢力。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乃是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過了的工作……”（《胡喬木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3頁）所有這些言論無須細加分析，就可以看出，毛澤東乃至全黨，那時談民主自由是與國際接軌的，是在普世價值的基礎上談的。正是這些思想和主張贏得全中國人民的支持，幫助共產黨打下了江山。
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沒有頒布一部新聞法，陳雲說出了原因：“國民黨統治時製定了一個新聞法，我們共產黨人抓它的辮子，鑽它的空子。現在我們當權，我看還是不要新聞法好，免得人家鑽我們空子。沒有法，我們主動，想怎樣控製就怎樣控製。”
在中國大陸，民眾沒有開辦私人報紙、電視台的權利，媒體被控製在中國共產黨與政府手裏，被喻為“喉舌”，通訊社僅有新華社和中新社兩家。盡管在二十五年前就已有《新聞法》立法的呼籲，但中華人民共和國迄今尚無《新聞法》、《廣播電視法》，以行政法規進行規範。中國的新聞自由狀況招致美國之音、無國界記者等組織的負麵批評。批評中國政府審查民眾思想、建立防火長城，審查者對內容進行監控與限製消息，如臉書、推特、YouTube與維基百科等網站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屏蔽。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對新聞業采取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待方法，即報紙是“黨的喉舌”，發出黨的聲音。新聞是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工具。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1996年明確把中國新聞業定位為輿論導向，他視察人民日報社的時候指示“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輿論導向正確，黨和人民之福，輿論導向錯誤，黨和人民之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在2016年2月考察三大官媒中表示，新聞輿論工作“必須把政治方向擺在第一位，牢牢堅持黨性原則，牢牢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牢牢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牢牢堅持正麵宣傳為主，各個方麵、各個環節都要堅持正確輿論導向”，“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必須姓黨”。
過去總有人認為，在剝削階級統治下沒有新聞自由可言，縱有也是徒具形式。但是自由總是從有形式開始，連形式都沒有就不可能有起碼的新聞自由。1951年國際新聞學會提出新聞自由的4條標準，也就是4種表現形式：自由采訪、自由通訊、自由出版報紙、自由批評。這4條標準中，以自由出版報紙和自由批評（政府）兩條最為關鍵。
清末的兩部新聞法（《大清報律》和《欽定報律》），采取的均是注冊登記並繳納保證金的製度，即辦報無需批準隻需呈報，但需繳納保押費。與國外相比，同一時代的法國《出版自由法》采用的也是注冊登記製。日本《新聞紙法》采用的是注冊登記加保證金製。這說明清末新聞出版管理寬鬆程度比法國低，與日本持平。袁世凱執政時期，先後頒布了《報紙條例》和《出版法》，集中了日本等國報律中的限製性條文，實行出版物批準製加保證金製，那些規定雖然條文比較嚴苛，但通常未得到嚴格執行，使民間辦報很普遍。
批評政府也十分常見。1912年1月至1916年7月，《大公報》刊發“閑評”453篇，其中批評政府的有373篇；所占比例為82.3%。許多批評是有相當深度的，例如，在“姚榮澤案”中，《大公報》批評袁世凱“以命令變更法律，大總統之蹂躪司法”。即使在“癸醜報災”發生以後，對政府的批評仍然很多。恰恰是癸醜報災發生的1913年，是《大公報》批評政治的言論最多的一年。1913年10月，國會選出袁世凱為第一任正式大總統，通常是舉國慶祝之時，可《大公報》在“報災”發生之後仍發表文章，諷喻“民國由臨時而變正式”，可“大總統如故也，副總統如故也”，乃是“老店新開”，“營業之失敗，或更甚於老店”。
在西方，自由與法律是相對應的範疇。法律界定自由，自由對法律負責，“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孟德斯鳩語），“哪裏沒有法律，哪裏就沒有自由”（洛克語）。關於新聞出版自由與新聞出版法的關係，馬克思說：“新聞出版法就是對新聞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認可”，“沒有關於新聞出版的立法就是從法律領域中取消新聞出版自由”。這些是文明世界對自由的科學認識。自由的概念發展源遠流長，有過不少說辭；達成這一共識，是17—18世紀實現的。那些擁護自由主義的啟蒙思想家，無論是英國的霍布斯、洛克，還是法國的盧梭、孟德斯鳩，直到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馬克思本人，都強調自由與法律的關係，沒有一個人把自由解釋為“為所欲為”或“想幹什麽就幹什麽”。當然，法律也是可以批評的，也可以建議修改，隻是不能動輒以抨擊“惡法”為名，煽動違反法律，破壞法律的實施。
但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自由的含義與上述普世價值的距離較大。《辭源》列舉一些古典文獻中談到的自由，解釋自由的含義是，“謂能按己意行動，不受限製。”《大公報》1903年就指出：底層社會所理解的“自由”，“為任便而行，毫無拘束之意。其類則肆意殺人亦可謂自由，恣意行淫亦可謂自由，欲搶掠亦可謂自由，凡出於吾心之所欲，必使償之而後快皆可謂自由。”（《自由辨》，7月11日）總之，中國人曆史上對自由的理解，含有隨心所欲，自由放任之意，沒有對法律負責這一層認知。近現代中國人仍有很多是這樣理解自由的，這種理解對新聞自由的健康運行，產生極為負麵的影響，因而總是出現很多超過新聞自由範圍的非法的新聞活動。如果說，在清末進行那些不遵守法律的新聞活動，就是為了把國家搞亂，把封建王朝推翻，因而還具有合理性；那麽在民國成立以後的建設新的共和政體的過程中，報紙動輒揚言殺總統、總理，“無日不與政府宣戰”（梁啟超語），這種“新聞自由”還具有合理性嗎？在這種輿論環境中任何政府也治理不好國家。隻是由於袁世凱最後上演過稱帝醜劇，太臭名昭著，沒有人去細分是非罷了。總之，那個時代從社會精英到國家掌權者，都沒有搞清新聞自由的法定含義，按照中國傳統文化中對自由的理解，來實施現代民主政治中的新聞自由，使新聞自由走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雖然與此同時，新聞媒體受到的戕害也很多。
共產黨人從南昌起義開始，就走上武裝反對當時政府的道路，同時以“新聞自由”為武器，與當局作鬥爭。實際上，新聞自由隻能由執政黨與在野黨共享，不能由執政黨與革命黨共享，因為革命黨所做的是推翻現政權和整個現存的法律體係。其報刊活動無法以新聞自由論之，隻不過是借新聞自由之名罷了。因為那個年代畢竟是一個充滿戰爭和動亂的年代。但是，許多共產黨人卻以為他們當年能以報刊從事革命宣傳，是他們鑽了國民黨出版法的空子，其實當時《出版法》就有不得“意圖顛覆國民政府或損害中華民國利益”等等一係列的規定，如果不是因為當時國家混亂，政治腐敗，政府不能完全控製局勢，是很難有空子可鑽的。
對新聞自由理解出現失誤，也與中國人對自由主義的理解出現很大偏差有關。雖然19世紀言論出版自由思想就開始被介紹到中國，但中國人卻未能把握自由主義的精髓。中國近現代史上，一方麵是缺乏言論自由；另一方麵也出現過絕對主義的言論自由思潮，很少有人談到言論、出版自由要對法律負責。由於絕對主義的言論自由思潮對革命者利用報刊活動，假新聞自由之名，推翻舊政權，曾經起過很大作用，許多人便誤以為，那就是新聞自由；而這種自由似乎又是與製定的出版法不可能很嚴密，總是有空子可鑽有關。這種錯誤認識，至今在一部分人的頭腦中根深蒂固，成為通過新聞立法規範新聞自由的重大障礙。
對自由主義的偏頗理解，甚至是錯誤的理解，與毛澤東1937年9月發表的《反對自由主義》一文對“自由主義”的解釋有關。他寫這篇文章是為了批判當時革命隊伍的各種消極表現。“自由主義”在這篇文章中被解釋為“不要組織紀律”，“命令不服從，個人意見第一”，“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等“老子天下第一”的錯誤做法。出現這些壞現象當然應該批評，但不能把它們扣在自由主義的頭上。不難看出，毛澤東是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由的含義來理解自由主義的。特別是這篇文章在1949年以後進入學生的語文課本，影響深遠，結果自由主義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頭腦中非常厭惡的東西。
在西方，自由主義包含以自由作為主要政治價值的一係列思想，曆史上是一種進步的政治思想觀。自由主義追求保護個人思想自由的社會，主張放寬及免除專製政權對個人的控製，自由主義主張個人活動和發展的完全自由，不違法不得禁止。自由主義是在與封建專製主義的鬥爭中興起的平等的思潮，它講究法律麵前人人平等。“老子天下第一”，絕不是自由主義的本質特征，恰恰是封建專製主義的又一種表現。
由於以上種種原因，當代中國仍有很多人，包括掌握很大權力的人，缺少“自由對法律負責”這一層認知，也缺少“自由主義講究法律麵前人人平等”這一層認知，他們的認識與普世價值拉開了很大距離，以為有了新聞自由就可以“為所欲為，無法無天”，“想發表什麽就發表什麽”，因而對於自由和自由主義充滿疑慮、抵觸甚至恐懼。這說明，對於自由和自由主義的理解，中國人恐怕需要很長時間來現代化、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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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康星和密歇根州的計票曲線，注意拜登票那條夜半垂直跳升
政治隻看勝負，資本沒有記憶。現實主義視角的觀察，老川翻盤可能性不大，我估計概率不到5%。川普團隊可能會要求重新計票，甚至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重演2000年戈爾訴小布什案。考究當年細節，雖然是由最高法院一裁定音，但實際上大法官們是極力避免赤膊下場，介入黨派之間的政治糾紛的。法官本人都有鮮明的黨派立場和價值理念，但法律共同體的共識是專業主義和司法獨立，要想維護最高法院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就必須自我克製，不趟政治這灘渾水。也就是，選舉的問題盡量由選舉規則處理，由民意來決定，大法官不能為美國人民指定一位總統。（關於最高法院軼事，安利一書《九人：美國最高法院風雲》，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版）
目前的美國最高法院，是川王最大的政治遺產，任內趕上三次提名機會（相當於中頭彩），共和黨保守派與民主黨自由派的席位占比是6:3。但美國法官是終身製，不是誰提名就效忠誰，法官司法唯一服從的是憲法和法律。所以很多川粉期望在最高法院靠人數優勢再次翻盤，不太可能。法律精英更注重的是司法的尊嚴和專業性，不願意充當政治的工具，典型例子就是首席大法官羅伯茨，是當年共和黨提名的保守派法官，但此前的一係列判決他的意見並不有利於川普。
川普就像堂吉訶德，一次次向風車發起衝鋒。雖敗猶榮，畢竟他努力過，風光過，奮鬥到了最後一刻。從大選前後的態勢不難看出，不是川普不給力，而是他的敵人太強大。他的對手不是一個拜登，而是拜登的身後：民主黨+共和黨內建製派+紐時華郵CNN幾乎所有主流媒體+FAAMG幾乎所有科技巨頭+華爾街資本+東方神秘力量……
老川憑一己之力，挑戰的是整個美國精英階層和建製派，以及更深遠的全球化浪潮，依靠美國中下層WASP（盎格魯薩克遜白人新教徒）的充沛元氣（本輪大選顯示出一個積極信號，非裔拉美裔選民開始更多比例轉投共和黨，有色移民群體逐漸認同自我奮鬥的美國價值觀，而不是民主黨的福利收買），打成平局，以這種疑竇叢生的方式才勉強落敗。這已經是一個奇跡！
美國辭別堂吉訶德，我送給川王這句話：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必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聖經.提摩太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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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黨也不能算輸，最大的輸家是各大媒體和民調機構。民調幾乎全部被打臉，這個行業的存在合理性都被動搖了，因為他們預測的是拜登躺贏，穩贏，大贏，結果是打成平手。事先大多數媒體預言的“藍色大潮”根本沒有出現，堅挺的紅色州顯示川普主義擁有堅實的選民基礎，大選膠著的僵局意味著美國社會的深度分裂，無法彌合，一半人反對另一半人，道不同不相為謀。
美國之變，眼下看起來最可能的結局：共和黨失去白宮但保住參議院，依舊維持微弱多數；眾議院拿回幾個席位，縮小差距，還是少數黨；最高法院則保守派保持6:3的優勢；總統大位歸拜登，以略過270張選舉人票的微弱多數險勝。
這注定拜登將是一名無所作為的總統。
不光是他的性格和能力相對弱勢，大腦深受老年癡呆症的困擾，更重要的是形勢使然，形勢比人強。因為拜登麵臨的是一半美國人強烈反對他的局麵，這種分裂程度使他出台任何重大政策都充滿爭議；參議院有在野黨掣肘，最高法院也沒控製在手，重大爭議提交司法程序後有最終否決權，實質性的變革是舉步維艱的。
拜登在黨內和國內得以勝出的秘密武器，也許正是他的老年癡呆症。作為美國曆史上最年邁的總統候選人，以垂暮之年被推上位，結合大選前後的種種異象，背後之力是若幹無形巨手。這些推手看中的，不是拜登的能力，恰恰是拜登的平庸和無能。
有學者非常敏銳，老拜登隻是台前的一具傀儡，分析者與其關注拜登，不如多琢磨琢磨拜登背後的牽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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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拜登的任務隻能是做個裱糊匠。他四年恐怕做不出任何實質性的決策，縫縫補補，塗塗抹抹，糊弄四年然後下台養老（如果不因兒子醜聞被彈劾），就像他從政47年沒有任何顯赫政績一樣。
甚至由於身體和年齡原因，拜登可能無法行滿任期，半路由賀錦麗接班。拜登曾是奧巴馬的副手，延續的是奧巴馬的治國路線，何錦麗的背後是奧巴馬垂簾聽政。這四年，是一條沒有奧巴馬的奧巴馬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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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了，奧巴馬的政治偶像是曼德拉。曼德拉是公認的一代聖人，白左向往的最高境界，但實事求是的說他不是合格的政治家，南非是冷戰後唯一從發達國家降格為發展中國家的範本。正是奧巴馬執政八年，全球化，產業外遷，擴大移民，派發福利，過度多元，造成美國今日的社會撕裂，變相催生出政壇的“川普現象”，在鐵鏽帶工人、紅脖子農民的狂熱擁護下，老川一個政治素人成為黑馬異軍突起。
所以，拜登-賀錦麗的四年不會解決問題，隻會加深分裂，四年之後，共和黨保守派將會卷土重來，沒有川普的川普主義，彭斯、彭破襖都可能是下一輪右翼革命的新旗手。那個時候，忍受了八年奧巴馬+四年拜登的美國人民，還能對白左抱有期待？美國人民能容忍美利堅變成下一個歐洲，下一個南非？
總體來說，是險勝，是平手，是僵局，而不是一個川粉或白左期待的壓倒性勝利。這就是美國社會深度分裂的體現，根源是人口結構已在改變，價值觀潛移默化，而政治是社會的縮影，社會的分裂必然投射到政治之上。其實即便川普連任，他敢於麵對問題，觸及問題，但也很難真正解決美國的深層次問題。
對中國來說，拜登上台自然是一個戰略機遇，A股強烈歡迎拜登。雖然拜登對華也不會友好，但遏製主要集中在人權和價值觀方麵，更強調國際聯盟協作，而這方麵新中國擁有幾十年國際鬥爭經驗，應對策略駕輕就熟。沒了老川極限施壓，經濟方麵的壓力會大大減少，遭受挫折的全球化進程可能續命，加的關稅會被取消，白左的新能源政策對標中國的產業優勢如魚得水，5G方麵雖不可能全撤銷華為禁令，但估計不會進一步加碼……
中國新經濟的很多條賽道有大機會，迎來一波“拜登紅包”。
天佑中華，願上帝也保佑美國！中國最大的危險就是不能重蹈歐美覆轍，人口問題乃一國之本，重中之重，萬萬大意不得。
這次疫情和美國大選的胡鬧，你還沒有醒悟，不可思議呀。自由是社會垃圾的自由，好人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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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應該感謝李斯建議秦始皇統一中國，實行部、省、縣，和選派官員的行政機製。消除了貴族的危害。又建議分會民間政治類藏書，禁私校。後來，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主張，罷掘百家，獨尊儒術。才基本消除了戰亂和社會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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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歐洲的曆史，就是非人性的曆史。就是自由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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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就是集權，戰亂，新朝， 再集權， 再戰亂，新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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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應該感謝李斯建議秦始皇統一中國，實行部、省、縣，和選派官員的行政機製。消除了貴族的危害。又建議分會民間政治類藏書，禁私校。後來，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主張，罷掘百家，獨尊儒術。才基本消除了戰亂和社會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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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歐洲的曆史，就是非人性的曆史。就是自由的結果。
我們請來了賽先生，這德先生實在還是遠方和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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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賽先生，永遠是少數人說了算，跟隨德先生，永遠是多數人說了算，兩者不能共存。
可是中共國的現狀是法律是擺設。動不動來了法律不是擋箭牌。政府和襠的律令大於法，誰能質責是否合法-且不說法律是不是被代表了中國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