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515)
2009 (91)
2011 (89)
2015 (78)
2017 (115)
2018 (134)
2019 (117)
2020 (196)
2021 (159)
2022 (98)
2023 (111)
中國人深信自己的製度?
尼克鬆訪華時說，“我是為了美國人民的利益而來。你們深信你們的製度，我們同樣深信我們的製度。我們在這裏見麵，並非由於我們有共同的信仰，而是由於我們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希望。”
長期以來，美國大選對於中共的領導人來說，既是一個引人入勝的話題，也是惱怒的根源。可以說，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民主活動，北京的政府官員總會密切關注。這也無形地提醒著這個國家的14億人，在自己的政治路線上沒有太多選擇，中國媒體對美國大選的報道因此受到嚴格控製。
此次美國大選到來之際，新冠疫情仍在不斷蔓延，全球經濟遭到重創，政治兩極化加劇，中國察覺到有些事情已發生了變化。似乎突然間麵臨合法性危機的不是中國的製度，而是西方的民主製度。
中國通過一個嚴厲集權國家的龐大權力，有效而暢通無阻地對民眾進行核酸檢測或隔離。 “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鬥爭取得重大戰略成果，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製度的顯著優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一場表彰抗疫衛生工作者和英雄的活動中表示。
用來佐證這條信息的，是中國官方電視台新聞報道中充斥著的嚴峻的統計數字，講述著美國不斷惡化的衛生災難，以及抗議活動、反對者和大選活動混亂的畫麵。潛台詞似乎是，誰能贏得大選似乎並不重要，重點是美國政治體製出了毛病，它的局限性暴露了出來，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和威望正在下降。
世界史表明，政黨是近代民主的產物，是政治自由的產物；作為政治自由產物的政黨，必定存在多黨。沒有政治自由，或許可以有政黨，但不可能有多黨的和平共處、平等競爭之格局。
“多黨合作製”實質上是一黨製
中共向世人宣稱：中國現行的政黨製度是“多黨合作製”。據說，這種政黨製度適合於中國國情，它不是一黨製，也不是西方國家流行的兩黨製或多黨製，這是一種新型的政黨製，是中共的獨創。在“多黨合作製”這一名詞前麵，有一個很重要的定語，那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因此，其完整的名稱其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製”。 民主黨派作為被領導的團體，其榮辱沉浮全在中共股掌之中。“反右”、“文革”時期，它們飽受專政之苦；劫後再生，充其量仍是中共的“花瓶”而已。
中共的宣傳家聲稱，中共與各民主黨派之間政治上平等，組織上獨立，思想上自由。其實，民主黨派在政治上不能與中共居於平等地位，組織上不能獨立，思想上沒有自由，才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例如，各民主黨派若選舉負責人，先得將侯選人名單遞交中共有關部門審查(倘改選省級民主黨派負責人，即將侯選人名單遞交中共省委常委審查)，待中共批準後才能成為正式候選人，交民主黨派的代表大會舉行所謂的“民主選舉”；而且，這樣的選舉還是“等額選舉”，以確保中共所批準的候選人都能當選。一些民主黨派的新生代成員不了解20世紀後半葉的中國政黨史，經曆了這種奇怪的選舉程序和選舉方式後不免驚歎：“民主黨派不民主！”僅從民主黨派負責人換屆選舉一事即可看出，民主黨派被玩弄於中共的股掌之中，哪有什麽平等、獨立、民主可言。
一黨製的困境
傳統專製國家是“主權在君”，現代極權國家則是“主權在黨”，即主權由黨的統帥、領袖掌握。這種國家也聲言“民主”，但這種“民主”是黨賜予的“民主”，黨領導的“民主”，完全是一種假民主，是專製、極權的偽善言說。主權在黨，就不可能有民主，不可能邁向現代文明。胡錦濤成為中共總書記後，提出了“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係”的“三民主義”；“親民秀”形象著實讓百姓樂了一陣子。但也有評論指出，應當討論的要害問題是“權為民所授”。其實，他的“三民主義”是以“主權在黨”為前提的。所謂的“主權在黨”，形象的說法是“黨天下”。這是“大右派”儲安平在1957年說出的大實話，他從此罹難失語。主權在黨，則黨高於人民、高於國家、高於其他一切黨派團體；全體人民、所有國家機關、一切黨派團體，都要無條件地服從黨的領導。這雖然有違法理，卻事實上高於法理。或者說，這就是共產黨的法理。憲法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實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黨，黨才是權力的支配者。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實際上，黨的中央，特別是中央政治局與政治局常委才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人大充其量不過是次高國家權力機關，或者說是通過黨的決議、指令、建議的“橡皮圖章”與“表決機器”。按照憲法的要求，各級政府（行政機關）由各級人大授權並對人大負責；實際上，各級政府大員是經由黨提名、指定，交人大通過，因而政府實際上隻對黨負責。中共“十二大”（1982年9月）通過的黨章承諾：“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實際上，黨的活動不時超越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共產黨若放棄這一特權，它也就不存在了。
中共統治的三大危機：第一個危機是專製統治的合法性危機，它源於中國人對“一黨專政”的否定，是統治製度的危機。第二個危機即專製思想的合理性危機，來自中國人對馬列原教旨主義的抵製，是統治思想的危機。第三個危機乃權貴對社會財富占有的正當性危機，來自中國人對權貴掠奪、侵犯國民財富的抗議，是統治者特權享受的危機。
當局似乎在向毛式極權統治回歸。隻有依靠中國人自己的理性、堅韌、沉著的鬥爭，中國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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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康星和密歇根州的計票曲線，注意拜登票那條夜半垂直跳升
政治隻看勝負，資本沒有記憶。現實主義視角的觀察，老川翻盤可能性不大，我估計概率不到5%。川普團隊可能會要求重新計票，甚至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重演2000年戈爾訴小布什案。考究當年細節，雖然是由最高法院一裁定音，但實際上大法官們是極力避免赤膊下場，介入黨派之間的政治糾紛的。法官本人都有鮮明的黨派立場和價值理念，但法律共同體的共識是專業主義和司法獨立，要想維護最高法院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就必須自我克製，不趟政治這灘渾水。也就是，選舉的問題盡量由選舉規則處理，由民意來決定，大法官不能為美國人民指定一位總統。（關於最高法院軼事，安利一書《九人：美國最高法院風雲》，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版）
目前的美國最高法院，是川王最大的政治遺產，任內趕上三次提名機會（相當於中頭彩），共和黨保守派與民主黨自由派的席位占比是6:3。但美國法官是終身製，不是誰提名就效忠誰，法官司法唯一服從的是憲法和法律。所以很多川粉期望在最高法院靠人數優勢再次翻盤，不太可能。法律精英更注重的是司法的尊嚴和專業性，不願意充當政治的工具，典型例子就是首席大法官羅伯茨，是當年共和黨提名的保守派法官，但此前的一係列判決他的意見並不有利於川普。
川普就像堂吉訶德，一次次向風車發起衝鋒。雖敗猶榮，畢竟他努力過，風光過，奮鬥到了最後一刻。從大選前後的態勢不難看出，不是川普不給力，而是他的敵人太強大。他的對手不是一個拜登，而是拜登的身後：民主黨+共和黨內建製派+紐時華郵CNN幾乎所有主流媒體+FAAMG幾乎所有科技巨頭+華爾街資本+東方神秘力量……
老川憑一己之力，挑戰的是整個美國精英階層和建製派，以及更深遠的全球化浪潮，依靠美國中下層WASP（盎格魯薩克遜白人新教徒）的充沛元氣（本輪大選顯示出一個積極信號，非裔拉美裔選民開始更多比例轉投共和黨，有色移民群體逐漸認同自我奮鬥的美國價值觀，而不是民主黨的福利收買），打成平局，以這種疑竇叢生的方式才勉強落敗。這已經是一個奇跡！
美國辭別堂吉訶德，我送給川王這句話：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必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聖經.提摩太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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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黨也不能算輸，最大的輸家是各大媒體和民調機構。民調幾乎全部被打臉，這個行業的存在合理性都被動搖了，因為他們預測的是拜登躺贏，穩贏，大贏，結果是打成平手。事先大多數媒體預言的“藍色大潮”根本沒有出現，堅挺的紅色州顯示川普主義擁有堅實的選民基礎，大選膠著的僵局意味著美國社會的深度分裂，無法彌合，一半人反對另一半人，道不同不相為謀。
美國之變，眼下看起來最可能的結局：共和黨失去白宮但保住參議院，依舊維持微弱多數；眾議院拿回幾個席位，縮小差距，還是少數黨；最高法院則保守派保持6:3的優勢；總統大位歸拜登，以略過270張選舉人票的微弱多數險勝。
這注定拜登將是一名無所作為的總統。
不光是他的性格和能力相對弱勢，大腦深受老年癡呆症的困擾，更重要的是形勢使然，形勢比人強。因為拜登麵臨的是一半美國人強烈反對他的局麵，這種分裂程度使他出台任何重大政策都充滿爭議；參議院有在野黨掣肘，最高法院也沒控製在手，重大爭議提交司法程序後有最終否決權，實質性的變革是舉步維艱的。
拜登在黨內和國內得以勝出的秘密武器，也許正是他的老年癡呆症。作為美國曆史上最年邁的總統候選人，以垂暮之年被推上位，結合大選前後的種種異象，背後之力是若幹無形巨手。這些推手看中的，不是拜登的能力，恰恰是拜登的平庸和無能。
有學者非常敏銳，老拜登隻是台前的一具傀儡，分析者與其關注拜登，不如多琢磨琢磨拜登背後的牽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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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拜登的任務隻能是做個裱糊匠。他四年恐怕做不出任何實質性的決策，縫縫補補，塗塗抹抹，糊弄四年然後下台養老（如果不因兒子醜聞被彈劾），就像他從政47年沒有任何顯赫政績一樣。
甚至由於身體和年齡原因，拜登可能無法行滿任期，半路由賀錦麗接班。拜登曾是奧巴馬的副手，延續的是奧巴馬的治國路線，何錦麗的背後是奧巴馬垂簾聽政。這四年，是一條沒有奧巴馬的奧巴馬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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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了，奧巴馬的政治偶像是曼德拉。曼德拉是公認的一代聖人，白左向往的最高境界，但實事求是的說他不是合格的政治家，南非是冷戰後唯一從發達國家降格為發展中國家的範本。正是奧巴馬執政八年，全球化，產業外遷，擴大移民，派發福利，過度多元，造成美國今日的社會撕裂，變相催生出政壇的“川普現象”，在鐵鏽帶工人、紅脖子農民的狂熱擁護下，老川一個政治素人成為黑馬異軍突起。
所以，拜登-賀錦麗的四年不會解決問題，隻會加深分裂，四年之後，共和黨保守派將會卷土重來，沒有川普的川普主義，彭斯、彭破襖都可能是下一輪右翼革命的新旗手。那個時候，忍受了八年奧巴馬+四年拜登的美國人民，還能對白左抱有期待？美國人民能容忍美利堅變成下一個歐洲，下一個南非？
總體來說，是險勝，是平手，是僵局，而不是一個川粉或白左期待的壓倒性勝利。這就是美國社會深度分裂的體現，根源是人口結構已在改變，價值觀潛移默化，而政治是社會的縮影，社會的分裂必然投射到政治之上。其實即便川普連任，他敢於麵對問題，觸及問題，但也很難真正解決美國的深層次問題。
對中國來說，拜登上台自然是一個戰略機遇，A股強烈歡迎拜登。雖然拜登對華也不會友好，但遏製主要集中在人權和價值觀方麵，更強調國際聯盟協作，而這方麵新中國擁有幾十年國際鬥爭經驗，應對策略駕輕就熟。沒了老川極限施壓，經濟方麵的壓力會大大減少，遭受挫折的全球化進程可能續命，加的關稅會被取消，白左的新能源政策對標中國的產業優勢如魚得水，5G方麵雖不可能全撤銷華為禁令，但估計不會進一步加碼……
中國新經濟的很多條賽道有大機會，迎來一波“拜登紅包”。
天佑中華，願上帝也保佑美國！中國最大的危險就是不能重蹈歐美覆轍，人口問題乃一國之本，重中之重，萬萬大意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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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康星和密歇根州的計票曲線，注意拜登票那條夜半垂直跳升
政治隻看勝負，資本沒有記憶。現實主義視角的觀察，老川翻盤可能性不大，我估計概率不到5%。川普團隊可能會要求重新計票，甚至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重演2000年戈爾訴小布什案。考究當年細節，雖然是由最高法院一裁定音，但實際上大法官們是極力避免赤膊下場，介入黨派之間的政治糾紛的。法官本人都有鮮明的黨派立場和價值理念，但法律共同體的共識是專業主義和司法獨立，要想維護最高法院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就必須自我克製，不趟政治這灘渾水。也就是，選舉的問題盡量由選舉規則處理，由民意來決定，大法官不能為美國人民指定一位總統。（關於最高法院軼事，安利一書《九人：美國最高法院風雲》，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版）
目前的美國最高法院，是川王最大的政治遺產，任內趕上三次提名機會（相當於中頭彩），共和黨保守派與民主黨自由派的席位占比是6:3。但美國法官是終身製，不是誰提名就效忠誰，法官司法唯一服從的是憲法和法律。所以很多川粉期望在最高法院靠人數優勢再次翻盤，不太可能。法律精英更注重的是司法的尊嚴和專業性，不願意充當政治的工具，典型例子就是首席大法官羅伯茨，是當年共和黨提名的保守派法官，但此前的一係列判決他的意見並不有利於川普。
川普就像堂吉訶德，一次次向風車發起衝鋒。雖敗猶榮，畢竟他努力過，風光過，奮鬥到了最後一刻。從大選前後的態勢不難看出，不是川普不給力，而是他的敵人太強大。他的對手不是一個拜登，而是拜登的身後：民主黨+共和黨內建製派+紐時華郵CNN幾乎所有主流媒體+FAAMG幾乎所有科技巨頭+華爾街資本+東方神秘力量……
老川憑一己之力，挑戰的是整個美國精英階層和建製派，以及更深遠的全球化浪潮，依靠美國中下層WASP（盎格魯薩克遜白人新教徒）的充沛元氣（本輪大選顯示出一個積極信號，非裔拉美裔選民開始更多比例轉投共和黨，有色移民群體逐漸認同自我奮鬥的美國價值觀，而不是民主黨的福利收買），打成平局，以這種疑竇叢生的方式才勉強落敗。這已經是一個奇跡！
美國辭別堂吉訶德，我送給川王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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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黨也不能算輸，最大的輸家是各大媒體和民調機構。民調幾乎全部被打臉，這個行業的存在合理性都被動搖了，因為他們預測的是拜登躺贏，穩贏，大贏，結果是打成平手。事先大多數媒體預言的“藍色大潮”根本沒有出現，堅挺的紅色州顯示川普主義擁有堅實的選民基礎，大選膠著的僵局意味著美國社會的深度分裂，無法彌合，一半人反對另一半人，道不同不相為謀。
美國之變，眼下看起來最可能的結局：共和黨失去白宮但保住參議院，依舊維持微弱多數；眾議院拿回幾個席位，縮小差距，還是少數黨；最高法院則保守派保持6:3的優勢；總統大位歸拜登，以略過270張選舉人票的微弱多數險勝。
這注定拜登將是一名無所作為的總統。
不光是他的性格和能力相對弱勢，大腦深受老年癡呆症的困擾，更重要的是形勢使然，形勢比人強。因為拜登麵臨的是一半美國人強烈反對他的局麵，這種分裂程度使他出台任何重大政策都充滿爭議；參議院有在野黨掣肘，最高法院也沒控製在手，重大爭議提交司法程序後有最終否決權，實質性的變革是舉步維艱的。
拜登在黨內和國內得以勝出的秘密武器，也許正是他的老年癡呆症。作為美國曆史上最年邁的總統候選人，以垂暮之年被推上位，結合大選前後的種種異象，背後之力是若幹無形巨手。這些推手看中的，不是拜登的能力，恰恰是拜登的平庸和無能。
有學者非常敏銳，老拜登隻是台前的一具傀儡，分析者與其關注拜登，不如多琢磨琢磨拜登背後的牽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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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由於身體和年齡原因，拜登可能無法行滿任期，半路由賀錦麗接班。拜登曾是奧巴馬的副手，延續的是奧巴馬的治國路線，何錦麗的背後是奧巴馬垂簾聽政。這四年，是一條沒有奧巴馬的奧巴馬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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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了，奧巴馬的政治偶像是曼德拉。曼德拉是公認的一代聖人，白左向往的最高境界，但實事求是的說他不是合格的政治家，南非是冷戰後唯一從發達國家降格為發展中國家的範本。正是奧巴馬執政八年，全球化，產業外遷，擴大移民，派發福利，過度多元，造成美國今日的社會撕裂，變相催生出政壇的“川普現象”，在鐵鏽帶工人、紅脖子農民的狂熱擁護下，老川一個政治素人成為黑馬異軍突起。
所以，拜登-賀錦麗的四年不會解決問題，隻會加深分裂，四年之後，共和黨保守派將會卷土重來，沒有川普的川普主義，彭斯、彭破襖都可能是下一輪右翼革命的新旗手。那個時候，忍受了八年奧巴馬+四年拜登的美國人民，還能對白左抱有期待？美國人民能容忍美利堅變成下一個歐洲，下一個南非？
總體來說，是險勝，是平手，是僵局，而不是一個川粉或白左期待的壓倒性勝利。這就是美國社會深度分裂的體現，根源是人口結構已在改變，價值觀潛移默化，而政治是社會的縮影，社會的分裂必然投射到政治之上。其實即便川普連任，他敢於麵對問題，觸及問題，但也很難真正解決美國的深層次問題。
對中國來說，拜登上台自然是一個戰略機遇，A股強烈歡迎拜登。雖然拜登對華也不會友好，但遏製主要集中在人權和價值觀方麵，更強調國際聯盟協作，而這方麵新中國擁有幾十年國際鬥爭經驗，應對策略駕輕就熟。沒了老川極限施壓，經濟方麵的壓力會大大減少，遭受挫折的全球化進程可能續命，加的關稅會被取消，白左的新能源政策對標中國的產業優勢如魚得水，5G方麵雖不可能全撤銷華為禁令，但估計不會進一步加碼……
中國新經濟的很多條賽道有大機會，迎來一波“拜登紅包”。
天佑中華，願上帝也保佑美國！中國最大的危險就是不能重蹈歐美覆轍，人口問題乃一國之本，重中之重，萬萬大意不得。
施化寫道: 一般認為，冷戰結束於1991年的蘇聯解體。從這個時候開始，共產主義陣營不複存在了。作為曾經的共產主義陣營中的老二中國，當時看來正在努力脫離共產主義影響，試圖加入世界資本主義體係。美國人為此次曆史性勝利，深深陶醉在慶賀的香檳中。可惜，共產主義並不像教科書中描寫的那樣，僅僅是一種空想和烏托邦，來無影去無蹤。這裏麵的價值和邏輯體係，有著強大的生命力。這套價值觀念，隨著人類的產生而產生，也許還要隨著人類的毀滅而毀滅。在我看來，共產主義貌似光明正大，但其中暗藏著的不勞而獲，偷竊吞並，花言巧語，不擇手段等意識，代表著人性最惡的那種價值和特性，會與任何一種經濟製度共生。
為什麽共產主義並不像教科書中描寫的那樣，這裏麵的價值和邏輯體係，有著強大的生命力？
1945年8月底毛澤東赴重慶和蔣介石談判戰後和平和建國問題。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向毛澤東提出問題：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及界說為何？毛澤東答：“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毛澤東還在交談中說：“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美國官員應當對中國官員談論民主。總之，中國人尊重你們美國人民主的理想。”以上這些不隻是毛澤東一個人的認識，1944年7月4日《解放日報》發表的題為《祝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日》的社論，其中說：“民主的美國已經有了它的同伴……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勢力。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乃是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過了的工作……”（《胡喬木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3頁）所有這些言論無須細加分析，就可以看出，毛澤東乃至全黨，那時談民主自由是與國際接軌的，是在普世價值的基礎上談的。正是這些思想和主張贏得全中國人民的支持，幫助共產黨打下了江山。
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沒有頒布一部新聞法，陳雲說出了原因：“國民黨統治時製定了一個新聞法，我們共產黨人抓它的辮子，鑽它的空子。現在我們當權，我看還是不要新聞法好，免得人家鑽我們空子。沒有法，我們主動，想怎樣控製就怎樣控製。”
在中國大陸，民眾沒有開辦私人報紙、電視台的權利，媒體被控製在中國共產黨與政府手裏，被喻為“喉舌”，通訊社僅有新華社和中新社兩家。盡管在二十五年前就已有《新聞法》立法的呼籲，但中華人民共和國迄今尚無《新聞法》、《廣播電視法》，以行政法規進行規範。中國的新聞自由狀況招致美國之音、無國界記者等組織的負麵批評。批評中國政府審查民眾思想、建立防火長城，審查者對內容進行監控與限製消息，如臉書、推特、YouTube與維基百科等網站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屏蔽。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對新聞業采取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待方法，即報紙是“黨的喉舌”，發出黨的聲音。新聞是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工具。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1996年明確把中國新聞業定位為輿論導向，他視察人民日報社的時候指示“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輿論導向正確，黨和人民之福，輿論導向錯誤，黨和人民之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在2016年2月考察三大官媒中表示，新聞輿論工作“必須把政治方向擺在第一位，牢牢堅持黨性原則，牢牢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牢牢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牢牢堅持正麵宣傳為主，各個方麵、各個環節都要堅持正確輿論導向”，“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必須姓黨”。
過去總有人認為，在剝削階級統治下沒有新聞自由可言，縱有也是徒具形式。但是自由總是從有形式開始，連形式都沒有就不可能有起碼的新聞自由。1951年國際新聞學會提出新聞自由的4條標準，也就是4種表現形式：自由采訪、自由通訊、自由出版報紙、自由批評。這4條標準中，以自由出版報紙和自由批評（政府）兩條最為關鍵。
清末的兩部新聞法（《大清報律》和《欽定報律》），采取的均是注冊登記並繳納保證金的製度，即辦報無需批準隻需呈報，但需繳納保押費。與國外相比，同一時代的法國《出版自由法》采用的也是注冊登記製。日本《新聞紙法》采用的是注冊登記加保證金製。這說明清末新聞出版管理寬鬆程度比法國低，與日本持平。袁世凱執政時期，先後頒布了《報紙條例》和《出版法》，集中了日本等國報律中的限製性條文，實行出版物批準製加保證金製，那些規定雖然條文比較嚴苛，但通常未得到嚴格執行，使民間辦報很普遍。
批評政府也十分常見。1912年1月至1916年7月，《大公報》刊發“閑評”453篇，其中批評政府的有373篇；所占比例為82.3%。許多批評是有相當深度的，例如，在“姚榮澤案”中，《大公報》批評袁世凱“以命令變更法律，大總統之蹂躪司法”。即使在“癸醜報災”發生以後，對政府的批評仍然很多。恰恰是癸醜報災發生的1913年，是《大公報》批評政治的言論最多的一年。1913年10月，國會選出袁世凱為第一任正式大總統，通常是舉國慶祝之時，可《大公報》在“報災”發生之後仍發表文章，諷喻“民國由臨時而變正式”，可“大總統如故也，副總統如故也”，乃是“老店新開”，“營業之失敗，或更甚於老店”。
在西方，自由與法律是相對應的範疇。法律界定自由，自由對法律負責，“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孟德斯鳩語），“哪裏沒有法律，哪裏就沒有自由”（洛克語）。關於新聞出版自由與新聞出版法的關係，馬克思說：“新聞出版法就是對新聞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認可”，“沒有關於新聞出版的立法就是從法律領域中取消新聞出版自由”。這些是文明世界對自由的科學認識。自由的概念發展源遠流長，有過不少說辭；達成這一共識，是17—18世紀實現的。那些擁護自由主義的啟蒙思想家，無論是英國的霍布斯、洛克，還是法國的盧梭、孟德斯鳩，直到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馬克思本人，都強調自由與法律的關係，沒有一個人把自由解釋為“為所欲為”或“想幹什麽就幹什麽”。當然，法律也是可以批評的，也可以建議修改，隻是不能動輒以抨擊“惡法”為名，煽動違反法律，破壞法律的實施。
但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自由的含義與上述普世價值的距離較大。《辭源》列舉一些古典文獻中談到的自由，解釋自由的含義是，“謂能按己意行動，不受限製。”《大公報》1903年就指出：底層社會所理解的“自由”，“為任便而行，毫無拘束之意。其類則肆意殺人亦可謂自由，恣意行淫亦可謂自由，欲搶掠亦可謂自由，凡出於吾心之所欲，必使償之而後快皆可謂自由。”（《自由辨》，7月11日）總之，中國人曆史上對自由的理解，含有隨心所欲，自由放任之意，沒有對法律負責這一層認知。近現代中國人仍有很多是這樣理解自由的，這種理解對新聞自由的健康運行，產生極為負麵的影響，因而總是出現很多超過新聞自由範圍的非法的新聞活動。如果說，在清末進行那些不遵守法律的新聞活動，就是為了把國家搞亂，把封建王朝推翻，因而還具有合理性；那麽在民國成立以後的建設新的共和政體的過程中，報紙動輒揚言殺總統、總理，“無日不與政府宣戰”（梁啟超語），這種“新聞自由”還具有合理性嗎？在這種輿論環境中任何政府也治理不好國家。隻是由於袁世凱最後上演過稱帝醜劇，太臭名昭著，沒有人去細分是非罷了。總之，那個時代從社會精英到國家掌權者，都沒有搞清新聞自由的法定含義，按照中國傳統文化中對自由的理解，來實施現代民主政治中的新聞自由，使新聞自由走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雖然與此同時，新聞媒體受到的戕害也很多。
共產黨人從南昌起義開始，就走上武裝反對當時政府的道路，同時以“新聞自由”為武器，與當局作鬥爭。實際上，新聞自由隻能由執政黨與在野黨共享，不能由執政黨與革命黨共享，因為革命黨所做的是推翻現政權和整個現存的法律體係。其報刊活動無法以新聞自由論之，隻不過是借新聞自由之名罷了。因為那個年代畢竟是一個充滿戰爭和動亂的年代。但是，許多共產黨人卻以為他們當年能以報刊從事革命宣傳，是他們鑽了國民黨出版法的空子，其實當時《出版法》就有不得“意圖顛覆國民政府或損害中華民國利益”等等一係列的規定，如果不是因為當時國家混亂，政治腐敗，政府不能完全控製局勢，是很難有空子可鑽的。
對新聞自由理解出現失誤，也與中國人對自由主義的理解出現很大偏差有關。雖然19世紀言論出版自由思想就開始被介紹到中國，但中國人卻未能把握自由主義的精髓。中國近現代史上，一方麵是缺乏言論自由；另一方麵也出現過絕對主義的言論自由思潮，很少有人談到言論、出版自由要對法律負責。由於絕對主義的言論自由思潮對革命者利用報刊活動，假新聞自由之名，推翻舊政權，曾經起過很大作用，許多人便誤以為，那就是新聞自由；而這種自由似乎又是與製定的出版法不可能很嚴密，總是有空子可鑽有關。這種錯誤認識，至今在一部分人的頭腦中根深蒂固，成為通過新聞立法規範新聞自由的重大障礙。
對自由主義的偏頗理解，甚至是錯誤的理解，與毛澤東1937年9月發表的《反對自由主義》一文對“自由主義”的解釋有關。他寫這篇文章是為了批判當時革命隊伍的各種消極表現。“自由主義”在這篇文章中被解釋為“不要組織紀律”，“命令不服從，個人意見第一”，“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等“老子天下第一”的錯誤做法。出現這些壞現象當然應該批評，但不能把它們扣在自由主義的頭上。不難看出，毛澤東是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由的含義來理解自由主義的。特別是這篇文章在1949年以後進入學生的語文課本，影響深遠，結果自由主義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頭腦中非常厭惡的東西。
在西方，自由主義包含以自由作為主要政治價值的一係列思想，曆史上是一種進步的政治思想觀。自由主義追求保護個人思想自由的社會，主張放寬及免除專製政權對個人的控製，自由主義主張個人活動和發展的完全自由，不違法不得禁止。自由主義是在與封建專製主義的鬥爭中興起的平等的思潮，它講究法律麵前人人平等。“老子天下第一”，絕不是自由主義的本質特征，恰恰是封建專製主義的又一種表現。
由於以上種種原因，當代中國仍有很多人，包括掌握很大權力的人，缺少“自由對法律負責”這一層認知，也缺少“自由主義講究法律麵前人人平等”這一層認知，他們的認識與普世價值拉開了很大距離，以為有了新聞自由就可以“為所欲為，無法無天”，“想發表什麽就發表什麽”，因而對於自由和自由主義充滿疑慮、抵觸甚至恐懼。這說明，對於自由和自由主義的理解，中國人恐怕需要很長時間來現代化、國際化。
中共除了皇帝不能世襲，和其他朝代也差不多。
第一個危機是專製統治的合法性危機，它源於中國人對“一黨專政”的否定，是統治製度的危機。
－－－〉沒有人質疑土共統治的合法性，除了練功的和魏電工等一小撮
第二個危機即專製思想的合理性危機，來自中國人對馬列原教旨主義的抵製，是統治思想的危機。
－－－－〉沒有人質疑土共統治的合理性，除了練功的和魏電工等一小撮
第三個危機乃權貴對社會財富占有的正當性危機
－－－〉有問題，但不構成危機。
...得人心者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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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二戰以後，“得人心者得天下”，說的是民主製度下。
中國，是握著槍的家夥得天下、坐天下 ---- 拳頭大的是大哥。
文人的江山則遊走於筆和紙之間。
得人心者得天下。
老百姓不去想什麽所有製，生活越來越好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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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在還在患窮時期,老百姓容易滿足. 想進入一流國家之列,也就是民生脫貧之後,老百姓就要患不均,対獨裁 特杈不滿了.這是資本主義的老路.隻是資本家的名字改為黨及官僚而已.
道路雖不同,本質仍一樣.並不可能比資本主義好到那去.可能收效較快.但如果黨及主政者一旦脫軌,將更血腥
大多數中國人會認為，當前的製度肯定不是最好的製度，但應該是最不壞的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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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前半部分沒錯。
手無寸鐵的人民有選擇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