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德國對華人的迫害

1942年春，由德國扣押的中國船員水手共165人集中到漢堡，被迫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進行強製勞動。同年，柏林中國人中心以“通敵”“間諜”等捏造的罪名將依然居住在柏林唐人街的最後323名華人全部逮捕，並最終將其統一押往位於漢堡中區威廉堡的明日勞動營。

1944年5月13日，蓋世太保針對漢堡唐人街展開了代號為“中國人行動”（Chinesenaktion）的大規模抓捕。盡管水手館的領袖陳紀林通過在納粹當局內部的眼線事先探聽到風聲，並組織了超過100名華人逃離，但還是有129名華人和少數與華人同居的德國女人留在首飾街。這次中國行動由阿爾伯特·施韋爾姆（Albert Schwelm）的漢堡蓋世太保負責，從封鎖周邊道路到挨家挨戶的搜捕共動用超過200名漢堡警察和蓋世太保人員，比首飾街最後剩下的居民總數還要多。在這次行動中，以“通敵罪”被集體逮捕的最後一批129名德國華人先是被押送到著名的漢堡第15號戴維警局，之後又被轉移到霍爾斯滕格拉斯大街（Holstenglacis Straße）的漢堡拘留所，最終被關入了福爾斯比特監獄（該監獄的一部分曾被改裝成納粹集中營）。華人囚犯們在這裏受到蓋世太保的殘酷虐待，不少人都死於獄中。

1944年9月，約60至80名華人囚犯從福爾斯比特監獄轉到威廉堡的明日勞動營，使得明日勞動營成為納粹德國最大的華人囚犯集中地。在納粹監獄體係中，勞動營（Arbeitserziehungslager）不同於集中營（Konzentrationslager），專門負責為德國公司和軍方提供勞工。雖然如此，明日勞動營的生活條件相比納粹集中營也並沒有好到哪裏。勞動營內的政治犯們被強迫參加漢堡和附近地區的勞動，或在工廠中從事低等工作，或在郊外為國防軍和警察部隊挖掘工事，實際上就是形同奴隸使用。根據納粹官方文件可以確認，因虐待和勞累過度在勞動營中遇難的華人為17名，然而由於在戰爭末期德國動蕩，記錄混亂而且大量檔案丟失，真正的死亡人數可能要高得多。

福爾斯比特監獄裏剩下的華人囚犯們，一少部分在幾個月後被釋放，不過更多人則作為奴隸苦工轉送到其它納粹勞動營或集中營。最後這些人中的大多數都進入了臭名昭著的諾因加默集中營，具體數量不詳，是否有人最終活到被盟軍解放也不得而知。在200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60周年時節，新華社記者曾走訪德國、奧地利和波蘭的各大集中營檔案館進行調查采訪，確認在奧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營至少曾囚禁5名中國人（也有可能是來自德國或其他國家的華裔）；德國魏瑪附近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中也有至少3名中國人；波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則發現有至少一名中國人幸存到蘇軍解放。這些人到底是經納粹之手從柏林、漢堡或不來梅的華人社區抓來後轉送至此，還是因為別的原因在德國其它地區被抓，已不得而知。

在中國人行動中，因與華人同居被捕的德國女性（她們或是華人的女友或妻子，或隻是華人的朋友）也被納粹當局冠以“中國蕩婦”的名號，以“種族褻瀆”罪將其送往集中營，這些婦女的具體姓名以及人數已經無從查找。

77歲的瑪麗耶特·索爾蒂（Marietta Solty，中文名：張雪芳）的父親名叫張添林（Chong Tin Lam），1926年作為水手來到漢堡，當時這樣定居漢堡的華人數以千計。他們在聖保羅區以經營酒吧、洗衣店和店鋪為生。漸漸地這裏出現了一個小型的中國城。

中國對德宣戰  華人開始倒黴

這些華人並不受漢堡當局的歡迎。政府懷疑他們從事鴉片交易和其他非法買賣，事實上，大多數的指控都是無中生有。1941年，中國對納粹德國宣戰後，華人遭迫害的程度明顯升級。

漢堡曆史學家拉爾斯·阿曼達（Lars Amenda）表示，華人男子同德國女人結婚生子，很快引起了納粹種族主義者的注意。這些孩子被稱為"雜種"，因為他們不符合"雅裏安人種"的標準。

空襲中不受保護

瑪麗耶特·索爾蒂也經曆了這樣的排擠。1942年她出生時，漢堡正遭遇空襲。那時華人不可以進入防空設施內，隻能在入口處躲避。索爾蒂回憶說，對她來說，空襲簡直就像聖誕節一樣，因為到處"都是五顏六色的火光。"

而對索爾蒂的父親來說，空襲可是人命關天的大事。同許多其他家庭一樣，他也把女兒送到了海德堡，這樣才使她免遭了很多苦難。

通敵罪

1944年5月13日，當局發起的"中國人行動"標誌著對華人迫害程度的再度升級。當天淩晨，200名漢堡警察和蓋世太保衝入中國城，逮捕了大約130名華人。他們的罪名是"通敵"。

被捕者中當中也包括張添林。他和其他人一樣被送入了勞改營，受盡了虐待。索爾蒂說，重獲自由後，父親簡直變了一個人："以前他很開朗活潑，後來變得很內向，完全不和人來往了。"

二次受辱

盡管張添林為此抗爭了多年，但他從未因這段牢獄之災獲得過任何賠償或道歉。當年的"中國人行動"被看作是正常的警方行動，而並非具有種族主義動機的事件。

曆史學家阿曼達則認為這種界定是錯誤的："借助保留下來的曆史文獻，可以很明確地看到，當時的蓋世太保官員們把自己看作是種族捍衛者，他們也想把納粹種族理論施用於華人。"他表示，拒絕承認"中國人行動"是一場種族迫害，無疑是讓這些華人遭受了二次屈辱。

種族主義死灰複燃

至少有17名華人在勞改營中死於蓋世太保的虐待和強製勞動。戰爭結束後，大多數幸存者離開了德國。張添林留在漢堡並重開了"香港酒吧"，1983年去世後，他的女兒瑪麗耶特接管了酒吧。現在瑪麗耶特也已經是77歲高齡了，她同時還是聖保羅區酒吧業歲數最大的老板娘。

對於父親沒有得到賠償和道歉，瑪麗耶特已經不準備繼續抗爭下去了。不過，另一件事情卻令她越來越感到不安和憤慨：死灰複燃的種族主義。她在酒吧裏能夠近距離地接觸到這種日益猖獗的趨勢。她說："這些人完全沒有吸取教訓。我真的很為我的兒孫們擔心。"

索爾蒂女士認為，除了政界和學校外，尤其是像她這樣的老年人更有義務向大家宣講過去的曆史。因此她總是不厭其煩的講自己的故事，以便不讓這樣的悲劇重演。

作者：Barbara Jung，Simona Dürnberg（北德電台）

[海陬觀者]

納粹德國對於中國人的猜忌似乎不如對其他人種，如猶太人、吉普賽人等來得深刻。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中國人對於當時的德國 既不至於構成威脅 （如猶太人的有影響力），又不是惡名久聞 （如吉普賽人）。 猶、吉 兩族都是世代久居於歐洲，有些都已經是混了歐洲血統的； 但他們如果被送去集中營，極少能夠生還，大多數是被處決了。 所以對於所謂 “雜種”人的猜忌與迫害，不全是來自血統。

上個世紀60年代，有一個中、德混血男孩長成之後成了運動員。我讀過他的故事，但詳細的枝節現在記不清了，大約是田徑方麵的項目。當時他住在聯邦德國（西德），誌願代表中國參加奧運。 其時中國與西德沒有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他去找的是台灣駐西德的外交辦事處。後來恢複了（中華民國）國籍，代表台灣去了奧運，但未得到獎牌。 他就是 1940年代初期，二戰中的德國出生的。 所以，說納粹德國把一切 雜種人都送進了毒氣室，也不是事實。 我提出這個例子，並非要替納粹政權說好話，僅僅是說，曆史上有許多事實，必須經過多方查證才能發掘真相，並非 後世的人憑藉了一個原則去想象，就可以簡單地 推算清楚的。

[陳和春]

國家資本主義是工業化以來人類戰爭的主要根源！
人類工業化以來的殖民地戰爭， 軍國主義戰爭 都是源於 國家資本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法西斯（形式上）
人類最慘烈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 都是源於德國，日本的 國家資本主義的軍事化，和軍國主義。
消滅國家資本主義就是捍衛世界和平
絕不可以， 讓人類曆史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曆史悲劇
再一次重演！未來無論一個國家， 或者民族
無論多麽 落後， 野蠻，愚昧，發展多麽緩慢
都不能夠 允許以 國家資本主義， 軍國主義方式 發展！
也就是說 沒有 任何理由 可以用國家資本主義， 軍國主義方式 挑戰現代人類文明！
用 掠奪， 壟斷 和戰爭的 方式 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