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接納馬克思是曆史的必然?

中國接納馬克思是曆史的必然?

筆者《五四，中國誤搭列寧列車》發表後，讀者白熊留言:

五四，是中國誤搭列寧列車嗎？這是一個疑問？當時還有很多列列車，主義，思潮，主張千其百種，為什麽偏偏搭上了列寧列車？100年過去了，都成為了曆史，在當初，搭上列寧列車看似偶然，但是別的都沒有發生，搭上列寧列車卻發生了，這說明了什麽？這說明了這是曆史的必然。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於1927年完成曆史特寫《人類的群星閃耀時》（Sternstunden der Menschheit），在書中作者選擇了曆史上的14個時刻進行描寫。這些時刻有的改變了整個歐洲（比如滑鐵盧戰役中未能及時增援拿破侖的法軍少將格魯希的遺憾），有的改變了一個人的命運（比如亨德爾的中風與感悟）。書中第12節作者描寫密封的火車 (德語：Der versiegelte Zug)：列寧搭乘由同盟國授權的火車回國開展俄國革命。

《人類的群星閃耀時》情節的吸引人加之作者高超的藝術技巧使得這部特寫集激情洋溢，非常具有感染力。

我們年輕時在國內學習馬克思唯物史觀，它屬於“曆史必然論”，這一理論沒有為人的“選擇”留下充分餘地。馬克思認為，生產力發展導致生產關係的變更，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基礎，它決定了政治上層建築和社會意識形態。社會將經過一係列必然階段走向共產主義。馬克思的曆史觀是一種“曆史必然論”。十九世紀以來，由於“唯物史觀”的廣泛傳播，馬克思也成為曆史上影響最大的“必然論”者。

曆史由人的活動所創造，社會活動的參加者都是有血有肉有思想並能按自己的意願進行“選擇”的活生生的人，所以曆史歸根到底由人“選擇”所決定。

美國經濟學家諾斯[1]發現了馬克思理論的這些缺陷，他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興起：新經濟史》(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1973) 一書中闡明，社會結構和經濟、政治製度，都是經濟人在特定資源環境下“合理選擇”的結果。不同的“選擇”形成了不同的製度結構。“曆史必然論”沒有為人的“選擇”留下餘地，所以不能合理解釋紛紜複雜的社會曆史。

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後記中，諾斯批評馬克思說：馬克思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沒有認識到（西歐）“經濟增長並不是必然的”。人們把諾斯的曆史觀稱為“曆史選擇論”。曆史具有“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必然性，還是取決於人的“選擇”？容易看到，象近代西歐的穩步崛起和幾千年來中國長期維持小農社會狀態等宏觀曆史現象，很難說是由某些偶然因素造成的，應當認為具有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必然性。但是另一方麵，人們也明明認識到，一些具體事件，包括十分重大的曆史事件（例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它們並不完全根源於一般社會生活條件，可以說主要是政治領袖“個人選擇”的結果。在當時的環境下，政治領袖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選擇，結果曆史就會與實際過程大不相同。從這一觀點看，曆史就取決於人的“選擇”。可見，曆史現象中既有完全必然性的事物，也有取決於人的選擇的事物，所以“曆史必然論”和“曆史選擇論”都包含有部分道理。

人們在行為（活動）前大都有一個思考和選擇的過程，不同的“選擇”或決策，行為結果大不相同。人們活動影響的範圍，主要取決於活動者在社會等級結構中所處的地位。古代一個農民的活動範圍往往不超過其出生地周圍10公裏，所以其決策和活動的影響十分有限；現代人聯係和交往的範圍雖然已經大大擴展，但普通百姓的決策和活動至多也隻能影響他的家庭、親朋和與其交往的少數人，很難對社會或“曆史”有什麽影響。地位顯赫的政治人物（曆史人物）就大不相同了，他們的活動大都對曆史產生了重大影響。例如《人類的群星閃耀時》中的14個時刻。

總之，“選擇”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當幾種決策的“機會成本”差不多相等時，決策就會發生困難，這時微小的信息差別就會導致決策改變，以決策為基礎的行為也就相應發生改變，這樣，作為行為結果社會曆史，也就不完全是“必然的”。

道格拉斯·諾斯曾說過：“曆史總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僅僅在於我們可以向過去取經，而且還因為現在和未來是通過一個社會製度的連續性與過去連接起來。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

 

[1]道格拉斯·塞西爾·諾斯（Douglass Cecil North，1920年11月5日－2015年11月23日），1993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諾斯的主要貢獻在於創立了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製度變遷理論”，是美國新製度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

 

 

[Danning1]

進化論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