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有沒有道德底線?

聯合早報網2017年05月01日: 指捏造“不實報道”人身攻擊集團董事長， 安邦保險決定起訴財新傳媒

 

胡舒立有沒有道德底線?　

 

2017年6月16日，社交媒體Facebook出現一條“爆炸性”消息：財新雜誌主編胡舒立在香港機場被帶走！

16日，胡舒立秘書通過渠道，發出胡舒立當天在英國倫敦亞洲之家（Asia House）出席活動的圖片，稍後Asia House也刊登簡短的圖文報道。

2017年五月初，安邦保險集團起訴財新傳媒。事由是，財新傳媒旗下的《財新周刊》刊登封麵報道《穿透安邦魔術》，揭秘“安邦的股東結構猶如一個迷魂陣”、質疑它“錢從哪裏來”、指控它“明顯涉嫌利用自己控製的保險資金虛假注資”。

美國的《紐約時報》曾先後兩次刊登長文（2016年3月和9月），題為《安邦的隱秘財富帝國：權貴雲集，股權盤根錯節》和《安邦之謎：村民股東、白手套和隱匿的權貴》，揭秘安邦公司的權貴背景和股權結構，與中國財新周刊2017年5月號的報道，內容大致吻合。

安邦公司不曾起訴《紐約時報》，卻起訴財新傳媒。其中大有考量：《紐約時報》是外國媒體，在中國遭封鎖，無法影響中國民眾；而若在美國起訴《紐約時報》，安邦毫無勝算。反觀財新傳媒，是中國媒體，一經報道，中國民眾盡知；若在中國起訴，勝敗取決於各自背景和靠山，比拚所謂“硬實力”。

《紐約時報》的報道，不會決定安邦集團的生死，安邦大可以外國“幹涉中國內政”、“說三道四”、“別有用心”等詞推諉了事。但財新傳媒不同，是中國媒體，且是知名的新媒體，其重磅報道，可能關乎一個企業及其掌門人的生死。最近幾年，財新傳媒時不時就會推出這類重磅起底長文，涉及薄熙來、周永康、令計劃、徐才厚、郭伯雄等落馬高官，也涉及曾攀附於這些高官的富豪與企業。

財新傳媒為何有這等威力?  背景於誰?

胡舒立有沒有知識分子的道德底線?　

2001年，胡舒立被美國《商業周刊》評為當年50名“亞洲之星”之一。2003年，被《世界新聞評論》授予“年度國際編輯”稱號。2006年，英國《金融時報》將她列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專欄作家”之一，美國《華爾街日報》將她列為“亞洲最值得關注的十位女性”之一。她還獲得哈佛大學尼曼基金會頒發的2007年度劉易斯·李仰士新聞責任與正義獎。2009年和2010年，兩度獲評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年度世界百名思想者”之一。2011年，登上美國《時代》全球最具影響力百人榜。同年10月，她帶領的財新傳媒團隊作為“獨立媒體的先鋒”，獲得斯坦福大學頒發的2011年度肖倫斯特新聞獎。2012年，獲由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頒發的“密蘇裏新聞事業傑出貢獻榮譽獎章”。2013年，入選“福布斯亞洲商界權勢女性榜”。2014年，胡舒立榮獲2014拉蒙•麥格賽賽獎。

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索維爾的《知識分子與社會》（中譯本：張亞月、梁興國譯，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 ISBN ：9787508639178）一書闡述了知識分子“聖化構想”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可能是因為那些信奉“聖化構想”知識分子們的一廂情願。他們我行我素，甚至早已自我聖化，以至於將這種聖化體驗視如珍寶，唯恐失之不再。正像艾略特所言：“這個世界已經發生的壞事中有一半是那些感覺到自身重要性的人所做。他們並不是有意去做壞事——壞事本身並不吸引他們。他們看不到所做之事的壞處，或者雖然看到卻為其辯護，因為他們完全被吸引到為追求自我感覺良好而進行的無窮鬥爭中去了。”(第88頁)

“辭令技巧”的特征主要表現為某些知識分子自命不凡，以無所不知而自居。在索維爾看來，“知識分子極為熱衷於強調這樣一點：他們所擁有的這種特殊知識，相對於其他人所擁有的尋常知識來說極為重要”(第18頁)。“這些知識分子的致命失誤就在於他們假定：其在某個特定領域內的優秀能力能夠普遍化為各方麵的優秀智慧或美德……在知識分子職業和知識準則之間作一個鮮明界定有著充分的必要性；因為知識分子職業中的有些人能夠而且也的確會違反知識準則，特別是當他們承擔起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時，在他們作出關於社會的聲明時，以及他們在對政府的公共政策發表評論時。”(第12頁)以理念為終端產品的知識分子對“理性”的追求無可厚非，但過分的強調必將走向極端。事實上，“知識分子的‘理性’狂熱經常以經驗為代價，因為這種狂熱常使他們在那些自己僅有很少的知識和經驗、甚至全無知識和經驗的事情上具有輕率的自信”(第29頁)。一句話，“知識淵博的知識分子們的最大問題就是他們並不具有哪怕差強人意的充足知識去做他們打算去做的事情”(第149頁)。

索維爾將知識分子的上述道德缺陷行為理論化地概括為：“流行於當代知識分子中的構想，其核心信念就是：社會中存在著由現有機製製造出來的‘問題’，而知識分子能夠研究出針對那些問題的‘解決方法’。這既是一個社會構想，又是一個對社會中的知識分子角色的構想。簡單來說，知識分子不單單自視為精英，知識分子還將自身視為聖人般的精英，即自視為負有這種使命的人——要去領導社會其他人，以這種或那種方式邁向更美好的生活。”(第76頁)睿智、中肯的索維爾並未停留在理論剖析上，還給知識分子克服這一職業缺陷開出了可行的“藥方”。他指出：“不管一個特定的構想會有多麽激動人心或引人入勝，但最終都必須生活在現實世界中。在真實性已經被篩選掉以符合某種構想之意義時，這些已被過濾的信息便會錯誤地引導人們製定不可饒恕的錯誤決策。而對於這種決策的後果，我們都必須去適應，因為它將不會適應我們。”(第156頁)

更有甚者，一些知識分子還墮落成了極權獨裁者的同謀和幫凶。索維爾寫道：“在這方麵，20世紀知識分子的記錄尤其令人震驚。在20世紀，幾乎沒有一個濫殺無辜的獨裁者缺乏知識分子的支持；這些獨裁者不僅擁有自己國家內部的知識分子支持者，而且也擁有自己國家外部的民主國家的知識分子支持者；因為在那些民主國家裏，人們可以自由表達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