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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中山大學的日子
謝盛友
記者: 師兄,據我所知一些中大的教授是您的同學,能分享一下您跟他們的一些軼事和您在中大的美好記憶嗎?
謝盛友: 德語係的彭念慈和英語係的廖海青,她們非常勤奮,記憶中她們基本是教室、宿舍和課堂,三點一線,路都不拐。在食堂排隊買飯時,也低頭背英語德語單詞。我長得這麽帥,她們也不抬頭看我一下,夠氣憤的。不過,她們的確很優秀,那年代能考上大學的都是黃金,能留校任教的則是鑽石。我不務正業,所以,我下午大多數時間都泡在曆史係課室,聽世界通史、中國通史等;在經濟係課室,學西方經濟地理;在哲學係課室,讀黑格爾。
記者: 師兄,您能和我們分享一件您比較難忘的事,以及您從中的收獲嗎?
謝盛友: 我找不出能確切描繪那個時代的詞匯。當時正逢三中全會前後,國家滿目瘡痍,百廢待興。記得在學時有美國的大學代表團來中山大學訪問,說我們是“世界上最勤奮的大學生”。那時圖書館座位太少,傍晚時分,開館之前,學生已經排起長龍,糾察隊在維持秩序。不然,大門的玻璃又要被擠破。
最值得回憶的事是賣《紅豆》。永遠不會忘記,永遠緬懷當年推著三輪車衝過海珠橋,到市區叫賣自己雜誌的豪情。《紅豆》有海南情結,海南人無意識的一種組合。我非常熱心關注和事奉《紅豆》。 中文係蘇煒(海南知青)他們成立了“中山大學鍾樓文學社”,得到了吳宏聰、王起、金欽俊等老師的支持,蘇煒任社長,不久創辦校園雜誌《紅豆》,蘇煒任主編。編委有王培楠、陳平原(現任北京大學中文係主任)、林英男、辛磊等。
鄭紅(現任廣東省檢察院檢察長)是78級中文係的一位班長,海南文昌人,我們星期六晚上在中區露天電影廣場賣《紅豆》。鄭紅有一點點靦腆,不敢吆喝。我天生大嗓門,不用喊人家也聽得到:“賣《紅豆》,3角5分錢一斤!”賣了的錢交了上去。
我們賣的那期《紅豆》是第四期,裏麵有海南老鄉馮淑萍(77級中文係的一位班長)的小說,同期還發表了毛鐵、劉浩、駱矩、穀風、田新生、何東平、蔡東士的 小說,吳少秋、康莊、曉麟、曼華、流波的詩歌,“鍾樓論壇”欄目中則有陳平原、劉之光、林英男、小舟、曉金的論文和雜文,卷首是蘇煒、王培楠的《春來紅豆 發新枝——寫在紅豆創刊一周年之際》,文末寫道:“擱筆之際,隻聽得珠江漲潮的濤聲,隱隱傳來。臨窗眺望,我們默默地想:在新的一年裏,應該采擷更多晶亮 結實的紅豆,獻給扶持幫助我們的老一輩,獻給廣大熱情真誠的讀者,讓她,在1980年的春風裏留下點點殷紅……”這篇文字寫於1979年12月18日。但是,天不如人願,1980年的“春風”吹過不久,《紅豆》就和全國各地高校的刊物一起,被迫停刊。
記者: 師兄,您覺得應該如何為自己創造並保持優勢?
謝盛友: 我自己有最經典的論述:“我們這代人生來就挨餓,上學就停課;該讀書的時候,我們在修理地球;該出成果的時候,我們卻在嚐寒窗苦;該有作為的時候,我們必須養家糊口。”好一首趣味的打油詩,其中的故事,有多少現在的學子可以體會、可以承受?
顯然,我們處於劣勢。後發有其劣勢。我落後,雖然可以模仿先進,在短期內可以取得某些好的成績,但是長期來看,我個人還是很失敗的。如今在歐洲,留而不歸,留而不學。 在文革中長大,離開書本、知識很遠,竟然擔任過德國班貝格大學經濟係客座教授、巴伐利亞工商會顧問。
記者: 寫作對於您來說意味著什麽?可以推薦幾本書嗎?
謝盛友: 寫作是我們的天職。我們這代人早期的理想是革命的理想主義,文革之後革命的理想迅速幻滅,但新的理想又出現了,變為個人的英雄主義理想。我們當時讀的暢銷書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法國羅曼•羅蘭的《約翰•克裏斯朵夫》,這本書現在幾乎沒人提,當年卻影響了我 們整整一代人,因為它塑造的是資產階級革命者,充滿著個人主義的理想精神,這種精神在文革之後迅速煥發出來。那個時候的個人主義與今天的不一樣,今天流行的是以個人為中心的、自利的、原子式的個人主義,而當年的個人主義充滿著英雄氣概,“小我” (個人和家庭)的意義最後要通過“大我” (國家和民族)做出貢獻而得以實現。
我們這代人很少有感恩之心,覺得自己是時代驕子,天降大任於斯人也,有不自覺的自戀意識,得意於自己是超級成功者。其實我們這一代人不過是幸運兒,世無英雄邃使豎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斷層,我們不過趕上了時候而已。
曾為知青、後進大學,如今成為超級成功者,大談青春不悔。我們卻忘記了,大多數知青都被耽誤了青春,如今下崗待業,成為困難戶、低保戶,我們完全忘記了更多的被時代殘酷淘汰了的難友。我們缺乏對弱者的同情,唯有成功者的虛驕,覺得自己的成功便是那代人的成功,自己就是一代人的代表。事實上,少數精英的成功是建立在大多數同代人犧牲的基礎上的。我們那時的高考,100個考生裏麵隻有不到5個人被錄取,淘汰率高,空前地殘酷,我們真的是極少數被命運特別關照的人,越是成功,越需要懂得感恩和謙卑,而不是自傲和虛妄。
推薦幾本書,不敢當。我願意告訴同學, 如下的作家和作品, 對我生命的成長和思考與寫作有很大的啟迪和幫助。
卡爾•特奧多爾•雅斯培和他的《罪的問題》(Die Schuldfrage)。海因裏希•特奧多爾•伯爾和他的中篇小說《列車正點到達》。齊格飛•藍茨和他的小說《德語課》。君特•威廉•格拉斯和他的《鐵皮鼓》和回憶錄《剝洋蔥》。弗朗茨•卡夫卡和他的《變形記》、《審判》、《城堡》和故事集《鄉村醫生》。
用不著撐著. 互聯網時代,誰在國外能夠有多大出息或有什麽地位,都明白.
很多年以前,韋鈺勸告人回國: 你們在國外, 就是小夥計, 回國就可以挑大梁. 當時都聽不進去. 現在, 知道其言不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