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傳和曲解的“共產共妻”

誤傳和曲解的“共產共妻”


德國左派提出口號“Ehe für Alle” （婚姻屬於大家），把同性婚姻推上一個台階，保守派擔憂，
一個幽靈，“共產共妻”的幽靈，在歐洲遊蕩。

1545年至1573年，在意大利特蘭特召開的羅馬天主教大主教會議上，一夫一妻製婚姻法正式實行。早在公元前2世紀，羅馬帝政時代就已經確立了一夫一妻製的“神聖婚姻”，但那時還有自由離婚製度和占有女奴的習俗存在。

基督教教義認為，上帝造人，起初隻造了兩個人，也就是一夫一妻。因此，在神前發誓的婚約，是“安定而純潔的婚姻”，是“神聖的持續”，既已結婚，就不得離婚。一夫一妻製自產生以後，就成為基督教國家婚姻製度的根本，也成為全世界婚姻製度的主流。但是我們承認，在一些非基督教國家裏，一夫多妻製仍然存在。

安廣祿在《北伐時期武漢裸女遊行風波》寫道：
1927年4月的一天，漢口三分區的十字街頭，一位年輕的女子對著聚集的人群和過往路人，高聲演講：“要堅決放腳！要堅決剪發！還要堅決反對束胸！束胸是不人道主義的！婦女同胞們，你們解了束胸沒有？解了吧，男人沒有束胸，我們為什麽要束胸？”
講到激動處，這名女子突然解開紐扣，脫掉上衣，托著自己的乳房，說：“你們看，這就是真正的解放。打倒封建主義！鏟除封建思想！”頓時，呐喊、笑聲、口哨聲四起，人群中一片騷動。女子熱淚盈眶，振臂高呼：“全中國婦女解放萬歲！國民革命勝利萬歲！”

李炎勝在《1927年“武漢裸女遊行”真相》寫道：
發生在遠東傳統社會裏的瘋狂行為，甚至引起美國媒體的關注，“在民族主義首都武漢，發生了一起由八名莊重的、充滿愛國熱情的女大學生舉行的沿江裸體遊行”。4月25日，《時代》如是報道。這則報道如今看來都觸目驚心：走在前排的，手舉竹竿撐起的標語牌，除了架在鼻子上的大眼鏡外，渾身上下一絲不掛，其餘七個也都赤身裸體。標語牌上寫著：“自己解放自己！我們丟掉的是基督教的恥辱，而贏得了自由。把中國從基督教列強手中解放出來！”

事實上，這是武漢婦女協會宣傳婦女解放運動的活動之一。而在1927年的部分武漢女性的認知裏，裸體、解放自己的身體，就是革命的行為。就在3月8日那天，武漢國民政府黨政要員、女界領袖和20萬軍民在漢口舉行國際婦女節大會，會後舉行遊行活動的時候，突然有些赤身裸體、手舉彩旗的女人們衝進遊行隊伍。遊行的人驚呆了，隊伍有些混亂，但這些裸體的婦女卻顧不得街上眾目睽睽，依然隨著隊伍前進，邊振臂高呼：“打倒軍閥！”“中國婦女解放萬歲！”

在1920年代，婦女解放運動伴隨著革命風起雲湧。長久以來，中國婦女被壓抑的人性，被禁錮的生命突然有了衝破禁閉的可能，那些猛然爆發出的激情，身體本能的狂熱往往無所顧忌到令人驚訝的程度。這股潮流與劇烈的社會革命相結合，性與政治交織，上演了一出版本不同、內核皆為謠言的戲劇，其最聳人聽聞的內容就是：“共產共妻”。

 
 “共產共妻”這個名詞來自關於從社會主義蘇聯的傳聞。十月革命在俄國取得勝利後，人類曆史上一種新製度開始實行，大部分人對此感到新奇陌生，也自然地設想起共產主義的美好生活，一些荒唐的願望也由此而生。甚至有材料顯示，在俄國，私底下存在過“公有化”資產階級婦女的行為。

盡管在蘇聯的正式文件中，始終找不到關於女人“公有化”的任何文字。但是，有關共產主義政權“共產共妻”的說法，卻不脛而走。一係列聳人聽聞的標題出現在西方各大報紙上，“蘇維埃的一夫多妻製”、“社會主義將賣淫合理化”、“布爾什維克將俄羅斯丟在了人類文明的角落裏”等等。很快，這則在俄國起源的謠言，就轉道進入中國。

蘇聯確實曾經努力要把婦女從家庭束縛中解放出來，從丈夫控製的經濟權力中解放出來。在1917年和1918年，列寧頒布了兩條法令，廢除男性對他們的家屬擁有的特權，確定了婦女擁有完全的經濟、社會和性自主權力。但顯然，這些做法在數千公裏之外被誤傳和曲解了。

當中國的革命者把目光投向蘇聯的時候，改變有史以來的婚姻製度和家庭製度，便成為最有表現力的革命行為。激進的青年人掀起了一股毀家、廢婚運動的高潮。諸如“工讀互助團”、“男女生活互助社”、“利群書社”等團體也在古老的中國社會裏如雨後春筍般生長出來。團員們紛紛脫離與家庭的經濟聯係，離婚的離婚、解約的解約，然後過起了群居的“公社”生活。

於是，當“安那其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幻想依然讓人著迷不已的時候，“共產共妻”的謠言，也與這群看上去離經叛道的年輕人如影相隨。

孫中山不但講三民主義，又與赤黨合作，唱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高調，國民黨保守派受不了。
1927年3月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夏曦在《湖南政治黨務報告》中，總結地主土豪劣紳壓迫農民之手段時，第一條便是造謠農協及本黨是共產共妻。與此同時，河南武裝農民代表大會在武昌召開，一位農協會的代表發言說：“我們在家鄉時，常聽見土豪劣紳們說：國民黨是赤化，赤化就是共產共妻。但是我們來到武漢一看，我們才知道完全沒有這麽回事，這完全是北洋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所造的謠。他們怕我們知道國民黨的好處，怕我們讚成國民黨。”

孫中山聯俄以來，國民黨的左派逐漸主導了這個政權。但隨著革命的進行，國民黨右派對左派勢力嚴重不滿了。此時“共產共妻”不僅是外界對這個親俄政權不滿的發泄，而且也成了右派對左派進行打擊的武器。
1927年4月24日，上海《申報》刊登文章，說“少數無知婦女發起舉行各界婦女免恥裸體遊行大會”，“名為免恥，實反增恥。發起者形同狗屎，讚成者無異禽獸”。“創此荒謬絕倫之邪說者，實係共產叛徒，以惡毒之設想，用狡詐之手段，利用無知婦女，舉行免恥裸體遊行，打破婦女廉恥，擾亂社會秩序，以為實行公妻之動機，遂其無限之欲望，是可忍孰不可忍！若不嚴行禁止，何以敦而維人格！”。文章並懇請各總司令總指揮，迅速禁阻，“並將赤黨首領發起諸人，通緝嚴懲”。（李炎勝《1927年“武漢裸女遊行”真相》）

1931年5月，毛澤東來到江西省尋烏縣做調查。他發現：運動勝利的地方，女人們“立即有了個人的自覺”，鄉政府成立之初，每日所接離婚的案子必數起，而且“十個離婚案子，女子提出來的占九個”。女人們從“魔爪”下掙脫出來，“決沒有守獨身主義的，離婚後必然很快地就要結婚。”有些男人失望地說：“革命革割革絕，老婆都革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