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515)
2009 (91)
2011 (89)
2015 (78)
2017 (115)
2018 (134)
2019 (117)
2020 (196)
2021 (159)
2022 (98)
2023 (111)
謝盛友:情人節:獻給老婆
老婆,感謝你 !
1976年,中國那座大座鍾的鍾擺在一個方向上,擺到了盡頭,但是,開始擺向另一個方向。1970年代末高考恢複之後,成為海南島的外語類狀元,由於環境的因素,就讀中山大學德語係。在中山大學,我遇見了愛妻張申華,1988年兩人一起坐火車經過蒙古、蘇聯、波蘭、民主德國到西德巴伐利亞自費留學。
老婆最了解老公的身體,不管哪個部位,所以,老婆親自裁縫製作的衣服自然合身,合身得十分自然。自然合身的衣服穿上去就很自然、很舒服。申華說,男人的衣服領子要挺、袖子要直,這樣男人穿起來看上去具有雄心壯誌、魅力無限。
三十多年了,這件衣服一直伴隨著我,過去在中山大學天天穿,現在不舍得穿。我走南闖北、從亞洲到歐洲,不知道搬家多少次,該扔的都扔了,不該扔了也扔了,可是,這件衣服一直緊緊地貼身貼心,直至永遠。
我們成長的年代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年代。“老三屆”是指中國1966年、1967年、1968年的高中畢業生,因為他們沒有機會考大學。1966年到1968年,中國正陷於“文化大革命”的溷亂之中,大學停止招生。在1968年至1969年的上山下鄉高潮中,這三屆本應已畢業的而實際上並沒有完整結束學業高中,作為“知識青年”的主體“上山下鄉”,被安排下鄉,或集體到農林牧場,或分散插隊落戶農村。1977年恢複高考時,他們已經超過正常的高考年齡,但鑒於其被“文革”耽誤,所以直至1979年,仍被允許參加高考,被稱為“老三屆”畢業生。國家恢複高考後,先後於1977年、1978年、1979年參加高考,並相應於1978年春季、1978年秋季、1979年秋季進入大學學習的三個年級的大學生,習慣上統稱為“新三屆”大學生。這三個年級的大學生在年齡構成上差距相當大,有十四五歲的應屆高中畢業生,有文革十年中積累下來的曆屆高、初中學生,更有年齡已在二十四五歲到三十多歲的。
我找不出能確切描繪那個時代的詞匯。當時正逢三中全會前後,國家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停止了十年的高考在77年恢複,77級開始,考生可以自由報名,全省統考。78級全國統考,更是排除了家庭出身和家庭背景,以分數錄取。記得在學時有美國的大學代表團來中大訪問,說我們是“世界上最勤奮的大學生”。那時圖書館座位太少,傍晚時分,開館之前,學生已經排起長龍,糾察隊在維持秩序。不然,大門的玻璃又要被擠破。
那年頭,同學們基本是教室、宿舍和課堂,三點一線,路都不拐。在食堂排隊買飯時,也背英語單詞。外語專業自古以來是“計劃”式呆板教學,一二年級學習語音語言基礎、口語、聽力,三四年級精讀、泛讀、翻譯、報刊選讀。我這個人天生叛逆,最不喜歡學習內容被規範、被計劃、被灌輸、被指導。所以,我下午大多數時間都泡在曆史係課室,聽世界通史、中國通史等;在經濟係課室,學西方經濟地理;在哲學係課室,讀黑格爾。
我自己有最經典的論述:“我們這代人生來就挨餓,上學就停課;該讀書的時候,我們在修理地球;該出成果的時候,我們卻在嚐寒窗苦;該有作為的時候,我們必須養家糊口。”好一首趣味的打油詩,其中的故事,又有多少海外學子可以體會、可以承受?
種種特殊的曆史條件,催生了中山大學的學生文藝刊物《紅豆》。
我非常熱心關注和事奉《紅豆》。中文係蘇煒(海南知青)他們成立了“中山大學鍾樓文學社”,得到了吳宏聰、王起、金欽俊等老師的支持,蘇煒任社長,不久創辦校園雜誌《紅豆》,蘇煒任主編。編委有王培楠、陳平原(現任北京大學中文係主任)、林英男、辛磊等。
永遠不會忘記,永遠緬懷當年推著三輪車衝過海珠橋,到市區叫賣自己雜誌的豪情。
如今在歐洲,留而不歸,留而不學。在文革中長大,離開書本、知識很遠,竟然擔任過德國班貝格大學經濟係客座教授、巴伐利亞工商會顧問、中德雙語專欄作家 ,班貝格民選市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