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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1978至1980年高校辦刊的文字
紅豆春來發幾枝
作者: 康樂中文七八級
http://kangle78.blog.sohu.com/230627943.html
前天與78級幾個同學一起拜訪黃天驥老師才知道，黃老師是1952年院校調整，中大合並了嶺南大學，搬到嶺大校址的第一屆學生，畢業後留校任教，從此沒有離開中大中文係，到今年剛好是一個甲子。這六十年，風風雨雨，老師見證過康樂園中區的草坪如何變成地瓜園，又變回綠茵，也能夠見證，中文係以至全校，六十年來，隻有過一個鉛印的學生文藝刊物，這就是1979到1981年的《紅豆》。2003年，中文係《紅豆》曾複刊，已經是油印了。
過去三十多年了。在博客如雲，微博如雨的今日，《紅豆》猶如隔世煙雲，每個人的記憶難免偏頗，或掛一漏萬。因此，我的回憶也屬管蠡而已。
那是一個很特別的年代。我找不出能確切描繪那個時代的詞匯。當時正逢三中全會前後，國家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停止了十年的高考在77年恢複，77級開始，考生可以自由報名，全省統考。78級全國統考，更是排除了家庭出身和家庭背景，以分數錄取。記得在學時有美國的大學代表團來中大訪問，說我們是“世界上最勤奮的學生”。那時圖書館座位太少，傍晚時分，開館之前，學生已經排起長龍，糾察隊在維持秩序。不然，大門的玻璃又要被擠破。被戲稱為“才子佳人”係的學子，自然要舞文弄墨，要體味一下自己的文章變成在中國有神聖地位的鉛印方塊字以後的感覺。當時社會上還有民辦刊物，尚未嚴管和取締。種種特殊的曆史條件，催生了中大中文係學生文藝刊物《紅豆》。
大約在1978年12月，78級入學兩個月後，早我們半年入學的中文係77級牽頭組織了“鍾樓文學社”，並籌辦文學刊物。
當時，78級的同學也準備辦一個油印的學生刊物，方風雷和我，一幫熱心的同學在積極籌備。記得常丹琦還到廣州爭取到單位讚助的紙張。很快，樓上樓下兩個年級的同學會合在一起開會，籌備鉛印的雜誌。會議大都在東四二樓，王培楠或蘇煒住的宿舍召開。78級參加編委的有方風雷、林英男和辛磊。蘇煒任主編。王培楠是鍾樓文學社的社長。兩塊招牌，其實是一套人馬。這二位師兄是《紅豆》的核心人物。我看到過蘇煒的兩篇回憶文章，其中78級編委的名單卻錯得離譜：在他的一本散文集中，編委中林英男和辛磊都遺漏了，卻換成了當今某名人同學；另一篇是發在中大中文係網頁上，仍然是把名人弄進去，遺漏了我這個小人物，幸好辛磊沒落下。蘇煒在大洋彼岸，三十多年前的往事，未免有點煙雨迷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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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上，我下載到中大校友，外語係的謝盛友先生的回憶文章《30年前的大學學習》。摘錄如下，可以參閱：
我非常熱心關注和事奉《紅豆》。中文係蘇煒（海南知青）他們成立了“中山大學鍾樓文學社”，得到了吳宏聰、王起、金欽俊等老師的支持，蘇煒任社長，不久創辦校園雜誌《紅豆》，蘇煒任主編。編委有王培楠、陳平原（現任北京大學中文係主任）、林英男、辛磊等。
鄭紅（現任廣東省檢察院檢察長）是78級中文係的一位班長，海南文昌人，我們星期六晚上在中區露天電影廣場賣《紅豆》。鄭紅有一點點靦腆，不敢吆喝。我天生大嗓門，不用喊人家也聽得到：“賣《紅豆》，3角5分錢一斤！”賣了的錢交了上去。
我們賣的那期《紅豆》是第四期，裏麵有海南老鄉馮淑萍（77級中文係的一位班長）的小說，同期還發表了毛鐵、劉浩、駱矩、穀風、田新生、何東平、蔡東士的小說，吳少秋、康莊、曉麟、曼華、流波的詩歌，“鍾樓論壇”欄目中則有陳平原、劉之光、林英男、小舟、曉金的論文和雜文，卷首是蘇煒、王培楠的《春來紅豆發新枝——寫在紅豆創刊一周年之際》，文末寫道：“擱筆之際，隻聽得珠江漲潮的濤聲，隱隱傳來。臨窗眺望，我們默默地想：在新的一年裏，應該采擷更多晶亮結實的紅豆，獻給扶持幫助我們的老一輩，獻給廣大熱情真誠的讀者，讓她，在1980年的春風裏留下點點殷紅……”這篇文字寫於1979年12月18日。
但是，天不如人願，1980年的“春風”吹過不久，《紅豆》就和全國各地高校的刊物一起，被迫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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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豆》雜誌之所以在全國高校學生刊物中獨樹一幟，活得較長，離不開當時廣東是改革開放的“解放區”這一大環境，也離不開學校領導和係領導的默許和支持。時任係主任的吳宏聰老師和樓棲、商承祚、王起等老教授給雜誌以直接的關懷和指導。向有通天手腕的方風雷，在周揚來廣州養病時請他為創刊號的《紅豆》題詞：“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南國文藝一如紅豆累累盈枝，以副人民的想望。”落款時間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題詞使創刊號增色不少。後來又請廣東作協文藝批評家蕭殷題寫了刊名。1979年初，《紅豆》在廣州一家空軍的印刷廠付印，正式出版。按當時的出版物水平，其裝幀出版質量是全國高校學生刊物中最好的，與正式刊物比也毫不遜色。
在有《紅豆》的時期，中文係學生的創作熱情高漲，很多人在這裏發表了自己的處女作。發表在79年第二期的陳海鷹小說《黑海潮》，還先後被多家雜誌轉載和評論。從組稿編輯到印刷發行管理，未來的詩人作家和編輯在這裏成長。不能忘記的是，負責出版發行最辛苦的周小兵、馮淑萍、謝日新和李才堯、周瓊芳等幾位同學負責校對、印刷與財政總務。至今，很多同學都緬懷當年推著三輪車衝過海珠橋，到市區叫賣自己雜誌的豪情。
最後沒能出版的一期，可謂胎死腹中。1981年上半年，77級同學離畢業隻有一年了，把《紅豆》交給78、79級去辦。所以這一期是由我出麵組稿的。當時準備做一期以實驗性小說為主的特刊。我們還找到廣東的文藝界老前輩黃秋耘先生，送上一些短篇小說的初稿請他指點。他很認真地對每篇小說提出了意見。其中有許鴻基、何東平、李江南和我等同學的習作。我和辛磊都知道這一期可能辦不成，當時的風聲很緊，雜誌隨時可能停刊，內部也有不同意見。但是，內外交困中，我們很認真地開組稿座談會，熬夜寫作，改稿編輯，當成自己的作業，樂在其中也。2002年同學畢業20年聚會，東平還對我提起此事，不勝唏噓。
辛磊2010年榮獲廣東魯迅文學獎之後英年早逝，我悲痛不已。他的手機號碼和郵箱地址，我至今不忍刪去，偶然跳入眼簾，竟化為酸淚。送走辛磊的頭七，我徜徉於惺亭的暮色中，吟就幾首詩，貼在詩詞網上。因注中提到《紅豆》和紫荊詩社，中大在學的師弟在跟帖中告訴我：你們畢業後，從80級開始，紫荊詩社文脈不斷，斷斷續續地辦下去。這是我始料不及的。當年由辛磊和陳小奇、吳少秋發起，硬是把不會寫詩的我拉了進來，成立了紫荊詩社。辛磊任社長。當時倒沒有什麽特別的活動，但為《紅豆》提供了不少詩稿。紅豆與紫荊，成為記憶中的青春歲月的象征。謹錄舊作，以紀念《紅豆》編委辛磊同學：
庚寅四月初三哭別辛磊兄夜獨步康園見荊花紛紛泣賦
卅年莫逆豈成塵，散我淒然五柳巾。天道迷茫顏蹠壽，惺亭寥落去留人。一鳴祗為悲鸞鏡，三哭無非有此身。紅豆曾經生嶺海，紫荊如雨黯傷神。
注：辛磊兄曾經與餘同擔任學生文學刊物《紅豆》編委和紫荊詩社的發起人，辛兄為紫荊詩社首任社長。
陳美華的姐姐與辛磊相距不久去世，當時真為美華感到悲痛！
林英男，1952年生於福建，長於廣東揭陽，現居廣州。1978年，頂著“右派、地主、叛徒、反革命”這四頂“帽子”考入中山大學中文係，1984年任教於深圳大學，1991年辭去公職從商。擅古典詩文創作，出版有詩詞選集《平沙集》及文史著作多種。近年創辦詩教網，舉辦並主持國詩大賽。
四頂帽子
右派：我父親是福建人，媽媽是廣東揭陽人。1954年，我爸媽離婚了，我跟著媽媽回到了揭陽生活。我的祖輩是漳州市詔安縣人，祖上都是讀書人，我的曾祖是清朝光緒年間的翰林。祖父林仲姚是當地名流，他100歲冥壽時當地政府還給他開座談會紀念。總的來講，我的祖父、外祖父都是左派，是親共的。祖父本身是教師，無黨派，但他的兩個兒子——我父親跟我伯父，以及我媽，都是中共地下黨。所以我爸媽建國後也都成了國家幹部，但後來都辭去行政職務到中學教書。我有兩個哥哥，兩個姐姐。後來我父親被劃為了右派。原因很簡單：他跟學校的黨委書記對抗。那時不是向黨提議嗎，向官僚主義開炮，他們這些知識分子就寫詩、寫大字報諷刺，向黨委書記提意見。後來就成了右派，而且他處理得比較重，1957年被送到青海勞教。青海當時幾十萬右派，康生主持的。勞教製度就是那時候確立的。1961年，我父親才撿了半條命回到福建。
地主：我們家實際上在我祖父就家道中落了，初評土改時，我們家是小土地出租者，就是鄉下還有幾畝薄田，隻夠家裏口糧，是不夠生活的，你還要勞動。後來怎麽成了地主了呢？因為我祖父是我們林姓祠堂的族長，族長要管祠堂的公租。祠堂不是有地嗎？這個地收租，收了就放到倉庫裏麵，哪一個人孤寡貧困的，就要開族長會議，要發下去，是福利性質的。祖父是讀書人，比較較真，比如收穀子，不幹不實，要求再曬，這就得罪了佃農。公家的地比較多，管的人有抽成。土改政策裏有一個項目叫管公堂地主，也就是地主的一種。土改一發動起來，群眾打、殺什麽都是對的，都不能阻止。那時他們就鬥我祖父，要把他劃為地主。政府就不同意，就說這個人是教育家，非常重要的統戰對象，有很多學生在他的影響下參加共產黨革命隊伍，有很多學生在台灣，不能劃地主分子。怎麽辦呢？於是想把整家劃成地主家庭。問題就來了：我伯父是地下黨員，教師。我父親不用講了，1938年參加新四軍，入黨，不到20歲參加革命的。我母親15歲參加中共地下黨。地主家庭沒有地主分子，講不通啊，其他都是小孩，不夠18歲。那就隻有一個人——我伯母。伯母是個家庭婦女，沒有工作沒有地位，整天都是做家務。按照政策，她有勞動就不是地主分子。但整個家庭已經沒有人可以劃地主了，又一定要保持地主家庭成分，那怎麽辦呢？於是她就成了地主，然後就掃了二十多年的街，被人鬥，很可憐。
叛徒：“文革”時，叛徒這個身份隨便安的。以前做地下黨員，單線聯係，隻有一個聯係人知道。如果這個人活著，那可以證明你是組織派去的，但如果這個人死了，誰能證明呢？我媽做地下黨員時的最後一個聯係人，是個女的，你不能問她真名，最後一次來找我媽，就說，“我是最後一次跟你聯係，我沒來找你，你別來找我，你等著，你就潛伏在這個地方。”一等就幾年，沒人來了。1941年政審的時候才知道南方特委出叛徒，黨中央才下令停止活動，全線凍結。我媽哪裏知道，她隻是一個小黨員。後來政審的時候她一直對那個聯係人畫像、描述。“文革”時候的邏輯很簡單：這個人找不到了，就是被你出賣了，你是叛徒。她的單位因此花了很多時間去外調，最後終於給她找到了，這個人是廣東省委宣傳部的文藝處長，是杜國庠的侄女。後來我跟我媽來廣州到她家裏去拜訪她，她不斷地道歉，說沒想到給你們帶來這麽大的苦難，說當時找到她的時候她馬上就寫了證明材料。
反革命：這頂帽子跟我大哥有關。我大哥“文革”時是福建師院數學係的學生，他人很純正。那時的紅衛兵有保守派和造反派，保守派一般是當權派和周圍那些人；造反派是受迫害那些人，群眾居多。那時鬥爭很激烈，我哥是群眾派，這裏麵有些原始的正義，反對政治壓迫這些東西。1969-1970年的時候，我哥在“一打三反”運動中被打成反革命。那時他已經在一個農村中學當教師，被大學派人抓了回去。這次是部隊介入。他在當時文名很高，所以當官的講過一句話：這個人非鬥死不可。1971年林彪摔死了，我哥這批人全部平反了，但我哥不見了。一直拖了8年，當局說他潛逃。詔安就認為這是我家鄉人，我們的人給你搞死了，縣裏麵就派平反委員會調查組去調查。那是1978年的事，結果阻力很大，調查不下去。調查組最後去省公安廳檔案室裏找無主屍體照片，看見有這樣一個無主屍體照片，一看就是他，身上的錢跟糧票都不見了，兩個褲袋給翻過來了，推斷是有人連夜將我哥弄到野外去做個偽現場。這個事情也不了了之了，當時按照胡耀邦的指示就是宜粗不宜細，總之政治上平反了。“文革”平反經常有這句話：某某同誌被迫害含冤而死。講得模糊，不講他自殺或他殺。政治平反，給予一定的賠償，那個時候賠償很少。
兩次高考
1977年12月，我在馬路上聽見恢複高考的有線廣播。聽了一次，不相信，再聽一次，聽明白了：就是什麽人都可以報考，不限年齡，不限學曆，不限出身，都可以報名，都可以考試。一聽就瘋了，直接就去找一個讀初中的小孩借數學書。“文革”這十年我是有讀書的，但不敢寫讀書筆記，因為那個時候我哥還在被通緝，我們家經常要被抄家的。當時是考數學、語文、政治、曆史、地理五門，數學突破了，其他我就不怕了。考出來後，分數很高，我是第一批的，就去體檢了，但沒接到錄取通知。
我媽所在的公社一直整她，不給她平反。那一年我的政審怎麽搞，我看不到，因為是不給考生看的。我想一個是“四頂帽子”脫不了，因為沒平反——全國都沒平反。第二個你這個人表現什麽，他們可以亂寫的。你出身這麽差，個人表現不好，誰要你呢？那個時候大學招生還講階級鬥爭。或是單位意見：不宜錄取！那誰敢要你？
當時我很失望，就想：我媽提前退休，我的戶口回城了，那我去頂職教小學。準備辦手續申請了，所以我想趁這個空檔出去玩。1978年3月份到了福州我二哥那邊，二哥跟我說，今年政策改了：第一按分數錄取，並且公布分數；第二政審鑒定要跟考生本人見麵、簽名。我半信半疑。他就說這是真的，你不去考太浪費了。那我想，太壓抑了，爭口氣吧。第一，我考多少分，貼出來讓別人知道；第二，政審要本人通過，他們搞不了我。如果我考很高分，你錄不到我，我到時候跟你打官司，打到鄧小平那裏去。
1978年高考時間正常了，7月考。我是在廣東考。因為第一次沒被錄取，心裏非常不滿，也防備他們整我，我就寫了封長信給揭陽縣招生辦主任。《鄧小平》電視劇裏那個鏡頭是真實的，也就是說報名不用通過單位，可以直接到縣裏。我就是到縣裏報的。這個招生辦主任出身有文化的地主家庭，人非常正派，以前跟我一個中學同學下鄉插隊在同一個村子。我同學覺得這個人很不錯，我就通過同學遞這個信給他，講我的誌願、理想。他很感動，說我們縣又多了一個大學生。所以我連準考證什麽都是他給我辦的。其實在公社報名也可以的，但我不願意，我怕他們搞鬼。
那一屆揭陽縣有上萬名考生，我是文科狀元。招生辦主任要我報北大。因為我媽在中大附小讀過書，對中大有感情，而且中大離家近，就按我媽的意見報了中大。那時能戴著“右派、地主、叛徒、反革命”這四頂“帽子”參加高考，是很了不得的事情。政審時，公社都把表格中的政審意見發給每個考生。我看到周圍的人都在政審欄簽名，整疊政審表放在桌子上讓考生去認領，我記得很清楚，幾乎每個人的鑒定開頭都有一句相同的話：“積極參加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但隻有我沒有這句話。我的政治鑒定是一句不著邊際的話：“該生戶口於1976年遷移到我公社，沒有在我公社居住。”政工人員問我的意見，我說：“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我在鑒定上簽名，但把林字壓在句號上。
進中大後，老師碰到同學就問“你考多少分”，我說三百八十多。老師說，“你怎麽不報北大？”我覺得兩校各有所長。中大政治氣氛沒那麽濃，雖然也有政治活動但我沒有介入，理由很簡單，自己家內外幾代為革命死了這麽多人，結果非常慘。揭陽外公鄭鼎新，15歲入晚清最後一科秀才，書畫家，參加同盟會和辛亥革命。外公抗日戰爭時在新加坡是抗戰僑領，1942年被日寇殺害。大舅舅因指揮華人抗日義勇軍抵抗日寇，兵敗犧牲。二舅和三舅後來追隨馬共入叢林殞命。幾代人的經曆，特別大哥的死對我刺激非常大，我覺得應該停下來好好讀書，反思曆史。
2014-11-04 10:30
近段時間同學圈裏非常熱鬧，這邊剛剛收到香港校友聚會的通知，那邊又在熱火朝天地討論11月8日回母校參加校慶的事宜。這一切都緣於我的母校——中山大學即將迎來90周年校慶。1924年孫中山先生手創了中山大學 ，成為廣東最高學府，中大曆經近百年發展，秉承“博學 審問 慎思 明辨 篤行”之校訓，如今已是根深葉茂、桃李芬芳。中大不僅培養了一大批出類拔萃的英才，也吸引了魯迅、鬱達夫、馮友蘭、傅斯年、趙元任、俞平伯、顧頡剛、王亞南、陳寅恪、容庚、商承祚、王力、王起等大師學者在這裏揮灑耕耘，教書育才。這樣的母校，令每個中大學子都驕傲自豪，她的慶典，是我們共同的節日。
1978年，這是值得載入中國現當代教育史載的一年。那年初春恢複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剛剛邁入大學，季夏又迎來了幾百萬青年走進考場。我便是1978年考入中山大學中文係，是恢複高考後的第二批大學生，那一年我22歲。
邁入大學前，我下鄉當過知青，進工廠當過工人，上部隊參過軍，走過了“工農兵”的曆程後，終於邁進了“學”門，而三十六年後的今天，我經營著自己創辦的教育集團，回想這大半生可真是積極響應號召把“工農兵學商”都體驗了個遍，人生真是充滿了無限的可能性！
而在當年類似我這樣的經曆在新生中是極為普遍的，我的同窗大部分不是直接從高中升上來的，大家都有一份厚厚的一言難盡的大學前履曆，中文係近百名同學入學時，最大的已經三十四五歲，成家立室兒女繞膝者不是孤例，而最小的才十六七歲，如此參差不齊的年齡差異，是那個時代獨有的奇觀。
但不管怎樣，我們是非常幸運的，值得感恩的。那一年全國有610多萬人高考，錄取了40餘萬人，錄取率隻有7%左右，而能進入中大這樣的著名學府，更是不易。當年中文係入學99人，辛磊因病休學一年，後來進了79級，成了那一屆的風雲人物。正如區進兄所形容“七八級，這是一個在曆史斷裂帶上形成的‘熱帶雨林’，中大中文七八級是雨林裏一個多姿多彩的群落”。我們從特殊的年代走過來， 98個“幸運兒”在康樂園這片後天偶成的“熱帶雨林”裏，揮灑屬於我們的意氣風發，揮斥方遒，肆意生長。
那時候的學習生活自然比不上今天的大學生如此豐富多彩，但在有限的條件下，我們更感到充實和滿足。1979年的中大，紫荊花在溫暖的空氣中勤送芬芳，思想的禁錮剛剛打開，校園裏彌漫著叫人興奮的自由氣息，不由得人想多說點什麽學點什麽做點什麽，正是青年人思想空前活躍的時候。
我們有著強烈的緊迫感和求知欲，想把逝去的時間補回來，亦想成為甩開枷鎖與時代同步甚至走在時代前列的人。同學們個個像久旱逢甘霖，學習風氣甚是濃厚，各類活動也有聲有色如火如荼，那時有個美國的訪問團來中大，看到大家的學習勁頭，聽聞擠破圖書館玻璃門的軼事，稱我們是“世界上最勤奮的學生”，這形容還真並不為過。尤其中文係才子佳人匯聚，又有書生論政之風氣，不時舞文弄墨，談古論今，在中大校園裏顯得特別活躍。彼時個個都有點恃才傲物的小傲驕，經常為一個話題各執一說能吵上個通宵達旦，還別說，這滔滔“雄辯”還真是練就了78級中文係雄才無數。多年後，全國人民都在香港回歸的談判席上看到了的徐澤和張良棟，一個是國務院港澳辦政治司司長，一個是經濟司司長，與末代總督英方代表彭定康侃侃而談的威武之姿。如今徐澤兄擔任著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黨組副書記的重責。遺憾的是良棟兄已長眠在八寶山公墓，2005年年僅55 歲就離我們而去。
中大四年，我們一邊勤做書山文海中的書蟲，一邊開展各種開風氣之先的活動。《紅豆》無疑是我們共同的美好回憶。這份中文係鍾樓文學社的自辦刊物，得風氣之先，發青年之自由心聲，抒學子之獨立情懷，可謂是應時代而生。 當時是77級學長蘇煒兄任主編，陳小奇、陳平原、辛磊、林英男、方風雷等同學是中堅力量，其中大部分便是來自我們78級，《紅豆》得到了吳宏聰、商承祚、王起、金欽俊等老師的大力支持，經由文壇宿將周揚、蕭殷的助威，方風雷更是爭得周揚為《紅豆》創刊題詞“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南國文藝一如紅豆累累盈枝，以副人民的想望”，《紅豆》一出刊即在校園內掀起小旋風，影響日盛。那時我們不乏理想主義的“憤青”，像熱血青年一樣滿懷熱情地紮進這些思想刊物的活動中，雖然《紅豆》僅出了8期，但小荷初露，卻已有大音希聲之氣象，是我們77、78級乃至後來多屆學弟學妹們心中難忘的集體回憶。除《紅豆》之外，彼時頗有影響力的還有紫荊詩社，由辛磊、陳小奇等發起。而我也積極投身在未來學社和思想刊物《未來》的籌備刻印中。陳寅恪教授之“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仿佛已無形中鐫刻進我們的骨子裏。
那時候，我們的老師也都是從文革十年浩劫中走過來的，曆經各種運動，能重新站在講台上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幸運。因有著共同的特殊時代經曆，師生們的感情特別融洽，亦師亦友。當時康樂園裏匯集了現當代諸多名師。容庚容老、商承祚商老無疑是我們中文係的兩位鎮係之寶，兩老均是著名的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在收藏界和書法界也久有盛名。兩位大師是以材施教的積極踐行者，早在1956年，商、容兩位教授就聯名招收古文字學研究生，直至文革前，共招四屆共9名，文革後又招了6名。他們指導研究生，“不開課，更不考試。”“主要是談話聊天，答疑解惑，再就是賜贈著作，審閱文稿，視其佳者推薦發表。”兩位的這一教學理念也讓我們這些後學深受裨益。王起教授是著名的戲曲史論家、文學史家，被譽為“嶺南文化的最後一顆文化靈魂”。黃天驥教授彼時正當盛年，才四十出頭，與同學們甚是親近。三十多年過去，那時給我們上課的教授，多位已經辭世，在世的也已是耄耋年歲，但相信在78級同學的心裏，永遠留存著他們在講台上的身影。
1982年，我們畢業了。半數以上的同學分配到國務院各部委、省市政府機關，也有部分進入文化宣傳單位。若幹年後，有的遠渡重洋，在大洋彼岸安居，有的進入政商界挑起大梁，有的在體製外自創天地，不管從商從政從學，還是從事哪行哪業，都不乏傑出代表。要說名字最為大眾所熟悉的，首先要推中國流行音樂的領軍人物、著名詞曲作家——陳小奇。當年一曲《濤聲依舊》詞曲綿長委婉、古典空靈，不僅唱遍大江南北，至今仍是令人聽曲即哼唱的經典。小奇的代表作還有《我不想說》《高原紅》等等，他不僅是優秀的詞曲作家，還是頂尖的樂壇造星夢想師，90年代南方樂壇風生水起，嶺南風吹遍全國，紅了一大批歌手，影響了七零後八零後兩代人，小奇的推動功不可沒。我們那個時代，進入中文係的，幾乎都懷著當作家、詩人的夢想，但畢業後夢想往往被現實抹煞，即使做著與文字有關的工作，但離作家的夢也漸去漸遠。而小奇是我們中為數不多的將夢想變成現實，並最終大有成就的人，他是我們78級中文係的驕傲。
陳平原是我們係學術界的代表。他的中大生涯比我們長兩年，還在母校完成了碩士學業。陳平原現在是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及係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講座教授、北大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俗文學學會會長。
而在金融界最叱吒風雲的莫過於方風雷老兄。方風雷現任厚樸投資董事長、高盛高華證券董事長。這位老兄究竟有多“犀利”呢？我曾於2009年在FT中文網看到一篇寫風雷的文章《誰不知道方風雷》，“在過去10年國際投行聘用的中國交易撮合者中，方風雷是唯一不諳英語、且沒有西方學位的人”，他的名字代表著“大風和雷電”，人們認為正是他說服了王岐山采用美國投行模式，於1995年與摩根士丹利合資成立了中國國際金融公司，是第一代“中國本土投資銀行家”，被稱為是“中國最聰明的操盤手”。我們這位在中大裏主修中文的風雷兄，卻在經濟界成為傳奇式的人物，是中文係78級另一顆耀眼之星。
廣州商業地產界的風雲人物歐小衛，原為廣東天河城集團副總裁，是天河城首批被任命副總裁之一，2000年一跳驚商界，過檔充當中華廣場的“救火隊長”，2005年又“服役期滿光榮退役”離開中華廣場，現為廣州惠潤商業地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小衛兄
也是我們中文係走出的商業管理奇才。
在政界的更是為數不少，如廣東省委常委、原宣傳部長、現任廣東省統戰部部長林雄，廣東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鄭紅，汕頭市人大副主任鍾展南，原雲浮市委書記、現任廣東省宣傳部副部長賴斌等等都是出自中大中文係78級的“好漢”。
在新聞、出版界我們的同窗也大放異彩。如光明日報總編輯何東平，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副總編江藝平，新華社廣東分社長楊春南等。我們的才女江藝平那句“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曾經打動了不知多少人，影響了多少年輕一代。那年中文係隻招得十二名女生，居康樂園廣寒宮內，個個都是才貌雙全，惹外係男生競折腰。趙小莉、陳一珠、常丹琦、王美嘉、黃令華、錢梅、陳小楓、金朝虹……她們的名字，仍然記憶猶新。如今有好幾位都已定居國外，難得一見。常丹琦一直工作在出版界，承擔了不少社會科學重大項目的出版，與我們的老夫子吳鴻清早在校園內就是人人豔羨的才子佳人，孰料2013年患病仙逝，令人扼腕，伊人雖逝，但她是我們永遠美麗的嫦娥姐姐。
我們這一批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親曆者，也是中國高速發展階段的推動者，奉獻者，我們中的大多數都在自己的崗位上為時代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可以說我們無愧於我們的青春和時代。對我個人而言，在畢業後沉浮輾轉於工廠和機關之間，最終將教育視為終生的事業，這與在中大受到的思想熏陶不無關係。十分欣慰的是，在我的同窗中還有不少與我懷著同樣理想者。我們的老夫子吳鴻清，是中央廣播電視大學文法部教授，著名書法家，而他現在最重要的事業是“伏羲學校”。從甘肅甘穀縣始，伏羲班如今已在全國遍地開花，已開設近百個。伏羲班” 的宗旨是以人為本，全麵實行素質教育，其教學不受現行教育大綱限製，自主設置課程，自主選擇教材進行教學。我覺得這是十分值得欽佩的大膽嚐試。另一位同窗駱馳，在珠海市國土資源局黨組書記職位上退休後，積極投身貧困地區教育事業。被中國扶 貧協會評為中國扶貧人物，他現在是香港道德會大陸總監，專門牽線搭線，引資助學，為大陸貧困地區爭取到善款。
還有很多同學，我心裏仍然牢記著他們的名字，區進、林英男、梁誌成……，2012年畢業三十周年我因事未能參加同學們難得的聚會，希望在今年中大九十周年這盛大的慶典上能與大家再聚首。
白雲山高，珠江水長，中大矗立 ，蔚為國光。
悠悠歲月，見證一代代學子丹心，祝福母校九十華誕，願中大越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