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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盛友：李雙江到底錯在哪裏？
9月6日晚，北京市海澱區西山華府小區南門外，李雙江15歲的兒子李天一與18歲的蘇某分別駕駛寶馬（無牌照、改裝）和奧迪（山西牌照，後被證實為假牌照）行駛時，與前方駕車的彭先生夫婦因車子拐彎引發爭執，並將夫婦二人打傷。8日，李雙江前往醫院看望了傷者，並鞠躬致歉。李天一和蘇某因涉嫌尋釁滋事罪，被海澱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根據駐京媒體報道，李天一已經被釋放，但還會隨時接受警方詢問。
中國官方媒體報道了中國軍隊歌唱家李雙江到醫院探望被打傷的夫婦，並且提出要支付賠償。李雙江在解放軍藝術學院任教。他去醫院探視時對被打傷的夫婦說：“子不教，父之過，我對不起你們夫婦，我寧願你們用棍子把我打一頓。”
沒有人會懷疑李雙江的道歉是真實的，但是很多人會懷疑李雙江的道歉並非出於真心。也沒有人會懷疑，“子不教，父之過”是錯誤的，那麽李雙江到底錯在哪裏，或者準確地說，我們，包括我在內的家長們到底錯在哪裏？
國內一位網民說：“你娶了下一代也就算了，你不該在生孫子的年齡生了兒子；你生了兒子也就算了，你不該用教育孫子的方法去教育兒子。”
這話的確難聽，但精辟地說明了李雙江的錯誤。李雙江當麵道歉的“子不教，父之過”，其實他最大的“過”就是，他仍然“居高臨下”地代表著真理，“用教育孫子的方法去教育兒子”。
我們這些當家長的，對於子女，一不留神就 以家長的姿態“居高臨下”，往往假設父母是聖人、是先知，代表著真理，也就是說，家長（尤其是父親）對子女所有的管教，不管出發點如何，都是都是對的，都 是好的。我是說“一不留神”，所以家長每次給小孩下一個命令時，或給小孩一個許諾時，請多“留神”，你的命令或許諾是否考慮過父子關係，兼顧過孩子和家庭的關係，孩子與社區、社會、國家的關係？如果考慮到了兼顧到了，心中“聖人”的身份顯然會減少。
父母以上這個假設未必正確，因為父母也是人，既然是人，就有極限，更可能擁有不同的優點和缺點，包括好惡、私心、權力欲，以及所有人性最醜陋的一麵。李雙江 當藝術學院教授，得經過考試，得經過提拔，古代要當皇帝要先打敗群雄，一定江山。唯有要當父母，不需要經過許可，終生有效，隻要是人，有生育能力，就可以 當父母，無關於出身、教育水準、品德優劣，也無關犯罪記錄，不需要考試認證，更無人監督。既然家長這麽容易得來，哪能這麽容易就當“聖人”“先知”？
李雙江當麵道歉的“子不教，父之過”，其實他最大的“過”就是，他早就“預謀”鼓勵兒子犯罪。
15歲的兒子，不可能有錢買車，也沒有資格擁有駕照，一個將軍級的大學教授看不懂中國的交通刑事法規，還是把製度當兒戲？
汽車是個具有高度危險的物品，為什麽未成年人不能開車，因為未成年人的辨識與控製能力均不成熟（事件本身就證明這一點），18歲（有些國家可能不一樣）才能獨立開車，這是人類經過不知道多少統計才積累出來的經驗，才製定出來的法規。李雙江把一輛寶馬交給15歲的兒子開，無異於縱子傷（殺）人，無論如何都要承擔法律責任。
德國溫嫩登（Winnenden）校園槍擊案發生於2009年3月11日，案發地點是德國溫嫩登的一所高中。 凶手是17 歲的中學生Tim K. ，共有16人在事件中喪生，包括15名受害者及自殺的凶手本人。凶手的一位不願意透露名字的朋友說，Tim是一個安靜的學生，並且逐漸和朋友們疏遠。凶手是一個乒乓球愛好者，曾經想成為一名職業選手。凶手喜歡第一人稱射擊遊戲《反恐精英》和搜集恐怖片。
德國警方搜查了凶手的家，凶手的父親是當地一家射擊俱樂部的會員，合法擁有15把槍支。經查，有一支9毫米貝瑞塔手槍和數百發子彈失蹤。此前，14把槍支存放於槍支保險櫃中，而失蹤的貝瑞塔手槍則存放於臥室。凶手的父親被刑事起訴，原因是未按法律要求恰當地保存槍支。2011年2月10日，德國斯圖加特法院判處凶手的父親一年九個月的監外刑。
李天一和Tim K.的案子性質一樣，隻有犯罪輕重的區別，而這兩個父親的刑事責任則一樣，那就是“教不嚴，父之惰”。一個是不按照法律規定保存槍支，縱子開槍殺人；另一個是不按照法律規定，縱子開車傷人。
改革開放思想界進行的思想解放運動，豎起“啟蒙”的大旗，神化人權和自由，壓倒了救亡和強國，瓦解了道德和崇高，使中國人重新退回到自私自利、一盤散沙的蒙昧狀態，這是對“啟蒙”的誤讀。http://www.haodaxue.net/html/10/n-5710.html
經典語句：
• 我們後來其實形成了新的“兩個凡是”，凡是改革開放都是對的，凡是改革就是對的、凡是開放就是對的，甚至發展到凡是市場經濟就是對的，凡是私有化就是對的。這樣實際上就是從一種禁錮跳到另一種禁錮。
• 如果說過去那個時代滿大街是標語口號，那麽現在這個時代滿大街都是廣告。這就是從一種禁錮跳到另一種禁錮。如果說那個時代要求人們“狠鬥私字一閃念”，那麽這個時代提倡人們“狠鬥公字一閃念”。提倡人們唯利是圖，提倡自私自利天經地義。
• 今天我們把上帝打掉了，把教會打掉了，把共產主義信仰丟掉了，把傳統的倫理道德也丟掉了。那麽今天我們就進入了一個肆無忌憚的時代。這個肆無忌憚固然是解放的、活躍的，但是肆無忌憚的社會真好嗎？人們感受到了焦慮、痛苦、墮落和不幸福。
• 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否定崇高的邏輯是，雷鋒太高尚了，學不了，我們不平等，人格上不平等。把雷鋒妖魔化之後，我們就一樣唯利是圖，就平等了，但不是像雷鋒這樣高尚而平等，而是變得像流氓這樣墮落而平等，這就是思想解放浪潮的基本結果。
• 按照李澤厚的邏輯推論下去，要啟蒙壓倒救亡，就是說中國亡國了沒關係，隻要我們都有權利意識了、我們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了，國家亡了也沒關係。國家亡了能有我們個體的自身利益最大化嗎？這個就是李澤厚最大的悖論。
• 我們的啟蒙跟西方是不一樣的，我們強調的不是個體的價值，而是整體，強調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一個真正擺脫蒙昧、有覺悟的人，應該能夠意識到長遠利益，意識到整體利益，意識到自己跟國家民族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這才是真正的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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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統計，1948年選出的81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24位選擇了出走，占全部院士的29.6%，其中10位是人文組院士，占28位人文組院士的35.7%。很顯然，大多數知識分子選擇了留下。
熱情擁護與積極改造者
胡風：不明真相的狂歡
1949年，胡風寫下長篇政治抒情詩《時間開始了》，喜悅與興奮之情溢於言表：“毛澤東！毛澤東！……你微微俯著身軀/你堅定地望著前方/隨著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勢/大自然的交響湧出了最強音/全人類的希望發出了最強光/……毛澤東！毛澤東！/由於你/我們的祖國/我們的人民/感到了大宇宙的永生的呼吸/受到了全地球的戰鬥的召喚”
胡風的朋友、詩人綠原這樣解釋胡風等知識分子當時體會到的那種“宏大的幸福感”：一是對反動而又腐敗的國民黨政權的徹底失望；二是百年來累累國恥所醞釀的愛國主義情懷；三是人民解放軍的輝煌勝利之不可否認的魅力。可是胡風卻沒有意識到自己號召的“五四傳統”、“主觀戰鬥精神”與毛澤東“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主張存在著深層次衝突。這種內在衝突注定要影響他在“新中國”的命運。
金嶽霖：共產黨做到了不可能的事
解放前，金嶽霖罵參加民主運動的教授說：“共產黨來了沒有自由，中國都是你們這一夥人搞壞的”。解放後，共產黨真的來了，他卻不斷地“發現了奇跡”。他說：“人家卻真能使自己所夢想的民族翻身變為事實！”“這樣的黨，是中國從前所沒有的！”於是，他對共產黨的態度由疑懼轉為擁護，不僅全麵認同馬克思主義，而且積極參與對杜威、羅素、胡適、梁漱溟、章伯鈞等的批判。
後來，讀到金嶽霖寫的一篇檢討後，身在美國的胡適感到十分不解，他寫道：“是不是毛澤東和他的政權已經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將這一位最倔強的個人主義的中國哲學家的腦給洗幹淨了？還是我們應該向上帝禱告請準許我們的金教授經過了這樣屈辱的坦白以後可以不必再參加‘學習會’了。”
朱光潛：積極改造，仍然沒有出路
1948年末，十六位知識分子聯名發表《中國的出路》，其中就包括美學家朱光潛。這篇日後的“反動文章”稱：“現在全世界的民主製度都在受著極權共產主義的威脅。……要民主憲政成功，至少須有二個以上象樣的較大政黨，然後人民始能有選擇，政黨始能彼此發揮監督砥礪的作用。但我們更反對極權共產集團。因為假如極權共產集團得勢，人類便將要開倒車，一切的進步理想便全完了。”
不過1949年11月27日，天下大勢已定，《人民日報》上卻赫然出現了署名“朱光潛”的《自我檢討》。他說抗戰之後自己的願望本來是謹守崗位，把書教好，多書，多寫書。“可是事與願違，一則國民黨政府越弄越糟，逼得像我這樣無心於政治的人也不得不焦慮憂懼；二則我向來胡亂寫些文章，報章雜誌的朋友們常來拉稿，逼得我寫了一些於今看來是見解錯誤的文章，甚至簽名附和旁人寫的反動文章。”
1950年朱光潛開始研究馬列主義。1951年10月，以馬克思主義觀點探討藝術問題的《藝術的社會根源》（路易•哈拉普著）由他翻譯出版。但是在接下來的思想改造運動中他依然首當其衝，成為北大的兩個重點批判對象之一。他不停地接受批判，寫下了大量的檢查，對自己的“反動立場”、“反動思想”、“反動學術觀點”等一一進行無情的自我批判。但是在文革中，他還是被打成了“反動學術權威”。
毅然出走者
胡適：最在乎的是自由
1949年3月胡適在一次演講中說：“假如有一天我們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時候每個人才真正會覺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其實早在1948年末，在大軍合圍中的北平，胡適就對勸其歸附中共的吳晗說過：“在蘇俄，有麵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麵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
胡適後來先去美國，再去台灣。遠離故國當然非他所願，1948年的最後一天，胡適和傅斯年一邊飲酒，一邊背誦陶淵明的《擬古》詩第九首：“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江山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胡適還對司徒雷登表示，痛悔抗戰勝利之後這些年沒有把精力、才能用在思想方麵，“而是像他過去做的那樣自私地又埋頭於他所感興趣的學術活動中了”。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胡適的眼中噙著淚水。
傅斯年：“西上巴山做義民”
傅斯年在五四時年輕激進，一度推崇蘇俄，說過“俄國革命是全世界發展的模式”。但是在之後的六年中，他到歐洲留學，開始看到蘇俄共產主義的弊端，思想開始轉向溫和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後來目睹共產黨廣州暴動時發生的恐怖狀況後，傅斯年走向反共。傅斯年政治上雖然反共，但在自己主持的史語所則厲行學術獨立於政治，所內不少青年後來投奔了共產黨。
1949年，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對遷台事宜大多持觀望態度，隻有傅斯年主持的史語所表現得較為積極。不過傅斯年精神上大受刺激，甚至萌生過自殺念頭。1949年1月19日，他飛到台北，1月20日從代理校長杜聰明手中接任國立台灣大學校長。對於傅斯年的選擇，周作人曾作詩諷刺：“倉卒騎驢出北平，《新潮》餘響久消沉，憑君篋載登萊臘，西上巴山做義民。”
錢穆：反共但不親國
1949年8月，針對美國政府發表的對華“白皮書”，毛澤東連續發表五篇評論文章，其中在那篇題名為《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的新華社論中點了三個人的名字：“對於這些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隻能控製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最後，隻能控製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其他都不能控製了，他們走到了它的反麵。”
這篇社論發表時，錢穆已經離開了大陸。錢穆卻對毛澤東的點名一直難以釋懷，1950年秋，在給學生的一封信裏，錢穆這樣寫到：“餘自抗戰勝利後，足跡不履京滬平津，不在公立學校教書，單槍匹馬，一介書生，怎麽找到了我的頭上。”其實錢穆雖然對共產黨講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持反對態度，可同樣，他對國民黨的貪汙和特務政治也是深惡痛絕。
不離不即者
沈從文：清醒的旁觀者
1948年，郭沫若寫就《斥反動文藝》，將沈從文列為紅黃藍白黑反動作家中的“桃紅色”作家。當此之時，沈從文應該會想起自己少年意氣風發時發表《論郭沫若》一文直斥郭沫若創作方麵毫無成就。郭沫若作的政治定性，讓沈從文失去了參與新政權的熱情，他變得悲觀甚至絕望，甚至想用剃刀和煤油結束自己的生命。
政治前途的黯淡無光，卻讓沈從文比那些正努力融入革命熔爐的知識分子清醒得多。從此，這位多產的民國作家放下性靈之筆，轉向文物研究。他到了中國曆史博物館，日常工作除了鑒定和研究文物，有時還充當講解員，向觀眾講解文物知識。最終，他凝三十年心血成《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本專著。20世紀80年代初，沈從文赴美講學時說：“許多在美國、日本的朋友，為我不寫小說而覺得惋惜，事實上，並不值得惋惜。按照社會習慣來說，一個人進入曆史博物館，就等於說他本身進入了曆史，也就是說，等於報廢了”。
葉企孫：“自信作孽無多”
1948年底，在解放軍圍城之際，梅貽琦倉皇南飛，梅貽琦在南飛之前，曾與葉企孫有過相商，想拉葉離開北平。但葉在硝煙炮火中經過一番搖擺、觀望，最後“自信作孽無多，共產黨也需要教書匠”，便決定既不出國也不南飛，堅持留下來迎接對他來說並不了解的新政權。1953年3月，葉企孫擔任清華校長。
葉企孫屬於敦厚學者型人物，性溫口訥，但有牢固的自由、獨立思想。他批評隨著政治風潮上下左右地撲騰的見風轉舵者，還對“自我檢查”那套東西表示不滿，說：“共產黨的自我檢查，很有點像基督教、天主教的懺悔，如果讓清華的教授也這樣做，可能有好些人會自殺。”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葉企孫倡導“高校教學與科研要自由、民主”，並提倡“凡事都要獨立思考”一番。
葉企孫終於激怒了當局，上級“組織部門”開始發動清華師生對其展開“狂風暴雨式的批評”。1968，葉企孫七十歲，因弟子熊大縝冤案，涉嫌“國民黨C.C特務團”被捕。
結語：
“及身已見太平來”。一個繁榮富強的國家是清季以來幾乎所有知識分子的願望。但曆史證明，知識分子的責任不是為哪個政黨做吹鼓手，或者為哪個領袖唱讚歌，而是時刻保持獨立、自主的態度，進行銳利的觀察和批判性的反思。當知識分子甘心做“馴服工具”的時候，整個民族離失去自由也不遠了。
“及身已見太平來”。一個繁榮富強的國家是清季以來幾乎所有知識分子的願望。但曆史證明，知識分子的責任不是為哪個政黨做吹鼓手，或者為哪個領袖唱讚歌，而是時刻保持獨立、自主的態度，進行銳利的觀察和批判性的反思。當知識分子甘心做“馴服工具”的時候，整個民族離失去自由也不遠了。該用戶表示中立
及身已見太平來”。一個繁榮富強的國家是清季以來幾乎所有知識分子的願望。但曆史證明，知識分子的責任不是為哪個政黨做吹鼓手，或者為哪個領袖唱讚歌，而是時刻保持獨立、自主的態度，進行銳利的觀察和批判性的反思。當知識分子甘心做“馴服工具”的時候，整個民族離失去自由也不遠了。該用戶表示中立
知識分子不獨立，一個民族也就失去了他的靈魂，猶如行屍走肉，苟延殘喘。該用戶表示中立
知識分子自古是“後其身而身先”，而眼下有前其身而身後，有後其身而身後，世界充斥的盡是垃圾，瞎嚷的瞎嚷，亂叫的亂叫，似乎個個都是知識分子。該用戶表示中立
可憐的知識分子們沒有前後眼，如果知道建國後將他們整的七零八落、七死八活他們還會當初做出的、後悔幾輩子的決定嗎？該用戶表示中立
真正的知識分子應該清醒滴與政治保持距離，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有著家國天下的情結，所以又無法與政治完全隔斷，所以有著各種悲劇。
李雙江——李天一之父
李雙江，中國人民解放軍藝術學院音樂係主任。其代表作《我愛五指山，我愛萬泉河》、《紅星照我去戰鬥》等在中國廣泛流傳。2011年9月6日，其年僅15歲的兒子李天一無照駕駛並打人。
盧俊卿——盧星宇之父
盧俊卿，世界傑出華商協會主席，中非希望工程主席，全球公益慈善聯盟金質勳章獲得者。2011年8月，其年僅24歲的女兒盧星宇引發網友和媒體關注，與之相關的發家史等受到質疑。
王軍——郭美美“幹爸”
2011年7月初，“郭美美事件”近兩周後，擁有中紅博愛大股東深圳物華公司10%股份的王軍進入大眾視野。8月3日，郭美美稱自己的幹爸“王軍”非紅十字會內部的王軍，而隻是一名商人。
李剛——李啟銘（又名李一帆）之父
2010年10月16日晚，保定公安局北市區分局副局長李剛之子李啟銘（又名李一帆）酒後在河北大學內飛車接友，致兩名女生1死1重傷。撞人被截後，口出狂言“有本事你告去，我爸是李剛。”
中國歌唱家李雙江的兒子李天一因尋釁滋事罪被北京警方判處收容教養一年。
北京警方說，15歲的李天一在9月初在海澱區因糾紛謾罵、毆打他人並損毀他人駕駛車輛。有報道說事發後李天一威脅旁觀者不準報警。
有英國媒體把此事與去年發生的李剛醉駕事件相提並論，說中國民眾對精英階層淩駕法律的現象感到不滿。
在解放軍藝術學院任教的歌唱家李雙江在事發後探訪了傷者並承諾賠償，你有什麽看法？
你怎樣看李天一被判收容教養這個懲罰？
2，公民守法意識強。
縱觀中國最近頒布的一係列法律，中國正在逐步走向法製社會，對”李雙江兒子被判收容“，也就不必大驚小怪 了。
中國人恐怕是世界上最守“法”的民族之一了。王法，族法，家法，黨法，國法...
中國曆代統治者早就懂用“法”來治理臣民百姓，維持政權，統治和利益。
中國從“共和”以來就是法製社會，有警察，法院和監獄。何以“正在逐步走向法製社會”？
然而中國從未達到法治（不是法製）。公民守法意在法治社會下是自然而然的，因為人人都在法律之下。政府， 政黨，公司，團體，個人均遵守同一個法。
在非民主製度的社會，法律製定的再好，再嚴格，總有人可以不受法律製裁，讓老百姓增強守法意識，談何容易 。這就是為什麽“維穩”越來越難的原因。
此類害群之馬，當應槍斃。自以為有錢，自以為出過國，其實根本不了解國外的情況。國外有錢認的孩子，都是有 教養的孩子。
看一看《少年犯》， 也許有更好的想法。造成現狀的責任在於社會和不科學的法律。應當修改法律，才能避免現有的悲劇。 首先那些該處理其多次違規的經手者，該做的事沒有做，能否受到開除公職的處罰。其次交通和民事罰款要以給 當事人以足夠的教訓為基準，而不是固定數目的罰款。罰款可以到家庭財產的1/3. 該事件可以沒收車輛，再罰300-1000萬的民事罰款，可能比收容更有處罰力度，而不耽誤少年的教育。
一個孩子難免犯錯誤 但是要清醒的看到 在他的背後是什麽原因使他在小小的年紀就這樣為所欲為 家長學校社會方方麵麵的原因 收容未必不是好事 但是如果很多的孩子都像李天一一樣那麽收容的目的又在哪呢 教育孩子要從人格人性出發 溺愛庇護官僚的壓製 最終害了這些孩子 同時也危害了未來的中國
不能期盼在一個連憲法都遭到踐踏的國度會存在任何的司法公正。輿論炒一炒，然後法院再做個秀，中國的法律就 是這麽一回事。
點燃人民的怒火是一件越來越容易的事情，對不公正的敵視燃燒在社會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上，無論李雙江做出多麽 合理的反應和處置，他都隻能被既得利益集團成員的身份焊死在憤怒的海洋中。對“二代”的仇視在大多數情況下 甚至會超過對”爹“的仇視，這是因為強悍蠻橫的“二代”阻斷了普通民眾（特別是青年人）對未來的希望。如果 大部分人對既得利益集團能夠做到的隻是忍受，那麽“二代”們的行為會讓倍感絕望。從官二代壟斷從政機會到富 二代（實際上依然是官二代）壟斷從商機會，留給大眾的空間陰暗狹窄且前途叵測。
李天一做為未成年人參與打架鬥毆肯定是不應得此重判，李雙江事後的行為也並無不妥。但為了及時澆熄民眾的 怒火，在法律無法給與支持的情況下，政府甚至動用了“勞動教養”的灰牢，這究竟是輿論之功人民之福還是又一 次的丟車保帥？
我認為隻是用錯誤去糾正錯誤，目的是為了保護更大的錯誤。在這裏麵人民的利益始終是放在最後一位的。
1，李雙江和他的兒子李天一是獨立個體。李天一犯了犯罪，而李雙江沒有。所以，隻應該依法對李天一處罰。
2，“李雙江在事發後探訪了傷者並承諾賠償。”從法律上講，這種做法沒有實際意義。隻是表達一下他個人對 傷者的欠意和良心的不安。
3，如果把這個事件引申到“中國民眾對精英階層淩駕法律的現象感到不滿”，也有一定道理，畢竟，每個人， 不論他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嫉妒”、“仇富“都是一種正常的心裏活動。特別是在這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 時代。就加拿大社會而言，貧富差距也一直在擴大，這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解釋為什麽加拿大社會不滿情緒蔓延； 不過，加拿大社會比中國社會法律要完善，這裏麵有兩個含義：1，法律條文完善；2，公民守法意識強。
縱觀中國最近頒布的一係列法律，中國正在逐步走向法製社會，對”李雙江兒子被判收容“，也就不必大驚小怪 了。
李雙江隻是個歌唱家，不當官所以包庇不了兒子，如果李雙江當上一官半職，通過關係兒子的罪行就不了了之。
2011-09-15 讀者來信
李雙江教子不嚴，自然應該承擔道義上的責任，如果他縱容未成年的兒子開車，也應該承擔相關法律規定的責任並受懲罰。不過，這兩起事件中，父親的責任完全不同。
歐覽新聞：貴網站近日刊登謝盛友先生一文。謝先生認為，李雙江之子打人和德國發生的校園槍擊案有可比之處，兩位父親都應承擔刑事責任，因此李雙江也應該向德國校園槍擊案中的父親一樣，被處以刑律。
李雙江教子不嚴，自然應該承擔道義上的責任，如果他縱容未成年的兒子開車，也應該承擔相關法律規定的責任並受懲罰。不過，這兩起事件中，父親的責任完全不同。
首先，校園槍擊案中，開槍的Tim K.使用的凶器便是其父Joerg K.家藏的槍支和子彈。槍支是這起血案中的重要角色，也正因為Tim K.能夠輕易獲得槍支和大量子彈，才造成如此重大的傷亡事件。
而在李雙江之子打人案件中，打人的是李雙江的兒子，案件報道並沒有凶器的存在。李雙江的寶馬車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凸顯其子“富二代”和“名人後代”的身份，容易激起民眾反響。而以李雙江之子在案件中表現出的驕橫，他即便是騎車，行路，也都可能和這兩位被打者發生衝突，並導致和目前類似的傷人後果。李雙江的汽車和其子打人這件事情並沒有直接關聯。
其次，至今的報道無法證實，李雙江縱容其子私自駕駛。假如確實如此，應該根據交通管理條例，對李雙江追究責任。但和打人刑事案件無關。相反，由於Joerg K.的武器被其子直接用來殺人，因此被追究過失殺人和傷人罪，也符合法律規定。
再看德國槍枝管理條例，嚴格要求持槍者將槍支、子彈放入保險櫃，使得他人無法接觸。證據證明，Joerg K.完全忽視這一規定，使得其子在作案日輕易獲取行凶工具，以槍枝管理法對Joerg K.治罪，也是理所當然。
但是，隻要不能證明李雙江允許其子駕車，則存在其子偷開汽車的可能。並無法律條文要求家長將汽車鑰匙鎖入保險櫃，使其子女無法接觸。汽車固然可能造成生命危險，菜刀、火柴、汽油，若使用在不當之處，豈不同樣危險？假如某位讀者的孩子持家中菜刀殺人，而菜刀的主人父親、母親因此也要承擔刑事責任，則豈不成為連坐治罪？
李雙江教子不當，是顯而易見的問題。但他在打人案件中的責任，和Joerg K.在其子製造的血案中的責任，無法相比。至於謝文中提到的所謂“以教育孫子的方式教育兒子”，並沒有加以詳細說明，好像是有意指向李雙江高齡得子的狀況，如果是這樣，這麽寫就有些嘩眾取寵的意思了。
2) 大家應該有"大義滅親"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