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如何反思自己的曆史？

德國人如何反思自己的曆史？

（以下是網絡文友把我的幾篇文章整理而成）

在德國居住20多年的華人學者謝盛友先生，近來不斷地寫文章介紹德國人如何反省自己的曆史。在文章中他說，德國人很嚴謹縝密，這一嚴謹作風淋漓盡致地體現在“德國製造”這四個字，不論是機械製造還是秩序維護，德國人反思自己的曆史，也可冠以“嚴謹”二字。

德國反省曆史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戰後，人們一度保持緘默，絕口不提過去。這是因為德國在戰爭中所犯下的罪行太駭人聽聞，而由此給人帶來的苦難也是前所未有的。直到上世紀70年代，在西德對納粹罪行的討論才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清算納粹史的教訓，使得德國在兩德統一後加快了揭露德國統一社會黨（東德共產黨）的專製統治真相的步伐。

東德國家安全部，1950年2月8日成立。東德效法蘇聯的做法，建立一個兼備情報局和秘密警察的職能政府機構，全稱是“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也有翻譯成“史塔西”。成立宗旨是擔任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政治警察，負責蒐集情報、監聽監視、反情報等業務。Wilhelm Zaisser是第一任東德國家安全部部長，很快就被Erich Mielke取代。1950年至1989年之間，安全部管轄有17個監獄，約9萬1千名正式聘用的探員，大約18萬名位在民主德國國內各領域的正式線民，即著名的“IM”，另有兩萬名“IM”通報合作者位在德意誌聯邦共和國，情報網非常綿密、而且有效。一旦東德國家安全部確認某某人的政治意見，他們會用低調的壓力逼使當事人辭職、逼使學生終止學業。虐待等等酷刑是罕見的，一旦使用，東德國家安全部會迫使當事人轉變成安全部的間諜或線民。

東德國家安全部是一個以人民為敵的國家機構，因為這個為軍隊編製的機構，其主要敵人就是自己本國的人民。那時東德人常常在孩子早上去學校前告誡他們，這件事或那件事不可以在學校裏講，否則會有危險。他們與所有生活在極權社會的人一樣，在講政治笑話之前要先看看四周有沒有不可信任的人，因為他們害怕有無孔不入的秘密警察。

1960年代至1980年代，信件與電話是人們互通訊息最重要的工具，然而拆信，則是秘密警察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窺探私人與公務信件，監控一切。秘密警察拆信技術高超，用蒸氣用機器拆除信件的黏貼彌封，用探針深入信件，無所不用其極。

成堆的懷舊的磁帶，看起來像要聽音樂，其實都是用來側錄民眾電話的錄音帶，一張張黑白照片有民眾在停車場，在戶外街頭，看來沒什麽主題，其實是秘密警察鎖定監控對象的偷拍照片。鑿牆不是借光，是要偷聽你在家裏說話，衣服上的鈕扣、口袋裏的鋼筆，通通用來監聽搜證。秘密警察跟監需要易容術、變裝，不是演電影，而是真實上場。

秘密警察更厲害的是湮滅證據的手法，當時沒有碎紙機，而是把文件檔案紙張加入化學藥劑，處理過後變成泥土塊狀的固體，然後掩埋，讓人無法還原資料。

至1989年東德崩潰時，東德國家安全部發展至擁有9萬1千名正式職工的龐大規模，而當時東德總人口是1700萬，合180 個東德人裏就有一個秘密警察。在蘇聯，這個比例是1：600；在齊奧塞斯庫的羅馬尼亞，這個比例是1：1500；跋扈一時的希特勒蓋世太保也才不過 7000人。除秘密警察之外，東德除大約18萬名線民。他們甚至在西德也發展了2萬名間諜和線民，其中不乏身居要職者，如前西德總理勃蘭特的助手吉雍。換言之，東德人即便是逃到西德或歐洲其他國家，也很難逃出東德秘密警察的視線。

可以說，東德是二戰後所有極權國家中秘密警察控製最嚴密的一個。

因此，至1980年代時，東德人還普遍都很悲觀，認為這個政權還會存在很長時間，自己是看不到它終結的那一天了，其他任何關於政府倒台的想法都不過是一種幻想。但這一切的到來，對於每個東德人來說都感到太突然：1989年11月9日，似乎固若金湯、千年不倒的柏林牆竟然倒掉了，東德秘密警察的存在隨之進入倒計時。11月17日，東德國安部緊急改組，22日決定銷毀總部和地方各局的秘密檔案。這個極權國家壓迫人民40年的罪惡記錄，旦夕之間就可能被毀掉。

就在這曆史的緊要關頭，1989年12月4日，埃爾維特市的一名女醫生發現，當地國安局辦公樓裏正冒出黑煙。這位女醫生立即意識到這是秘密警察在銷毀秘密檔案。她迅速叫上四個女友，憑著勇氣和正義感，赤手空拳衝進秘密警察的辦公樓。她們要求接管檔案，國安局當然不答應。她們很快搬來救兵，檢察人員、警察和其他各色人等一時聚集了上千人，國局銷毀檔案的醜行被製止。由此開始，東德人民開始了一場搶救國安係統秘密檔案的活動。

1990年1月15日蔓延到首都柏林，成千上萬的柏林市民自發地衝進國安部大樓。此時，許多檔案資料已經被他們撕成碎片，衝進來的市民便將這些檔案紙片一袋一袋收集起來，共裝滿了16000個紙袋。除此之外，他們還有接收了3900萬張檔案卡片和足有180公裏長的文件。1990年10月，德國成立了受內政部領導的特別托管處，負責接收、保管前東德國安部的檔案。1991年12月，托管處更名為前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檔案聯邦管理局。這是世界上第一個處理前共產國家秘密檔案的國家機構。

1995年2月，德國啟動了世界罕見的檔案修複計劃。24名工作人員開始對第一批裝滿碎紙片的檔案袋進行整理。他們首先根據紙張顏色、筆跡、墨水等進行初步分類，然後再嚐試拚接。令人沮喪的是，一個工作人員一天隻能拚對出10張。經過10年的努力，他們僅修複了400 袋破碎檔案，相當於90萬張紙的內容，占東德國安部全部秘密檔案中的3%。照此速度計算，他們要400年才能處理完所有的檔案袋。

2000年底，德國議會通過決議，要求政府啟用計算機輔助來取代手工。德國政府便委托柏林弗朗霍夫研究院開發高速掃描技術。至2003年，該研究院宣布，把紙片貼在薄膜上，經傳送帶高速通過大型掃描設備，再由多台並行工作的電腦將撕碎的文件拚在一起，用這種方法，5年內可把6億張檔案碎片拚接在一起。檔案的修複問題解決了。

早在1991年12月，德國議會即通過了《前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檔案法》，詳細規範了對這批檔案的收集、整理、利用、處罰等多方事項，並規定民眾有查看與自己相關的秘密警察檔案的權利。希望了解真相是人的一項本能欲求。

人們常常把東德的日常生活描繪成專製製度下的和諧社會，一個由家庭、工作和業餘時間構成的和諧社會。目前公布的安全機關的檔案文件證明，東德國家安全部觸犯人權及相關法律是他們工作的核心，是家常便飯的事。大多數德國人強調，我們必須不斷反省曆史，保持警醒，唯有這樣才能防止曆史被歪曲或被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來使用。1991年12月29日，德國通過了“東德國家安全部檔案資料法”。德國公開秘密警察檔案的第一天，萬人湧入檔案館，他要看看“到底誰出賣了我”；她想知道“為什麽他把我關進監獄”。出賣人或被出賣的人、迫害者和被迫害者，除了警察、高官、高幹外，也有“良心知識分子”，也有平時要好的朋友、熟悉的鄰居，甚至家裏最親的人：丈夫、妻子、父親、子女。

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在1960年代初就被前東德國家安全部門盯上了，這並不令人感到奇怪。因為他極力支持被前東德驅逐的作家烏韋·約翰遜，並且公開批評修建柏林牆。現在，前東德國安部關於格拉斯的檔案被結集出版。凱·呂特爾《瞄準君特·格拉斯 -東德秘密警察檔案》一書2010年3月19日在萊比錫書展上亮相，格拉斯本人向公眾介紹了這本書。

今年82歲的格拉斯，在隨後的座談中，說他當時完全了解自己的危險處境，“我們有意激烈地討論了前東德和聯邦共和國之間關於抒情詩在發展上的不同點，之後我們就想象，監聽者在試圖解密我們的對話時會遇到怎樣的困難。”但東德國安部對格拉斯卻鞭長莫及，他雖然被認為是危險的挑釁分子，但他有很強的影響力，並且與最高層有著密切的聯係。即使是對於那些官方框架下的活動，比如魏瑪學院在1960年代舉行的兩德會談，或者晚些時候80年代的兩德文化協定，格拉斯都忠於自己的立場，毫不留情的批評東德的國家專製。

東德國家安全部遺留下3千9百萬份秘密警察檔案，如果一本一本連接起來，足夠180公裏長。由於德國通過了“東德國家安全部檔案資料法”，所以每個人都有權利申請閱讀有關自己的檔案。迄今為止，提交查看檔案申請的德國人共有 170萬人，相當於東德人口的10%。

很多人曾經擔心，一旦受害者查看了自己的檔案，從中發現了那些告密者，那些曾把他們送進監獄的人的名字，他們會采取報複行動，會有新的流血事件發生。但事實並非如此。民眾麵對真相時的態度比一些政治家所預言的要理性得多。比如德國前總理科爾由於 “政治獻金”困擾，他向柏林行政法院提出抗訴，要求封存有關檔案。2001年7月4日科爾勝訴，法院判決：檔案館必須重新加密封存有關科爾類人物的絕密檔案。 根據該判決，人們可以看出，雖然東德國家安全部檔案資料法規定，個人有權使用影響其生活和隱私之國家安全秘密檔案，並且基於確保及促進國家安全機構活動之曆史政治評價及司法再評價，允許公共和私人機構根據法律使用上述檔案資料，但是，該法同樣規定，使用個人檔案必須無損他人之合法利益。科爾勝訴的原因就在這裏，他是公眾人物，公眾人物的檔案，若非經合法程序取得或未經當事人同意，向媒體公布其檔案，便侵犯了個人隱私，是違法的。一“公開”，一“封存”，顯然看出：你可以通過檔案了解誰迫害你的真相，但若公眾人物不同意，你就沒有權利向媒體公布他的資料。

2009年1月，德國總理默克爾親臨“檔案館”，她強調，秘密警察檔案的公開，是增進人的和解，而絕對不是帶來更多的誤解和仇恨。公開檔案需要法律，封存檔案也需要法律。

在柏林圍牆倒塌前夕，當時東德的重要城市萊比錫，50萬人聚集和平示威；1989年11月4 日深夜，他們包圍了國家安全部也就是秘密警察的大本營並且和平接管，震撼了東德當局。如今，這棟具有曆史意義的大樓如今被保留下來，成為著名的秘密警察博物館，也是見證當年極權政治的真實教材。這棟位在德國萊比錫市中心，大門麵對十字路口的圓角造型建築，承載了一段沉重的曆史，二次大戰結束，蘇聯國家安全局K5進駐此地，隨後東德秘密警察在萊比錫的總部設在此地。

如今，來此參觀民眾絡繹不絕，來自世界各國。特別是東歐與從俄羅斯來的民眾最多，因為過去他們在鐵幕下生活，感同身受。這個1911年完工的百年建築物，超過半個世紀被蘇聯與東德獨裁專製者當做控製人民生活與思想的堡壘，甚至是審訊處決的禁地。

建築物本身位在空間的十字路口，最終則是在曆史的十字路口上轉彎，用這樣的保存與教育方式，提醒世人，不要再失去方向。

目前，公布的安全機關的檔案文件證明，東德國家安全部觸犯人權及相關法律是他們工作的核心，是家常便飯的事。大多數德國人強調，我們必須不斷反省曆史，保持警醒，唯有這樣才能防止曆史被歪曲或被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來使用。

那麽，中國何時公開文革檔案？何時公開那些運動的檔案？公開這些秘密檔案，才是保證和諧社會的根本前提之一。

[cheng1616]

德國人喜歡反省不假，

但可怕的是，德國人最擅長的是狗改不了吃屎。 兩次世界大戰的禍根，這個民族早就該自決於世界，

與德國的罪惡相比， 中國的文革算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