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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盛友:誰誤讀了黑格爾?
------ 與謝選駿先生商榷
謝家大哥選駿先生在《蔡元培等,容不下孤兒寡婦》一文中寫道:
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學廢除科,改原隸屬於科的學門為係,設立十四個係,廢學長,設係主任。原來的文、理、法三科分別改稱第一、二、三院,僅作為各係所在地區的標誌〔因原來三科分布在不同地區〕,不代表一級機構。他的胡鬧開辟了毛澤東1950年代一麵倒向蘇聯進行“院係合並”的胡鬧。毛澤東後來就是學習了北京大學的這種流氓作風,把一個尊師重道的半壁中國改造成為一個造反有理的盲流社會。
......
難怪毛澤東要稱讚蔡元培為“學界泰鬥、人世楷模”。這個泰鬥就是翻雲覆雨、自我膨脹的泰鬥,這個楷模就是過河拆橋、投機鑽營的楷模。而毛澤東這個千方百計要鑽入北大的社會盲流,後來收羅的一個幫凶周恩來,則毫無原則地頌揚蔡元培“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誌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周恩來完全不提,蔡元培其實還是靠著滿洲政權的科舉製度爬進上流社會的,然後再反戈一擊把髒水倒進了衍聖公府裏麵。蔡元培隻知造衍聖公的反,不知道造自己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的反,何其兩麵三刀、雙重標準?其實蔡元培是在欺負衍聖公尚未成年,沒有還擊的力量。蔡元培自己是個孤兒,卻不知道保護比他更加可憐的遺腹子,反倒變本加厲地逞其北大校長、社會名流、黨國要人的淫威,欺侮弱小者,毫無騎士風度,哪裏懂得什麽文明?“科學與民主”在蔡元培這個變節的翰林院編修的嘴裏,不過成了整人的道具。就像稱他為“學界泰鬥、人世楷模”的北大圖書管理員毛澤東手裏玩弄的“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集中製”那樣。
......
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與吳玉章一起乘船由馬賽回國,抵達上海。12月26日,出任北京大學校長。1917年,蔡元培聘請《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為北大文科學長,聘請李大釗、胡適、錢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實行“教授治校”的製度,提倡學術民主,支持新文化運動。1917年,蔡元培邀請著名哲學家梁漱溟到北京大學講授印度哲學。1917年,徐悲鴻應蔡元培之邀從日本東京返北京,任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導師。1917年7月,沒有拿到學位卻冒充博士的胡適從美國“學成”回國,也被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聘為教授。可以說,蔡元培通過其私相授受教授職位的活動,把北京大學引上了歧途。他的教育改革的最後結果,就是毛澤東在1966年封閉全國所有大學。
......
1917年10月,蔡元培主持教育部召開北京各高等學校代表會議,討論修改大學規程,北京大學文科提出廢年級製,采用選科製的議案,會議議決通過,決定在北大試行。北大選科製規定每周一課時,學完一年為一個單位,本科應修滿八十個單位,一半必修,一半選修,修滿即可畢業,不拘年限;預科應修滿四十個單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選修占四分之一。選修科目可以跨係。1918年,他更明確地指出:“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毛澤東“教育革命”的胡作非為,全從這裏出來的。
......
(引文 完)
我不同意選駿先生的說法,毛澤東的“教育革命”的胡作非為,全從蔡元培那裏出來的。如果是,可能也隻是“內因”,恐怕還有更多的“外因”,對黑格爾的誤讀誤解誤會,就是“外因”之一。
黑格爾有一句名言:“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德文原文:Was vernuenftig ist, das ist wirklich; und was wirklich ist,das ist vernuenftig.)。此句出自《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1820》(《權利的哲學綱要》一書)。
一直以來“存在即合理”被誤傳為黑格爾的至理名言,在中國幾乎連小學生都耳熟能詳。可能我們真的誤讀了黑格爾,我們中國人幾幾代代都這樣認為黑格爾:凡是存在的事物就天然具有合理性,“存在”是“合理”(價值判斷)的必要充分條件。
我嚐試把這句話重新翻譯一下:理性就是現實,現實就是理性。
我之所以這樣翻譯,主要是考慮到當時的德國曆史現實和黑格爾當時的現實生活。我認為,我們誤讀了黑格爾的本意。
德文原著的翻譯在馮至(1905 -1993)之前幾乎等於零。黑格爾馬克思等著作的翻譯,都是從英文或俄文或日文翻譯過來的。賀麟(1902 -1992)是馮至的同時代人,1926年赴美國留學,先在奧柏林大學獲學士學位,後又入哈佛大學獲碩士學位。1930年轉赴德國柏林大學專攻德國古典哲學,回國後長期任教於北京大學哲學係。
《小邏輯》和《法哲學》是賀麟老先生翻譯的(商務印書館,1980),上麵那句話的譯文是:“凡是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賀老的翻譯是英文翻過來的,但是,一看就知道他讀了德文原著,這樣的翻譯對於我們這些雙語工作者來說,讀起來就舒服很多。
嚴格來講,翻譯沒有對錯之分,隻有理解的不同。
我仍然堅持我的觀點:在無神論那裏,沒有上帝把絕對真理交給人類;在有神論那裏,上帝沒有把絕對真理交給人類。
黑格爾是相信上帝的,他認為人是有限的、理性是有限的、科學是有限的。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有一點像我們中國人說的“天道”。
人和上帝的關係是有限和無限之間的關係,具體和現實的人會死亡,但人沒有能力判斷無限的上帝會不會“死亡”,因為人沒有能力理解上帝“活著”的狀態。
但是,人能夠明白人的理性和人類科學的局限性,人能夠承認理性的運用有其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超出了這個界限,人的理性就無能為力了。
“我是誰,從哪裏來,向何處去?到底有沒有上帝?生命的意義是什麽?”等等這些最簡單最“無聊”的問題,是人,就不會得到確定的答案和結論,因為人強迫自己的理性來回答人自己回答不了的問題。因為隻有上帝才能成全人的理性,上帝使理性不是來自虛無。
對於宗教信仰和理性的態度,中國人和歐洲人有著比較不同的表現:歐洲人往往是“唯心”在外,“唯物”在內;中國人(現在的大陸人)往往是“唯物”在外,“唯心”在內。
布什在清華大學演講時說,95%的美國人是有宗教信仰的。美國人的宗教信仰是英國傳過去的。而我們中國人自小受到的教育是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封建迷信,必須被徹底清除幹淨。後來又聽了馬克思的話,認為“宗教是鴉片”。我再說一遍,馬克思對宗教的批判,不是對上帝的批判,馬克思對上帝是敬畏的。
唯心論,又譯作理念論,是哲學中與思想、心靈、語言及事物等彼此之間關係的討論及看法。所謂唯心主義就是敬畏上帝、信仰上帝的存在,並通過對上帝的造物(宇宙與人)的理性沉思,進而作為對上帝進行理解和探索的思維方式。
唯物論是一種哲學思想。這種哲學思想認為在意識與物質之間,物質決定了意識,而意識則是客觀世界在人腦中的反應,也就是有機物出於對物質的反應。所謂唯物主義就是把世界作為不受任何非物力量統攝支配,而進行認知的思維方式。
我們中國人本來也是敬畏“天”的,後來才“變天”。歐洲人敬畏上帝,所以才探討上帝,歐洲人基本上采取了唯心思維方式,而且從實際效果來看,歐洲人相信上帝、唯心論思維方式比無神論、唯物論思維方式更方便、更有效、更有說服力。
在有神論裏:盡管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上帝憐憫自己所造的人類,就親自動工介入人類,將其聖潔的、長闊高深的愛奉獻給人類,填補人類心靈的空虛無聊,直接“豐滿”人有限的理性。
有神論、唯心論思維方式第一個方便是,既然科學是有限的,人不能證實“無神”,倒不如相信“有神”。既然已經有神了,就不用造神了。你要知道,人造神非常折騰事,也非常折騰人。
第二個有效是,既然承認人的原罪、理性有限、人是自私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製度建立起來就比較符合人性,並非我們說的“以人為本”,更不是鍾南山的“以好人為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赤裸裸地自私地滿足“有限”的人的欲望。你“以人為本”,最後可能就是“以我為本”。
第三個有說服力是,既然承認人是貪婪的、自私的,建立法律製度、法治管理、新聞監督和議會政治,就容易些,因為人是要被管理和監督的,這是公開的秘密。在有神論那裏:是上帝委任人來管理這個世界的。
如果你不承認這些“方便”,你就會認為“人本善”、人全能、人萬能,“人定勝天”,你就會“無法無天”。你是人,“三個代表”都能說出來了,還好意思堅持自己是“唯物”?
“存在即合理“”合理即存在”的誤讀誤解,至少坑害了八代中國人。毛澤東1950年代一麵倒向蘇聯學習、進行的“院係合並”,其實隻是小小的折騰,幾十年過後再折騰回去,算不了什麽,反正五十年代折騰,九十年代反折騰,2009年開始“不折騰”就行了唄。
“存在就是合理”在文革期間發展到巔峰,被人篡改成“需要就是合理”“造反有理”。毛澤東在1966年封閉全國所有大學,進行的“教育改革”恐怕是誤讀誤解了黑格爾的哲學。我們這代人都是在“開門辦學”“校辦工廠”中過來的。十幾歲的小孩,該長知識的時候,不讀書,被強迫養豬。
我左腦裏還留存《決裂》電影裏的“馬尾巴的功能”和“手上的老繭”,右腦在閱讀吸收劉永行傳記,有限理性感歎:我若真的會養豬,成了養豬專業戶,也行。
我從主教大教堂一路走來,到達黑格爾故居,站在黑格爾麵前,我問黑格爾,我這現實存在的左右腦發生了什麽?
黑格爾說,我隻能告訴你,你不是劉永行。你為什麽不是劉永行,我無法回答。
寫於2009年1月9日,德國班貝克
西方文化大愚若智、糊塗一世、聰明一時。中國人根本就不應再浪費時間在西方哲學上麵。
盲人摸象地理解毛主席沒有什麽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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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選駿來稿/謝盛友先生在《誰誤讀了黑格爾?----與謝選駿先生商榷》一文中表示:“我不同意選駿先生的說法,毛澤東的‘教育革命’的胡作非為,全從蔡元培那裏出來的。如果是,可能也隻是‘內因’,恐怕還有更多的‘外因’,對黑格爾的誤讀誤解誤會,就是‘外因’之一。”
然後,謝盛友文筆鋒一轉,到了黑格爾身上:“黑格爾有一句名言:‘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德文原文:Was vernuenftig ist, das ist wirklich; und was wirklich ist,das ist vernuenftig.)。此句出自《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1820》(《權利的哲學綱要》一書)。
一直以來‘存在即合理’被誤傳為黑格爾的至理名言,在中國幾乎連小學生都耳熟能詳。可能我們真的誤讀了黑格爾,我們中國人幾幾代代都這樣認為黑格爾:凡是存在的事物就天然具有合理性,‘存在’是‘合理’(價值判斷)的必要充分條件。”
謝選駿不會德語,無從閱讀黑格爾的原文,本來不該評論黑格爾及其哲學;但是後來我發現,黑格爾不會中文,卻縱論孔子及其思想。那麽我們也就仿照一下黑格爾,對自己不會其語言文字的德國作品,也來評頭論足、發表看法。於是有了下麵的“答謝盛友先生之商榷”,一篇用黑格爾的方式評論黑爾格的文字。
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年〕對孔子思想的了解,來自傳教士的譯本,且無法把握孔子思想的全貌。黑格爾是“歐洲中心主義者”,因為他接受教育的時代,還在十八世紀,那時候歐洲人還不懂得印度的梵文和希臘語屬於同一個起源。而德國的東方學要到十九世紀才開始,那時黑格爾的大腦已經完全僵化,無法吸收新知了,難怪黑格爾對東方文化完全外行。
結果很不幸。“黑格爾論孔子在世界哲學史中的零地位”,雖然是十八世紀的陳酒,但通過馬恩列斯的暴力推銷,到二十世紀的中國卻成了一個流行。我記得毛澤東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曾經大肆宣揚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裏批判孔子的段落:“關於中國哲學首先要注意的是在基督降生五百年前的孔子的教訓。孔子的教訓在萊布尼茲的時代曾轟動一時。它是一種道德哲學。他的著作在中國是最受尊重的。他曾經注釋了經籍,特別是曆史方麵的〔他還著了一種曆史〕。他的其他作品是哲學方麵的,也是對傳統典籍的注釋。他的道德教訓給他帶來最大的名譽。他的教訓是最受中國人尊重的權威。
孔子的傳記曾經法國傳教士們由中文原著翻譯過來。從這傳記看,他似乎差不多是和泰利士同時代的人。他曾作過一個時期的大臣,以後不受信任,失掉官職,便在他自己的朋友中過討論哲學的生活,但是仍舊常常接受諮詢。我們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們的談話〔按即“論語”----譯者〕,裏麵所講的是一種常識道德,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裏都找得到,在哪一個民族裏都找得到,可能還要好些,這是毫無出色之點的東西。孔子隻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裏思辯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隻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裏麵我們不能獲得什麽特殊的東西。西塞羅留下給我們的“政治義務論”便是一本道德教訓的書,比孔子所有的書內容豐富,而且更好。我們根據他的原著可以斷言:為了保持孔子的名聲,假使他的書從來不曾有過翻譯,那倒是更好的事。”
黑格爾對孔子的批判,由於受到毛澤東的吹捧,而在1970年代風靡整個中國大陸。直到今天,還有網文指出:“沒有邏輯和思辨的語言實在不能稱之為哲學!黑格爾批評得很對,中國實際上是沒有哲學家的,隻有一些思想家。先對於西方哲學,東方哲學其實處於非常原始的階段。我覺得主要是缺少了邏輯這個工具,所以根本沒有完整的能串聯起來的思想和理論。而且中國人很不注重辯證的思維,中國相對於西方整個社會都缺少思辨。很少認真完整的嚴肅的思考一些問題。”
有的網文進一步指出:“孔子確實沒有留下什麽思辯的東西,所以能反駁的地方也不多了,或者不同國度的人也覺得沒有反駁的價值。我覺得孔子的功勞,就是幫中國人賣了廣告,讓世界上的人知道中國人有道德。曾經在書上看到過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的對比,大概意思是中國哲學談生而避死,就是說中國人繞過了死亡,就對生活上的事情進行思考討論。但是,偏偏西方人卻認為,‘死’是哲學領域最豐富的金礦,哪個哲學家都可以從’死‘裏‘撈一筆’。難道這麽偉大的孔子,思想這麽開闊的孔子沒有想過死?怎麽不去研究研究呢?可見中國人做學問比較狹隘,而且受封建製度約束,不能談性。人進化過程中,吃跟性是沒有改變過的本能,所謂食色性也,生和死於我們也無法避免,為什麽舍近求遠,談讀書談交友?相比之下,西方哲學比中國哲學要深刻多了。(午睡前腦袋不靈活,以上純屬扯談,無邏輯無根據,隻不過不想冷落了牧童一番苦心發這個貼,希望大家繼續討論,沒有你們的討論,引發不了我發言的靈感。本來還想寫更多,無奈已經睡著………)”
國學家尤其是喜歡儒學的國學家以孔子為“中國偉大的哲學家”,但黑格爾的徒孫毛澤東卻看法相反。他根據黑格爾的普魯士精神來掃蕩孔廟,戰績遠在明代中期草寇劉六、劉七之上。劉六、劉七的“起義部隊”在孔廟駐屯,但仍然不及毛大的解放軍和紅衛兵那樣進行係統的“改造”和毀滅。
在我看來,中國古代當然沒有哲學,因為連“哲學”這個詞匯都是近代才從日本輸入的。但是中國有儒學、道家、玄學,這是希臘和德國所無的。正如德國沒有漢字文獻一樣。沒有水墨畫的德國,可以從事油畫活動。所以孔子的“仁”顯然不是“哲學範疇”,而在儒學範圍。
黑格爾說:“真正的哲學是自西方開始”,在東方國家裏“找不到哲學知識”,“東方的思想必須排除在哲學史以外”。這話並不錯,這等於說:“真正的德語是自德國開始”,“外國人說的德語必須排除在德語文學以外”。但是當黑格爾認為哲學在於“用思維和概念去把握真理”,就陷入無稽之談了。1806年耶拿戰役前夕,三十六歲的黑格爾看到了拿破侖,於是給自己的一個朋友寫信說:“我看見皇帝──騎在馬背上的世界精神──穿過城市,看到這個人具有一種高尚的感情。這個人目標始終如一,他騎在馬背上,向全世界擴張並統治世界。”這就是黑格爾的頭腦所能理解的“曆史的終結”?我嘲笑黑格爾,是因為拿破侖連烏拉爾山都沒有越過,還不如新老沙皇們呢,何來“向全世界擴張並統治世界”?看來黑格爾的“世界精神”真是一個廉價的封條。
但黑格爾這個廉價的封條,後來卻不幸成了一句傳世名言。當然,在我看來,這比起項羽、劉邦看見秦始皇的儀仗隊時,所發出的那兩句傳世名言,就相差太多了:項羽:“彼可取而代也”〔《史記·項羽本紀》〕劉邦:“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史記·高祖本紀》〕
而這個兩千年後的黑格爾呢?卻把拿破侖看作上帝的化身。這個拿破侖還沒有把歐洲各國“搞定”,遠遠不及兩千年前就已經搞定了中原各國的贏政。可見黑格爾這個普魯士哲學家的胸襟和思維,還不如秦末的動亂和暴亂分子。其實,這種廉價的胡言亂語,不僅是黑格爾的個人特點,也多少是德國哲學至少是黑格爾前後左右的那些德國哲學的共同特點。
例如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年〕─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年〕─就與黑格爾一脈相承,是德國自然哲學的夢遊者。他們胡作非為的“自然哲學”是荒唐鬧劇,其喧鬧史僅僅表現了普魯士小人國的妄自尊大。看來不僅是其命題的意義,而且整個說理係統的意義──都須到“自然哲學”所顯示的擴張欲望裏去尋找了。在我看來,哲學隻是哲學,“自然哲學推理”要想取代自然科學實驗,不過是一種德國推理狂的病態症狀罷了。可惜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們,沒有從“自然哲學”這個中學課程學到足夠的教訓,還是一味玩弄社會發展五階段論等等的“社會科學推理”,結果弄得天下大亂,狼煙四起。如此看來,德國式的“自然哲學預測”的破滅,為“社會科學預測”的破產,作了預告,盡管其落實過程,又花掉了將近兩百年。
這些德國的“推理思想家們”,都是些絕對主義份子。除了康德以他不徹底的相對主義啟發了自認為天真的尼采。“德意誌的精神”,在此顯示了某種兩重人格,那也許是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的殘酷後果所造成的日耳曼民族分裂,在其精神世界所留下的持久創傷?尼采是真的傻氣?還是以真誠為手段而嘩眾邀寵呢?當真誠被作為一種方法在使用,真誠也就不存在了──戲子和街頭宣傳家的時代破曉了。實際上哲學家尼采很迷戀戲子,而後來的街頭宣傳家又很迷戀尼采,這真是有趣的羅圈。
“思考”是一種“邏輯”,是用來輔佐並證明意誌的。當意誌產生的時候,總是情不自禁地用思考即邏輯去鼓勵或抑止自己。思考的作用還在於可以深化意誌,盡管它並不能產生從高級精神到普通意誌的所有自發性。雖然實證主義者力圖使意誌服從思考,但這種“力圖”不也是一項“實證主義的意誌”麽?有什麽樣的意誌,便有什麽樣的思考和什麽樣的邏輯。可以和意誌相匹配的,不是“思考”而是“眼光”。眼光不能對意誌發號施令〔用叔本華的話說,“沒有支配意誌的意誌。”〕;但可以分散意誌,甚至轉移意誌。所以我們認為:從意誌中生出宗教;從眼光中生出哲學;從驗證中生出科學。
在一個優秀的心靈中,意誌和眼光常常是相對分離的、獨立的,由此取得互補與協調。而黑格爾的《宗教哲學》卻完全泯滅宗教的意誌與哲學的眼光之間應該保持的距離。──這顯示,他不但是個絕對主義者,還是個心存愚民之念的售賣狗皮膏藥的大師。他的主要成就是剽剝了斯賓諾莎的倫理學,加以改換並套用在本體論上,於是這個絕對的牧民哲學家就自以為掌握了“宇宙精神”的代言權,就可以由宇宙精神〔即斯賓諾莎的“神”〕去推論一切屬於宇宙精神的派生物〔即現象世界〕了,這就完成了“德國自然哲學”的完全墮落史。但事實證明,這不過給後人留下了一個笑柄而已。這位大導師最後也很難下台,好在他的門徒盤踞的領地太野了,所以通過遊擊戰爭救了他的駕。
而黑格爾本人在《宗教哲學講演錄》〔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中所表明的離奇論點,則比斯賓諾莎的荒唐論證更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假冒為善的此公還偏偏要為自己的藏頭露尾的偽善鍍上一層客觀真理的金箔,尤其要了讀者的命。隻有卡爾馬克思那樣的蠢材,才會被他迷惑,竟然想起來要把黑格爾的自然哲學,變成曆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科學。
如此,拯救黑格爾及其各類門生〔包括卡爾·馬克思及其各派門徒〕的最佳方法,唯有燒毀黑格爾以前所有的人類著作。據說,柏拉圖就是依靠燒毀德謨克利特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前460─前370年〕等人的著作,才得以成為大師,為自己創下了不朽的聲譽。果然,二十世紀掌權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為了控製人們的思想,也開始銷毀或篡改黑格爾的私淑弟子馬克思以後的時代所產生的幾乎一切哲學著述甚至科學著作。因為黑格爾不及柏拉圖,必須擴大銷毀麵才能達到愚民效果。所以,“文化水平”最低的毛澤東,其銷毀書籍的規模要超過了列寧和希特勒。
顯而易見,一切超過黑格爾“宇宙精神大全”、馬克思“曆史發展必然規律”等“必然性胡謅”的典籍,隻要存在一天,就能證明黑格爾、馬克思所說的不是真理,並會一舉擊潰其獨尊地位。如此看來黑格爾的出現,確是“德國哲學的終結”而不僅僅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在此意義上,黑格爾與亞裏士多德實在很有些相似。雖然黑氏與亞氏一樣“博學”,可他比亞氏更多專橫的普魯士氣味。畢竟,亞氏還沒有將馬其頓的秩序等作宇宙精神的最高體現。黑格爾哲學演變為馬克思主義,進擊世界,廣泛流傳,進一步推動了歐洲文明的墮落。結果,連當代的“科學社會主義”甚至“西方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及其實證材料,也不得不屈從於“黑──馬”這一套思想把頭的控製。
黑格爾不懂中文卻批判孔子,但在《易經》麵前,即使像黑格爾這樣心胸狹窄的哲學教授也不得不發出讚歎,《哲學史講演錄》說“《易經》包含著中國人的智慧”。到了晚年,他終於吐露了一個終生的秘密,在自傳中承認,他所“創造”的“正反合辨證邏輯定律”,正是得自《易經》的啟發。
難怪黑格爾臨死的時候說:“隻有一個人理解我。”過了不久他又說:“連這個人也不理解我。”其實,連黑格爾自己都不能理解黑格爾自己;所以,誰都沒有誤讀黑格爾。正因為黑格爾自己“本來無一物”,結果任何正確的理解也都成了“何處惹塵埃”的無稽之談?
浮士德死去了,他的曆史終結了。周易的乾坤死而複生了。在即將來到的時代裏,周易的乾坤將化育天下。讓我們被這透徹的全球時代的預言靜靜催眠吧:“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禦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鹹寧。”〔《乾卦彖辭》〕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鹹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坤卦彖辭》〕
但很多人不知咋辦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