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誰誤讀了黑格爾？

------ 與謝選駿先生商榷

謝家大哥選駿先生在《蔡元培等，容不下孤兒寡婦》一文中寫道：
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學廢除科，改原隸屬於科的學門為係，設立十四個係，廢學長，設係主任。原來的文、理、法三科分別改稱第一、二、三院，僅作為各係所在地區的標誌〔因原來三科分布在不同地區〕，不代表一級機構。他的胡鬧開辟了毛澤東1950年代一麵倒向蘇聯進行“院係合並”的胡鬧。毛澤東後來就是學習了北京大學的這種流氓作風，把一個尊師重道的半壁中國改造成為一個造反有理的盲流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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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怪毛澤東要稱讚蔡元培為“學界泰鬥、人世楷模”。這個泰鬥就是翻雲覆雨、自我膨脹的泰鬥，這個楷模就是過河拆橋、投機鑽營的楷模。而毛澤東這個千方百計要鑽入北大的社會盲流，後來收羅的一個幫凶周恩來，則毫無原則地頌揚蔡元培“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誌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周恩來完全不提，蔡元培其實還是靠著滿洲政權的科舉製度爬進上流社會的，然後再反戈一擊把髒水倒進了衍聖公府裏麵。蔡元培隻知造衍聖公的反，不知道造自己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的反，何其兩麵三刀、雙重標準？其實蔡元培是在欺負衍聖公尚未成年，沒有還擊的力量。蔡元培自己是個孤兒，卻不知道保護比他更加可憐的遺腹子，反倒變本加厲地逞其北大校長、社會名流、黨國要人的淫威，欺侮弱小者，毫無騎士風度，哪裏懂得什麽文明？“科學與民主”在蔡元培這個變節的翰林院編修的嘴裏，不過成了整人的道具。就像稱他為“學界泰鬥、人世楷模”的北大圖書管理員毛澤東手裏玩弄的“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集中製”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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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與吳玉章一起乘船由馬賽回國，抵達上海。12月26日，出任北京大學校長。1917年，蔡元培聘請《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為北大文科學長，聘請李大釗、胡適、錢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實行“教授治校”的製度，提倡學術民主，支持新文化運動。1917年，蔡元培邀請著名哲學家梁漱溟到北京大學講授印度哲學。1917年，徐悲鴻應蔡元培之邀從日本東京返北京，任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導師。1917年7月，沒有拿到學位卻冒充博士的胡適從美國“學成”回國，也被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聘為教授。可以說，蔡元培通過其私相授受教授職位的活動，把北京大學引上了歧途。他的教育改革的最後結果，就是毛澤東在1966年封閉全國所有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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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0月，蔡元培主持教育部召開北京各高等學校代表會議，討論修改大學規程，北京大學文科提出廢年級製，采用選科製的議案，會議議決通過，決定在北大試行。北大選科製規定每周一課時，學完一年為一個單位，本科應修滿八十個單位，一半必修，一半選修，修滿即可畢業，不拘年限；預科應修滿四十個單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選修占四分之一。選修科目可以跨係。1918年，他更明確地指出：“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毛澤東“教育革命”的胡作非為，全從這裏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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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  完)

我不同意選駿先生的說法，毛澤東的“教育革命”的胡作非為，全從蔡元培那裏出來的。如果是，可能也隻是“內因”，恐怕還有更多的“外因”，對黑格爾的誤讀誤解誤會，就是“外因”之一。

黑格爾有一句名言：“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德文原文：Was vernuenftig ist, das ist wirklich; und was wirklich ist,das ist vernuenftig.)。此句出自《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1820》(《權利的哲學綱要》一書)。

一直以來“存在即合理”被誤傳為黑格爾的至理名言，在中國幾乎連小學生都耳熟能詳。可能我們真的誤讀了黑格爾，我們中國人幾幾代代都這樣認為黑格爾：凡是存在的事物就天然具有合理性，“存在”是“合理”(價值判斷)的必要充分條件。

我嚐試把這句話重新翻譯一下：理性就是現實，現實就是理性。

我之所以這樣翻譯，主要是考慮到當時的德國曆史現實和黑格爾當時的現實生活。我認為，我們誤讀了黑格爾的本意。

德文原著的翻譯在馮至(1905 -1993)之前幾乎等於零。黑格爾馬克思等著作的翻譯，都是從英文或俄文或日文翻譯過來的。賀麟(1902 -1992)是馮至的同時代人，1926年赴美國留學，先在奧柏林大學獲學士學位，後又入哈佛大學獲碩士學位。1930年轉赴德國柏林大學專攻德國古典哲學，回國後長期任教於北京大學哲學係。

《小邏輯》和《法哲學》是賀麟老先生翻譯的(商務印書館，1980)，上麵那句話的譯文是：“凡是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賀老的翻譯是英文翻過來的，但是，一看就知道他讀了德文原著，這樣的翻譯對於我們這些雙語工作者來說，讀起來就舒服很多。

嚴格來講，翻譯沒有對錯之分，隻有理解的不同。

我仍然堅持我的觀點：在無神論那裏，沒有上帝把絕對真理交給人類；在有神論那裏，上帝沒有把絕對真理交給人類。
黑格爾是相信上帝的，他認為人是有限的、理性是有限的、科學是有限的。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有一點像我們中國人說的“天道”。
人和上帝的關係是有限和無限之間的關係，具體和現實的人會死亡，但人沒有能力判斷無限的上帝會不會“死亡”，因為人沒有能力理解上帝“活著”的狀態。

但是，人能夠明白人的理性和人類科學的局限性，人能夠承認理性的運用有其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超出了這個界限，人的理性就無能為力了。

“我是誰，從哪裏來，向何處去？到底有沒有上帝？生命的意義是什麽？”等等這些最簡單最“無聊”的問題，是人，就不會得到確定的答案和結論，因為人強迫自己的理性來回答人自己回答不了的問題。因為隻有上帝才能成全人的理性，上帝使理性不是來自虛無。

對於宗教信仰和理性的態度，中國人和歐洲人有著比較不同的表現：歐洲人往往是“唯心”在外，“唯物”在內；中國人（現在的大陸人）往往是“唯物”在外，“唯心”在內。
布什在清華大學演講時說，95％的美國人是有宗教信仰的。美國人的宗教信仰是英國傳過去的。而我們中國人自小受到的教育是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封建迷信，必須被徹底清除幹淨。後來又聽了馬克思的話，認為“宗教是鴉片”。我再說一遍，馬克思對宗教的批判，不是對上帝的批判，馬克思對上帝是敬畏的。

唯心論，又譯作理念論，是哲學中與思想、心靈、語言及事物等彼此之間關係的討論及看法。所謂唯心主義就是敬畏上帝、信仰上帝的存在，並通過對上帝的造物(宇宙與人)的理性沉思，進而作為對上帝進行理解和探索的思維方式。
唯物論是一種哲學思想。這種哲學思想認為在意識與物質之間，物質決定了意識，而意識則是客觀世界在人腦中的反應，也就是有機物出於對物質的反應。所謂唯物主義就是把世界作為不受任何非物力量統攝支配，而進行認知的思維方式。

我們中國人本來也是敬畏“天”的，後來才“變天”。歐洲人敬畏上帝，所以才探討上帝，歐洲人基本上采取了唯心思維方式，而且從實際效果來看，歐洲人相信上帝、唯心論思維方式比無神論、唯物論思維方式更方便、更有效、更有說服力。

在有神論裏：盡管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上帝憐憫自己所造的人類，就親自動工介入人類，將其聖潔的、長闊高深的愛奉獻給人類，填補人類心靈的空虛無聊，直接“豐滿”人有限的理性。

有神論、唯心論思維方式第一個方便是，既然科學是有限的，人不能證實“無神”，倒不如相信“有神”。既然已經有神了，就不用造神了。你要知道，人造神非常折騰事，也非常折騰人。

第二個有效是，既然承認人的原罪、理性有限、人是自私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製度建立起來就比較符合人性，並非我們說的“以人為本”，更不是鍾南山的“以好人為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赤裸裸地自私地滿足“有限”的人的欲望。你“以人為本”，最後可能就是“以我為本”。

第三個有說服力是，既然承認人是貪婪的、自私的，建立法律製度、法治管理、新聞監督和議會政治，就容易些，因為人是要被管理和監督的，這是公開的秘密。在有神論那裏：是上帝委任人來管理這個世界的。

如果你不承認這些“方便”，你就會認為“人本善”、人全能、人萬能，“人定勝天”，你就會“無法無天”。你是人，“三個代表”都能說出來了，還好意思堅持自己是“唯物”？

“存在即合理“”合理即存在”的誤讀誤解，至少坑害了八代中國人。毛澤東1950年代一麵倒向蘇聯學習、進行的“院係合並”，其實隻是小小的折騰，幾十年過後再折騰回去，算不了什麽，反正五十年代折騰，九十年代反折騰，2009年開始“不折騰”就行了唄。

“存在就是合理”在文革期間發展到巔峰，被人篡改成“需要就是合理”“造反有理”。毛澤東在1966年封閉全國所有大學，進行的“教育改革”恐怕是誤讀誤解了黑格爾的哲學。我們這代人都是在“開門辦學”“校辦工廠”中過來的。十幾歲的小孩，該長知識的時候，不讀書，被強迫養豬。

我左腦裏還留存《決裂》電影裏的“馬尾巴的功能”和“手上的老繭”，右腦在閱讀吸收劉永行傳記，有限理性感歎：我若真的會養豬，成了養豬專業戶，也行。

我從主教大教堂一路走來，到達黑格爾故居，站在黑格爾麵前，我問黑格爾，我這現實存在的左右腦發生了什麽？
黑格爾說，我隻能告訴你，你不是劉永行。你為什麽不是劉永行，我無法回答。

寫於2009年1月9日，德國班貝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