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在快與慢中習慣

中國人在快與慢中習慣

 
 
● 陳穎

　　在上海的超市，買了一些食品準備付賬時，收銀員一邊點算一邊問我：“要袋子嗎？”看我有點茫然，就指指櫃台上貼著的“限塑令”說了兩個字：“環保！”看著旁邊不少人提著各色的、較厚實的袋子，我明白了。到書店買書，也是如此，後來我出門前，也會在手袋裏備上一個，省卻幾許麻煩，自覺地投入環保行動中。6月剛開始施行的法令，按以往對中國國情的了解，本以為可能隻有大城市、大超市會比較嚴格地執行，畢竟，大家都用慣了塑料袋，不但方便，帶回去還可以當垃圾袋，沒想到，我去的一些中等規模城市的小超市，也都不折不扣嚴格地執行著。令行禁止，這是久違了的中國場景。

　　在書店淘書時，赫然看到好多本關於抗震救災的紀實作品、詩抄，有描述90後年輕一代積極當誌願者參與救災的堅強一麵。災難剛過去一個多月，已經到處可見相關書籍和音樂專輯迅速麵世、推廣，從設計、裝幀到整體製作，都算比較講究。近期北京上海廣州各地暢銷書排行榜上，這類書都占據了一席之地。

　　在上海的出租車上，乘客座的椅背上裝著可觸式互動視屏，用手一觸，吃喝遊玩的信息頗為豐富，的確能為有需要的人提供不少方便。這是我在上次的行程中還不曾發現的。

　　這些都是普普通通的都市經驗，卻讓我深深感受到“快”在中國的衝擊。你不能不驚歎於這種“中國速度”。

　　十多天前，我看到又一則關於“快”的消息，中國鐵路在京津城際鐵路運行試驗中創出了394.3公裏的時速，是目前世界運營鐵路的最高速度。新聞大標題“中國鐵路超越世界速度”格外顯眼，更讓人驚歎的是，中國隻用了3年就跨越了多個國家鐵路30年的曆程。

　　快，什麽都要快，更不要說剛上映的熱門電影、電視劇，翻版的而且是高清晰版本早已蓄勢待發，在夜色中悄然麵世，購者甚眾。改革開放30年，高速發展的中國在日益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求新求變求快，是一種必然的選擇，全中國都有一種迫切感，大至企業機構，小至個人，上行下效也好，不正當的手段也好，求取效率，爭取利益，是最終的目的所在。倒推之，目的又決定了快的手段。

　　可是，在對速度的極度追求之中，卻又不難發現，還有很多東西卻依然那麽頑固而持久，它們的變化和所有那些令人興奮、歡欣的“快”相比，則顯得非常的“慢”。

　　坐德士去上海書城，經過“福州路文化街”，兩邊大大小小的店麵售賣的都是字畫、書法、文具、美術書籍等等，滿眼文化氣息。德士司機發現不知哪個乘客留了個空鞋盒在車裏，氣呼呼地打開車窗，一把就將鞋盒扔到路中央，發出一聲悶響。司機一副坦坦然然的樣子，其他德士司機和路人也都司空見慣。這一幕讓我愣住了，路人毫無反應的反應更讓我詫異，其人其景似乎為這條街上到處注明的文化標記帶來幾絲反諷。

　　那些天，每當我等候出租車時被冷不防冒出來的人捷足先登；又或者看到擁擠的巴士上搶擠推搡，急匆匆走出電梯、對別人幫忙按鈕視若無睹、視作理所當然，這種“快”卻反射了一種“慢”——那是長久以來形成的慣性。這種慣性已然在無形中根深蒂固，扭曲應有的服務，造就禮讓的缺失，缺乏感激的心態。而這種根深蒂固使得改變很難，改變很慢。
其實，無數的人們時時都處於快與慢的變奏之中，你會發現，他們對快的更迭坦然接受，對慢的改變習以為常。也許心中有不快，有抱怨，可是行動緩慢而艱難，抑或深感自身無力去改變什麽，於是這種對於快與慢的習慣，似已成為一種共有的默契，人們依然能夠自如的在這種流通順暢的氛圍中生活。
　　對快與慢的接受度進行觀照，其實是個很有意思的經驗，也可體現出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心態與特征。麵對這些，讓我聯想到新加坡模式。人們常說，新加坡的管理嚴明及規範來自於嚴刑峻法，新加坡的效率也在強製執行中得到某種體現。然而，太多的強製已經塑造了某種令人擔憂的國民性格，如今越來越開始注重協商和疏導，有意識地在某些領域慢下來，比如禁塑，采取每月第一個星期三“自備購物袋日”的方式，習慣快速高效的人還會對“魄力不如中國”有所抱怨。而現在，中國在飛速發展之中，越來越多地開始采取強製的方式，涉及的範圍越來越廣，希望以快推慢。嚴格的條文法令限製得了一些東西，某些根深蒂固存在的觀念、意識與想法，就要靠強製強令來推動改變了。不過，環保也好，禮讓也好，牽涉的都是長期的過程，“限塑令”一朝頒布可以立刻實行，在無法用具體的條文一一設限時，自我的設限、勸導式的漸變方式恐怕才能獲得本質的回歸。

　　在追求快速高效的通道上越跑越快，人們無暇顧及那些很有必要改變卻改變得很慢的部分。“快”帶來的成果，人人都看得見，甚或可以分享既得利益。而在快與慢中習慣反差，容易讓人因生活的常態而對各種“慢”視若無睹，這是更讓人焦慮的。

（作者為義安理工學院人文學院講師）

（資料來源：《聯合早報》）

（編輯：謝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