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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堂姑奶奶謝飛
作者：謝盛友
其實她隻比我父親大11歲，可是，她是我爺爺的輩分，所以我隻能叫她堂姑奶奶，至今我還真的沒有親眼見過她。我最小的妹妹到德國來之前，在北京等簽證時居住她家。上個世紀港台媒體發表“劉少奇與他的妻子們”，我通過在北京的堂叔叔表達我的心願：我要寫她。她婉言拒絕，她說她很平常，沒什麽好寫，後來我收集所有能收集的報刊資料，郵寄給她。我覺得，她的人生太不平常。
今天，國民黨在台灣重新奪回執政權，我很想寫我爺爺，我首先寫她。看我們謝家這些人，看看我們中國人的命運，看看國共的命運。
我們謝家人自從晉朝謝安以來，似乎個個憂國憂民，個個誤入歧途。到了現代，謝家人被關的，被殺的，苦難連連。不是國民黨被共產黨滅，就是共產黨被國民黨害。曆史為什麽這樣戲弄我們謝家人？叫安公後人，太沉重！
出國前我問父親，堂姑奶奶後來為什麽沒有再婚？父親說，這事隻能問她自己。父親苦笑：也許她自己還以為自己仍然是“第一夫人”？帶著父親的苦笑，我踏上北去的國際列車，穿越西伯利亞和柏林牆，來到德國巴伐利亞自費留學，但是，不管我再忙累，我還是始終關注她。
海南島文昌，用我們當地人的話，就是“拉大便也不養草”的地方，土地極度貧瘠，所以祖祖輩輩無非就是遠涉南洋，謀生之路，所以文昌的名片之一：“華僑之鄉”。不然就是拚命地讀書，離開海南，所以文昌號稱“文化之鄉”。不然就是不怕死，去當兵，所以文昌又成為“將軍之鄉”。
堂姑奶奶謝飛與我的爺爺一樣，很小就去了南洋，又滿懷愛國熱情，返回家鄉，爺爺加入國民黨，謝飛跟著共產黨鬧革命。
謝飛，1913年2月3日出生在海南文昌茶園村，原名謝瓊香，小名麽尾，“麽尾”是指家裏最小的孩子，她上有4個姐姐3個哥哥。謝飛受三哥影響最大，這位曾擔任農民自衛軍連長、鄉蘇維埃主席、中共文昌縣委委員的三哥謝冠洲，是謝飛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謝飛1934年10月參加長征，是中央紅軍三十名女紅軍之一。1935年12月在瓦窯堡與劉少奇結婚，改名謝飛（謝在工農檢查部、劉在工會）。1936年1月到中共北方局所在地天津協助劉少奇（胡服）工作（劉是北方局書記），第二年2月北方局遷到北京。1938年與劉少奇前妻所生兒女劉允斌、劉愛琴共同生活了近一年。
謝飛曾是劉少奇的夫人，分手後沒有再婚，也從未生育，現在與堂叔叔一家一起生活、安享晚年。
對丈夫劉少奇，謝飛說，早在馬來西亞時就聽到過這個名字，知道他是中國工人運動的領袖。到中央蘇區後，聽過劉少奇作報告。長征途中，兩人真正接觸，互生愛慕之情。在鄧穎超等人的操持下，他們在陝北古鎮瓦窯堡舉行了簡單的婚禮。毛澤東、李維漢和周恩來等十多位中央領導前來道賀。謝飛這個名字就是那時改的，不過人們還是習慣地叫她“阿香”。
新婚不久，謝飛夫婦便根據黨中央瓦窯堡會議精神，喬裝打扮，輾轉到了天津。在天津的這近一年，是劉少奇與謝飛作為夫妻在一起生活時間最長的一段日子。當時劉少奇是北方局書記，領導著華北地區的抗日救亡運動，日理萬機。妻子謝飛則身兼數職：任北方局機要秘書，協助劉少奇工作，保管黨的機要文件；當家庭主婦，照顧劉少奇的生活，保護劉少奇的安全；當交通聯絡員，與有關人員秘密接頭，傳送情報文件。
好不容易走完長征路的謝飛婚後兩月就隨劉少奇秘密潛入天津，為中共北方局工作，她的同事有彭真、林楓等白區黨要員。這段期間，人們無從揣測劉、謝的婚姻是否幸福美滿，或許僅僅是謝飛文昌人的遺傳性格，為一遂讀書弘願，決意回延安深造。 劉少奇竟然同意了。幾乎與此同時，毛澤東也同意了賀子珍帶著兩個女兒和腹中的胎兒，遠赴蘇聯治病和深造。未幾延安窯洞裏的“第一夫人”就易位了。謝飛的運氣似乎沒那麽差，她在中央黨校和中央馬列學院讀完哲學、政治經濟學等課程，於1939年穿著新四軍的戎裝到皖南抗日根據地時，劉少奇尚未休妻再娶， 然而次年她渡過長江到蘇南執行任務，趕上大掃蕩， 被隔阻在南岸，一時回不來。她那裏曉得，劉少奇就在這當口迎娶了新人王前女士，雖說這段婚姻也並不長久，但謝飛卻永遠出局了。
謝飛的模樣其實長得挺可人的，但要論相貌畢竟比不過新四軍的“軍中之花”王前。謝飛雖勤奮向學，但要論學識又更比不上後來的“第一夫人”王光美。她唯一可自矜的是，在中共所有黨國魁首的妻子(前妻自也算在內)當中，有她這種學問資曆的寥寥可數。
抗戰勝利後，國共又告拉開戰幕。謝飛的舊部編入“三野”，她本人則在中共華東局任高職。至1949年的“開國大典”，謝飛作為革命勳臣而應邀觀禮。此時的王前女士卻“人麵不知何處去”，劉少奇的新太太已是輔仁大學的名嬡王光美了。
1959年，謝飛到廣東開會，順道回了一趟海南，這時她與文昌茶園村老家已闊別31載了。她的父母早已死於貧病交加之中，謝家兄弟也分別被國共兩邊屠絕了。這在她來說已是陳年舊事，令她欷噓落淚的倒是眼前慘絕人寰的大悲劇。時值“三年大災難”的頭一年，大躍進的惡果如溫疫般彌散神州大地，文昌的耕田人每天僅配給3兩口糧，鄉親個個麵如金紙，浮腫得挪不開腳步。謝飛正是文昌茶園村農民的女兒，她無論如何不能相信祖家會餓得死人，軍閥時期、國民黨時期何曾有過這種事?
據說，謝飛回到招待所，竟痛哭一場，並對隨行秘書一吐肺腑之言。她說文昌百姓這樣苦，主要是領導的責任，我們搞革命為的是什麽?
謝飛哪想得到，革命至為惡劣的果實還不是百姓窮困，而是把人心薰壞薰黑了。這位急於出人頭地的小秘書回京後，就在“反右傾運動”中寫小字報，把謝飛攻擊“三麵紅旗”的言行給抖落出來了。文昌茶園村人的心地是很實在的，謝飛麵對怒濤般的鬥爭批判，隻坦承自己卻曾這樣想和這樣說過......她終於成了“右傾典型”，並由中央政法幹部學校（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前身）副校長變成了一個養豬和打雜的校工。然而和她後來的厄運相比，這簡直是“和風細雨”。
1968年某日半夜，時年55歲的謝飛被秘密逮捕，並開始了日以繼夜的嚴刑審訊，不許她吃飯、喝水、睡覺，甚至不許上廁所，硬要從她牙縫裏橇出一句話：劉少奇是叛徒。
原來，“劉少奇專案組”必須坐實他在北方局工作時曾被捕過並寫了“自首變節書”這一罪狀，而這段時間，謝飛正跟劉在一起工作和生活。她撂下這句話，便可一了百了。
謝飛與劉的婚姻維持了不足六年，其間還因她回延安學習而分開過，謝飛從未聽說劉少奇曾經被捕，更別說“自首”之類。專案組用盡誘供、逼供術，審問了200多次，終難得手。還好，另有人打熬不住，昧著良心畫了押。於是，文革中傳達到全黨全民的厚厚一本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中央文件，人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前全國總工會主席、劉的嫡係老部下劉寧一的簽名證詞。聯想到謝飛的遭遇，或許可對身係黑獄的劉寧一聊表同情，但文革後劉寧一雖被放出來，卻前程盡毀了。
不肯誣陷前夫的謝飛則被關押了近6年，直至周恩來一再要求放人，她才於1973年國慶節前獲釋。出獄那天已無人認得這個瘦如骷髏的老婦就是當年的長征紅軍和抗日女英豪了。
據說，謝飛與生前的王光美的關係非常不錯，對劉少奇的小孩，視為己出。
看來，中國的“第一夫人”是不好當的。王光美的慘狀足教她一輩子刻骨銘心，好不容易熬過來了，王光美又因多年積怨的總爆發導致失態於大庭廣眾，惹惱了鄧小平，遂被冷藏起來。另一位第一夫人江青也好不到哪裏去，判了個終身係獄，末了還是投環自縊才獲得大解脫。
倒是堂姑奶奶謝飛老太太迄今仍健在，她還是那麽好讀書，活到老學到老。不過我對她的期許卻不是讀而是寫，希望她能提起筆來，記下她這一輩子冗長的“紅色疑惑”。
寫於2008年4月5日，德國班貝克
1935年8月，中央紅軍要穿越茫茫無邊的水草地，女紅軍們又病又餓，實在走不動了。謝飛在回憶文章中寫道：
我們幾位女同誌又病又餓，實在走不動了，就一同商量想請少奇同誌批準我們雇一民伕，大家推舉我、錢希均和另外一個女同誌去請示少奇同誌。
劉少奇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長征開始時，先後任紅八軍團、紅五軍團中央代表，在遵義會議上，他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會後，任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我在中央蘇區見過劉少奇，但和他直接接觸還是第一次。
謝飛繼續寫道：
我們到了少奇處，一緊張竟結結巴巴怎麽也說不清我們的要求。少奇看著我們，笑著問：“你們是不是想雇一個民伕？”
我們連忙點頭，稱“是”。少奇同誌爽快地答應了。
過去我一直認為少奇同誌很嚴肅，通過這件事，我感到他很平易近人。現在回想起來，這算我初識少奇同誌。
劉少奇對同誌很關心，對自己要求嚴格。劉少奇有一匹老白馬，為了減輕馬的負擔，他經常自己步行，隻讓馬馱一些行李和幹糧。
在以後的長征途上，劉少奇看見謝飛不畏艱險，忙前忙後，常常鼓勵、稱讚謝飛。有些女紅軍病得很重，就提前一些時間走，不致掉隊太遠。謝飛生病時，也用這個辦法。
這一天，劉少奇又遇見謝飛了。劉少奇以為謝飛一個女同誌生病可能走不動，會掉隊的，沒想到謝飛竟走到行軍隊伍的前頭。劉少奇驚奇地問：“阿香！你怎麽走到前頭來了，我還以為你會掉隊呢。”
謝飛說：“首長，您好！就是怕掉隊，所以走到前頭來了。”劉少奇微笑著頻頻點頭。 結為伴侶中央紅軍擺脫了蔣介石的圍追堵截，結束長征，勝利到達了陝北根據地。
一些中央領導同誌和部隊首長已超過該結婚的年齡。劉少奇自從1932年冬進入江西中央蘇區後，妻子何寶珍留在上海堅持黨的地下工作。1933年3月，不幸被捕。1934年秋，何寶珍在南京英勇就義。中央紅軍到達陝北根據地後，劉少奇痛失妻子已有一年多。
對於紅軍指揮員的婚姻大事，大姐們看在眼裏，記在心頭，熱心牽線。不久，女紅軍們有了自己的小家。劉英嫁給了張聞天，鍾月林嫁給了宋任窮，謝飛也出嫁了，她嫁給了劉少奇……
謝飛在回憶文章中說：
一天，鄧穎超拿給我看一封信，信是劉少奇寫給鄧穎超的，大意是鄧大姐曾許諾幫忙解決個人問題，現在自己心目中有了對象，是阿香，請大姐做媒。
謝飛在中央蘇區就知道劉少奇，見過劉少奇。過草地前夕，初識劉少奇，第一次和劉少奇講了話。在以後的長征路上，經常遇到劉少奇，得到他的關心幫助。謝飛目睹了劉少奇關心同誌、嚴於律己的品質，敬愛之情油然而生，但戰事頻繁，無暇顧及個人的婚姻大事。
如今，聽到鄧大姐提出婚事，謝飛還是有點害羞，雙頰緋紅，有點顧慮，她說道：“劉少奇外表似乎很嚴厲，又比我大14歲。”鄧大姐笑了：“大點有什麽不好，主席還比賀子珍大17歲呢，不也很好嗎？”謝飛聽了鄧大姐的話，不好意思地點了點頭。
碧藍的天空，飄著朵朵白雲。這一天，劉少奇和謝飛湊了四五元錢，買了一點酒和花生，在鄧穎超主持下，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婚禮。毛澤東、李維漢和周恩來等十多位中央領導非常高興地前來道賀。她和劉少奇結婚後，改名謝飛，但人們仍習慣叫她阿香。
中央紅軍的八千精英終於在瓦窯堡有了一個家。謝飛分配在工農檢察部工作。瓦窯堡位於延安城北95公裏的鹹榆公路上，原是安定縣（今子長縣）的一個集鎮。從1935年11月至1936年6月，瓦窯堡就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所在地。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時，日寇的鐵蹄正在踐踏中國的東北，繼而對華北地區虎視眈眈，侵略野心更加瘋狂，企圖滅亡整個中國。“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成為全國人民的最高呼聲。1935年，“一二•九”運動掀起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
12月中下旬，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認為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野心越來越露骨，中華民族到了生死攸關的危急時刻，挽救民族危亡的重擔落在中國共產黨肩上，中共中央決定組成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隨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議，討論北方局工作。會議決定派少奇同誌去華北，名義是中央駐北方局代表，任務是貫徹瓦窯堡會議精神。
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央決定謝飛陪同劉少奇重入虎穴。臨行前，謝飛想到幾件破舊的衣服已不能再穿，匆匆做了幾件衣服，又做了一些簡單準備就出發了。 重入白區1936年1月中旬，劉少奇、謝飛夫婦在賈拓夫、張德生等同誌護送下，從瓦窯堡出發了。路上，劉少奇穿著舊皮襖，謝飛諧謔地說：“這個皮我看是狗皮，一點也不柔軟啊！”“阿香，你是不識貨喲，這是純狼皮的，挺保暖哩！”劉少奇笑著指正，年輕的妻子靦腆地笑了。
一路上跋涉奔波。為了節省開支，劉少奇一行買了最便宜的、沒有暖氣的硬座火車票，輾轉到了北平。劉少奇又買了淩晨一時多的硬座車票，清晨抵達天津。
劉少奇化名胡服，與妻子謝飛住進了天津北方局機關工作生活的舊址北洋飯店。
劉少奇夫婦在北洋飯店住了兩天，每天2元5角的房費，覺得太貴，便轉到一家普通旅館，生活條件比較簡陋，房費是1元6角。他們在那裏住了十多天。華北地下黨負責人柯慶施幾乎天天來，有時也隔天來匯報商量，謝飛在門口放哨，觀察四周動靜。
經過調查了解後，劉少奇夫婦決定在法租界石教士路隆泰裏住下，他們租用了惠興德成衣鋪（現黑龍江路隆泰裏19號）樓上的一間住房。法租界雖然環境複雜，但交通便捷，水路、公路、鐵路都有，既適於隱蔽，又便於轉移。
白區地下黨組織的工作環境險惡。在這裏，劉少奇公開身份是“周教授”，謝飛是“周太太”。為安全起見，夫婦兩人單獨從樓下後門進出，不與周圍鄰居聊天。
劉少奇運籌帷幄，管轄北平、天津、山西、山東、河北、熱河、察哈爾等黃河以北各個省市黨的工作。劉少奇寫文章寫累了，就站起來，來回走動著，謝飛悄悄地給他沏上一杯新茶，他還在沉思著……一支煙吸完了，又點燃一支煙。他夜以繼日，寫下了《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關於白區職工運動的提綱》、《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原則》等20多篇文章。
這其間，在謝飛的精心照顧下，劉少奇出色的戰略、策略思想充分展現出來，使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廣為傳播，深入人心，不僅有力地促進了華北抗日局麵的形成，也擴大了黨在全國的影響，黨組織和左派愛國團體迅速發展。毛澤東稱讚劉少奇領導白區工作“有豐富的經驗”，係統地指出了黨過去在這個問題上所害過的病症，“是一針見血的醫生”。
“西安事變”發生後，劉少奇連續收到中央的電報指示。
為貫徹中央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劉少奇通過多種途徑，進行宣傳解釋。謝飛對不殺蔣介石有點想不通，劉少奇耐心地解釋說：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是很複雜的，派係之間的利害衝突非常尖銳。何應欽要殺蔣介石，是為了和汪精衛勾結起來搞親日政權。而日本帝國主義則是想利用西安事變，煽動中國內戰，加速中國的滅亡。
劉少奇日夜埋頭工作，謝飛忠實地履行自己的職責：保護劉少奇的人身安全；替他抄寫管理機要文件，照顧好他的生活。劉少奇生活節省，從不計較個人待遇的高低、衣食住行的好壞。劉少奇夫婦每人每月的生活費是10元，吃、穿、用都在內。為了節省開支，夫婦倆一天隻吃兩餐，不吃早餐。謝飛在鄰近的一家小飯店訂一份飯，兩人同吃。謝飛擔心劉少奇吃不飽，影響身體，常常自己吃一小半，大半份給劉少奇。
不久，謝飛特地到雜貨店買了一隻煤油爐、炊具和餐具，自己買菜、做飯、燒菜，既節省夥食費，又能給劉少奇做些可口的菜。當時，這所房子既是劉少奇的辦公室，又是他們夫婦的臥室、飯廳和廚房，夜裏還要當廁所。謝飛幽默地稱之是“五合一”工作室。
謝飛還肩負一項重任，劉少奇交給她的文件，謝飛都按約定時間、地點安全送到，與柯慶施愛人李超接頭，轉遞劉少奇給柯慶施的信，從未有過閃失。
劉少奇有胃病，平時不能吃硬的東西。謝飛就想盡辦法，做一些較軟的食物。劉少奇日理萬機，持續勞累，病倒了，謝飛焦急萬分，劉少奇安慰她說：“不要緊，阿香，你到中藥店，請大夫來。”大夫來了，給劉少奇把脈後，開了藥方。謝飛到中藥店買來藥，回家按醫囑熬藥。劉少奇服了幾劑藥後，病稍稍好點，又繼續埋頭工作了。
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長期敵對的局麵開始鬆動，北平的緊張局勢也隨之緩和。1937年2月下旬，元宵節過後，中共北方局機關遷往北平。
“盧溝橋事變”爆發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發出《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號召全國同胞、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軍的侵略。為不失時機指導華北地區抗戰，劉少奇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於8月初在太原重新組建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劉少奇為書記，楊尚昆為宣傳部長，彭真為組織部長，朱瑞為軍事部長。 同回延安1937年11月下旬，劉少奇接到毛澤東讓他回延安開會的電報。12月初，劉少奇夫婦離開臨汾抵達西安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兩天後，八路軍辦事處派了一輛舊大卡車，彭德懷和司機坐在駕駛室，劉少奇夫婦和一些年輕人坐在後麵的車廂裏，向延安駛去。
劉少奇夫婦抵達延安，風塵仆仆先來到鳳凰山李家窯院看望毛澤東。毛澤東看到劉少奇，高興極了，兩人都站立著，兩雙大手握得緊緊的。謝飛向毛澤東握手問好。毛澤東握住謝飛的手說：“好好，阿香這一路跑得辛苦哇。坐，你們兩位請坐。”
劉少奇對謝飛說：“阿香，你去看看子珍。”毛澤東說：“子珍到西安去了。”
劉少奇向毛澤東介紹了北平、天津、西安的一些情況後，夫婦倆向主席告辭了。幾天後，劉少奇參加中央召開的會議，謝飛進中央黨校學習。
謝飛長期在白區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渴望學習知識。在中央黨校，她如饑似渴地學政治、哲學、時事政治。春暖花開時節，1938年5月，謝飛在中央黨校畢業，來到馬列學院深造。
5月15日馬克思誕辰120周年之際，中共為培養高級幹部創辦了馬列學院。謝飛是馬列學院的第一班學員。一班學員共110名，其中有李先念、徐海東等參加過長征的幹部、老地下工作者和抗戰爆發後參加革命入黨的知識分子。學習時間8至10個月，分兩個學期進行。
院長張聞天講授《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慢條斯理，把問題講得既深刻又清楚。他反複闡明為什麽“必須黨指揮槍，而決不能槍指揮黨”的道理，批判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
張聞天還多次邀請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中央領導人，以及各根據地回延安的領導人到馬列學院作報告，向學員講當前重大理論問題、政策問題和工作經驗，使大家能及時了解到國內外革命鬥爭的實際情況。
馬列學院的師生們心情舒暢，過著平等自由、無拘無束的生活。一天兩餐小米幹飯，一餐小米粥，蔬菜也不少，除了青菜比較少外，蘿卜、白菜、土豆、豆角常有。南方人吃小米不習慣，但小米養人，小米鍋巴大家搶著吃。時間一久，人人臉上紅撲撲的。師生們學習之餘，經常組織唱歌、遊泳。當時敵機常飛到邊區上空，謝飛和大家一起唱著：
保衛邊區，保衛邊區，邊區是我們抗日的根據地……
第一班學員畢業時，宋平、鄧力群、馬洪等作為教育和理論骨幹留校，謝飛和大部分學員上抗日前線，成為抗日戰場上的骨幹。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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