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515)
2009 (91)
2011 (89)
2015 (78)
2017 (115)
2018 (134)
2019 (117)
2020 (196)
2021 (159)
2022 (98)
2023 (111)
作者:謝盛友
我家鄉的那口井,已經不在了。現在,我村裏的人比過去自由了,也多了一些生之路,生活富裕了,幾乎每家每戶都在自己的家門前打了一口手壓機械井,村裏的人再也用不著提著水桶到南邊或北邊的水井去打水了。村裏南邊那口水井,連同它周圍的一切,都被鏟平,在那塊地方蓋起了一棟又一棟的樓房。
然而,家鄉南邊的那口井,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大腦的記憶裏永遠有它的位置。
我家的那個村很小,村民都和睦相處。村裏南邊有口水井。聽老人家說,這口井在我爺爺的曾祖父以前就有了,是我爺爺的曾祖父,他的爸爸那一代挖的。那時當然沒有機械,他們就用僅有的鑿和自做的鏟子,一鑿一鑿地鑿,一鏟一鏟地鏟,鑿挖出一個大坑,大坑很深很深,然後他們再用石頭壘起來。在大坑的中央,壘起了一米寬一米長十米深的一個架構,之後再用土把架構周圍填了起來,這就是我們的水井。
這口井,我們世世代代的人都離不開它。人們用它的水來燒飯,來止渴。我們喝它的水長大。世世代代的人用它,壞了,再修補,修補了再使用。就這樣補了又修,修了又補,才有我二十幾年前離開家鄉時的那口井。 我們南邊的三戶人家,一般都到這口井去挑水。村裏北部的人自己在北邊也有一口井。中部的那三家人,時而到南邊時而到北邊挑水,因為兩邊的水井對於他們來說,挑水的路程都是一樣的。不過,盡管北邊的那口井比我們的深一些,但我們南邊的那口井比北邊的水源要多一些,水源旺,水質當然好些,因此,逢天旱時,中部的人家,甚至是北部的人家也都到南邊來挑水。
我六歲上小學時,就得為媽媽挑水了,我村裏的小孩都這樣。小孩個子小,父母親們一般都為孩子自做水桶。會木工的人家,用木板為小孩製作小水桶。我爸在外地工作,我媽很笨,隻好找來用過的罐頭油桶,把桶的上端弄空,左右兩側各打兩個洞,再用鐵絲穿洞過來,兩邊鐵絲聯結起來,就可以用它來挑水了。小時候,媽媽到田裏幹農活,我放學回來後,第一件事就是先看水缸裏有沒有水。媽媽規定,若水缸裏的水少於三分之二,我得先挑水,再幹別的。我的個子比別的同齡小孩還要矮小,挑水時又不會掌握平衡,一邊挑一邊走,水也不斷地從水桶中濺出,到家時若還存半桶,當算成績不錯。這樣來回地跑,跑了幾趟,褲腳往往都給濺出來的水濕透了。這倒不要緊,我最怕的是,打水的桶的繩子不牢,斷了,桶沉井底,我們小孩是沒有能力把水桶從井底打撈出來的。
村裏有條不成文的規定,誰家的水桶如果掉進了水井,在打撈之前,要通知村裏的每家每戶。掉桶者挨門挨戶地安民告示:我家的水桶掉井了,你要挑水趕快去挑了,不然我撈桶,水會渾濁的。這條不成文的規定,世世代代都實行著,大家都很自覺,大家都這樣做,也用不著有人監督。哎,我家那口井多好,不但給我們提供水的養分,還成為我們聯絡感情的紐帶。
天大旱時,我們水井的傍邊就更加熱鬧了。天旱水源少,供不應求。在水井傍邊往往排著長龍,水井裏的水很少,有時可以看到井底下拇指大的石頭。我們用微小的水桶,一點一點地往上舀,井邊放著大水桶,舀上來的水便往大水桶裏倒,讓它沉澱,大桶滿了才往家裏挑。記得有一年,天旱得連大地都冒煙。有一次我用小桶舀水時,嫌棄舀上來的水太渾濁,不把水倒進大桶裏,而是把它倒掉。站在後麵的五嬸看到了,責罵我說,怎麽把水倒掉了,這大旱天,水貴如油。我盡管做了錯事,五嬸罵的對,但我心裏還是不服。暗想,怎麽說水貴如油呢?我用一公斤水跟你換一公斤油,你肯嗎?那年代,在我村裏,一年有十公斤花生油的是大富人家了。盡管大夥都沒有錢,但集市裏購買任何東西都要排隊,隊伍比水井邊等待舀水的還要長。
對家鄉南北這兩口井,我的感情始終擺在南麵這邊。我高中畢業後回家幹農活。在田地裏勞動,我經常是很累很餓。每天晚上收工後,我到村裏南邊的那個水井去,一桶一桶地把水打上來,用一整桶一整桶的水從頭往腳上淋。然而,水隻能衝掉我身上的泥巴,卻不能衝掉我身上的疲勞。每天晚上,洗好澡後,我就在水井邊那塊大石頭上靜靜地躺他一刻鍾,隻有這時,我才知道,人是累不死的;隻有這時,我
才覺得有一種享受,因此,我稱之為“快樂一刻”。
我們當年都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那時,我以為,我這樣紮根農村,再也不會出來了。誰知,山不轉水轉。毛主席也不能萬歲,他老人家死了,鄧公上台,恢複了高考製度,我考入了中山大學。這回我真的“背井離鄉”,到廣州去讀書。在中山大學,我認識了我現在的妻子,爾後我們相愛了。四年的大學生活很快就結束了。畢業時,我們都快到“而立”之年了,學校黨委書記說,要麽我們一起去西藏,要麽一個在“天”(天津),一個在“南”(湖南);要麽一個在“海”(上海),一個在“北”(西北)。要想兩個人一起分配到大都市,那是不可能的。於是,我們擇“善”而走,我現在的妻子去了天津,我被分配到湖南,一去就是五年。在而立之年,我們結婚了。在我們的婚禮上,沒有牧師,沒有證婚人,沒有神聖的結婚進行曲,也沒有一桌酒席。我們回到老家,在湖山鄉辦公室領回那閃閃發光的結婚證。按照我們村裏的習俗,結婚後新到的媳婦得到水井去挑水,把家裏特別為新婚夫婦新擺的九個大水缸挑滿為止,這樣就表明,新建立的家庭“來源廣大,婚姻永久美滿。”
我陪著妻子到南邊的水井去挑水,把整整九個水缸挑滿。然後,我們遠走天涯海角,在海南三亞的大東海,我們靜靜地躺在沙灘上,讓海浪盡情地吹打著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