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總在德國教我開車

作者 ：謝盛友

我開車，上海老總坐在我的旁邊。抽煙我不反對，出發前我們已經達成君子協定，路上老總可以吸煙，反正影響的隻是我們車裏頭的人，我無所謂，其他人是老總的手下，更不敢微辭。路上時間太長，老總除了抽煙，抽空與我說話以外，似乎還想做些什麽，找到從上海帶來的甜酸橄欖，老總吃得津津有味。吃完，老總打開車窗，將橄欖核子用力丟到車外。開窗我沒意見，可是從車窗往外丟東西，我就非常看不慣。給他臉色看，老總反而笑著說道：“我給德國大地培育橄欖樹，播種！”
“像你這樣開車，在國內不要出門了，從上海到嘉定，可能要半天的時間，那還能上什麽班。不過德國的高速公路上汽車很少，你這樣開也行。在上海，上下班時段，公路上黑壓壓的一片，全是汽車，你這樣開車哪行！你得見縫插針，你管他是不是你的車道，搶到再說，在上海開車就得自己給自己闖出一條路，不然，你就坐在車裏睡覺好了。你看，像現在這個樣子，若在上海你就得從左邊擦邊球，開出自己的一條道，先走一段再說，到前麵若右道有空，你再進入右道。”上海老總並不是在教訓我，相反，他倒給我上了一課：具有中國特色的開車技巧。
一個社會好比一張交通網，每個開車的人好比社會上的一員，交通網有交通規則，同樣，社會也有社會的規則。開車必須遵守交通規則，看到紅燈你必須停車，遇到別人有先行權，你就得讓路。每個開車人都遵守規則，交通就平安，不然，就會頻繁出現交通事故。破壞交通規則，有時自己獲得利益，別人並沒有受到損害；有時自己獲得利益，可能侵犯了別人的利益；有時自己沒得利，別人也受害，這叫做害人害己，有時的交通事故是兩敗俱傷。
一個社會網也一樣，人人都得遵守社會規則，不能隻是為了自己的一時之利，就幹得痛快，而侵犯別人的利益。
上海老總並不反對我的觀點，笑著對我說：“道理誰都懂，但要做起來很難，真正做好就更難。”
德國人的思維是直線的，中國人的思維是圓圈。這樣的思維模式很可能與我們中國人和歐洲人最先的起源有關。我們中國人與歐洲人在待人處事方麵有顯著的差別，這種差別可能引發文化衝撞，造成商業合作功敗垂成。為什麽中國人與歐洲人對世界的看法如此不同呢？我們這些黃皮膚中國老外在德國生活時間長，受到德國人生活方式的潛移默化，慢慢地被日耳曼化了。這說明，具有文化特征的感受和思維模式是可以後天學會的。歐洲人和北美西方人直到今天仍然帶有強烈的古希臘特色，個人自由的思想是在古希臘誕生的，公開辯論的傳統和自然科學的思維也在古希臘奠定了基礎。而古中國的文化首先把人視為社會網絡中的一部分，把人約束於家庭、村莊和國家之中。這種與古希臘迥然不同的基本原則一直在起著作用，直到全球化的今天仍然如此。這樣，中國就產生了關係原則，這是一種用歐洲人的關係概念無法解釋的現象。中國的關係更多指的是相互之間的義務和權利的交織，這種交織的關係超越廣闊的時空仍然具有約束力。如果甲為乙做了一件好事，但同時又虧了丙，那麽丙就可以要求乙給予補償。
德國人非常強調個人主義，他們處事以個人利益為出發點。也因此，德國人辦事以個人直線為起點，所以，他們出門辦事，一定要預約，每天的生活被預約充滿。大事小事都按照預約而認真對待。德國人辦事，頭等大事或雞毛蒜皮他們都統統列入表格，一件一件把它框起來。直線思維的德國人盡管死板，石頭一塊，但是，他們自私得人人都約定俗成：獲得個人的最大利益。
德國人不太顧及但也不隨便損害別人的利益。而我們中國人是圓圈思維，遇到一件事情，你這樣理解可以，那樣理解也可以，所以做事很圓滑，造成的結果可能是先進了一步而又回到原點，或者是原地踏步。直線思維的德國人習慣今天的事情今天完成；圓圈思維的中國人喜歡把事情往後拖，中國人拖的目的往往是顧及周圍朋友的麵子，有為無為均要視周圍環境。......
上海老總不願聽我中西比較。
我們都被巨大地諷刺了一下，下午兩點整，距離法蘭克福機場四十公?的地方突然遭遇堵塞。打開收音機，路況報導，往法蘭克福方向的 3號高速公路堵塞十公裏。再過二十分鍾，是二十公裏堵塞。
“你不是說德國人開車個個都遵守規矩，而不會發生交通堵塞嗎？”我們的汽車不能進一步，而上海老總進了一步，將我一軍。
為了趕時間，老總建議我開到最右邊的“救護車道”，一直開到法蘭克福機場。我當然不會接受老總的建議，因為那是給警察、救護車、ADAC的“救人”車道。盡管公路嚴重堵塞，但是，沒有一個人搶開救護車道。
眼前，原地踏步的是德國人，我們中國人在德國的土地上加入了原地踏步的隊伍。一個小時過去，我們不能前進一步。又過了二十分鍾，我們的車子終於可以啟動，走了一段，到了一個出口，憑多年的送機經驗，我當機立斷，開出去從鄉間小道去法蘭克福機場。下午六點半的飛機，可是走在鄉間小路上的我在四點鍾的時候迷了路，重新尋找方向，卻無人可問，急得上海老總臉發青。我安慰他：“不用著急，大不了，我雇出租把你們送到機場。”“我怎麽不急，在這裏我人生地不熟，叫天不靈叫地不應，如果誤機，整團的人不能按時回上海，誤事回上海後，我這個廠長還當不當。”在那個時候無法與老總辯論，我鎮靜地開車，默默地調整我的方向，當我們看到有飛機場的標誌時，時針指向下午四點半，十五分鍾之後，我們到達飛機場。
機場道別，上海老總緊緊地擁抱我，眼睛濕紅，似乎是幸福喜悅的淚。這回我大膽雄辯：“堵塞在高速公路上，盡管你有方向，但主動權不在你手裏，在鄉間小路上，哪怕短時迷失方向，但主動權在我手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