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崔之元：看不見的手範式的悖論與當前金融危機
編者按：在開始時，破產法是為了懲罰采用欺騙手段的債務人。羅馬的“十二銅表法”授權“債權人，作為可采取的最後的手段，可以把債務人的身體砍為數段”。該文認為，股份公司、有限責任製、美聯儲、央行、軟預算約束等現代經濟學概念，都有違經典自由經濟市場理論，具有了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美國經濟早已不是經典意義上的自由競爭市場經濟了。
正文：
《世界財經報道》( 日期：2008-10-02 18:35)財經頭條
《21世紀》：此次金融危機在全球化中心美國的爆發以及在全球的擴散，以及美國政府背離“華盛頓共識”的危機處理方式，與很多人對美國的想象大不一樣，似乎此前理解的完美模式正在瓦解。這次金融危機會在多大程度改變美國和它一直聲稱的原則和價值?如何從理論意義上看待目前危機?
崔之元：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曾一針見血地指出， “華盛頓共識”給發展中國家開的藥方等於說：“按我們說的去做，但不按我們做的去做”(“do as we say, not as we do”)。實際上，西方的經濟早已經不是“看不見的手”範式所描繪的那樣了。早在《“看不見的手”範式的悖論》(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一書中，我就認為在現代西方市場經濟中廣泛存在著製度性的與政策性的“軟預算約束”。製度性的“軟預算約束”是指有限責任公司，中央銀行和“重組”破產法，政策性的“軟預算約束”是指資產證券化(見原書第97頁)。
《21世紀》：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認為“軟預算約束”是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的特點和病根。你的觀點是向他挑戰嗎?
崔之元：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我也在回顧自己的思想曆程。1986 年，我和錢銘今合作翻譯了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的《增長，短缺與效率》一書，由在思想解放運動中頗有影響的“走向未來”叢書出版。當時，我也和大多數中青年知識分子一樣，對科爾內的理論十分讚同，認為“軟預算約束”是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的病根。我後來赴美國學習和教書的經曆，使我日益認識到“軟預算約束”在西方經濟中的廣泛存在。當然，科爾內也承認西方市場經濟中有“軟預算約束”，但他認為那隻是局部的或臨時的現象。我則區分製度性的與政策性的“軟預算約束”。有限責任公司，中央銀行和“重組”破產法這三項製度所帶來的“軟預算約束”悖論，是現代市場經濟的“質”的特征，不是科爾內的“量的”分析(即著眼於“軟預算約束”的多少)所能包含的。
《21世紀》：最近美國政府處理金融危機的幹預力度接連加碼，從國有化“兩房”(Fannie Mae和Freddie Mac)，到準國有化美國國際集團(A.I.G.)，以及雷曼沿用美國《破產法》第11章破產重組，到美國證監會(SEC)暫時禁止賣空799家金融公司的股票，再到美國財長保爾森提出7000億美元金融市場救援計劃，這些步步提升的措施很難讓人們再懷疑“軟預算約束”在西方經濟中的存在。
崔之元：的確如此。但是，人們還沒有充分認識和區分製度性的與政策性的“軟預算約束”。國內外不少媒體在評論此次金融危機時，認為雷曼沿用美國《破產法》第11章破產重組不是“救市”，隻有美國財長保爾森提出7000億美元金融市場救援計劃才是“救市”。但實際上，美國《破產法》第11章的存在本身，已經是和“看不見的手”範式相矛盾的了。在《“看不見的手”範式的悖論》一書中，我考察了破產法的曆史發展，即從不自願破產到自願破產，再到策略性破產。在開始時，破產法是為了懲罰采用欺騙手段的債務人。羅馬的“十二銅表法”授權“債權人，作為可采取的最後的手段，可以把債務人的身體砍為數段”。由於破產是一種懲罰，它隻能是不自願的，通常是債權人來發動的清算。但重組和清算非常不同。根據美國國會1978年的破產改革法案，企業可自願地選擇申請第7章的清算或是申請在第11章之下的重組。根據破產法第7章，破產法院指定委托人來關閉企業，出賣其資產然後把向債權人賠付的程序移交給法院;而根據第11章，現存的企業經理們則可以保留對企業的控製權並繼續經營六個月。重要的是，依據第11章進行重組的企業有權終止養老金計劃，餘下的養老金費用由政府承擔。並且，他們對債權人支付利息的義務也中止了。更有甚者，重組中的企業可以把逐漸增多的稅收缺額向後結轉，保護企業在一段時間不交公司所得稅。
《21世紀》：“重組”破產法的存在為什麽和“看不見的手”範式相矛盾?
崔之元：“看不見的手”範式的理論論證之一是“適者生存”。但那些支持“適者生存”觀點的人，比如阿默·阿爾欽，並沒有證明，而隻是想當然地假設在市場經濟中隻有“壞的”企業才會破產。這是“看不見的手的範式”作為“應用神學”的一個證據。事實上，美國的破產立法的整個曆史都清楚表明，“適者生存”式的觀點無法解釋係統性經濟金融危機給“好”企業造成的困境。如果認識不到在“市場”經濟中許多“好的”企業會破產，那麽就不會理解從不自願破產到自願破產，再到策略性破產的發展。“好企業破產”的現象對“看不見的手的範式”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本該被清算的“壞”企業冒充“好”企業申請“重組”，就成了一種“軟預算約束”的悖論。
《21世紀》：美聯儲向危機中的美國國際集團(A.I.G.)提供過橋貸款並以此換取80%的政府股權，這是製度性的還是政策性的“軟預算約束”?
崔之元：亞當·斯密和哈耶克是根本否定美聯儲這類中央銀行存在的必要性的。僅有部分準備的銀行充當貨幣創造者，這一現象構成了關於銀行製度的核心問題。“看不見的手”能夠操縱銀行業嗎?沒有集中起來的準備金、沒有監管，眾多的銀行通過票據發行中的自由競爭能實現社會的最優效率嗎?不會引起混亂嗎?對這一連串的問題，亞當·斯密的“實物票據論”和哈耶克的“自由銀行論”給予了肯定的答複。對於僅有部分準備的銀行來說，基本的任務是：持有足夠的準備金，緊急之時可以保全自己;另一方麵，作為需要償付成本的企業按照傳統的經營又要求以最少的準備金、追求最大的收益。這種對準備金的管理是該留給銀行自己呢，還是集中於一個中心，即中央銀行?這一核心問題始終都困擾著銀行業經營的和理論的曆史。巴格霍特(Walter Bagehot，《經濟學家》雜誌的創辦者，於1873年發表貨幣理論經典著作《隆巴德街》一書的作者)，將這一問題歸結為一元準備體係與多元準備體係的問題。斯密認為，隻要銀行嚴格依照他所說的“真實票據論”行事，多元準備體係就能有效運轉，中央銀行製度就無需存在。這次美聯儲向危機中的美國國際集團(AIG)提供過橋貸款並以此換取80%的政府股權，大大擴展了中央銀行的功能，因為AIG不是商業銀行，而是世界最大的保險公司，本不在中央銀行的傳統監管範圍之內。這是根本否定美聯儲這類中央銀行存在的必要性的亞當·斯密和哈耶克所無法理解的。
《21世紀》：最新《紐約客》雜誌強調，投資銀行不應在1990年代“上市”(高盛1999年IPO, 雷曼1995年IPO), 之前它們是“合夥製”，其中合夥人承擔“無限責任”。
崔之元：在現代公司剛出現的時候，亞當·斯密就已經在反對有限責任製了。他指出由於股東們在企業倒閉時不必傾其全部財產償還債權人的債，他們就並不承擔經營中的全部風險。在《國富論》的第五卷中，斯密指出股份公司與其他的商業組織形式相比有兩個基本不同的特權：股份可以不經公司的其他所有者事先同意而出賣;企業享有有限責任的優惠。斯密認為，在股份公司中所有權與管理的分離以及由於有限責任所導致的所有者監督管理者的動因的降低，必然會導致管理者在其控製內部成本和尋找市場的職責上的偷懶，因此，他對這些企業在高度競爭性的市場經濟中能否生存表示悲觀。在1844年以前英國的法律明確地對合夥《紐約時報》的進一步國有化呼籲，則不是開玩笑：“如果聯邦政府提供資金給金融公司，它就應得到金主該得的股權;如此一來，救援計劃成功之後得到的收益，才不會流進捅出這次紕漏的那些人口袋。”
《21世紀》：保爾森不是說救市計劃隻有兩年?“暫時國有化”的意義究竟有多大?
崔之元：美國政府將建立的收購私營金融機構不良資產的機構模仿的是1932年大蕭條時期的“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簡稱RFC)。RFC最初也說隻“暫時國有化” 兩年，結果持續了13年，到1945年才結束使命。這次危機的程度極為深廣。雖然這次商業銀行沒有像大蕭條時期那樣通過羅斯福9天的強製停業(“銀行假日”法案)來防止兌提，但目前危機中金融衍生品的層出不窮的花樣所帶來的鏈式反應是1930年代大蕭條時所沒有的。例如，AIG給歐洲各銀行的信用保險就高達3000億美元。兩星期前AIG向美國政府緊急求援的直接原因就是它購買了大量的信用違約互換。
所謂信用違約互換，即Credit Default Swap, CDS, 是一種可供信用提供者(放款人或公司債持有人)規避信用風險的契約， 是常見的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主體包含違約風險保護買方(Protection Buyer)，主要是銀行，以及違約風險保護賣方(Protection Seller)。買方因持有風險敏感性資產如債券或放款，希望將此違約風險轉嫁給賣方，因此定期支付固定成本來獲得違約風險保護。與此相對應，賣方雖然可以固定獲得買方定期付給的收益，但同時負有義務當違約事件(Credit Event)發生時，將給付買方因市場波動造成的損失。舉例來說，甲持有一張麵額100萬元5年後到期的公司債，為規避該公司債的信用風險，甲與乙承作一筆5年期的CDS，CDS的名目本金100萬元，假定信用違約保險的溢價(Premium)為0.8%。依據契約內容，甲每年要支付8000元給乙，如果債券到期時沒有發生違約事件，甲將不會得到任何賠付金額。反之，當公司債發生違約時，乙就須支付給甲以補償其損失。假設，當100萬元債券到期時，剩餘價值僅為40%，若采用現金結算，乙就須支付給甲60萬元【100萬×(1-40%)】。AIG購買了大量的CDS，即是違約風險保護賣方。由於次貸危機的出現，違約事件層出不窮，AIG需賠付的金額很大，這導致信用評級機構降低了AIG的信用等級，而信用等級的降低又迫使AIG必須提供150億美元的抵押以證明自己有能力賠付。由於AIG給歐洲各銀行的信用保險就高達3000億美元，除了美聯儲，沒有任何私人機構能夠有動機和能力援救AIG。而歐洲諸銀行之所以要買AIG的信用保險，也是為了繞開歐洲各國政府要求的銀行資本充足率。因此，當前整個西方，包括美國和歐洲，都麵臨著嚴重的對壞賬纏身的金融機構的注資問題，而大蕭條時期的“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簡稱RFC)救市的核心就是注入公共資金，獲得公有 “優先股”。我認為這個過程絕對不會如保爾森計劃所說的隻有兩年。
《21世紀》：如何評估中國這次所受的影響?對中國思考未來的改革發展道路有何啟示?
崔之元：溫家寶總理在紐約聯合國大會上表示雷曼破產已波及中國，中國將準備參與救市。如果中國主權基金“中投”公司慎重決策，當前不失為一個使中國公有資產在全球市場經濟中大顯身手的良機。複雜性在於“中投”將用什麽價格來買美國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保爾森交給國會討論的救市計劃使用了“逆向拍賣”一詞來刻畫“暫時國有化”的方法，也就是由買家列出想買的清單，賣家來出價，因為普通的拍賣是由買家來出價，而逆向拍賣是由賣家來出價。英格蘭銀行貨幣委員會前委員、倫敦經濟學院教授Willem Buiter說，這些拍賣可能會逼迫賣家掀出底牌，透露他們真實的保底價。“中投”公司可以參考這個方法。
這次金融危機對中國思考未來的改革發展道路有重大的啟示。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國資委支持中央企業根據自身發展需要增持其所控股上市公司股份，支持中央企業控股上市公司回購股份。這說明我國的國有資產是資本市場上的積極穩定力量。我國改革開放30年的最大成績是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係，這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8個字要做完整理解，不能把8個字化約為4個字。最近，和國際金融危機同時，還有一件大事，即歐洲原子核研究中心的“宇宙大爆炸”實驗，它的重大意義是將會對人類認識世界的基本概念進行創新，如我們往往不假思索的“質量”概念。我相信，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將促使我們對西方經濟製度的流行觀念進行深刻反思，將我們總結改革開放30周年的經驗教訓的活動提高到新的水平。
崔之元，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95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曾任教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係，並曾在德國柏林高等研究中心、哈佛大學法學院從事研究。主要研究興趣在政治經濟學、法律與經濟和政治哲學領域。著有《看不見的手的範式的悖論》、《製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等中英文著作
編者按：在開始時，破產法是為了懲罰采用欺騙手段的債務人。羅馬的“十二銅表法”授權“債權人，作為可采取的最後的手段，可以把債務人的身體砍為數段”。該文認為，股份公司、有限責任製、美聯儲、央行、軟預算約束等現代經濟學概念，都有違經典自由經濟市場理論，具有了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美國經濟早已不是經典意義上的自由競爭市場經濟了。
正文：
《世界財經報道》( 日期：2008-10-02 18:35)財經頭條
《21世紀》：此次金融危機在全球化中心美國的爆發以及在全球的擴散，以及美國政府背離“華盛頓共識”的危機處理方式，與很多人對美國的想象大不一樣，似乎此前理解的完美模式正在瓦解。這次金融危機會在多大程度改變美國和它一直聲稱的原則和價值?如何從理論意義上看待目前危機?
崔之元：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曾一針見血地指出， “華盛頓共識”給發展中國家開的藥方等於說：“按我們說的去做，但不按我們做的去做”(“do as we say, not as we do”)。實際上，西方的經濟早已經不是“看不見的手”範式所描繪的那樣了。早在《“看不見的手”範式的悖論》(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一書中，我就認為在現代西方市場經濟中廣泛存在著製度性的與政策性的“軟預算約束”。製度性的“軟預算約束”是指有限責任公司，中央銀行和“重組”破產法，政策性的“軟預算約束”是指資產證券化(見原書第97頁)。
《21世紀》：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認為“軟預算約束”是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的特點和病根。你的觀點是向他挑戰嗎?
崔之元：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我也在回顧自己的思想曆程。1986 年，我和錢銘今合作翻譯了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的《增長，短缺與效率》一書，由在思想解放運動中頗有影響的“走向未來”叢書出版。當時，我也和大多數中青年知識分子一樣，對科爾內的理論十分讚同，認為“軟預算約束”是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的病根。我後來赴美國學習和教書的經曆，使我日益認識到“軟預算約束”在西方經濟中的廣泛存在。當然，科爾內也承認西方市場經濟中有“軟預算約束”，但他認為那隻是局部的或臨時的現象。我則區分製度性的與政策性的“軟預算約束”。有限責任公司，中央銀行和“重組”破產法這三項製度所帶來的“軟預算約束”悖論，是現代市場經濟的“質”的特征，不是科爾內的“量的”分析(即著眼於“軟預算約束”的多少)所能包含的。
《21世紀》：最近美國政府處理金融危機的幹預力度接連加碼，從國有化“兩房”(Fannie Mae和Freddie Mac)，到準國有化美國國際集團(A.I.G.)，以及雷曼沿用美國《破產法》第11章破產重組，到美國證監會(SEC)暫時禁止賣空799家金融公司的股票，再到美國財長保爾森提出7000億美元金融市場救援計劃，這些步步提升的措施很難讓人們再懷疑“軟預算約束”在西方經濟中的存在。
崔之元：的確如此。但是，人們還沒有充分認識和區分製度性的與政策性的“軟預算約束”。國內外不少媒體在評論此次金融危機時，認為雷曼沿用美國《破產法》第11章破產重組不是“救市”，隻有美國財長保爾森提出7000億美元金融市場救援計劃才是“救市”。但實際上，美國《破產法》第11章的存在本身，已經是和“看不見的手”範式相矛盾的了。在《“看不見的手”範式的悖論》一書中，我考察了破產法的曆史發展，即從不自願破產到自願破產，再到策略性破產。在開始時，破產法是為了懲罰采用欺騙手段的債務人。羅馬的“十二銅表法”授權“債權人，作為可采取的最後的手段，可以把債務人的身體砍為數段”。由於破產是一種懲罰，它隻能是不自願的，通常是債權人來發動的清算。但重組和清算非常不同。根據美國國會1978年的破產改革法案，企業可自願地選擇申請第7章的清算或是申請在第11章之下的重組。根據破產法第7章，破產法院指定委托人來關閉企業，出賣其資產然後把向債權人賠付的程序移交給法院;而根據第11章，現存的企業經理們則可以保留對企業的控製權並繼續經營六個月。重要的是，依據第11章進行重組的企業有權終止養老金計劃，餘下的養老金費用由政府承擔。並且，他們對債權人支付利息的義務也中止了。更有甚者，重組中的企業可以把逐漸增多的稅收缺額向後結轉，保護企業在一段時間不交公司所得稅。
《21世紀》：“重組”破產法的存在為什麽和“看不見的手”範式相矛盾?
崔之元：“看不見的手”範式的理論論證之一是“適者生存”。但那些支持“適者生存”觀點的人，比如阿默·阿爾欽，並沒有證明，而隻是想當然地假設在市場經濟中隻有“壞的”企業才會破產。這是“看不見的手的範式”作為“應用神學”的一個證據。事實上，美國的破產立法的整個曆史都清楚表明，“適者生存”式的觀點無法解釋係統性經濟金融危機給“好”企業造成的困境。如果認識不到在“市場”經濟中許多“好的”企業會破產，那麽就不會理解從不自願破產到自願破產，再到策略性破產的發展。“好企業破產”的現象對“看不見的手的範式”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本該被清算的“壞”企業冒充“好”企業申請“重組”，就成了一種“軟預算約束”的悖論。
《21世紀》：美聯儲向危機中的美國國際集團(A.I.G.)提供過橋貸款並以此換取80%的政府股權，這是製度性的還是政策性的“軟預算約束”?
崔之元：亞當·斯密和哈耶克是根本否定美聯儲這類中央銀行存在的必要性的。僅有部分準備的銀行充當貨幣創造者，這一現象構成了關於銀行製度的核心問題。“看不見的手”能夠操縱銀行業嗎?沒有集中起來的準備金、沒有監管，眾多的銀行通過票據發行中的自由競爭能實現社會的最優效率嗎?不會引起混亂嗎?對這一連串的問題，亞當·斯密的“實物票據論”和哈耶克的“自由銀行論”給予了肯定的答複。對於僅有部分準備的銀行來說，基本的任務是：持有足夠的準備金，緊急之時可以保全自己;另一方麵，作為需要償付成本的企業按照傳統的經營又要求以最少的準備金、追求最大的收益。這種對準備金的管理是該留給銀行自己呢，還是集中於一個中心，即中央銀行?這一核心問題始終都困擾著銀行業經營的和理論的曆史。巴格霍特(Walter Bagehot，《經濟學家》雜誌的創辦者，於1873年發表貨幣理論經典著作《隆巴德街》一書的作者)，將這一問題歸結為一元準備體係與多元準備體係的問題。斯密認為，隻要銀行嚴格依照他所說的“真實票據論”行事，多元準備體係就能有效運轉，中央銀行製度就無需存在。這次美聯儲向危機中的美國國際集團(AIG)提供過橋貸款並以此換取80%的政府股權，大大擴展了中央銀行的功能，因為AIG不是商業銀行，而是世界最大的保險公司，本不在中央銀行的傳統監管範圍之內。這是根本否定美聯儲這類中央銀行存在的必要性的亞當·斯密和哈耶克所無法理解的。
《21世紀》：最新《紐約客》雜誌強調，投資銀行不應在1990年代“上市”(高盛1999年IPO, 雷曼1995年IPO), 之前它們是“合夥製”，其中合夥人承擔“無限責任”。
崔之元：在現代公司剛出現的時候，亞當·斯密就已經在反對有限責任製了。他指出由於股東們在企業倒閉時不必傾其全部財產償還債權人的債，他們就並不承擔經營中的全部風險。在《國富論》的第五卷中，斯密指出股份公司與其他的商業組織形式相比有兩個基本不同的特權：股份可以不經公司的其他所有者事先同意而出賣;企業享有有限責任的優惠。斯密認為，在股份公司中所有權與管理的分離以及由於有限責任所導致的所有者監督管理者的動因的降低，必然會導致管理者在其控製內部成本和尋找市場的職責上的偷懶，因此，他對這些企業在高度競爭性的市場經濟中能否生存表示悲觀。在1844年以前英國的法律明確地對合夥《紐約時報》的進一步國有化呼籲，則不是開玩笑：“如果聯邦政府提供資金給金融公司，它就應得到金主該得的股權;如此一來，救援計劃成功之後得到的收益，才不會流進捅出這次紕漏的那些人口袋。”
《21世紀》：保爾森不是說救市計劃隻有兩年?“暫時國有化”的意義究竟有多大?
崔之元：美國政府將建立的收購私營金融機構不良資產的機構模仿的是1932年大蕭條時期的“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簡稱RFC)。RFC最初也說隻“暫時國有化” 兩年，結果持續了13年，到1945年才結束使命。這次危機的程度極為深廣。雖然這次商業銀行沒有像大蕭條時期那樣通過羅斯福9天的強製停業(“銀行假日”法案)來防止兌提，但目前危機中金融衍生品的層出不窮的花樣所帶來的鏈式反應是1930年代大蕭條時所沒有的。例如，AIG給歐洲各銀行的信用保險就高達3000億美元。兩星期前AIG向美國政府緊急求援的直接原因就是它購買了大量的信用違約互換。
所謂信用違約互換，即Credit Default Swap, CDS, 是一種可供信用提供者(放款人或公司債持有人)規避信用風險的契約， 是常見的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主體包含違約風險保護買方(Protection Buyer)，主要是銀行，以及違約風險保護賣方(Protection Seller)。買方因持有風險敏感性資產如債券或放款，希望將此違約風險轉嫁給賣方，因此定期支付固定成本來獲得違約風險保護。與此相對應，賣方雖然可以固定獲得買方定期付給的收益，但同時負有義務當違約事件(Credit Event)發生時，將給付買方因市場波動造成的損失。舉例來說，甲持有一張麵額100萬元5年後到期的公司債，為規避該公司債的信用風險，甲與乙承作一筆5年期的CDS，CDS的名目本金100萬元，假定信用違約保險的溢價(Premium)為0.8%。依據契約內容，甲每年要支付8000元給乙，如果債券到期時沒有發生違約事件，甲將不會得到任何賠付金額。反之，當公司債發生違約時，乙就須支付給甲以補償其損失。假設，當100萬元債券到期時，剩餘價值僅為40%，若采用現金結算，乙就須支付給甲60萬元【100萬×(1-40%)】。AIG購買了大量的CDS，即是違約風險保護賣方。由於次貸危機的出現，違約事件層出不窮，AIG需賠付的金額很大，這導致信用評級機構降低了AIG的信用等級，而信用等級的降低又迫使AIG必須提供150億美元的抵押以證明自己有能力賠付。由於AIG給歐洲各銀行的信用保險就高達3000億美元，除了美聯儲，沒有任何私人機構能夠有動機和能力援救AIG。而歐洲諸銀行之所以要買AIG的信用保險，也是為了繞開歐洲各國政府要求的銀行資本充足率。因此，當前整個西方，包括美國和歐洲，都麵臨著嚴重的對壞賬纏身的金融機構的注資問題，而大蕭條時期的“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簡稱RFC)救市的核心就是注入公共資金，獲得公有 “優先股”。我認為這個過程絕對不會如保爾森計劃所說的隻有兩年。
《21世紀》：如何評估中國這次所受的影響?對中國思考未來的改革發展道路有何啟示?
崔之元：溫家寶總理在紐約聯合國大會上表示雷曼破產已波及中國，中國將準備參與救市。如果中國主權基金“中投”公司慎重決策，當前不失為一個使中國公有資產在全球市場經濟中大顯身手的良機。複雜性在於“中投”將用什麽價格來買美國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保爾森交給國會討論的救市計劃使用了“逆向拍賣”一詞來刻畫“暫時國有化”的方法，也就是由買家列出想買的清單，賣家來出價，因為普通的拍賣是由買家來出價，而逆向拍賣是由賣家來出價。英格蘭銀行貨幣委員會前委員、倫敦經濟學院教授Willem Buiter說，這些拍賣可能會逼迫賣家掀出底牌，透露他們真實的保底價。“中投”公司可以參考這個方法。
這次金融危機對中國思考未來的改革發展道路有重大的啟示。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國資委支持中央企業根據自身發展需要增持其所控股上市公司股份，支持中央企業控股上市公司回購股份。這說明我國的國有資產是資本市場上的積極穩定力量。我國改革開放30年的最大成績是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係，這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8個字要做完整理解，不能把8個字化約為4個字。最近，和國際金融危機同時，還有一件大事，即歐洲原子核研究中心的“宇宙大爆炸”實驗，它的重大意義是將會對人類認識世界的基本概念進行創新，如我們往往不假思索的“質量”概念。我相信，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將促使我們對西方經濟製度的流行觀念進行深刻反思，將我們總結改革開放30周年的經驗教訓的活動提高到新的水平。
崔之元，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95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曾任教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係，並曾在德國柏林高等研究中心、哈佛大學法學院從事研究。主要研究興趣在政治經濟學、法律與經濟和政治哲學領域。著有《看不見的手的範式的悖論》、《製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等中英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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