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蓮
人生在世，以誠相待足矣。 我對人生充滿希望，但隨遇而安
父母的人生軌跡
於向真
父親於明1922年端午節出生在安徽宿州。
我爺爺張殿臣民國時期曾出任宿縣和蒙城縣長，因憎惡官場腐敗，辭官不做，回老家宿縣城裏興辦一所免費私塾。幾年後家道中落，被迫關停了學校。奶奶姓鄭，我在父母家見過兩枚鄭氏老圖章。父母在國外那些年，逢年過節我代他們給親戚寄錢，每次都有安徽宿縣“五保戶”的舅姥爺、舅姥姥。爸爸說，他很小被送給無兒女的舅舅舅媽，上學後才回到我爺爺奶奶家。舅姥姥晚年曾被接到北京，媽媽和我推輪椅幫她去醫院做白內障手術，老人恢複視力回家後，寫信把“宿州的三進院”留給我，幾次催我過去辦手續，我不願意要身外之物，爸媽表態：“這樣也好”。
爸爸是1937年投身抗戰的中共黨員。東北淪陷警醒國人，爸爸和石笑北、賈純青、李昭等十幾名青年，在安徽宿縣等地區演出抗日活報劇。之後爸爸考上航空學校，抗日劇團成員為他舉辦了歡送會。航校臨近畢業時，一名中共地下黨員教官看中他，讓他和另一名學員秘密轉移到新四軍遊擊大隊。
新四軍四師的領導是彭雪楓與吳芝圃，彭雪楓能征善戰，吳芝圃學識較深。一次遊擊大隊撤離村莊前，吳芝圃寫了一張通告，通篇是四言詩，誓言抗擊日軍入侵有理，兩軍作戰不得危害平民，日軍軍官看後，讚歎中國軍隊有高人，傳為美談。新四軍四師組建前，吳率部遭遇過一場敗仗，傷亡和逃兵很多，餘部跟著吳芝圃撤退，傍晚路過村莊，不好意思煩擾鄉民，避開村莊繞行，吳芝圃隨即背誦：“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元代馬致遠的名篇脫口而出，與當時情景如出一轍。父親也愛好詩詞，在吳部堅持下來。
1949年開封，左二吳芝圃，左三開封市長劉玉柱，左四於明。
從1948年到1953年，父親任省長吳芝圃的秘書，同時兼管河南省統戰工作。後來參加籌建鄭州國棉一廠、國棉三廠。
1953年初，於明在國棉一廠，他領隊到上海學習時留影。
1956年下半年被派到西安黨校學習，1957年秋畢業，回到河南，出任鄭州市委宣傳部部長。1958年秋，新華社挑選駐外記者，兩名北京來的幹部相中了父親，勸他“到北京去學英語，然後當新華社駐外記者”。於明在新四軍四師辦過《拂曉報》《前進報》等，對新聞不外行，隻是從未出過國，對駐外有顧慮。正巧吳芝圃剛從東歐出訪歸來，聽到我爸爸的顧慮，說“我寧願不當省委書記，更願意去當駐外記者。”爸爸果斷地離開市委宣傳部。1958年12月初，我們兄妹隨父母遷到北京。
1959年反右傾，班裏有同學向組織舉報，“於明私下說過對運動不滿的話”，他被列入右傾者名單。但後來公布的人名中沒有於明，大家都不明就裏。直到外訓班畢業，爸媽到總社上班，有一次在機關食堂吃完午飯，回辦公樓的路上，突然有人加快腳步，走到他身旁，四下無人，小聲對他說，“你的人緣真好，關鍵時救了你。”爸爸不解。隻聽他說：“我被派去鄭州調查你，所有人隻說你的好話，沒一個揭發你。”說完那人加快腳步離開，爸爸都沒來得及道謝。
1966年8月中旬，爸媽被卷入風暴眼。爸爸的腎髒受損又尿血不止，媽媽陪他到宣武醫院掛號，走近掛號窗口被幾個紅衛兵攔住喝問“什麽出身？”爸爸如實相告“城市貧民”，“城市也有貧農？”媽媽說，“他出身城市貧民，我出身是革幹，父親是27年的老黨員。”遂允許掛號。爸爸回家對我說“感謝你爺爺，要是他民國時期繼續當縣長，我連掛號治病的權利都沒了。”
1967年春季一個周末，媽媽帶妹妹們出了門，爸爸關起兩道門，給我們表演京劇《宇宙鋒》片斷，他一人飾演三個角色，一會兒飾裝瘋賣傻的花旦趙珍，一會兒飾昏庸的秦二世，一會兒又飾奸臣趙高，把哥哥和我逗得哈哈笑。突然爸爸停下表演，正襟危坐，嚴肅地說“今天我不是單純過戲癮，你倆是中學生，該懂得用頭腦想問題了。現在全國害熱病似的擁戴一個人，而我在家關起門罵皇上。”一聽這話，嚇得我直吐舌頭，原來他對越來越癲狂的個人崇拜充滿疑慮。
文革停課，我跟著媽媽上下班。1967年，數次看到新華社的大批判場麵。在舊國會禮堂，輪番批鬥總社領導，各分社社長也上台陪鬥，站得滿滿的。前排主要人物被反剪雙臂、掛著大牌子，被強按著頭坐“噴氣式”。後麵陪鬥的人壓力輕些，彎腰低頭站著就行。我爸爸“老於明”是總社有名的孩子頭兒，籃球乒乓都在行，還有一肚子笑話，年輕記者們喜歡圍著他玩鬧。文革初期這幫人正得勢，明裏暗裏沒少幫“老於明”解圍。那次各分社社長逐個被吼上台，有人三把兩把將我爸爸推扯到最後麵。晚上爸爸告訴家人，小G說“病號充什麽大個兒？往後靠邊站。”主持人按名單，要求布加列斯特分社的記者、司機上台揭發。分社年輕記者張漢文為爸爸說好話。造反派問“於明發了那麽多稿件和內參，是不是你們寫了署他的名？”張叔叔說，“於明抗戰時就是戰地記者，分社發的電訊是他自己寫的，他寫了不商量就署上我的名字。”
我家搬進北京以後，新華社宿舍大院每年春節同事們走家串戶，互相拜年，每年必來我家的拜年客都少不了副社長鄧崗和戴邦，二人進家門說的話總是同一句：“給老首長拜年來了！”我曾好奇地問過爸媽，社領導為什麽稱呼你為“老首長”？爸爸說是“熟人開玩笑”，媽媽告訴我，“鄧崗是你爸爸在四師辦報時招聘的同事，先刻蠟版，後來成為戰地記者，很早就到新華社工作了。”鄧崗夫人也是新四軍老兵，來我家串過門，她負責安排駐外人員，美越戰爭打得最焦灼時，鄧崗夫人來家裏勸說，“別窩在家裏圖輕省，河內分社任務最重，需要你盡快過去。”不久，爸爸媽媽去了河內，離開了運動的是非。
爸爸一輩子愛看書。《二十四史》《第三帝國的興亡》等書放滿了幾個書櫃，晚年他依然每天看報看書寫日記。有次我問他“大韋（我二妹夫）買來一套未刪節版的《金瓶梅》，你有興趣嗎？”爸爸說“我看過刪節版的，要不拿來我看看。”七天後我再去，爸爸很快就還給我了。
爸爸從小家教嚴格，對我兄妹嚴加管教，隻要姥姥在，盛好飯後，姥姥不動筷子，誰也不能先吃；飯後可以馬上離桌，但碗裏不能殘留一粒米一口菜；夏天再熱，女孩在家也要衣服齊整，男孩不能穿跨欄背心和褲衩，要穿短袖衣褲。
我小學是住校生，那時育英學校住校生每月學費是19.5元，三年級後，我不讓父母跑去繳費，星期天晚上回校自己去總務處交，有一次總務處鎖了門，我把錢放在枕頭底下，卻丟失了，周六回家躲著爸媽，爸爸把我叫到裏屋問話，我羞愧地承認了丟錢，爸爸卻沒有責罵我，告知錢別離身的道理，又說，“家裏人口多，每月花費必須分毛節省，你第一次丟錢，我想辦法補上，下不為例。”
母親理銳出生在河南西華縣一個革命家庭。姥爺名理至善，1927年初，在開封一中上學時，潘言田老師介紹他加入共產黨。姥姥劉心貞在西華縣北大街家中，主持中共地下黨聯絡站。母親13歲離家，走時隻帶了一個小枕頭套，裏麵裝兩件衣服，剛入伍每次行軍她拎個枕頭套跟在隊伍後麵跑，被送到漯河市一家醫院當護士，她說“剛開始為渾身是血的傷員包紮時，嚇得渾身篩糠”，殘酷的戰爭很快把她磨練成堅強的戰士，剛滿16歲就入了黨。
兩年後，中共收複河南。媽媽18歲，正是水靈靈的好年華。一大批進城的幹部到了成家的年齡，追求她的很多，媽媽都沒看上。這時，姥爺的好友給她介紹了一位高大俊朗的年輕幹部，就是父親於明，媽媽看他一身正氣，加上一手漂亮書法，於1949年元宵節在開封一家酒店二樓，舉辦了婚禮。於明幽默謹慎，理銳熱情率直，他倆的恩愛在同事中是出了名的。
1949年春天在開封市的合影。前排坐者左一是吳伯母宋傳芬，左二吳芝圃，左三是吳宋的大女兒，後排站立者右邊是吳宋二女兒吳永杞，左三理銳，左七於明。
1963年秋，全家人在香山合影
文革初期，總社領導淪為“走資派”，記者王唯真從巴西載譽歸國，成為“九顆紅心向祖國”的英雄之一，被推上新華社領導崗位。爸媽和王唯真夫婦是外訓班的同學加好友，王叔叔調我媽媽當辦公室主任，幫他打理一應雜事。有個原總社部門領導在三裏河家中上吊了，媽媽趕過去善後，安撫家人，聯係火化。媽媽回到總社，告訴王唯真：“我和家屬說好，不提自殺，隻說突發心髒病，家人點了頭。”
媽媽還告訴我，那段時間她經常被要求去國家信訪局領人。媽媽並沒有按程序將他們帶回總社，而是勸說各省區分社的上訪人員和家屬“別惹麻煩，回去躲避為上策”，盡可能保護那些自投羅網的人。兩年後，王唯真也翻車了，媽媽跟著遭殃。兩三個平時向她借錢、借了不還的人，帶頭整她，每天挨整回家後，還要連夜寫檢查，多虧有爸爸幫襯，替她寫好檢討書草稿，叫醒她謄寫，爸爸再去睡覺。
1969年秋天，造反派把批鬥會開到我家裏。我在工廠當學徒工，接到廠革委會通知，“馬上回家參加家庭批鬥會”。坐一個多小時公交車趕回家，過道和走廊站滿了人，媽媽低頭站在中間，“打到理銳”的口號一聲接一聲，妹妹抱著我的腿不停地顫抖。我爸爸被迫說自己“階級覺悟不高，水平有限，對老理幫助不夠，對她問題的嚴重性認識不足，辜負了革命群眾的信任。”有人指著我說，“讓女兒揭發，看她是怎麽培養修正主義苗子的。”我途中已經想好了對策，一字一頓慢慢地說:“我媽媽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媽媽，”然後加快語速曆數媽媽如何“從小教育我五兄妹尊敬師長、友愛同學、學雷鋒做好事、艱苦樸素、節衣縮食”，“我進工廠後，媽媽要求我苦活重活搶著幹，見困難就上見榮譽要讓，叮囑我，有啥事情可以不跟父母說，絕不能向組織隱瞞……”我把媽媽誇成一朵花兒。說完靜場了，過了一會兒有人小聲說,“老理的確是個好同誌，在工作上她幫過我不少忙。”凶巴巴的主持人隨即宣布“今天的會開到這裏，散會。”
之後，媽媽被命令去鍋爐房裝卸煤塊，燒了一冬天鍋爐。煙熏火燎後，媽媽突然憔悴蒼老了。我們母女一起出門，再也沒人打趣“咋看都像姐妹倆”了。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我家買了台黑白電視機。那時極少家庭有電視機，起先近鄰晚上過來看電視新聞，之後看了更晚播放的影片才離開，不久我家門傍晚幹脆不關了，誰都可以進來站我家廳裏看電視。媽媽隻是提醒：“高個兒往後站，讓大家都能看到。”好多次趕上雨天，客人走後我和妹妹掃地擦地，光是帶進屋裏的泥巴能掃出一兩簸箕！
媽媽是個熱心人，多次幫親友介紹對象。1966年爸爸病重，從歐洲回國，不能乘飛機，在漫長的火車途中，從保加利亞使館回國的小李叔叔，途中和父母熟悉後，請求幫他介紹女友。回京後，媽媽把在食品研究所工作的果佳阿姨叫到家裏與小李相親，很快二人結了婚。多年後，我26歲時，又是果佳阿姨幫助我，成全了我白頭到老的姻緣。
上世紀七十年代，鐵道部總醫院的一名醫生，說她兒子條件優秀，遇不到合適對象，我轉告媽媽，媽媽說：“前幾天鐵道部你爸爸的老戰友來咱家，說起女兒找不到男朋友，可著急呢。”媽媽趕緊撮合此事，進展順利。不久，在新橋飯店西餐廳舉行婚禮，見證了才貌出眾的新婚夫妻喜結良緣，媽媽和我樂得合不攏嘴，異口同聲讚道：“天作之合！”
疫情中的2021年，老伴和我從新加坡回國，在廈門自費隔離三周，才回到北京，趕緊去看望媽媽。媽媽讓我幫她處理房子。過戶前需要到新華社在房產歸屬證明上蓋公章。當時新華社大門把守森嚴，任憑我說出大天，不允許我進去蓋章。絕望到想離開時，有個矮矮瘦瘦的先生走出總社大門，我迎過去求他幫助，把需要蓋章的房產證明拿給他看。他聽我說是理銳的女兒，二話不說接過證明，讓我等會兒，他進了總社大門。終於等到他拿著蓋好公章的證明出來，原來他說了一堆好話，才蓋上公章。他坦誠地告訴我，他是新華社保衛處處長，再過半年就該退休了。”他還說，“我剛參加工作時境遇不好，理銳出手相助，你媽媽是個熱心的好人。”
上世紀90年代初父母在珠海
父親於明2003年12月2日病逝，走得很安詳，生前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這輩子很幸福。”
2024年春節前，媽媽因肺炎離世。哥哥告訴我，“ICU的醫生說，媽媽是典型的注射疫苗造成嚴重的肺結節，肺一旦發炎就沒治了。”
沒有那麽高。當時是局級。
1.“典型的注射疫苗造成嚴重的肺結節”，什麽類型下疫苗？
2. 我雖然是小字輩，但對文章裏的這類人卻十分熟悉。我回北京也是住xx大院。那房子裏也擺著給上一輩人寫的}“傳記”、“回憶錄”之類。但恕我直言，真正的明白人不多，認識到“往事並不如煙”的層次，非常少。。。
看到你描述文革時期，很多領導幹部，遭到人身攻擊，做“飛機”批鬥，我特別不願回憶那段曆史。可能是我當時心智不健全，非常害怕。我佩服你，敢直麵世事，大膽說出。謝謝你分享。
吳芝圃是要負責任的，大躍進中河南安徽都是重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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