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軍官江林：六四屠城前張愛萍曾上書中央 驚天屠殺黑幕（一）

（本文為“看中國”記者肖然對江林的訪談。經“看中國”和江林的同意，轉載與此）

六四見證人、前《解放軍報》記者江林（看中國攝）

【看中國2024年5月31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采訪報導）六四見證人、前《解放軍報》記者江林於2019年六四30周年前夕首次在外媒公開披露她在“六四”血腥屠殺中的親身經曆。在六四35周年前夕，《看中國》對她進行了專訪，她首次披露時任中國國防部長的張愛萍在7上將上書前曾單獨上書中央要求不要開槍的信件內容，以及從未披露過的駭人聽聞的屠殺以及銷毀民眾屍體黑幕，她相信英國情報處六四屠殺造成兩萬死難者的估計。她還揭密當時戒嚴部隊新聞處的內部運作如何顛倒黑白，洗腦民眾。

六四當天，她與張愛萍的兒子張勝（時任總參軍訓部戰役局局長）一家三口一起去天安門廣場，見證了“人民子弟兵”向人民開槍的一幕，令她無法接受、心痛不已，也造成她30年來被噩夢纏繞。

前軍官江林已年過7旬，35年前的六四她36歲，擁有中校軍銜。下麵是《看中國》對江林的專訪全文第一部分（為表達清楚，下文經過編輯）。

記者：請你回憶一下35年前的6月3號和6月4號，在北京見證了什麽？

江林：我真的見證了非常恐怖的一幕。其實六四屠殺是有前兆的。

89年3月，拉薩戒嚴，當時我作為《解放軍報》記者到了拉薩采訪。就是共產黨建政以來的曆史第一次，對老百姓大開殺戒，我們去的時候已經鎮壓平息了，拉薩市一片瓦礫，都是燒殺那種景象。采訪的過程當中，所有的人，包括政府，管拉薩民族事務的主要官員，他們都不讚成拉薩戒嚴，特別是拉薩公安局長說拉薩人這麽少，我們公安局完全可以解決問題，根本不用你們（軍人）來。

1989年3月，江林在西藏拉薩采訪參加戒嚴的部隊官兵。軍報記者江誌順攝。 （江林提供）

1988年，江林在山西采訪總參戰役演習。軍報記者攝。（江林提供）

我當時覺得很詫異，我說你現在說這話有什麽用，軍隊都來了，就證明你們無能，你們解決不了問題，軍隊才來的。

他說你要不相信的話，我帶你到監獄看一看。我就跟他去了，一進監獄門，所有的人叫他爸爸，我就很奇怪為什麽管你叫爸爸。他說‘因為我都認識他們，所以他們這樣稱呼我，現在你可以相信了吧。’

我采訪其他的人，包括醫院的醫生，還有很多援藏的人，在拉薩生活了幾十年，用中國報紙上的話，說他們獻了青春獻子孫的。他們都是不讚成戒嚴的。他們說你們戒嚴開了殺戒，就破壞了我們和藏人之間的關係，你們開了槍走了，我們怎麽辦？這一開槍，整個性質都變了，等於是我們漢人對藏人欠下了血債。

這是我當時從拉薩回來的見證。現在回想以來，這就是六四血腥鎮壓的預兆。

回來不久就趕上北京悼念胡耀邦的活動，當時我也在現場，因為我每次從回家的路上一定要經過天安門。我非常震驚，胡耀邦去世能引起百萬人上街紀念他。

天安門的紀念碑全部都是花圈，路上也都是。我回去跟其他人講，從人數看超過了76年四五天安門紀念周恩來的規模。他們都不相信，說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後來因為四二六社論（定性動亂），學生開始遊行悼念胡耀邦，當時我們看到遊行的場麵，學生非常有秩序，因為他們害怕一些不法份子混入到學生隊伍，假裝學生幹擾學生運動。所以他們一路上都是拉著手往前走，旁邊有維持治安的，外人是進不到學生隊伍裏的。他們害怕再次重演86年悲劇，所以他們這遊行隊伍設計的非常好，組織非常有秩序，根本沒有任何一起違法犯罪行為

當時我非常關注這個運動，從軍隊的報紙來說，我們沒有責任去幹涉，因為我們的職責就是報導軍隊的這些事情。我覺得那個時候軍隊的狀態是好的，因為改革開放已經到了1989年的時候，反思文革和反思我們這個體製，這種深度已經開始了。就是大家都在想怎麽樣在政治上把這個體製改革一下，包括軍隊，要不要從黨軍轉變成真正的國防軍。軍隊職能隻是保衛國家，而不是對內去鎮壓老百姓。這個職能應該是很明確的，我們自己心裏很清楚。所以我們沒有對這個學生運動進行報導。

我可以說當時幾乎所有的記者心裏是非常明白的，而且對這個學生的運動也不是很反感的，有多麽讚成也未必。從我自己本身來講我並不是很讚成學生一個一個運動，後來發展成絕食，長達幾個月。我希望他們能夠適可而止。因為我目睹了1986年的學生運動迫使胡耀邦這樣的一個改革派領導人下台。我覺得在國家轉型時期，這種抗議應該有節製，跟政府能達成一些妥協。因為很多問題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可以逐步的解決。但無論如何我沒有想到會發生解放軍用非常殘忍的手段，出動坦克機、對手無寸鐵的年輕學生和北京市民開槍。

在這個期間有預兆的，我路過天安門廣場，正好趕上38軍的幾輛滿載士兵的軍車，被學生團團的圍住，這些學生很理性的在跟這些車上的軍人在講，我們是和平請願，戒嚴是沒有必要的，你們不要對我們采取行動。就是講道理，而且呼喊都是很和平的口號，類似“軍民一家試看天下誰能敵”的口號。

所以我回到報社跟領導提議寫一篇內參，建議中央軍委考慮要求參加任務的解放軍全部換成武警的衣服，因為武警是執行對內任務的，解放軍對內沒有職責，如果他們來做這件事情，矛盾會繼續激化。我也是從拉薩戒嚴看出來這個問題，拉薩戒嚴當時是動用的武警，然後是西藏軍區解決這個問題，他們開槍，和老百姓之間發生了非常大的衝突。但是沒有人聽我的建議。

我心裏很不忿，就去找了（時任國防部長）張愛萍的兒子張勝，他在總參軍訓部戰役局任局長，我跟他講你能不能跟你父親講一下，讓軍隊不要參與。幾天後，他給我打個電話，說我父親還有七位上將聯合給中央軍委寫了一封信，說幾位老軍人建議人民解放軍不要進城，更不要對老百姓開槍，因為人民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就這麽幾句話，講明了軍隊的性質、軍隊需要做的方法、應該采取的態度。這封信讓鄧小平還有當時的領導非常害怕。當時，我用筆記下來了。

我把這封信的內容打電話讀給我特別熟悉的一位《人民日報》副總編，他是《人民日報》的七個編委之一，版麵由他們七人決定。他說這個太及時了，我們馬上留版麵，爭取在第一版上見報，一定會產生非常大的反響。（後來並未見報）

因為大家在戒嚴令下來後，從各個方麵都在努力，看怎樣化解矛盾，不要對廣場學生產生傷害，特別是回到學校以後，不要追究他們的責任，想平息這個事情。所以7上將當時就想化解這個矛盾，因為戒嚴本身已是第二次激化矛盾，第一次是四二六社論。

這個社論出來以後，整個黨政軍機關全部上街了，就到了這種程度。你沒有平息下去，又來了更狠的，就是我要戒嚴，調動的軍隊非常多。我們軍報知道，15個集團軍要來包圍北京。這麽點學生，調這麽多軍隊來幹嘛？20萬軍隊用得著嗎？那些年輕的學生真的是手無寸鐵，你為什麽要這樣子？

七上將的那封信我在2019年時才說出來，在這之前沒有人知道，也沒人知道張愛萍在這之前已單獨上書但未果。

記者：你在6月3號目睹了軍人向學生、老百姓開槍的過程，請講述一下當時的情景。

江林：6月3號上午我在回家的路上，當時北京戒嚴沒有公交，我就腿走，那時候是中午了，因為是星期六，走到天安門廣場時我感覺廣場人比平時少了很多，大部分都是外地來的學生，但是廣場仍然很活躍，很多人在散發傳單，油印的傳單紅紅綠綠的，滿地都是。我就撿了幾張。

走的太累了，就走到張勝的總參宿舍，他們剛剛吃完晚飯，我就簡單跟他們講了情況，把傳單給他看。我在他們家吃晚飯時，他去接了個電話，出來就跟我說：壞了，開槍了。他的部下在五棵鬆目睹了開槍。他說看來這個事態激化了。我說我要去天安門廣場，我是記者，我一定要去。他說我跟你一起去。他的兒子準備考大學，說他也要去，他太太一聽，說那我也去。

我們四個人就一人一輛自行車出發了。走到西單路口時就過不去了，北京市民把路都擋住了，就跟人牆一樣，密密麻麻的人群，對麵就是公安的那撥人，他們衝這邊密集的人群投擲催淚彈，我們也是第一次遇到，爆炸的時候真的眼睛看不見了，全部都是淚水，人群就散開了，這些警察就往前走，老百姓把眼淚擦幹後又重新聚集，然後又把警察往那邊推，就這樣不斷的拉鋸。

我們就看這個根本過不去啊，也沒有看到軍隊，聽到開槍這個消息還是不相信，一定要見證一下是不是真的。後來我們就想走長安街的北邊的一條平行的路，走到木樨地那個橋的時候，發現橋上火光衝天，有很多輛滿載士兵的軍車，橋的一側全部都是老百姓，中間帶是好幾輛燃燒的公共汽車，是市民設置的路障，不讓軍車向天安門開進。

我們就看到在立交橋上的軍車上的士兵向立交橋下麵的市民開槍，我們看到受傷的市民被用平板車、自行車拉著往醫院跑。

然後我就想接近這個軍車，看看到底是哪個部隊（開槍），當時我們（指她和張勝一家人）都穿著便衣，就趴在地上匍匐前進，試圖接近這個軍車，但是接近不了，因為燃燒的公共汽車烤的臉特別疼。後來看到這個軍車開始動了，這些老百姓喊“打倒法西斯”，這邊就一通機槍掃射，這邊一喊，那邊一通機槍掃射。軍車開進的非常慢，憑我們軍人的經驗，立交橋通向天安門的通路已經打通了。最後傷亡到什麽程度真的是不敢想像了。

我就想到中午看到的天安門學生會怎麽樣，所以我們原道返回，走西華門直奔天安門，一路看到更多被打傷的老百姓，這些人一路就喊“打倒法西斯！明天要罷工罷課，絕不去上班去給他們賣命！”在西華門已經能聽到天安門那邊的槍聲了。我就開始流眼淚特別傷心，我們家都是軍人，從小的教育都告訴我們是人民的子弟兵，今天居然調轉槍口向老百姓開槍，真接受不了這個現實啊，所以我一路走就一路哭。

從西華門進來的時候，天安門的槍聲是最密集的，密集到可以用鞭炮來形容，此起彼伏！從天安門那個門洞看，就是一片火光，能夠看到那些士兵的鋼盔剪影，後來袁木說天安門沒死一個人，簡直胡說八道！

1989年6月4日淩晨，士兵在天安門廣場準備清場（合成圖：原圖來自六四檔案圖）

1989年六四事件，圖為平民傷亡。（六四檔案圖）

有人不讓我們前行，我說我們從東華門出去，話剛一落，我就被武警的電棍打倒，電警棍一萬伏高壓加上力度，把我打飛了，放在我胸前口袋裏的記者證也飛出去了。如果我們四個人有任何一個人說明自己的身份，都不會挨打，因為我們軍隊的身份太顯赫了。但我們都沒有說自己的身份，在那一刻，我覺得我們想的是一樣的，覺得那天就是一個軍人的恥辱。我想你打我吧，你打死我我都不說我是軍人，那天我就不是軍人，我就是一個普通的市民，我要忍受這個痛苦，我也不要這個名分。

那天我們四個人被電棍打傷了非常嚴重，我的整個後背被打的皮開肉綻，當時張勝去救我，幫我擋了好多。第二天在我們家他整個身上全部都是繃帶。張勝感覺他的肋骨被打斷，張勝太太的額頭被打出一個洞（後來一直流膿），他的兒子被打斷了一個小拇指。

我被外國記者送到協和醫院後，才發現事情嚴重到什麽程度，地下到處是血，大批受傷的人，太慘了。

我後來對那天的所見所聞做了一個非常長的記錄，記錄上寫著，就像看到你的媽媽被人強奸一樣，你是什麽感覺，你根本不能接受，就是那種感覺。

第二天，張勝來看我，他說這個事情已經發生了，就證明這個事態嚴重到什麽程度。他跟我講了一句話，他說：‘江林你記住，我們永遠都不是英雄，哪怕有一天就是被平反了，我們也不是，我們就是一個目擊者，就是一個過路的人。’

張勝的兒子後來走散被逮起來，小手指被打斷了，就是那電警棍打的，他被關在天安門的臨時拘留所。

當時武警一邊打一邊把我們趕著往天安門走，最後一棍打到我頭，就覺得那血嘩的一下出來了，我就喊我死了就暈過去了，我再有知覺的時候，就覺得有人把我往外拖，我當時穿著一個新的涼鞋，一條新的裙子，裙子有一溜黑的珠子，在拖的過程當中都沒有了，後來把我放下了，他問我可以走嗎？我一看是張勝，他把我從午門拖出來。我說走不動，他說那我背你，我趴在他身上，頭上的血順著他的脖子流在他的T恤衫上，他就背著我也特別緩慢，到東華門的那個門口把我放下來了，他說要休息一會背不動了。他喘氣說覺得肋骨斷了，感覺呼吸都很疼，骨頭紮在肺裏麵的那種感覺，後來他說也是被電警棍給打的。

正好這個時候，旁邊來了一個騎自行車的學生，張勝就跟他說把我給拉走，我說你也受傷了，我們兩個一起走。他說我不能走我老婆和孩子還在裏麵。我一聽我心裏麵特別難受，我提出來要來采訪，然後把他們一家人都給連累了。他就跟那個小夥子說一定要讓他把我帶走，那小夥子讓我坐他那車後座，我就坐不住，我一坐我就往下倒，因為頭部傷，後來他就讓我那個趴在他身上，然後他推著自行車跑。正好碰見一輛外國記者的車，就把這個車攔住，車上的女記者拉開車門，讓我上車。

女記者把我送到協和醫院，當時一個大公共汽車就攔在進醫院的通路，車上司機下來一邊哭一邊喊，快來救人！我車上全部都是傷員，死的死、傷的傷。協和醫院急診室跑出來好多人去救那些人。女記者和自行車那個學生兩個一邊一個架著我往裏麵走，當時我滿臉滿身都是血，我後來把那個血衣捐獻給紐約的六四紀念館，反複洗都洗不掉血跡。送進去後，醫生說我沒有那麽多時間給你清創（指消毒），隻能直接給你縫，你回家後一定要打一周的抗生素。縫到最後她說沒有麻藥了，你能不能忍住，我說我可以忍住你縫吧，我拉著她的白大褂，就覺得最後那針特別痛。醫生說你看那麽多人都比你的傷重，他們都是槍傷，你這個是棍棒傷。讓我到護士那打一針破傷風針。然後把我送到體療室，協和醫院體療室非常大，有好多體操的墊子，隻有一個很小的床。墊子一個挨一個，傷者一個一個輸液瓶掛著，你挨著我，我挨著你，放在一起躺在墊子上。我屬於被優待的（因我說自己是《人民日報》記者），所以把我擱在唯一的床上。

讓我特別震驚的是，這些中槍傷的傷員沒有一個人叫疼，諾大的體療室鴉雀無聲，這個是非常罕見的。

1989年六四事件，圖為平民傷亡。（六四檔案圖）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