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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們尊敬的蔣醫生逝世一周年祭日。
2003年的春天,非典疫情已經在北京蔓延。4月2日,衛生部長張文康在央視宣稱,北京隻有12個薩斯患者,死亡3人。蔣醫生了解到,僅在309醫院,就有患者60例,死亡人數達到五六例!301醫院肝膽外科一位準備進行手術的病人,也發現患有薩斯,傳染了兩名醫生和三名護士。301醫院其他病房,也有類似情況出現。4月4日,他給央視和鳳凰衛視寫信,說明自己了解的事實。他說,“今天我到病房去,所有的醫生看了有關新聞都非常生氣。所以我給各位發此信,希望你們也能努力為人類的生命和健康負責,用新聞工作者的正直呼聲,參加到和薩斯鬥爭的行列中來。”沒有回音。4月8日,蔣醫生接受美國《時代》周刊采訪,確認自己寫了這封信。他說,自己之所以站出來說話,是因為不說實話,要死更多的人。一石擊水,舉世震驚!世界衛生組織介入,高層才痛下決心,緊急換將,公布疫情真相,動員全民,抗擊非典,扭轉了被動局麵。中華民族在這次公共衛生危機中,轉危為安。蔣醫生的壯舉,被譽為“一位醫生的一句真話拯救了一個國家”。繼而榮獲有亞洲諾貝爾獎之稱的麥格賽賽獎。
不久,我們便認識了蔣醫生。通過交流,我們知道他的壯舉,並非偶然。
他的祖父蔣抑卮是銀行家,魯迅的好友。母親魏鵬九,參加過“一二.九運動”。他1949年考入燕京大學醫預係,預科結束,轉入協和醫學院。1957年畢業,趕上301醫院創建,他成為這所醫院最早的醫生之一。他在1960年2月榮立三等功,1962年元月又獲得先進工作者稱號。
1965年,成昆鐵路上馬,蔣醫生參加了301成昆鐵路醫療隊,普通外科、骨科、肺、膀胱、甚至開顱手術都做。有一天送來一位戰士,頭顱骨被砸破,伴顱內出血,必須立即開顱。衛生隊有開顱及麻醉插管的設備,但沒有麻醉醫生。醫療隊的麻醉醫生在37團,距此地30分鍾汽車路程。20分鍾後,病人一側瞳孔漸漸擴大,蔣醫生決定自己給病人插管,切開頭皮,用鑽開顱。幸好,麻醉醫生也趕到了,很快將200毫升的顱內血腫清除,病人瞳孔逐漸恢複正常,保住了生命。
文革前,他除了醫治普通病人,也跟隨陸維善教授治療高幹病人,接觸了一些社會上不了解的情況。有一位高幹病房的女護理員告訴她,在總後招待所工作時,被邱會作性侵。邱會作和301靳院長來往密切。靳院長給邱會作提供性藥。有一次,邱會作到外科樓做檢查,看到一個年輕的女病人,是鐵道兵文工團團員。邱對她說,晚上你在後院花園等我。女病人不認識他,不知道怎麽應對,就告訴了護士長。蔣醫生當時是普通外科黨支部書記,護士長告訴他這件事。他立即向保衛處報告。保衛處長經領導同意,派人埋伏在附近。結果,來了一輛轎車,下來的是邱會作。院裏認識他的人都傻了眼,隻好撤離。保衛處長向醫院政委報告,醫院政委又向總後政委李聚奎報告。第二天李聚奎在黨委會上批評了邱會作。
文革一開始,蔣醫生在301醫院寫了第一張大字報,貼在外科食堂牆上,批評靳院長的不正之風。很快,那麵牆就貼滿了醫生護士們寫的大字報,揭露發生在高幹病房的事。後來,蔣醫生參加的群眾組織的對立麵“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得到林彪支持。他們占了上風,於1967年11月22日抓捕了蔣醫生等11人,關在一座樓的四層上。窗戶都用木條封了,外麵糊上報紙。有人認錯,被釋放,蔣醫生拒絕低頭,被扣上“資產階級孝子賢孫、漏網右派、現行反革命、壞頭頭”四頂帽子。白天勞動,到食堂卸車,背米背麵,到鍋爐房鏟煤燒鍋爐,到豬圈起糞,種樹,在哪兒勞動都有人看押。批判會上,他被打得頭破血流。他兩次逃跑,一次把床單撕成條,把木條窗摳開,正要跳窗,發現下麵有人看管,沒有跑成。一次趁看管者不注意,跑到樓梯盡頭的廚房,從窗戶跳下去,跑了出來。他乘104路無軌電車到了母親家,又通知姐姐和哥哥到中山公園見麵。哥哥如約而來,勸他回去,相信組織。姐姐遲遲沒有來,原來她接到信,告訴了單位領導。於是,蔣醫生在中山公園被抓了回去,遭到殘酷報複。他被毒打,血肉粘在襯衣上,脫不了衣服。兩個星期以後,結了痂,才脫下來。他又被關押兩年。扣發工資,不許和家人見麵。1969年11月,由兩個戰士押送到青海貴南軍馬場勞改。軍馬場在海拔3800米的大山裏,交通不便,信息閉塞。他被罰到農四隊,從事重體力勞動,扛著成袋的高粱登板入庫。
不久,有個藏族老年婦女,做了闌尾手術,在場部醫院住院,春節期間傷口化膿,非常痛苦。有人說農四場有個外科大夫,請他來看看。蔣醫生趕來,幫助她消炎上藥,控製了病情。沒過幾天,馬場職工醫院院長得了闌尾炎,蔣醫生為他做手術,順利恢複。301醫院胸外科朱中林醫生,被誣蔑為蘇修特務,在廠部加工廠勞改。廠部合作社經理得了膽囊炎,蔣醫生和朱醫生合作手術,他也恢複很好。接著,一個產婦出現了前胎盤剝落,很危險,也被蔣醫生搶過來。這樣,蔣醫生就從農四場調到場部醫院,並為醫院建立了較完善的外科手術室,受到大家尊重。妻子來探望時,得到當地熱情接待。
1971年9月的一天,同事告訴蔣醫生913事件的消息,他知道快要解放了。等不及上麵安排,他就輾轉搭車,長途跋涉,回到北京。他在301醫院得到平反,恢複原職,不但補發了工資,還被譽為反抗林彪集團的英雄。
從1985年到1995年,蔣醫生出任301醫院普通外科主任,成為醫治原發性腹膜後腫瘤的學科帶頭人,達到國際同類病例手術成功率的先進水平,得到國外醫學界好評。1990年,他為一個骨瘦如柴的山西農民切除了重達28.5公斤的脂肪瘤;又為一個腹部已經有一條疤痕的河北姑娘切除了15公斤的腫瘤。1985年到1990年,他做了80例腹膜後腫瘤切除手術,其中一半是其他醫院拒收或手術不成功的病人。2006年,他和羅成華主編的《原發性腹膜後腫瘤外科學——理論與實踐》出版,內有880例腹膜後腫瘤案例,填補了醫學界的空白。他一直把燕京大學校訓銘記於心:“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他說:“要做好醫生,先要做一個好人。怎麽做?做人要知足;做事要不知足;做學問要知不足。”他從80年代開始指導碩士研究生,先後有9位畢業。90年代獲得了博士授予權,帶出5位博士生。
周圍朋友們遇到疑難病症,向他求助,他幾乎有求必應。得到他幫助的人,不計其數。僅我們認識的,就有吳祖光、新鳳霞、曹思源、高放、朱厚澤、周有光、周小平、何方、邵燕祥、雷頤、沙葉新等。多年前崔衛平查出早期肺癌,蔣醫生安排她及時手術。術後,多數醫生主張化療。隻有蔣醫生說,經我手術的患者,化療的都不在了,隻有沒化療的活著。蔣醫生的話,讓崔衛平下決心拒絕化療,愈後一直良好!
2016年到2017年,蔣醫生兩次給我們打來電話,說和幾個老人商議,要啟動燕京大學口述史,約我們參與采訪。他說有一個百歲老醫生,是燕京校友,應當先搶救采訪。他還提出讓我們采訪燕京校友江平、高鍇等人。我們告訴他,江平的口述史已經出版。高鍇的口述史我們已經做過。要緊的是,請他抓緊時間講述自己的往事。這樣,他才抽出時間,向我們講完了他的一生。
蔣醫生不但醫術精湛,而且為追尋曆史正義百折不撓。在我們心中,他將永遠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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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沈香小妹。
蔣老先生永遠活在有良知的人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