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蓮
人生在世，以誠相待足矣。 我對人生充滿希望，但隨遇而安
檔案裏有一張“我是特務”的白條
戰鬥劇社重新集合演出。剛放出來的我很高興，寫了一個配合搶救運動的戲《失足恨》。戲中有個上海青年“李先生”，被特務派到延安。晉綏鋤奸部長姓李，他看完演出後，問我“為什麽特務和我一個姓？”我嚇得好幾天沒睡好覺，罵自己“你這人真是，剛摘掉‘特務帽子’就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怎麽能讓特務姓鋤奸部長的姓？”戲中特務不能姓李，姓水吧，“水先生”。文化大革命後我看到“百家姓”，還真有水姓，幸虧沒有姓水的當大官，要不我真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1948年春，部隊開展“三查三整”（查階級、思想、作風和整頓組織、思想、作風）。我們戰鬥劇社也不例外，業務骨幹基本上都受到了影響，我最“出類拔萃”。查出我不是無產階級，家庭成分是破落地主，被劃為混進革命隊伍裏的階級異己分子，開除了我的黨籍。我隻知道查到我家五代以上曾給皇上教過書；還查到我在上海混了幾年有洋奴思想，練習寫作時還寫了一些“小資”情調的“風花雪月”，以及我曆史上犯過幾次錯誤。但這些並不足以開除黨籍，為什麽要開除我的黨籍，我不知道。
我入黨已經八年了，而且我真不是階級異己分子，我對黨忠心耿耿，我又痛苦又不甘心。那時我們住在興城附近的深山溝裏，我每個月還照交黨費，黨小組長也照收不誤。我仍然照常努力工作，大家也並沒有對我另眼看待，甚至有人對我表示同情。不久，戰鬥劇社劃歸第一野戰軍，我們離開了晉綏軍區，渡過黃河奔赴西北巡回演出。返回野戰軍政治部駐地的第二天下午，為司政機關和警衛部隊演出。我作為演出主任，從側幕查看觀眾的反映，突然我看見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他是我的老上級，演出一結束，我就去找他。我十分委屈地說：“我被開除出黨了。”甘主任拍拍我的肩膀，說“錯了，錯了，沒事，沒事，你放心。”過了幾天，我的黨小組長劉蓮池對我說：“我代表黨支部通知你，恢複你的黨籍，從今天起過組織生活。”
文化大革命快結束時，我的問題已經有了結論。八一廠搞專案的一個同誌過去與我一塊工作過，他對我說：“根據長期考驗，你沒有政治問題，你檔案裏的這個條子還給你。”我一看，媽呀！一張白條，上麵寫著在延安整風時，嚴寄洲曾交代是特務，後做結論糾正，但他這段曆史沒有證明。就是這樣能置我政治上死地的一張紙條，也不知道是誰寫的，一直裝在我的檔案裏，幾十年“忠實”地跟著我。當時延安整風已經給我做了“不是特務”的結論，檔案裏卻一個字也沒有。我這才明白，原來我的好多倒黴事都與這個“白條”有關。難怪次次運動逃不掉，老有個陰影像老鷹一樣在我頭上轉，老鷹不抓到我這隻小雞，不算完。
老婆孩子也受到了我的牽連
我的家被趕到醬油坊改成的“牛棚”裏，地上還留著鍋爐印子。兒子這時也從雲南插隊的地方回來了，一家四口總算團圓。
看到我被放回來，全家都很高興。“牛棚”太小，東西放不下，
書架放在桌子上。我撿碎磚頭，在門口壘了個小廚房，終於可以
自由自在地做點好吃的了。
1951年嚴寄洲回常熟與家人合影。左前起：父親嚴翊程，母親嚴歸氏，外甥沈振亞，後右起：嚴寄洲、妹妹嚴寄群，妹夫沈凡
獲得自由的那天晚上，我一夜沒睡，和老伴王榮華講了一夜的話。老伴有兩件事讓我很感動。一是李德生為我們“黑幫”說了話。李德生到八一廠，說嚴寄洲是嚴寄洲的問題，與他家屬無關，家屬和子女不能動，所有“黑幫”的家屬都不要動。李德生時任黨的副主席，又是總政治部主任，八一廠的頂頭上司，八一廠不敢不聽。其實我根本不認識李德生，非親非故，他完全出於公心，把我和許多“黑幫”的家屬保了下來。因為李德生的態度明確，後來我們這些“黑幫”也沒有怎麽挨打。再一件事情是我的母親去世，老伴沒有告訴我，我放出來以後老伴還是沒有說。過了半個月，看我情緒平穩一些，老伴才說，你媽就等你回來，她死不瞑目。我當時眼淚就流下來了。父親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去世了，母親住在上海我妹妹家。妹妹和妹夫老罵我不來信，老伴也不解釋，每個月照寄幾十元錢。
在我被關押的時候，組織上找我老伴王榮華談話，要她劃清界限，離婚。也怪，“黑幫”家屬沒有一個提出離婚。這麽多年了，是不是反革命，誰心裏不明鏡一樣？我挨鬥回家，老伴對我照樣很好，孩子們對我也很好，衣服破了給我補，給我倒好洗臉水，做好飯，總有綿延不斷的溫暖。如果連老婆孩子都成了對立麵，我作為“黑幫”還有什麽活頭？
我成了“黑幫”，家裏一團糟，老伴成了“黑”老婆。兒子、女兒也都跟著受苦了。我被“專政”後工資停發，就靠老伴幾十元錢，窮到買點掛麵泡醬油吃。過年廠裏會餐，我把所有的菜倒在一起，再買一顆大白菜，燉一大鍋，一家人吃得熱熱鬧鬧。中秋節，老伴在幹校，我的經濟力量隻能買六塊月餅，我和兒子嚴可、女兒嚴小秋一人兩塊。孩子們很饞，還沒到中秋節就吃完了，眼巴巴望著我的月餅，我又分給他們一塊。現在想想，這種感情，是有錢人家體會不到的。
我最痛苦的一次是老伴王榮華上幹校後，那時我還在監督勞
嚴寄洲老伴王榮華（右）和女兒嚴小秋
動中，剛滿15歲的兒子嚴可馬上要去雲南。女兒說哥哥要走，哥哥願意走，“黑崽子”在北京更沒有出路。我沒有自由，也沒有錢，我那時一個月才20元生活費，為給兒子買點東西，借了100元。到百貨大樓給兒子買個箱子，買個手電筒，都是挑最便宜的。再買半斤肉末，炒成鹹菜，兒子要坐四天火車，到昆明還要坐四天汽車，才能到邊疆，讓他路上吃。
我請了一天假，送兒子走。永定門火車站人很多，一大幫孩子哭天喊地。也沒說什麽話，妹妹拉著哥哥的手，久久不想放。兒子哭著上了車，車開動了，窗口全是人，兒子擠不上去，揮著一隻帽子。帽子我認識，我隻看見帽子，看不見兒子。我從來沒有這樣過，送走了兒子，身體仿佛已經不是自己的了，我一屁股癱坐在地上，一動也不能動。腦子裏更是一片空白，真正是妻離子散啊。坐在地上好久好久，我才拖著疲憊的兩條腿坐公共汽車回家。
兒子走後幾天，就要過1969年國慶節了，可非讓我到幹校去。老伴已經去了幹校，兒子也走了，我再走，家裏隻有一個才13歲的女兒。女兒小秋拽著我說：“你走了，我怎麽辦？”我能怎麽辦？我沒有人身自由，不走是不行的。旁邊住著一位作曲家，我隻有請他照顧一下。第二天廠裏通知我，你老婆回來。有老伴和女兒在一起，這下我放心了。幹校有人帶回老伴一個條，她把行李放在幹校，不拿回來，我就不用帶行李去了。我從北京走，老伴從山西回，我們沒見麵，火車擦肩而過。
女兒嚴小秋繼承了她媽媽的高個子，被工程兵女籃選中，參了軍。節假日回家，到八一廠門口脫下軍裝，不敢穿。“反革命導演”的女兒還參軍？怕人告狀。
四年後，兒子嚴可從雲南回來探親，坐了八天八夜的車，兩條腿全腫了。兒子嚴可插隊，真可憐，苦得不得了，叫他們“黑孩子”，逼著他們互相用鞭子抽。他死也不願意再回雲南，怎麽辦？那時我還在幹校。他要坐火車到幹校，跟我一起勞動。那怎麽行？我還被“專政”著。電影《戰火中的青春》女扮男裝的女演員王蘇婭是我當年招的兵，在雲南省話劇團工作，我托她給兒子辦了“病退”。
兒子嚴可在家成天和一幫人喝啤酒，我們怕他學壞，想讓他學點什麽。那時我已經補發了工資，給他買了照相機和洗印的一套設備。兒子從此迷上了攝影，成了一個很好的攝影師，以後到曆史博物館攝影科專搞攝影。1976年3月底至4月初，北京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形成大規模的悼念周恩來總理的活動，數十萬群眾自發匯集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敬獻花圈和挽聯，兒子天天跑到天安門廣場拍資料。後來天安門事件被錯誤定為“反革命暴亂”，我叫他把照片全部燒掉，兒子說全燒了。以後“四人幫”倒台，兒子把天安門事件中拍的照片拿出來，有幾百張，其中好幾張得了獎。兒子說，那時不答應不行，怕我擔心。他把底片放在博物館的底片庫裏，查三天三夜也查不出來。就是查出來，也不知道是誰放的。
兒子性格內向，不像我愛說話，他心裏有創傷。後來他到了澳大利亞，再後來得了癌症，回到北京。直到最後，幾次動大手術，兒子從來不多說難受，我總以為還能好。那天半夜不行了，找幾個戰士來幫忙抬下去，他們都不讓我去，我一直以為沒什麽問題。他們騙我，說還在為兒子輪流值班，其實兒子已經死了多少天了。直到要火化才告訴我。遺體告別沒讓我去，那是我第二次腦子空白。兒子嚴可的死對我老伴王榮華刺激最大，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被打成“黑幫”，如果兒子不去雲南插那四年隊，也許不會這樣，我恨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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