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雲：嚴寄洲講述八一廠文化大革命（八）

公共廁所成了傳遞“秘密”的場所

別看在“監獄”裏，我們天天忙極了，小紙條暢通無阻地傳遞著。要不是後來被看守發現，成了我們的罪證，這些小紙條也不一定能保存下來。小紙條什麽紙都有，有的是煙盒印花，有的是報紙白邊，管它什麽樣的紙，卷成卷，都用來傳遞“情報”。為了多寫一些字，鋼筆尖反著用，這樣筆劃細。小紙條一個兩指寬，密密麻麻好幾百個字，字特別小，跟剛生出來的小螞蟻似的。內容有罵街，有串供，還有鼓勵，什麽都有，這也是鬥爭中的一種自我安慰和互相安慰吧。

　　那時我們每天要通兩三次信，按照這個統一的口徑，大家交代的基本一致。太一致也不對頭，審訊者也不傻，怎麽交代都一模一樣？口徑這麽一致？是不是他們通過氣？看守提著工具突然闖到牢房搜查，也到廁所搜查，因為隻有廁所是公共場所。所有的地方都搜查過了，“犯人”們怎麽聯係的，還是搞不懂，猜不出。有一個看守到張加毅的牢房裏到處看，盯了電插座一眼，什麽也沒說，走了。張加毅特別敏感，馬上通知我們，注意擰好螺絲，用布把手指印擦掉，抹上灰。果然下午看守來拆電插座，好在沒有任何發現。不是我們暴露了，而是看守神經過敏。

   電插座聯絡秘密是秘密，隻是太費事，還老怕暴露。張加毅說，馮毅夫“官僚”了一輩子，太胖，他的電插座在床底下，每次取完條都累得夠嗆，堅決不幹了。反正我們一天到晚沒有事，大家又瞎琢磨，還有沒有更好更方便的傳遞“情報”的辦法？

　　過一陣，樓裏廁所修好，可以用了。廁所自然成了交換“情報”的地方，我發現蔣先德在廁所放臉盆的鐵架下夾了個紙條。我就給蔣先德寫條，不能用這個辦法。一兩次行，時間長可能掉下來，叫造反派發現就糟了。後來幹脆把紙條扔進廁所紙簍裏，外麵抹上大便，這樣不容易被發現。可是大便又臭又不衛生，別看我們是“犯人”，人的尊嚴還是有的。張加毅很“鬼”，他把煙絲和水混合成黃水，用漿糊拌上，黏糊糊抹在紙上，與大便一樣，又衛生，又安全。“犯人”們鬥爭起來也很有意思。

可是別以為隻有我們聰明，看守中的聰明人也有的是。也虧他們想得出來，翻出擦屁股紙，一張一張看，而此時我們又“發明”了更好的辦法。廁所蹲坑前麵有個帽子樣的罩子，把紙條貼在裏麵，鬼都不知道。寫好紙條，折成小塊，夾個大米粒，上廁所時貼在“蹲坑帽”的內麵。收到條後就敲牆，“噠噠噠”，表示收到，或者“滋拉”拽一下鐵壺，這就大大方便了。因為好幾個人，條子經常拿錯，還得再貼回去，這就增加了被發現的概率。

張加毅繼續“發明”，每個人都排好位置，上下左右和中間，馮毅夫在中間，下邊是我。給誰的條就貼在誰的位置上，這樣就不會互相拿錯了。排位置沒排蔣先德，他好奇，有一天把“蹲坑帽”上的紙條全抓走了。追半天，他又貼回來，因為他不知道位置，貼得亂七八糟，把給張三的貼到李四的位置上，給李四的貼到王五的位置上，全亂了套。

 

蔣先德越獄失敗，獄中“通信”暴露

張加毅的攝影師蔣先德寫條子說他要“飛”，意思是他要“越獄”。蔣先德外號“蔣大膽”，為了空中拍攝取得更好的視角，他讓人把自己綁到艦艇的旗杆上，還曾讓飛行員把他綁到飛機門外。張加毅把蔣先德要越獄的事當好消息告訴馮毅夫，馮毅夫認為不可以，走到哪裏都沒用，現在天下都這樣。張加毅則同意蔣先德越獄，以便出去好宣傳我們在獄中的遭遇。

我看了紙條後全燒掉了，灰弄碎，裝成煙灰放在煙灰缸裏。而張加毅把紙條全留著，舍不得燒。他認為這是證據，也是個不可多得的紀念物。張加毅把這些紙條裝進塑料袋，放到罐裏，埋在地下。他給了蔣先德幾十張紙條，蔣先德把皮衣領子弄個口，將紙條塞進去，藏好。

   蔣先德選定從八一廠西門附近“越獄”，牆外是磚砌的垃圾箱。借垃圾箱爬下牆，不遠處是小橋。蔣先德跳牆後沿著小河跑，跑了半天，過不了河，隻得返回來，從小橋走。當時天正下著小雨，他還是粗中有細，怕留下腳印，倒著走了200多步。造反派出來搜查，發現腳印不是出去的，是進來的，就沒再往外搜，讓他成功逃掉了。

看守發現“犯人”跑了，通過公安部門，發出全國通緝令。蔣先德到一起打獵的獵友那裏躲了一個多月，以為風聲已過，找人把揭露八一廠非法關押的大字報貼到王府井大街。這樣就暴露了，蔣先德被抓了回來。我從窗口看見蔣先德被粗鐵絲套住脖子，拴在汽車前座上，他隻能撅著屁股跪在那裏。看守把蔣先德關在錄音棚裏，打了他整整三天，打得他幾次昏死過去。蔣先德滿臉青紫，人已經變了模樣，幾乎是被拖回來的。他躺在地上，咬牙吃掉看守扔給他的小窩頭，才活了下來。

好長時間我們都不知道蔣先德被關在什麽地方，後來張加毅上廁所，下樓梯時無意看了一眼放掃把雜物的一米多高的小樓梯間，門上木條貼著報紙，他發現報紙在輕輕擺動，掀開一看，蔣先德躺在地上。他被打得尿血，氣息奄奄了。

    張加毅以為蔣先德跑掉了，很高興，在牢房裏高聲唱語錄歌，“我們的同誌在困難的時候……。”看守說：“你高興什麽？”“沒高興什麽？”“你們有什麽串連？這是誰的字？”壞啦，蔣先德往衣領裏藏紙條時，毛毛躁躁丟了一張在草地上，被看守撿到了。馬上追查，張加毅承認是他寫的。看守問：“你放在哪兒？”“我扔廁所。”“給誰看？”“誰都可以看。”看守知道不可能隻有這一張紙條，把張加毅的褥子、被子全撕開，沒有找到紙條。張加毅以為逃過一劫，正暗自慶幸。沒想到看守找不到紙條，特別生氣，要打張加毅。牢房裏再沒有別的東西，看守順手抄起掃帚狠狠一掄，好家夥，“天女散花”，所有的紙條全飛了出來。原來張加毅把紙條塞在掃帚把裏，因為牢房裏隻有一張床，又經常要轉換地方，隻有掃帚簸箕能跟著走。

用於串連的小紙條，就這樣被“打”了出來。看守把小紙條上的字一一放大，抄在紙上，作為“反革命”串連條，保存進檔案，還在八一廠展覽過。文化大革命後這些作為“反革命”罪證的小紙條退給了張加毅，他舍不得燒掉，裝在一個牛皮紙袋裏，當成了傳家寶。

 

“黑幫”被押送山西總政五七幹校

從1967年9月20日我被關進“黑樓”，到1969年4月15日放出來，關了一年零七個月。4月16日，我被放出來第二天，又接著進學習班，學習班成員都是“黑幫”，繼續交代問題。10月24日，學習班結束。10月25日，八一廠革委會以戰備疏散為名，把我們44名“黑幫”押到山西高顯總政五七幹校“勞改”。還是一樣的硬座，還是路上有槍盯著。想跑，毫不客氣會被打死，完全是“犯人”待遇。

那時領袖號召，五七幹校成風，中央各部委都辦有五七幹校。總政幹校名為總政五七勞動學校，接收了一個勞改農場。總政幹校分幾個連，大都是定期輪換的總政機關和直屬單位的幹部。我們這些“黑幫”不算“五七戰士”，是另類，單獨一個隊，勞動中有戰士持槍監視。八一廠要把我們“升級”成勞改隊，幹校政委賈純清沒有同意，他說勞改隊放在幹校不合適。幹校是機關幹部輪流勞動鍛煉的地方，弄個勞改隊沒辦法管理，這才算了。

我們這些“黑幫”仍由八一廠監管，分住在六眼石窯裏。除名畫家、名作家、名導，還有好幾位將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中將也在其中，他那時已經60多歲了。幹校主要是種水稻，活很重。幹校領導都是徐立清的下級，對他很照顧，讓他象征性勞動，到蘋果園看果樹，以後又讓他到葡萄園剪枝。他夫人老黨和他住一間窯洞，幹校粗糧多，在校長張景華和政委賈純清關照下，經常給他換點細糧，還偷偷把紅頭中央文件拿給他看。我們經常到徐主任那裏“串門”，每天幫他打兩桶水，也多少知道一點內部情況。他夫人老黨說：“我們老徐愛吃嫩黃瓜，愛吃心裏美蘿卜，愛吃西紅柿。”反正菜地裏有的是，我們就摘好多送去。徐立清看我們用水曲柳做煙鬥，還做了塗漆的理發盒子，他也要做。1973年底徐立清恢複工作，出任濟南軍區政治委員。他到八一廠看見我，仍不忘幹校的情意，很親熱地叫我“老戰友”。

   山西煤多，勘探隊在總政幹校的範圍內探測到煤田，簽下協議，如果打出煤，幹校搬家，如果沒有打出煤，幫助幹校打一眼井。由於煤層太薄，沒有開采價值，勘探隊打出一口溫泉給了幹校。剛開始還不敢用，怕是毒水，拿到北京化驗，是礦泉水。幹校建了一個簡單的淋浴室，因為水頭很旺，沒有開關，溫泉一天到晚流。我們每天下工都可以洗一個熱水澡，舒服極了。洗完澡再接一壺礦泉水喝。到了晚上，沒有什麽文藝活動，偶爾放場電影，盡是《紅燈記》、《沙家浜》之類，不知看過多少遍了。但有電影看總比沒電影看要好，我雖然已經死了再當導演的心，但看電影仍是我的愛好。

   如果光勞動也還行，平平安安。雖然幹校不管運動，可是幹校是一期期輪換的，八一廠新來的一批人中有兩個曾經整過我們的壞蛋，我們又繼續挨整了。有一次食物中毒，集體拉肚子。這兩個壞蛋說是有人破壞，懷疑是馮毅夫下的毒。調查半天，搞清楚是吃炒豆腐渣的原因，才放過了他。欺人太甚！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我、張加毅、蔣先德等人，要找這兩個壞蛋算賬。

 

那時我們已經勞動了一年多，挖沙，挖水溝，幹校最苦最重的活全歸我們“黑幫”。每天光膀子幹活，曬得黑黑的，200斤的大麻袋上肩，一幹一整天。不過也有大大的好處，身體棒極了，鼓起來的肚子沒了，病也全跑光了。我們一人拿一把亮閃閃的鐵鍬，質問那兩個壞蛋：“八一廠殺人奪權黑會是怎麽編出來的？為什麽把罪名安在我們頭上？‘八一六’到底有沒有？到底誰是反革命？一定要說清楚！”反正我們橫下一條心，已經是“反革命”了，同歸於盡，削了完了。那兩個趾高氣揚的壞蛋看著我們磨得雪亮的鐵鍬，嚇得魂飛魄散。

晚上幹校政委賈純清到我們窯洞裏，他說：“同誌們，千萬千萬不能動手，動手就錯了。”這一句話就感動了我們，那時成了“反革命”，誰叫過我們“同誌”？這是我們成“黑幫”後頭一次聽到“同誌”這兩個親切的聲音。賈政委在文化大革命前 在總政群工部任處長，多少了解我們，他並沒有把我們當“犯人”看待。我們在幹校的生活很糟糕，打飯一人一份，窩頭多，還老是少給我們。吃不飽不說，有時吃飯還要挨訓斥。賈政委看見後說：“該怎麽就怎麽，吃飯還要讓人家吃飽，不要虧待了他們。”賈政委對我們說：“曆史過去了，你們這些老同誌過去做了很多事。說老實話，我看過你們拍的電影，我不好說什麽，組織上並沒有給你們作結論。你們還是要沉著，要非常穩重，不能動武，動武對你們非常不利。”以後幹校把行凶打人的那兩個壞蛋調到蘋果園。蘋果園距離幹校本部很遠，他們也“無用武之地”了。

 

幹校門前是汾河，張加毅的老家就在汾河對麵五裏地。他三次提出要回家看看，八一廠看管“黑幫”的人不讓，後來他母親病重，經幹校賈政委同意，他終於回了一趟家。這讓他幾十年後仍記得這件事，對賈政委感恩戴德。

幹校有兩隻退役軍犬花子和黑子，是我們的好朋友。黑子抓犯人立過功，有專門的供給標準。狗通人性，花子和黑子對我們很好，沒事就上我們那裏去。往車站送人，不管反革命不反革命，都送。但也怪，它們一看見那些曾經的造反派就躲得遠遠的。

1971年秋，上邊命令我和張加毅鏟掉幹校門口的林彪題詞“大海航行靠舵手”。奇怪？當然我們不敢說什麽。過一星期，小賣部來了一批賤賣的本子，人造革封麵上的林彪題詞也被刮去，但印跡還在。我還是搞不明白，很晚才知道九一三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