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雲：北京軍區楊勇、廖漢生被關押始末 （十一）

楊勇身邊工作人員沒有作偽證

警衛員孫啟增在楊勇被抓後也被隔離，槍被收掉了。專案組扣了很多帽子，質問他：“每年都要換警衛員，為什麽你六年不換？”逼他揭發。孫啟增揭發不出來，楊勇平時和大家的關係都很好，又很注意小事。他從不讓家人動用小汽車，平時孩子上學都是孫啟增騎車接送。軍區供應的主副食品，楊勇都要問一聲“給錢了沒有”，“不能因為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讓人家給我提好多意見。”有一次下部隊，部隊給了一麻袋花生。孫啟增付了錢，楊勇非要看發票，還問：“吃飯給了錢嗎？”這一切孫啟增都看在眼裏，記在心上。

專案組說：1966年楊勇到天津讀書班讀四本哲學著作，實際是搞“二月兵變”，想推翻中央，逼著孫啟增寫材料。明明是無中生有，卻非要搞成真的。孫啟增說：“楊勇絕對不反文化大革命，隔壁的民主建國會住著好多大串連的紅衛兵，楊勇說一定要讓他們吃好喝好，不能鬧病。”專案組說：“楊勇和羅瑞卿的關係不正常。”孫啟增說：“不，正常，他們接觸我都知道。我到羅總長家裏去，就是送文件。楊勇和賀龍也是正常工作來往。”“楊勇生活腐化。”“更沒有了，楊勇基本不去跳舞，偶爾去一次，都是點個卯就走……”警衛員孫啟增寧肯被關押，也決不胡說一句。

專案組拿楊勇沒辦法，拿孫啟增也沒辦法。首長警衛員都是挑了又挑，查祖宗三代，由組織上派的。審了好長時間，審不出孫啟增的任何問題。到了8月，給他戴上“三反分子爪牙”的帽子發配農場打稻子，又到黃寺化肥廠運化肥。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孫啟增仍和楊勇的孩子們有來往。楊勇的孩子們大事小事都找他商量，不敢在家裏見麵，就偷偷打電話，約在新街口街上，一直到孫啟增被處理回家。

秘書王韶華也是寧肯遭到迫害，堅決不作偽證。楊勇司機李英華早就轉業了，也沒有被專案組忘掉，問楊勇有沒有找過彭真。李英華說“找過”。“幾次？”“就一次。”“上他家去了？”李英華說：“胡說八道，上北京市人民政府，往左拐，一進門，就那兒。”“他跟彭真說話了？”“這不廢話嗎？”李英華火了，“我告訴你，我知道都不告訴你！”說著就要走，專案組的人忙說：“李師傅，你別走，你給寫一下。”李英華不寫，說：“好，我告訴你，他去了彭真家，呆兩分鍾就出來了，彭真不在家！”

楊勇身邊的工作人員沒有一個人作偽證。別人的專案材料厚厚一本，而專案組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沒有搞出楊勇的任何材料，始終也沒有立起專案。

 

楊勇、胡耀邦沒有出席中共九大

1968年7月21日，康生應江青要求，親筆抄出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名單。一共193人（28人去世），其中88人被誣陷為“特務”、“叛徒”、“裏通外國分子”、“反黨分子”。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實到中央委員40人，候補中央委員19人（其中10人遞補為中央委員），不足半數。其中缺席的中央候補委員包括楊勇、廖漢生。

1969年4月，正在262醫院住院的京京被叫到辦公樓，一個頭發花白的老軍人正在傳達毛澤東九大講話。突然她聽到毛澤東提到她父親楊勇，“有些地方對幹部就是揪著不放，有些人將來還是要工作的，群眾諒解了，就解放他們。北京的楊勇是怎麽回事？……這些人總是有功勞的……”“楊勇很能打仗，很有功嘛，怎麽回事？怎麽是‘三反分子’？他是什麽‘三反分子’啊？”毛澤東這段關於楊勇的講話，遠在寧夏幹校的林彬也知道了，是她在商業部的同事小周出差特意繞路到寧夏告訴她的。林彬詢問專案組，他們不僅什麽都不說，還惡狠狠追問從哪裏聽到的。林彬感覺他們反而比過去還凶。

毛澤東真的不知道“楊勇是怎麽回事”嗎？1968年12月，周恩來根據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的講話精神，起草中央參加九大的代表名單和預擬名單。其中包括：朱德、陳雲、董必武、鄧子恢、李富春、李先念、劉伯承、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張鼎丞、王震、胡耀邦、譚啟龍、楊勇、方毅、賽福鼎、範文瀾等。筆者仔細將這份名單和九大代表核對，發現除中央委員胡耀邦、候補中央委員楊勇外，都是中共九大代表，且都當選為第九屆中央委員或候補中央委員。

毛澤東對九大代表人選非常重視，周恩來擬的名單他應該是看過的，否則周恩來不敢把名單中的絕大多數人列為九大代表。1967年7月18日，毛澤東在武昌對周恩來說：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接著召開九大，把老同誌都解脫出來，許多老同誌都要當代表，當中央委員。毛澤東舉了鄧小平、烏蘭夫（中共華北局第二書記，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賀龍等人的名字。9月16日，毛澤東在杭州說：賀龍這個人，將來恐怕還是要當中央委員。

1968年10月9日，毛澤東審閱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報送的《出席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名單（草案）》。他刪去肖力、毛遠新（毛澤東侄子）的名字，批示：“肖力、毛遠新二人不宜參加。”10月10日，林彪批示：“肖力、毛遠新同誌近兩年來在工作中取得很多成績，我原擬同意他們參加此會。鑒於主席的批示和昨晚會上主席的意見，應按主席指示執行。考慮到肖力同誌是中央文革辦事組組長，且她對解放軍報工作有不少貢獻，建議她作為工作人員參加會議，這對她是鍛煉。”10月11日，毛澤東批示：“肖力不宜為工作人員。”1969年1月中旬，周恩來報送國務院秘書廳信訪室1月11日編印的《人民來信摘報》，有來信提議江青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組織部部長。毛澤東批示：“徒有虛名，都不適當。”“又李訥、毛遠新二人不宜為（中共九大）代表。”毛澤東兩次劃掉李訥、毛遠新的名字，可見他的重視程度非同一般。

1969年2月，毛澤東審批了周恩來擬的中共九大代表的名單，批示：“陳奇涵（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同誌似宜考慮。”陳奇涵出席了九大，並當選為中央委員。但是，中共九大的代表中，既沒有毛澤東提到的鄧小平、烏蘭夫、賀龍，也沒有周恩來擬的名單中的楊勇、胡耀邦。顯然毛澤東沒有“解放”楊勇的意思，可是為什麽他又在九大講話中公開為楊勇說好話，把自己裝成毫不知情的局外人呢？看來隻有“嫁禍於人”可以解釋。中共九大後楊勇處境依舊，並沒有因為“最高指示”而有一絲一毫的赦免。

 

周恩來安排楊勇和兩個兒子見麵

1969年底，楊勇大兒子楊小平從東北回北京結婚，林彬要把北京的兩個孩子帶到寧夏幹校，也請假回到北京。她和楊小平商量，由楊小平出麵，試探一下再說。楊小平對專案組說：“我爸爸被關起來三年了，一直下落不明。毛主席九大對我爸爸的問題講了話。可是半年過去了，我爸爸依然沒有音訊。我已經成家，以後來北京的機會不多，我媽媽在寧夏幹校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來，我們要求在走前看看爸爸。”專案組以“無權答複”一口回絕。林彬一夜沒睡，她想了很久，隻有求周總理這最後一條路了。第二天一大早，她趕寫了一封信，請老領導李先念副總理轉交。

林彬的信是這樣寫的：“敬愛的總理，我是楊勇同誌的妻子，在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工作，是第一批下放到寧夏平羅五七幹校的。當時留下了兩個年幼無知的孩子，實在放心不下，這次我來北京決定把他們也帶到寧夏去勞動鍛煉。以後是否再回北京，何時能再回北京就很難說了。為此，在我和孩子們離開北京前，我想見見久別而又不知下落的丈夫，懇求予以批示。林彬敬上。”

第二天一大早，李先念秘書就來了。他對林彬說：“信已經轉交給總理。總理一直很關心楊勇同誌的情況，估計一定會想辦法盡快讓你們見麵的。”

林彬焦急地盼著回音，院子裏有點動靜，她就跑出去看。正是數九寒天，屋外滴水成冰，林彬病倒了，燒得嗓子講不出話來。她躺在床上，聽到院子有動靜，就讓孩子們出去察看。第四天下午，專案組終於來人，閉口不談總理批示內容，隻是說：“你們不是想看看楊勇嗎？你們去吧。”林彬問：“楊勇同誌現在哪裏？”專案組的人有點膽怯地回答：“他在石家莊。”“為什麽在石家莊？”專案組不說。楊小平再三追問周總理的批示，他們不正麵回答，隻是催促“趕快去”。後來被逼得沒辦法，說：“你們要不去，我們對上級沒法交代。”林彬明白了，肯定是總理過問了此事。她本來堅持要去，在孩子們勸阻下，她考慮自己病懨懨的樣子，可能會給楊勇增加負擔，同意在家。商量的結果，由楊小平帶老三北北去，京京陪媽媽在家。

這一夜林彬和孩子們興奮得難以入睡。林彬從箱子裏翻出幾盒鳳尾魚罐頭，這是楊勇最愛吃的，到處買不到，還是林彬同事從遠郊買到幾盒。但那時專案組已經不許給楊勇送東西了，隻好存在箱子裏，這次正好讓楊小平帶去。

北京到石家莊的鐵路不到300公裏，火車要走七八個小時。總算到了石家莊，楊小平和北北被專案組的人領到一個軍隊招待所。院子裏有幾座樓，除大門崗哨和流動哨沒有閑人，顯得院子大得不得了。楊小平和北北被領到一座樓的三樓，整座樓不見一個房客。他們等了兩個多小時，天都黑了，楊勇才來，後麵跟著專案組的人。

楊小平看見父親的第一印象是父親很瘦，瘦得簡直認不出來了。此時楊勇的體重已從文革前的80多公斤下降到50公斤。他穿著一身破舊但幹淨的棉軍衣，洗得發了白，沒有戴領章帽微，風紀扣緊扣，補丁整整齊齊，能看出是他自己縫的，針腳很大。

楊勇神態自若，步履堅定，一邊上樓一邊用眼睛四處搜尋，像戰爭年代察看地形一樣，成了職業習慣。他看見兩個兒子，猛一愣，說明他事先並不知道。楊勇驚喜地問：“你們怎麽來了？”可以看出他極力克製著激動，眉峰抖顫不止。兩個兒子也同樣激動不已，跑上前去一人一隻握住楊勇瘦而布滿老繭的手，哽咽著說不出話來。專案組的人也跟了進來。楊勇說：“這是我們家裏人說話，你們離遠點！”專案組的人無奈，隻好打開房門走出去了。兩個兒子和爸爸含著淚相視而笑。楊小平說：“這次見麵是在總理和先念同誌的幫助和親自過問下才爭取到的。”楊勇眼角潮濕了，難過地說：“我連累了你們，也連累了林彬。”之後他轉過身去，仰望窗外，久久不語。楊小平知道，父親在盡量抑製自己，怕在孩子們麵前掉下眼淚，引起更多的傷心。

楊小平開始講述三年來的種種情況，從“二月逆流”、“王關戚”、“楊餘傅”講到九大毛主席的講話。楊勇用手勢示意隔牆有耳，讓北北在門口聽動靜。楊小平說：“5月14日，周總理向黨政口傳達毛主席在九大的幾次重要講話，其中就有關於您的內容，說不要揪住楊勇等人不放，還是要讓他們出來工作。”楊勇氣憤地說：“他們什麽也沒有告訴我！”楊勇仔細詢問了九大召開的時間和有關會議情況，他久久沒有說話，臉上的表情極為複雜。難怪專案組從4月開始，白天讓他去田裏勞動，晚上整夜疲勞“轟炸”，似乎一定要搞出什麽材料來。

專案組查來查去，扣在楊勇頭上的都是大帽子，沒有什麽實質性內容。有一天專案組高興了，他們查到楊勇是叛徒，以為抱了一個“大金娃娃”。又搞了很長時間，才知道是同名同姓。楊勇十三四歲參加農民運動，出生入死打了大半輩子仗，直到1958年才從朝鮮回國，根本就沒有離開過軍隊一天，更沒有被捕過。別的專案組轉來一些揭發材料，說楊勇和廖漢生搞陰謀，專案組催楊勇寫材料，楊勇說：“有些問題很複雜，關係到黨內重大機密，我不能告訴你們。你們年輕，對有些問題的複雜性不了解，不要跟著人雲亦雲。我的問題，黨中央清楚，毛主席清楚，我沒有什麽可交代的……”這樣的態度當然得罪了專案組。

楊勇恢複工作後，專案組退回了抄家物品。在一個裝著毛主席像章的皮包夾層中有一個32開的筆記本，或許是專案組的人旨為減輕罪責特意放的。這是專案組的第八本記錄，記載1969年5月9日之後的50多天活動，以及軍區有關領導人在九大後如何開展對楊勇專案工作的講話。專案組得知毛澤東在九大講了楊勇後，思想極度混亂，記錄本上有這樣的記錄：“在毛主席沒有做出新的指示之前，繼續按敵我矛盾整，一定要盡快整出個結果來。”專案組的邏輯是，如果搞出了楊勇的材料，老人家當然會是另一種說法。

200瓦的大燈泡24小時開著，且不許關紗窗，妄圖用困倦、蚊咬、燈烤、饑餓、幹渴、罰站等精神和肉體折磨，配合他們的疲勞審訊，來摧毀楊勇的意誌。有一次連著幾天不讓楊勇睡覺。楊勇說：“好，我按你們說的交代，拿筆來。”話剛說完，他就倒在椅子上睡著了，睡了整整一天。還有一次罰站16個小時，楊勇腳腫得連鞋子也穿不上了。半夜他們吃夜餐，楊勇說：“你們能吃，我為什麽不能？”也跟著去吃。最終專案組的“千方百計”全落了空。

楊小平說：“媽媽準備帶北北和京京去寧夏幹校。”楊勇對北北說：“幾年不見，你還是本本主義，運動一來，娘老子都靠不住了，隻好自己動手，這樣摔打摔打，你們就知道日子的艱難。過去我最擔心你們養尊處優，現在我倒放心了。幹部子女從小順順當當，受點挫折吃點苦，多接觸接觸群眾好。冀平跟媽媽去寧夏我讚成，你和京京去我也不反對。走還是留下由你們自己拿主意。總之，無論在哪裏都要踏踏實實地幹，使自己生活得有意義。”

楊小平是哈軍工的高材生，楊勇勸他：“你學的是導彈專業，現在讓你去當鍛工，雖然很不合理，可話又說回來，這對你個人也不是沒有好處。過去我就有個想法，讓你大學畢業後到工農中去鍛煉幾年，不懂得工農，怎麽為工農服務？莫得牢騷，這種狀況長不了，我相信國家遲早會考慮如何發揮你們這些大學生的專長。你要打起精神來，現在最難過的是沒有工作做啊……”

父子三人相對無言。楊勇忽然翻開棉衣，從裏麵小心地取出一疊錢交給楊小平說：“這是我三年來攢下的100元錢，就算祝賀你們的結婚禮物吧。”楊勇每個月隻有25元的生活費，除去吃飯，還要抽煙。為了省下這點錢，楊勇常常撿樹葉子當煙抽。楊小平說：“爸爸留著用吧。知道爸爸身體好，我們就放心了。”談話頂多進行了半小時，楊勇說話很少，他站起來，想了想說：“回去告訴林彬，我相信我的問題遲早會搞清楚的。”停一下又說：“我不會死，除非……”說完頭也不回大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