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雲：北京軍區楊勇、廖漢生被關押始末 （八）

周恩來緊急接見北京軍區造反派

關於1967年1月29日的這次接見，《周恩來年譜》有記載，但卻隻有說蕭華的幾句好話，而這次接見的主題打倒楊勇、廖漢生卻一字未提。幸好有當年北京軍區造反派的記錄，我們才能看到這真實而“精彩”的內容。

徐向前問：以什麽證明你們是左派？周恩來說：他們做了幾件事。第一個鬥廖漢生，抄廖漢生的家，這是一件，和軍區大樓串連，後來發生分裂。（鄭維山：捉廖漢生後就分了。）得了蕭華同誌的消息，要捉蕭華同誌，後來轉向楊勇，這以後就擴大了，連鄭維山都不信了，政治部一個組織扣鄭維山，你們參加了沒有？沒抄楊勇的家吧？除去鄭維山，其他副司令員、副政委還有沒有被扣的？（答：有張南生、吳岱、吳先恩。總理一一記下。）徐向前說：擴大，我聽說北京軍區常委要一個一個來。（“燎原”一同誌：我們不同意，那是秘書處一個組織的意見。）鄭維山說：開始有個意見，要把副參謀長、副主任都扣起來。

周恩來說：廖漢生和楊勇的問題，要批深批透，由大家先揭發，不僅是軍區大院內，北京（軍區）是個大軍區，又在首都，下麵這麽多部隊，這麽嚴重的錯誤，下麵不理解，有人會問的。8日貼出廖漢生的大字報，才20多天；楊勇是21日才揪出來，時間這麽短。當然有些人弄不清，首先要在軍區範圍內，知道他們錯在什麽地方，要揭深揭透，不急於罷官，這是主席一貫的方針。對各部、各省都如此。現在知道廖漢生在北京軍區一向不突出政治，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不宣傳毛澤東思想，……

徐向前說：你們（指文體單位）是專門鬧革命，……你們認為鬥楊勇、廖漢生到時候沒有？（答：沒有。）沒到，什麽時候到？（徐向前很氣憤地站起來）你們認為阻力是什麽？（答：爪牙沒抓出來。）你們的觀點是根本錯誤的，你們這樣搞會把打擊麵擴大，楊勇、廖漢生這樣的活老虎毛沒拔一根。……對楊勇、廖漢生你們鬥過幾次？我勸你們把廖漢生鬥鬥，楊勇是個什麽東西，鬥鬥去。我非常不同意你們的做法，你們不鬥楊勇、廖漢生，要去抓鄭維山，造鄭維山的反！方向錯了。你們造反，對！造什麽反？要狠造楊勇、廖漢生的反，這個反不造，你們要擴大，就會擴大到你自己頭上，如都搞成楊勇、廖漢生的爪牙、走狗，這就不得了啊！要集中火力。一個是對楊勇、廖漢生要鬥垮、鬥臭、燒焦；……楊勇、廖漢生放在那不鬥！我保鄭維山，我不成了“保皇派”，保皇就要鬥，鬥我時，下麵還有很多人，有秘書、司機、警衛員……等，結果那中國沒有好人啦，這樣把兩類矛盾混淆了，這很危險，這個問題不向你們說清不行，“星火”、“新燎原”這個方法不對。

周恩來說：廖漢生和賀龍的關係，跟得很緊。如果他政治上很強，幾個老帥就會幫助他。我們原來對他抱有希望，所以中央提拔他，任國防部副部長，北京軍區政委，中央候補委員等職務，很信任他，但他沒起好作用，竟向相反方向發展。徐向前說：搞獨立王國。總理：例子很多，比如，主席接見紅衛兵，照片很多，為什麽北京軍區印的畫頁要加上賀龍的，賀龍就那麽一次嘛！主席、林副主席的照片很多，為什麽不用？這是對林副主席不尊重。……為什麽揪出楊勇，他在北京多年，從不到林副主席那去匯報，這也是出乎意料之外，廖漢生封鎖林副主席，楊勇也封鎖林副主席。當然楊勇也揭了點廖漢生的問題。你們問我時方法也有問題，你們把鄭維山與楊勇並提，我隻能講他們是好同誌，這個話我講過。……鄭維山我們一直信賴，……這時楊勇出個主意，把矛頭對向蕭華同誌，這完全是錯誤的，搞的一部分人，有北京軍區文工團，總政文工團，爬門進去到蕭華同誌家裏把東西拿出來（馬國光（戰友文工團獨唱演員）：還有海軍文工團，不要他們去，偏要去），送給我，我怎麽能收？蕭華同誌的愛人給葉群打了幾次電話。她也是個紅小鬼。這是個大方向問題，說明楊勇要把水搞渾，他自己可以逃脫。他和劉誌堅有關係。我就懷疑抓廖漢生是他有布置的，你們很謹慎，來問我，你們應當揭。（賈全儀等幾個人說：是他布置的。鄭維山：這是個陰謀，他不揭發廖漢生的問題，王尚榮問題出來後，一天他問我，我無意講了王尚榮有後台，他馬上跑到楊代總長那裏，要揭發廖漢生，要見林副主席，楊代總長問我，我才知道。）他總是不到林副主席那去，在這個情況下才去。他告訴你們，來試探我們，我們察覺，是否他來考察我們的態度，他有意把鄭維山同誌拖到一起。那次，你們一走，我就打電話找他，就在這個小屋，你們許多同誌到過這個小屋，有一刻多鍾找不到他，總機講，他在一個小屋，沒有電話，找不到他。一個大軍區司令，找個沒電話的地方躲起來，（鄭維山：後來我知道他在空軍找個房子躲起來，心裏沒鬼躲什麽？）拿你們來偵查黨對他的態度。我說這些青年，你們問我，把鄭維山與他一起提，我講你們可信，你們高興了。鄭維山同誌在，楊勇一個人在一個地方住……（有人講：據我們知道，出廖漢生那張大字報就是楊勇搞的鬼。）

徐向前說：唐平鑄……（鄭維山說：他們要求貼大字報，不告訴楊勇，告訴我，要我通知西山，我過去和他們都不熟。）周恩來說：唐平鑄、胡癡、和穀岩這些人是太行的。宋瓊不是。……楊勇要轉移目標。怎麽傳的那麽急？一下子傳到東北，東北（沈陽）軍區政治部一下子就貼出大字報，圍攻陳錫聯（沈陽軍區司令員）。有些人堅決要保護，陳錫聯是中央決定的，蕭華同誌代表去講的。……這一張大字報傳到朝鮮，弄得他們很緊張，東北軍區又出問題啦？一張傳到福建，圍攻韓先楚（福州軍區司令員），大喇叭天天喊，不是傳給敵人啦，動搖東南前線。同誌們，你們想想！（有人講：楊勇講不要炮轟無產階級司令部。）他就在轟無產階級司令部，他把你（指鄭維山）的名字拉到一起。……這次就是暴露了楊勇他自己。……就拿楊勇這件事，這是指向誰的大事。楊勇是違法亂紀，他不報告中央，弄得一時很緊張，階級鬥爭很複雜，把林副主席弄得很緊張。……鄭維山同誌我們很信任他，現在他沒辦法，隻好在城裏設個小指揮所，這怎麽行呢？應當保衛，要勸說機關的戰鬥組織，要養成好作風。不要隨便抄家、封門、掛牌、戴高帽子，這對我們解放軍是個汙辱！ ……你們不要主觀劃線，向上劃個什麽表，把廖漢生和蕭華劃到一起，那不把解放軍的光榮曆史全否定啦。如彭（德懷）、黃（克誠）、高（崗）、饒（漱石）出在中央，能說中央都不好！？不要這樣，……解放軍高級將領，出生入死，如果美帝國主義來了，我們不怕他現在就來，他來了，99%的將軍還要上陣，反正你們現在不能當將軍，指揮不了嘛！……矛頭向上，向什麽上？向楊勇、廖漢生，其他人如掌握了材料，報告給上級。鄭維山同誌會幫助你們，他實際代替司令員，你們和鄭維山同誌談談。

周恩來說：楊勇、廖漢生是罪有應得，……軍區出這麽多的事，是有陰謀的，今天揭露了楊勇搞的陰謀，安排抓廖漢生，抄了蕭華同誌的家，現在揭露出是楊勇搞的。現在要集中目標，要對楊勇、廖漢生挖的深，挖的透，再作結論。……你們隻有大方向一致，團結一致，才能把楊勇、廖漢生挖深挖透，才能把劉誌堅的問題批倒批臭，不要擴大範圍，……對楊勇組織的抓廖漢生，試探黨對他信任否。……楊勇散布蕭華同誌的問題，全國都轟動，全世界都轟動。……“廖漢生和楊勇的問題，要批深批透。”徐向前說：“要狠造楊勇、廖漢生的反，這個反不造，你們要擴大，就會擴大你自己頭上，如都搞成楊勇、廖漢生爪牙、走狗，這就不得了啊！要集中火力。一個是對楊勇、廖漢生要鬥垮、鬥臭、燒焦……”

周恩來說不準對軍區領導人一個又一個揪鬥，並宣布鄭維山代理北京軍區司令員，李雪峰兼軍區第一政委，陳先瑞是軍區四位副政委中牽頭的。陳先瑞很意外，會後他當麵向周恩來表示，他水平不高，能力有限，恐難以勝任，有負重托。周恩來說：“先瑞同誌，主席和中央對你是了解的，信任的，你要上靠中央，下靠群眾，大膽地把工作抓起來，把軍區的運動搞好。”陳先瑞看到周恩來疲倦的臉色，再也不能說什麽了。當時他隻有一個想法，就是盡力幹好工作，才能不辜負總理的信任。

 

廖漢生回憶被批鬥的日子

廖漢生被摘掉領章帽徽，關進北京軍區的一個小房子，由軍區保衛部負責，看守是軍區警衛營的一個班。廖漢生1960年1月8日到北京軍區上班，到1967年1月8日被抓，不多不少整整7年。從被抓的第一天起，廖漢生就要求談話，搞清楚為什麽被抓，究竟犯了什麽罪？他多次要求後得到的答複是：“徹底交代自己的罪行，沒有什麽好談的。”

1月19日晚，北京工人體育場批鬥羅瑞卿，廖漢生被押去陪鬥。所有“黑幫”的脖子上都掛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大牌子，名字打著紅叉。兩個壯漢從身後抓著胳膊，使勁向上撅起，迫使“黑幫”的腰彎到不能彎的程度。同時還有一人從後麵揪著頭發，把頭猛地往上拉，甚至在“黑幫”的背上踏上一隻腳，意為“永世不得翻身”。平反後廖漢生得到一張被批鬥的照片，胸前掛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廖漢生”的大牌子，左邊是王尚榮，右邊是許光達（國防部副部長、裝甲兵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再右邊是掛著“彭黃漏網分子”的饒正錫（總後勤部副部長），還有劉誌堅、蘇振華、成鈞等人。以後廖漢生聽葉劍英說，那天還拍了紀錄片。

關於文化大革命中的“噴氣式”，毛澤東幾次提及，但態度是不一樣的。1967年1月22日中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參加中央軍委碰頭會議的高級將領時說：軍隊裏對廖漢生、劉誌堅、蘇振華搞“噴氣式”，一鬥就是四五個小時，汙辱人格，體罰，這個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噴氣式”幹什麽？決不能過分，過分了就不得人心。現在動不動就戴高帽子，搞“噴氣式”，是不好的，不能搞逼供信。“七二○”事件後，毛澤東在楊成武、李作鵬、餘立金陪同下，在上海觀看陳丕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曹荻秋（上海市市長）被“噴氣式”的電視鏡頭，說“這不算什麽嘛”！9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對楊成武、張春橋、餘立金說：龍潛（浙江省軍區第二政治委員）整得過分啦，搞“噴氣式”，罰跪，挨打，掛牌子。……不要搞“噴氣式”。9月20日晚，毛澤東在武昌同曾思玉（武漢軍區司令員）、劉豐（武漢軍區政治委員）、方銘（空降兵15軍軍長兼武漢警備區司令員）、張純青（空降兵15軍政治委員兼武漢警備區政治委員）談話說，不知誰批準的搞“噴氣式”、掛牌、戴高帽，紅衛兵還引用我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但那時是對土豪劣紳的。但毛澤東始終沒有下令製止“噴氣式”。

廖漢生自從第一次被批鬥後，經常被拉到炮兵、裝甲兵、工程兵等，軍區後勤學校、海軍大院、軍委工程兵大院、高等軍事學院等巡回批鬥，幾乎天天不斷，足有百場之多。每次都是“噴氣式”，有時當主角，有時當陪鬥。廖漢生有一次被人揪著胳膊押到北京軍區大禮堂，他看見楊勇也同樣被押在台上。本來他還試圖弄清楚，他怎麽就成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隨著被批鬥的隊伍越來越擴大，過去在中央和軍委會議上經常見麵的戰友，越來越多在批鬥台上重逢。廖漢生對自己為什麽被打倒也就不較真了。看來，這不光是一個人的問題，隻要是領導幹部，隻要負點責，就都是走資派，都要享受“噴氣式”。

 

專案組審查廖漢生的三個問題

1967年9月以後，批鬥逐漸少了，專案組開始審查廖漢生。首先審查的一個問題，是賀龍胞姐賀民英的 “地主土匪武裝”。賀民英曾兩次要求入黨，都被勸說留在黨外對革命更有利。1933年春，賀民英姐妹犧牲，她的隊伍被賀龍命名為湖北鶴峰縣遊擊第四大隊，以後被編入主力紅軍。長征結束後這支隊伍犧牲了100多人，隻剩下廖漢生和另一人。這支隊伍明明是共產黨領導的，怎麽能說是“地主土匪武裝”呢？

專案組審查的第二個問題“假黨員”。廖漢生1933年夏由紅3軍軍長賀龍、政委關向應介紹入黨。專案組硬說不是，依據是廖漢生檔案裏沒有入黨申請書、黨員登記表一類的原始材料。專案人員的無知令廖漢生又好氣又好笑。戰爭年代，特別是紅軍遊擊戰爭時期，哪有現在入黨的一套完備手續，幹部檔案也是全國解放後才正式建立起來的。關向應1946年在延安病逝，參加過支部大會的黨德善等人在戰爭中犧牲了，賀龍如今被打成“大軍閥”、“大土匪”關起來，曾主持討論廖漢生入黨的支部書記朱紹田也難逃厄運，隻能由專案組亂說一氣。以後廖漢生聽說，專案組專門問過身陷囹圄的蕭克，蕭克肯定地說廖漢生是黨員。專案組大概也找不到否認的證據，對所謂“假黨員”的問題就不再追究了。

專案組第三個問題，說廖漢生“曆史上有重大問題”。他們不知道從什麽地方找到一本國民黨在江西辦的舊雜誌，上麵有“廖漢生等多人被俘”的字句，懷疑他有叛變嫌疑。廖漢生氣得拍著桌子說：“這是造謠，我這一輩子都沒有離開過軍隊，沒有被俘過，那時也沒有到過江西。”這個“曆史上的重大問題”，一直到1971年才不再追問了。

在審查廖漢生“曆史問題”的同時，專案組重點問的是賀龍曆史上“企圖叛變”，並說廖漢生“參與賀龍1933年叛變投敵活動”。1933年春，蔣介石派“說客”熊貢卿到紅3軍，策反軍長賀龍及部隊，當即遭到賀龍的痛斥。廖漢生那時是紅3軍軍部書記員，親眼目睹了賀龍、關向應等領導人處理此事的過程，並將熊貢卿交給特務隊看押。賀龍召集大會，揭露了蔣介石的陰謀，宣布軍委分會的決定，下令將熊貢卿處決。中共湘鄂西分局寫過一個報告給黨中央，但專案組隱瞞了這個報告，誣蔑賀龍接見熊貢卿就是企圖叛變。廖漢生堅持按照他所看到的、知道的全過程，如實寫出事情的真相。

專案組追查賀龍的另一個重點問題是彭真、賀龍“企圖在北京布置武裝政變”，即“二月兵變”，廖漢生是“賀龍預謀兵變的黑幹將”。廖漢生說真相是這樣的，1966年2月根據有關指示，北京軍區擔負訓練大學生任務的一個團調到北京，因為沒有營房，臨時借住在校園裏。這怎麽是彭真、賀龍準備“二月兵變”呢？

專案組說廖漢生在1964年帶領北京軍區及第1軍幹部到新疆勘察地形，是賀龍派他到新疆布置“兵變”計劃。廖漢生理直氣壯地告訴專案組：“這是毛主席給總參謀長羅瑞卿交代的任務，要他每年去一次新疆。1964年羅瑞卿寫報告給毛主席，要廖漢生代他去，毛主席親自批準了，總參謀部向北京軍區下達的任務，怎麽成了賀龍派我布置兵變？那份報告放在北京軍區司令部作戰部，你們可以去查。”專案組查看了報告，不再追問此事。但他們仍不甘心，又問廖漢生：“你們在北京還有什麽活動？”廖漢生回答：“北京有什麽活動，沒活動！”盡管沒有任何證據，專案組仍不死心，一直追查所謂“政變”問題。

廖漢生最初被關在西山營區一個隻有幾平方米的小屋。看不到報紙，聽不到廣播，指定他看毛主席的兩篇文章《南京政府向何處去？》、《敦促杜聿明投降書》，後來準許看他《毛澤東選集》和《列寧選集》。專案組對看守的戰士說：“這個人是反革命，要注意他的一舉一動。”小屋裏麵坐一個戰士，外麵一個戰士巡回，輪流值班。晚上不準關大燈，夏天不許掛蚊帳。從翻身、起床、大小便到喝水、起立、坐下、寫“認罪書”等，都要事先報告，得到批準才能去。而且要按看守規定的時間，差一分鍾都不行。有一天廖漢生報告了32次。

1968年對廖漢生的審查達到高峰，整個12月，除幾天審問兩三次外，每天審問四次，淩晨1點到5點，上午8點到12點，下午2點到6點，晚上8點到次日零點。臨近年底的一天，審到次日淩晨3點，審問的人都熬不住了，回去休息前交代看守，不準廖漢生睡覺，必須再考慮兩小時的問題。這種審查，采取的是逼供、誘供的手段，不承認就是對毛主席不忠誠，對黨的態度不好，招來斥責、侮辱和謾罵，甚至搞“車輪戰術”，長時間罰站，不準喝水等。

1969年10月，廖漢生被押到邯鄲某師留下的營房。1970年1月據說有地震，廖漢生被搬到露天。他僅有一床舊棉被，在冰天雪地中熬了一星期，幾乎送命，直到地震警報解除才搬回房子裏。1970年春末，廖漢生被押到石家莊，這時天還沒黑，車子在城外來回兜圈子，直到天完全黑了才進營區。廖漢生曾跑遍北京軍區所屬的各部隊，汽車剛開進大門他就知道是北京軍區後勤部七分部。這是一座偏僻的獨立小院，西靠豬圈，北靠狗棚，臭氣熏天，夏天蚊蟲肆虐。以後廖漢生聽說，這是關楊勇的地方，他和楊勇對換，楊勇則被押到邯鄲他住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