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蓮
人生在世，以誠相待足矣。 我對人生充滿希望，但隨遇而安
王秉璋逝世12年後的遺體告別
周建平從豐台押到亞療時，公安部押送人員在路上告訴他，“你就這麽點問題，沒什麽事，幹嘛悶悶不樂？有什麽擔心的？周總理叫冷處理，不著急，會釋放你的。”1978年5月，亞療給從江西搬回來的中國醫學科學院整形醫院（整形外科研究所）騰地方，王秉璋（空軍副司令員兼國防科委副主任）、周建平等13人被告知換個地方，結果被關進了秦城監獄。周建平問“我的罪名在哪裏”？回答“華主席批準的”。監管員訓斥：“不許亂說亂動。”問一問怎麽就叫亂說亂動呢？周建平沒有再講。
王秉璋被秦城監獄宣布為現行反革命，他堅決不進監獄，打死也不進，“僵”了足足40分鍾。1972年3月，王秉璋就“僵”過一次。三個人審他，王秉璋說：“不讓說情況我就不說。”過兩天還是隻讓講有無，不讓講情況，王秉璋堅決不講。秦城還沒有犯人不進監獄的事情，普通案犯二話不說就捆進去了。麵對老紅軍，獄方終於說了軟話：“你什麽事我們不知道，是華主席以中央的命令讓你來的，你是共產黨員。”王秉璋表示：“我保留意見，同意坐監。”但他堅決不在逮捕通知上簽字，“都拉到監獄了，還給我看這個幹什麽？”他寫上“我不是反革命”。監管員出去20多分鍾，回來說“算啦”，就把王秉璋押進監房。
1981年7月26日，王秉璋被取消現行反革命罪。中紀委找他談話，甘渭漢（總政副主任、軍紀委書記）、黃克誠在場，告訴他成鈞（空軍副司令員）官複原職，你的事情比他輕，我們已經報告上邊，隻要批準你就可以出去了。7月28日，關押近10年的王秉璋被釋放，9月恢複黨的組織生活，並告訴他三個月可以恢複工作。甘渭漢夫婦來看望他，說：“你的問題已經搞清楚了，你和林彪反革命集團中幾個人的來往，不屬於同他們一起搞陰謀活動的範疇；你的身體不好，應盡快進301醫院查體治病，三個月後接受新的工作任務。你願穿軍裝還是穿便衣，由你選擇。”臨別甘渭漢說：“我來此之前，告知韋國清主任，他也講，王秉璋身體不好，有思想負擔，你去看望好。”
王秉璋住進301醫院後，1982年元旦，他去看望也在住院的黃克誠，借機報告被關押的情況。黃克誠說：“你搬回原來在空軍住的那所房子沒有？你的問題已經清楚了，會有人同你談話，把問題說清楚，你在談話時要冷靜。”
2月，軍事檢察院突然給王秉璋送來《免予起訴決定書》，並定了“泄露國家重要機密罪、玩忽職守罪”，正師退出現役。短期內竟有這樣大的變化，王秉璋困惑不解。明明已經無罪釋放，即將恢複工作，為什麽突然收到《免予起訴決定書》，為什麽不審就判？這既是越權，又屬違法。王秉璋說：“我一生沒有做過對不起黨的事情。”他強烈要求複查，否則死不瞑目。中紀委也認為他沒有問題，但就是不摘“帽”，隻給他解決了生活待遇問題。
2005年9月25日，骨瘦如柴的王秉璋含冤逝世，享年91歲，他留下“不給正式結論”不火化的遺囑。12年過去，他的結論依然沒有任何鬆動，而他生前所在的軍委裝備發展部北京第二幹休所被北京衛戍區收編。他的子女也都進入疾病纏身的晚年。2017年5月31日，覆蓋黨旗的王秉璋遺體告別儀式在301醫院西院告別廳舉行。
武漢軍區政委劉豐在1971年11月批林整風中被免去中央委員，罪名是向李作鵬泄漏毛澤東南巡談話的內容。他在監獄中始終想不通，自己怎麽就成了階下囚？自殺未遂。11月16日，周恩來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約來京參加武漢地區座談會的武漢軍區和湖北省黨政負責人談話，了解對與林彪事件有牽連的人和事的揭批情況。11月18日，周恩來給毛澤東寫信，“武漢地區的會不如成都地區開得好”，但“後期有大進展”。同時報告劉豐自殺未遂。1972年2月，劉豐被免去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書記的職務。關押10年後，1982年他被免於起訴，按師職待遇退休。1993年2月劉豐在武漢病逝，享年78歲。
周建平1982 年 7 月被退出現役，師職退休，10 月被開除黨籍，2016年在上海逝世，享年97歲。
……
被免予起訴的老紅軍、老八路明明是可以享受離休待遇的，為什麽一律退休呢？原來，總政副主任黃玉昆請示鄧小平：劉興元（軍事學院政委）、劉賢權（濟南軍區顧問）這兩個老紅軍怎麽處理，鄧小平說“退休”。鄧小平對自己都說退休，所以他這個“退休”是否包含離休，黃玉昆不敢再問，結果就讓這兩個老紅軍退休了。按此辦理，所有“兩案”人員一律退休處理。
據李宜俊（總政軍事檢察院檢察長、少將）回憶，在他任職期間，被判免予起訴的王秉璋、冼恒漢、周建平、陳勵耘、戴金川、王希克等或本人、或子女來找過，有的臨死之前還表示生活太悲慘。中央沒有精神，雖然沒說不讓複查，但也沒說可以甄別，我們也無能為力。免予起訴的人中，有個別人後來改了離休。中央某領導說了話，冼恒漢1985年6月改為正軍職待遇。王紹淵（蘭州軍區空軍副政委）找過張震，張震說：政治上的事不好說，生活上的問題可以幫助解決。大多數人上訴者隻是多給一點錢，解決生活困難。
吳李邱留下了珍貴的回憶錄
1980年12月18日、19日下午特別法庭第二審判庭辯論，黃永勝寫有28頁辯護發言稿，自我辯護將近3小時。他隻承認犯了嚴重錯誤，並沒有犯反革命罪行，“既未參與”，“也未共謀”，而且“毫無所聞”，所以他不是主犯。不能籠統地認為他是總參謀長，軍委辦事組組長，中央專案二辦主任，就認定他是主犯。黃永勝最後陳述：“十年中間我想了兩句話，‘惟有赭衣供瘐病，不曾涓埃答人民。’”旁聽的軍事學院老王說：“別看這個老家夥70多歲了，頭腦可一點兒也不糊塗，有些事講得還挺有道道咧！”
1981年9月，黃永勝保外就醫，他的肝病已經非常嚴重，行走困難，被從複興醫院直接上火車到青島台西醫院，每月生活費100元，想看彩電卻買不起。1983年4月26日，黃永勝用最後一絲力氣，斷斷續續說：“……我要求中央給我平反……我沒有反黨……我……沒有反主席……軍裝……軍裝……”他的聲音越來越小，兩滴眼淚滑落下來。孩子們不顧青島市公安局的嚴令禁止，堅持在他的軍裝上綴上紅領章，給他戴上有紅五星的軍帽，讓他以軍人的身份和著裝，走完軍人的一生。黃永勝留下十幾個小時的錄音，沒有留下回憶錄。
吳法憲1981年8月1日保外就醫到濟南，才看到毛澤東1970年南巡講話。他說：“毛主席言行不一，他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明明他親口對我們說，你們幾個不要緊張，你們要有個底，我是保你們的。可到了下麵又說黃吳李邱倒了你們怎麽辦？明明他讓周恩來給我們做了結論，到了下麵卻說現在不做結論，結論要由中央來做。廬山會議後我三次求見，都被他拒絕了，到了下麵卻說他們不來找我，我去找他們。他自己老說要光明正大，他這樣做是光明正大嗎？他的這次南巡，就是在組織上和輿論上為徹底拿掉我們做準備。”吳法憲在沒有任何資料的情況下，開始撰寫回憶錄，自序的落款日期是1995年。
吳法憲寫道：判決書說我“積極參與林彪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也根本不是事實。沒有任何證據說明林彪本人想當國家主席，相反他多次說過他本人無意當國家主席。如果說的“陰謀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這件事，指的是林彪“謀害毛澤東”和“另立中央”，那麽就該拿出有力的證據來。從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來，我一直沒有看到過有直接的或者是有說服力的證據，說明林彪直接策劃了“政變”和“謀害毛主席”的行動。如果有這樣的證據（我不是說林立果、周宇馳他們活動的證據，而是指直接證實林彪個人直接指揮和策劃的證據），為什麽一直不讓我們看到？直到今天，林彪是不是直接策劃和指揮了這樣一個“政變”，在我心裏一直是一個謎。當年的確曾有人想把“政變”扣在我們的頭上，但查來查去也沒查出什麽確切證據，隻好放棄。判決書裏說我“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那更是無稽之談。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所參加的三個組織——中央文革碰頭會議、軍委辦事組和空軍黨委。那是毛澤東和中央組織機關，不是我們組織領導的“反革命集團”。除此以外，我就再也沒有組織和領導過什麽集團了。至於林立果的“小艦隊”，我根本就不知道這個組織的存在，自然也就更談不上“組織和領導”了。事實上，在“審判”過程的調查中，他們也從多個方麵證實了這一點，最後不得不承認“吳法憲和林立果的反革命政變以及謀害毛主席沒有直接關係”。在我同林彪多年的接觸中，從來沒有聽他說過有關反對毛主席的隻言片語，更不要說是有關“推翻人民民主專政”和“搞政變”這樣的事情。而且在長達近10年的審查裏，也沒有發現我們同“九一三”事件有任何牽連，但是就是一定要把我們打成“反革命”不可，這究竟是為了什麽？
李作鵬的健康情況極差，關押十年七次住院，1981年7月底他在複興醫院被中央保釋出獄。出獄後他的心髒病也常發作，有兩次特別嚴重，幸好老伴董其采是醫生，一次次將他從死亡線上搶救過來。李作鵬說：“有人希望我趕緊死掉，好蓋棺論定，沒那麽容易！他們強加在我身上的莫須有罪名還沒有澄清，我批駁他們的謊言還沒有說透，事情的謎團還沒有解開，我不能就這麽死了。馬克思不要我，他還要我繼續堅持真理。我活著就是戰士，我活著就要戰鬥！”李作鵬堅決反對強加在他頭上的罪狀，他相信終有一天真相會戰勝謊言。
1982年春節過後，李作鵬就開始思考寫回憶錄，他用了兩年的時間，進行寫作構思和史實材料的準備。1984年開始到1996年，前後12年，寫了近百萬字。他上午帶小保姆買菜，下午、晚上整理回憶錄。2004年4月22日，李作鵬70壽辰時回憶錄基本定稿。他在家宴上說：“別有用心的一群人，以捏造‘有意放跑林彪’的罪名，把我打入‘林彪反革命集團’，純是冤案，純是替罪羊，純是誹謗誣陷。我當然不能說瞎話，我當然不能承認，我當然不能求饒下跪！批判我是頑固分子，我覺得這是對我的肯定。”“我們是打不垮、壓不碎、隔不斷、摧不垮的。我們不靠天，不靠地，不靠鬼，不靠神，……”“不管向我身上潑多少髒水，強加多少罪名，我還是我！最大的悲劇莫過於我沒有倒在敵人的槍炮中，沒有倒在我的工作崗位上以身殉職，而是最終成為黨內鬥爭的犧牲品，這真是天大的冤枉，這真是千古的悲劇！我想給世人留下的，正是這悲劇人的心聲。”“無論50年，還是500年讓我的子子孫孫知道我的冤情，替我申冤。”2008年10月19日晨，他對大兒子李冰天說了他最後一句話：“我16歲參加紅軍，跟黨革命出生入死，我的骨頭都是紅的！”
1981年9月11日，邱會作終於走出秦城監獄的七道鐵門，到西安保外就醫。他原以為公審隻是走個過場，為毛主席，為周總理，為黨中央在文革時期工作中的錯誤擔當一些責任。沒想到公審竟是以“創造性”的法律形式解決黨內路線問題，用不實事求是的態度和方法衡量文革時期的工作，還給他們戴上一頂反革命帽子，甚至還無端地把他們和江青一夥捆在一起。這一切實際上直指毛主席、周總理及黨中央。邱會作認為：黃吳李邱的冤案是個人作用造成的，他們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決定與處理都不是根據事實和政策辦理的，而是以他們個人的政治利益辦的。所以我們的問題，是政治問題，不是政策問題。鄧小平為了政治需要，要把“林彪反革命集團”定成死案。過去我從未想過寫個人回憶錄，公審之後我想寫回憶錄的願望越來越強烈。1981年冬夜，邱會作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開始動筆。當時他不但沒有任何資料，連紙張都買不起，幸有老伴胡敏四處請鄰居幫忙，用百家紙寫成第一部分草稿。
邱會作沒有係統地上過大學，1937年1月他進延安抗大二期，1944年2月進延安中央黨校二部，時間都很短。1956年他進中共中央高級黨校，1957年轉到高等軍事學院，1959年他中斷學業，被任命為總後勤部部長。在北京衛戍區關押期間，是他一生中最好的學習機會。為了撰寫回憶錄，他報名參加了蘭州軍區老戰士大學，成為年紀最大的學生。在三年多的學習中，他聽了很多場講座和報告，看了不少教材和書籍，係統學習了中國現代史，還選讀了世界近代史，特別注重學習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失敗的教訓，使他的視野比過去開闊了。每天早飯後他就坐到桌前寫作或回憶，午睡後繼續寫，晚飯前後才到院子裏散步，作一些鍛煉和活動。每天工作在6個小時以上，他一口氣寫了20多年，決心活著一天，就要堅持寫下去，就要修改充實下去，讓回憶錄盡可能豐富完善起來。到2000年，黃吳李邱的冤案仍無人過問，這讓他非常失望。邱會作認為他的案子恐怕隻能如此了，因為它已經不是單純的案子，而是變成了一個政治上要用的工具了。
1983年73歲的黃永勝病逝青島；1991年77歲的江青在北京保外就醫時自殺身亡；1992年57歲的王洪文病逝秦城；2002年89歲的邱會作病逝北京；2004年89歲的吳法憲病逝濟南；2005年88歲的張春橋病逝上海；2005年74歲的姚文元病逝上海；2009年95歲的李作鵬病逝北京；2009年90歲的江騰蛟病逝北京。值得慶幸的是，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生前都留下了回憶錄。他們的生命結束了，但他們的伸冤還在繼續。
2020年5月完稿
2022年8月修訂
如果中共有一點點實事求是，都不至於現在還沒有平反。
革命黨人的下場應該如此。
不能夠隻有你那麽爽，老革別人的命，
沈香中秋快樂。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我們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