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雲：《 1980年林彪、江青案審考疑》（33,34)

陳勵耘推說有病兩次拒絕去上海

按照常理，開會事先要定時間、內容，通知與會者。可是，除王維國在上海外，江騰蛟、陳勵耘、周建平並不是同一天，也不是因為開會到的上海。

3月26日下午，周建平向司令員劉懋功請假，到上海搬家。當晚妻子戴慧英突發急腹症，急診住院開刀。因被誤診，手術持續8個小時，周建平一直在手術室外守候。家暫時搬不成了，他不得不滯留上海照顧妻子。3月28日，王維國拉周建平去看林立果，他才知道林立果在上海。林立果說：有人向中央告狀，要把江政委等人打成“五一六”分子，材料很多。當然打倒江政委也不容易，但你們思想上要做好準備，……南空“左派”要團結。後來周建平對林立果“負責”的理解就是團結南空機關“左派”。

3月27日，秘書告訴陳勵耘，於新野到杭州來了，想見你。陳勵耘因九屆二中全會沾了一身“屎”，不想再同這些人打交道了，表示什麽人也不見。3月28日，於新野再一次求見，陳勵耘因得罪不起林立果就見了。於新野說：“江政委在上海，請你去玩玩”，“林副部長也在，都希望你去，好久不見了，大家談談”。陳勵耘與王維國的矛盾很深，他不想去王維國的“地盤”，推說有病。

3月30日，江騰蛟對林立果說：趁我們都在這裏的機會，把周建平、陳勵耘找來談談，先和陳勵耘和王維國談，再接周建平來，以示區別。3月31日，於新野第三次來杭州接陳勵耘，他始終沒有說開會，隻說“他們都在等你”。並訴苦說：“我不把你接去，林立果要批評我。你現在坐車去上海，晚上談談清楚，不休息就回來。”陳勵耘不好再推辭，當天17點多他才坐車從杭州出發。王維國夫婦帶一批人到上海和浙江的分界線閔行迎接，林立果要他高姿態，熱情些，搞得好點，吃得好點。陳勵耘說：“到了上海嶽陽路原少年科技站，王維國陪我吃晚飯。飯後林立果、江騰蛟來了，根本沒說開會，完全是閑談。問身體怎麽樣，我說身體不太好。林立果說，大家見見麵，說說家常話，晚上就回去了。”

江騰蛟早在3月14日就被林立果叫到上海來養病。江騰蛟在特別法庭上說：“3月19日下午，我到他（林立果）那裏去，開始他並沒有講開會，他講陳勵耘和王維國關係緊張，他在杭州對陳勵耘做了他應該做的工作，你現在到上海來養病，要趁這個機會也給他們做做工作。”江騰蛟反複強調他確實是治病，林立果讓他到上海找王維國、陳勵耘談談，不是去搞陰謀的。林彪案預審組對此反複調查，始終沒有證據證明是林立果事先安排的會議，也沒有預謀，隻好放棄。

如果特別法庭堅持“秘密開會”，至少應該給出會議的起止時間。1972年中央公布的“材料之二”說“1971年3月底”，“開了一整夜”。特別檢察廳起訴書和特別法庭判決書寫的都是3月31日。江騰蛟在庭審時供認也就三四個鍾頭，這就是說“秘密開會”在周建平來之前就結束了。但特別法庭為把周建平拉進來，將“秘密開會”延長到4月1日。1982年王維國的判決書，周建平、陳勵耘的免予起訴書寫的是“1971年3月31日晚至4月1日晨”，與特別法庭判決書上的時間不一致。

周建平在申訴中說：“查清‘秘密會議’的準確時間是判斷我是否參加‘秘密會議’的關鍵，在涉及罪與非罪的關鍵事實——‘秘密會議’的起止時間上，免予起訴書作為一項嚴肅的法律文書，為什麽不用已經確認了的‘10點多’和‘3點多’這兩個準確反映客觀事實的時間概念，卻用‘晚’和‘晨’這樣含糊的伸縮性很大的時間概念呢？很顯然，確認會議是‘3點多’結束的，隻能證明我不在現場，排除了我參加會議的任何可能性；而用‘晨’這個概念，就可以把會議的實際結束時間，從3點多隨意延伸，從而把明明是在會議結束之後，才到達會議地點的我說成‘中途到會’，構陷我參加‘秘密會議’的罪名。因此，認定我‘中途到會’參加了‘秘密會議’是沒有事實依據的。1986年我到總政麵訴時，有位負責人說，你所以遲到會議，是因派往南京接你的飛機受天氣影響而延誤的緣故。當時我很驚訝，我告訴他，我是3月26日下午就到了上海，延誤遲到之說，不知從何談起？《‘571工程’紀要》中‘指揮班子’中沒有我，所以沒有讓我在3月31日22點參加‘秘密會議’理所當然。因此，從會議時間到內容，都沒有我參加‘秘密會議’的任何證據。”總政某副主任認為言之有理，指示“予以複查”。但有人說“解決了他，別人怎麽辦”，就壓下來了。周建平反複上訴，但直到他2016年逝世，仍沒有絲毫鬆動。

 

陳勵耘堅決否定政變會議和殺毛

特別法庭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推測“秘密開會”是林立果落實《“571工程”紀要》的會議。而且江騰蛟在庭審中說，3月31日參加會議的“有林立果、有我、有王維國、陳勵耘，加起來四個人”。可是特別法庭拉上了周建平，這就與《“571工程”紀要》中的指揮班子江、王、陳不一致了。況且那天夜裏並沒有討論過什麽政變問題，在場的人除林立果外都不知道《“571工程”紀要》。

王維國在軍事法庭上堅決不承認參加的是反革命會議，他說：為了解決和陳勵耘的團結問題湊到一起的。我不知道他們要搞反革命政變，不知道他們有個《“571工程”紀要》，更不知道他們要謀害毛主席，連知道都不知道的事情，又怎麽可能執行呢？

中央專案組曾問周建平：“你知道不知道《‘571工程’紀要》？”周建平回答：“我們南空有兩個工程，一是某某洞庫工程，二是某某和某某之間的工程，至於工程代號，我記不清了。‘571工程’我沒有聽說。”審查人笑了，脫口而出：“連聽說都沒有聽說過。”

陳勵耘就沒有那麽容易過關了。因為李偉信交代：“林立果還說，‘571’計劃和教導隊的事，目前隻限於艦隊、江騰蛟、王維國、陳勵耘知道。”“林立果告訴我，這次去杭州他與陳勵耘商量了一下。這個（571）計劃，就按杭州商量的框框，由於新野寫。”

魯瑉在1971年9月18日的親筆證詞中說：“副統帥下了命令，要主動進攻，江騰蛟你這個殲7在上海打頭陣，爭取在上海搞掉（毛），不成就看魯部長的第二次攻擊了，有的是炸藥，在鐵路上一放，就是第二個皇姑屯事件，再不成就讓陳勵耘派依爾10強擊機轟炸。因李偉信和魯瑉的口供，1971年底南京軍區學習班加班逼供陳勵耘。

陳勵耘說：“每次到臨時法庭受審。我實在不知道該交代些什麽。他們就啟發我上海黑會，改槍改炮，戰備等，我都盡自己所知講了。但是他們總說我不老實，向我施加壓力，一定要我承認參加了一個什麽‘計劃’。我被逼得沒辦法，1972年初，就按他們的‘啟發’編了個假供，這次會議討論了政變問題。誰知他們一看就不相信。審了幾次，搞不出名堂。許世友好像也弄不清我是個什麽問題。在南京搞了兩個月，搞不下去了，就把我送到了北京，交給中央直接審查了。”陳勵耘出獄後說：“哪有什麽討論政變問題呀？在南京時，他們逼得太凶，我腦子都空了，沒東西交代。實在沒辦法，我隻好那麽說了。把我弄到北京，我就都否定了。”

陳勵耘被押解北京後，中央專案組審問，拉上簾子記錄。詐他“571”。陳勵耘說：“什麽意思，我不知道。”“聽說過沒有？”他們提醒說“武裝起義”，陳勵耘根本沒想到是“殺毛”工程，以為是戰備工程，說“我不知道，我從來沒有聽說過‘571’工程。我們也有工程，給林彪修的房子代號‘704’。”他們又打又拉，誘供、騙供，上個廁所也要整你，搞得陳勵耘筋疲力盡，整夜開燈睡不著，精神受不了。

陳勵耘說：“從中央專案組的口氣可以聽出來，牽扯了好多幹部，28師政委、師長、團長、直接管飛機改裝的飛行員等。我全攬過來，是我一個人抓的，他們是清白的。過了一些天，中央專案組問我想好沒有，我說想好了，有這事。‘既然有，回去寫。’我想怎麽講呢？不能害了空5軍的兩三百名幹部，他就把於新野拉出來。於新野要用飛機轟炸，我說沒有可靠飛行員，他說你不用擔心，我說那就幹。我就寫給了他們，1971年3月，林立果到現場看了這架飛機和火箭打靶。1971年9月8日，於新野到杭州同陳勵耘密商了用這架飛機謀害毛主席的罪惡計劃，於新野說，準備於9月10日從北京派駕駛員去。”可是誰駕駛，何時行動，到何地轟炸都沒有。我這麽交代以後，空軍專案組的高德明又買糖，又買水果，從來沒有這麽優待過。真不錯，我過了幾天太平日子。高德明研究一下後，又跑來說：“三國四方會議”林立果委托“頭”，要寫材料。我說“沒有”。高德明說：“寫吧，對你有好處。”我弄不過，同意了，心想反正有四個人，到時候四個人的口供肯定對不起來，總能搞清楚的。這兩個假材料讓我過了好長一段時間的安穩日子。後來把我從豐台弄到亞療，好多人都在，領章帽徽也還給了我，魯瑉就關在我隔壁。

專案組不來了，但是這個“轟炸”假供弄得我精神崩潰，我曾經想自殺，用什麽辦法自殺？找不到東西。他們沒有打我，但精神上受不了，嘴裏往外吐白沫，一度要發瘋。半個月後我想通了，我一輩子為黨為人民，如果自殺了是畏罪，對不起老婆和子女。留住“嘴”，這也是一場鬥爭，我也用一點策略，總歸有一天會說清楚。

1975年秋淩晨1點多，陳勵耘被從床上拉起來，紀登奎和總政、空軍保衛部的人都在。中央專案組的人問：“你認識他（紀登奎）嗎？”陳勵耘說：“認識。”“你怎麽認識？”“開九大時在一桌吃飯。”紀登奎說：“我請你來，是與你談了，你應該向中央交代清楚，魯瑉要到你那裏用飛機轟炸。你飛機改裝好了。”陳勵耘吃了一驚，說：“這個事沒有，誰也沒有讓我轟炸毛主席。我想也沒想過。”紀登奎當時就跳了起來：“你說沒有，你這事有嘛！你就要幹對嘛，你說沒有，怎麽向中央講清楚？魯瑉講了，你還不講清楚？不交代沒出路，交代了爭取寬大。”陳勵耘不吭氣，紀登奎隻好說：“回去考慮這事究竟怎麽辦？”中央專案組的人說：“其他人，會不會是飛行的？”陳勵耘說：“這不可能，空軍一架飛機起飛，要好多人，空軍指揮所、地勤、雷達、消防、機場指揮都要知道。還要有飛行員，空軍指揮不那麽簡單，你們可以查我向哪一個人交代過轟炸。”“兩案”預審時我推翻了“三國四方會議”和“謀害毛主席”，我說我的交代是假的，當時隻是為了保護我們空5軍的幹部。幾個人包括高德明都火了：“你要搞什麽鬼？”我堅持說：“那個所謂的‘秘密會議’從頭到尾沒有人提到《‘571工程’紀要》，也沒有提到陰謀反對毛澤東。”1982年軍事檢察院給陳勵耘的免予起訴書中，沒有提“會上討論了政變問題”，也沒有提謀害毛主席。

陳勵耘時任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毛澤東南巡在杭州，由他主管全部的警衛工作，要謀害毛澤東是有條件的，但直到毛澤東離開杭州，他也沒有向部下說過任何越軌的話或做過威脅毛澤東安全的事。這也是後來“兩案”審判時軍事檢察院決定對他免予起訴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