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蓮
人生在世，以誠相待足矣。 我對人生充滿希望，但隨遇而安
一夜之間
2022年2 月 22 日，四名 20 多歲的驢友非法徒步進入切爾諾貝利禁區。他們是玩“高線highlining”的：在廢棄的建築和高塔之間建立繩索，然後進行令人炫目的高空行走，以便在抖音上出名。在 2 月 23 日晚之前，他們一直在前往切爾諾貝利的路上，跟電站警衛東躲西藏，23日晚上，他們終於抵達1986 年核事故後被遺棄的小鎮普裏皮亞季，在一座廢棄的建築物的 15 樓紮營。他們計劃第二天將繩索固定在兩個最高的公寓樓之間拍視頻。
結果，他們在24日淩晨 5 點前聽到了第一批爆炸聲。導彈在頭頂呼嘯而過，戰鬥機的輪廓劃過漆黑的天空。他們知道他們不能再跟警衛躲貓貓了，要趕緊求助。他們到達普裏皮亞季外的第一個檢查站，結果隻看到一輛絕塵而去的汽車的尾燈。然後抵達第二道檢查站，切爾諾貝利的國民警衛隊員都不在，隻有平民保安，一臉懵逼狀態。天剛亮，空襲警報響起。保安告訴他們，最好去主核電站的行政大樓求助。
早上 8 點，負責核電廠輪班的Valentin Geiko 發布了緊急警報。他打電話給現場的部門負責人，告訴他們有關烏克蘭發生爆炸的報道以及在切爾諾貝利上空看到俄羅斯飛機的報道。從事核廢料管理工作的安東·庫滕科（Anton Kutenko）打電話給正在照顧兩個年幼兒子的妻子。他妻子問：“你什麽時候回家？”Kutenko說：“我不知道，”。
夜班本應在上午 9 點結束，屆時一列通勤火車會將工人送回為發電站服務的家屬城鎮Slavutych。由於曆史和地理的意外，這條鐵路線穿過白俄羅斯領土的一小部分——俄羅斯發動入侵的地方（平時通勤火車不會停在那裏，所以不需要護照檢查）。很快就有消息傳來，部分鐵軌被拆除，第聶伯河上的公路橋被炸毀。輪班已被取消。核電站當天值班人員103人都回不去了。
片刻之後，四個背包客年輕人出現在主樓的正門，手裏拿著GoPro相機、美工刀和無人機。他們說他們隻是拍抖音的背包客，並要求幫助撤離。核電站安全負責人瓦列裏·謝梅諾夫（Valeriy Semenov）雖然個人傾向於相信他們的說辭，但他還是半開玩笑地告訴他們——他們看起來像一群打前站的俄軍特工。而且四個年輕人也知道他們現在根本走不了了，俄羅斯坦克已經向更南麵進發，核電站已經被孤立了。Semenov決定先把這四個不速之客鎖在地下室。
空襲警報響了一天。大多數工作人員被命令到主樓下方的地下室。Kutenko 和一位同事待在他的顯示器前，顯示器顯示核反應堆容器的溫度、濕度和氣壓。
下午 4 點 15 分，Semenov 注意到在他麵前的 25 個屏幕之一上快速移動的模糊物體。他們是從與白俄羅斯邊界過來的。“我可以通過形狀和灰塵量判斷這是一輛重型軍用車輛，”Semenov告訴我。隨後是另一個無定形的形狀，然後是三輛裝甲運兵車和一隊卡車的清晰輪廓。在另一個屏幕上，Semenov看到身穿黑色製服的男子在核電站外圍的檢查站下車。
三分鍾之內，俄羅斯軍隊就到達了大門口。他們開著車停在大樓外麵，車隊裏有一輛坦克。看著閉路電視錄像，Semenov打電話給Geiko，報告說有九名入侵者正在突破主旋轉門。“是的，我可以透過窗戶看到它們，”Geiko 說。“他們用槍指著我。”
稍微回顧一下切爾諾貝利
切爾諾貝利是巨大失敗的象征。它也是一個充滿勇氣、犧牲和努力的地方。在那裏工作的人對這個陌生而危險的地方感到自豪和深情。他們保護著對事故的記憶和在事故中喪生的人，以及該遺址現在所代表的新的含義。人們在那裏中毒，被迫放棄它。在人類缺席的情況下，它已成為一種伊甸園，大自然在那裏自我治愈。樹林裏到處都是熊、駝鹿和狼，森林已經侵占了這個廢棄的小鎮。
4 號反應堆於 1986 年 4 月 26 日爆炸。就死亡人數和清理成本而言，這是曆史上最嚴重的核事故。爆炸熔化了核燃料，燒穿了反應堆外殼並融合成玻璃狀的核熔岩。130 多名消防員和工程師最終因急性輻射綜合症住院，其中 30 人死亡。之後，4號反應堆被一個重約 3萬噸的混凝土石棺覆蓋，以容納放射性物質。一個半徑為 30 公裏的禁區——一半在烏克蘭，一半在白俄羅斯——是地球上受輻射汙染最嚴重的地方之一。後果導致癌症和出生缺陷。烏克蘭的正常背景輻射可以達到每小時 300 納西弗；而在該區域內，計數器徘徊在每小時 10,000 納西弗左右。
在爆炸發生後的幾個月裏，成千上萬的工程師和工人從蘇聯各地趕來幫助清理工作。這些人被稱為“清理人”，被譽為英雄。由於普裏皮亞季小鎮已經不適合居住，因此建造了一個名為 Slavutych的新城鎮，以容納新來者和工廠的員工。（其他反應堆沒有損壞，切爾諾貝利繼續作為發電站運行，直到2000 年退役。）
後來的家屬區Slavutych 是一個宜人的小鎮，坐落在白俄羅斯邊境和第聶伯河之間的一片鬆樹林中。它是蘇聯各個共和國之間的合作項目：來自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愛沙尼亞、格魯吉亞、立陶宛和烏茲別克斯坦以及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建築師設計了不同的區域。
但核汙染清理工作在幾十年間一直在進行中。該電站目前雇傭了 2,600 名員工——廚師、工程師、醫務人員、保安——還有大約6,000 名員工在辦公室和實驗室以及為他們提供服務的旅館和商店工作。在禁區內還有兩個消防站，用於發電廠的緊急情況和應對夏季森林火災。在新冠疫情之前，每年還有超過 10萬人次遊客參觀——根據一位導遊的說法，您可以安全地在普裏皮亞季度過一到五天，具體取決於環境輻射水平。
“這是過去、現在和未來，”過去十年在切爾諾貝利進行研究的生物學家 Kateryna Shavanova 說。“有一座列寧雕像，我們住的蘇聯時代的宿舍……然後在被毀壞的反應堆上方有一個新圓拱石棺，這真是不同時代的工程傑作。”
和俄軍談判
在烏克蘭被入侵的前一周，部署在切爾諾貝利的烏軍士兵數量翻了一番，達到 170 多人。俄羅斯人抵達後，烏克蘭人都排隊交出武器。與此同時，工廠控製權的談判開始了。Geiko、Semenov 和兩名烏克蘭陸軍指揮官代表烏克蘭人；俄羅斯談判代表包括一名將軍和一名上校。Semenov注意到俄羅斯將軍的臉頰因為緊張而抽搐。
Geiko 向俄軍解釋說，由於現場周圍有許多輻射源，切爾諾貝利是一個獨特的危險設施。他堅持認為他和他的烏克蘭員工必須保留運營控製權。討價還價持續了近三個小時。自始至終，Semenov都能聽到窗外一支向南往基輔去的俄軍車隊的發動機聲連綿不絕。
烏克蘭人知道，工廠內的槍戰可能是災難性的：設備可能受損，重要的技術人員受傷。他們也明白，他們現在遠遠陷落在敵後。烏克蘭軍隊沒有機會解放他們。
Semenov提議允許俄羅斯士兵進入行政大樓和其他一些區域。“我們想盡可能地對他們關閉工廠核心部分。” 特別是，他需要讓它們遠離“能量樓”，這是一係列用於管理已報廢反應堆的建築物。“這是總控製中心，”他解釋說，“就像你必須組織恐怖分子進入飛機駕駛艙一樣。”
Semenov從孩提時代起就為他的職業生涯做好了準備
Geiko 和 Semenov 用對協議、突發事件和可怕警告的描述讓俄羅斯人讓步了。他們說服俄軍，如果允許在作業區使用槍支，則無法保證工廠的安全。“我們實現了談判目標。他們按照我們的規則和我們一起生活，”Semenov說。他們向俄羅斯人發放了 170 張通行證，但其中隻有 15 人獲準進入存放核廢料的區域。走廊裏躺著很多士兵，Semenov不得不跨過他們才能上廁所。
突然，Semenov想起了地下室的驢友。他下樓，打開了門。“政權發生了變化，”他宣布：“俄羅斯人占領了這個設施。”
老切爾諾貝利人
核電站安全負責人Valeriy Semenov 是個快50歲的人，身材靈活、精力充沛、愛喋喋不休，有著一張骨瘦如柴的臉，笑容燦爛。他出生在薩拉托夫市附近：“我不想說俄羅斯，因為我小時候還是蘇聯。” 他長大的小鎮很窮；他記得當地一家商店裏有“空冰箱和三個石榴，還有一頭牛的骨架，骨頭上沒有肉”。Semenov在 13 歲時，他的父母搬到斯拉夫蒂奇擔任核汙染清理人。跟隨他們，在18 歲時，他本人加入了清理放射性廢物的工作人員隊伍，算是子承父業。他的主管是Valentin Geiko，近 30 年後，他將與他的主管一起在俄羅斯占領軍槍口下繼續維持這歌核電站。他現在已經在切爾諾貝利奉獻了自己的青春：他擁有工程學和物理學學位，並曾在核電站的大多數部門任職——燃料儲存、核廢料管理、
Semenov從切爾諾貝利回來四天後，我在斯拉夫蒂奇見到了他。他說，從孩提時代起，作為核電站子弟，他的一生就為他在職業下的角色做好了準備。盡管他筋疲力盡，但他的故事卻從他身上傾瀉而出。他抓起筆和紙來畫現場圖：“行政大樓就在這裏，你看，我的大樓——不，我不能告訴你我的大樓的名字。這是秘密！- 曾在這裏。” 有時他會在房間裏踱步，用手勢解釋技術要點，用手測量距離。
我在四月與 Semenov 談了幾天。在此期間，烏克蘭特勤局也在向他匯報情況。“但因為你是記者，我必須稍微過濾一下信息，”他眨了眨眼。“有些事情是國家安全問題。”
俄軍初印象
Semenov回憶說，在占領的最初幾天，俄羅斯人試圖用他們新領到的通行證打開各種門。Semenov說他告訴他們，“如果你想看點什麽，看看牆上的（輻射事故死者）照片。如果你想要一些核廢料，我可以把一些放在你的口袋裏！”這樣嚇退了不少俄國人。
有 400-500 名俄羅斯士兵駐紮在核電站和周圍地區，其中包括主要來自蒙古邊境布裏亞特的正規部隊、防暴警察和通常部署在俄國國內的俄羅斯國民警衛隊。他們都沒有在製服上顯示徽章或等級。
駐紮在核電站核心建築的俄軍士兵表現得很克製；而那些住在外圍實驗室和行政大樓的俄軍則放肆一些，在占領期間進行各種搶劫和破壞。他們偷走了挖掘機、林業設備、用於搬運核廢料的專用車輛以及他們能找到的任何汽車。他們洗劫了實驗室和辦公室，拆除了服務器，並搶走了筆記本電腦、相機和投影設備。他們從招待所的房間裏拿了電熱水壺和鬧鍾，從食堂拿了餐具。占領者還在紅森林周圍挖了壕溝，這是一個高度汙染的地區，許多放射性塵埃曾經降落在這裏，靠後來幾十年的層層土壤和落葉掩埋，結果被俄國人給挖了出來。
幾名俄國官員來自俄羅斯國有核能公司 RosAtom。Semenov感覺他們的地位比將軍還要高。他幾次看到他們從現場翻箱倒櫃帶走一些箱子。“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麽，”他笑著說。“我認為他們正在尋找那些美國生物武器實驗室證據”（俄羅斯宣傳的主要內容）。
30 多歲的 Kutenko 臉寬而英俊，頭發和胡須剃得很短，他告訴我，雖然核電站工作人員接受過火災、洪水、地震和輻射泄漏方麵的應急響應培訓，但卻沒有任何關於遭受軍事入侵方麵的預案。
他說，很明顯，俄羅斯人奉命不要騷擾工廠的員工。烏克蘭人通常會避開俄羅斯人，但有時烏克蘭工作人員會忍不住用俄語質問俄軍：“你在這裏做什麽？你想在這裏做什麽？你為什麽不回家！”俄軍士兵們通常會咕噥著走開了。有時他們會說他們是來幫助烏克蘭擺脫納粹和班德拉激進分子的，或者隻是說他們是奉命行事。
Semenov警告他的工作人員不要冒險跟俄軍對抗，甚至不要用手機拍照。“我必須保持一切平靜和穩定。我不想激怒他們。保持他們的信任非常重要。” 他認為自己的首要職責是“保證核電站和人員的安全”。他知道工作人員對俄軍占領者很生氣。“有一些很難熬的時刻.....烏克蘭人- 準備好做任何事情。”
俄羅斯軍隊原本預計他們的“特別行動”會很簡短。士兵們帶來的補給品很少：一個人承認他隻帶了一件製服，因為他認為自己正在接受演習訓練。有些俄軍問Semenov在哪裏可以買到香煙。“他們說，'為什麽這裏附近沒有商店？' 我說，“這是一個核汙染禁區！” 有些俄軍甚至不知道切爾諾貝利曾經發生過什麽。”
用核輻射嚇唬俄軍
烏克蘭人誇大了輻射的威脅，以阻礙俄羅斯加強控製的各種努力。他們會警告俄軍遠離某些“有問題的區域”。“這是一種厚顏無恥的欺騙，”Kutenko說，“但它奏效了。”
與此同時，烏克蘭人沒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俄羅斯人的一些自己作死的行徑。比如在戰爭的最初幾天，一隊長長的車隊駛向基輔，揚起大量灰塵，Kutenko的團隊記錄到輻射水平的升高。“它高於正常水平，但沒有達到任何災難性水平。它在安全範圍內，”同事問我：“你打算告訴俄羅斯人要注意輻射嗎？” Kutenko笑著說：“不。”
在家屬區斯拉夫蒂奇，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工人的家屬很難給他們在工廠的家人打電話。切爾諾貝利的手機信號被封鎖（不清楚是誰幹的），但如果你爬上發電站的屋頂，可能會收到零星的信號。與外部世界的通信在很大程度上僅剩家屬區Slavutych 與核電站行政辦公室的固定電話。Semenov告訴我，他試圖盡可能多地傳遞他觀察到的或者偷聽到的俄軍行動信息給外界。他讓他的一個團隊專門數南下的俄軍軍用車輛。另外，Kutenko 在他的辦公室裏有一個可以撥打手機號碼的固定電話。烏克蘭國民警衛隊的幾名成員要求他給他們的親戚打電話報平安。“他們的家人有不同的反應，”Kutenko說。“有些人不相信我是誰，所以會問我一些詭計問題或念出一個烏克蘭語單詞。有家屬哭了。有家屬感謝我。”
在家屬區Slavutych，工廠的管理人員將他們的固定電話號碼提供給這些家庭。Semenov的妻子奧爾加每天的電話都很簡短。她不想用食物短缺或她自己的擔憂來打擾丈夫。這對夫婦即將迎來他們的結婚 30 周年紀念日。“我們從來沒有分開過這麽長時間，”Semenov告訴我。
俄軍每天都帶來新的問題。Semenov成為與俄羅斯人談判的關鍵人物。他寬宏大量的舉止和輕鬆的幽默化解了尷尬的局麵。“Geiko 是頭，”他說，“我是手。”
合作和協作之間的界限感覺很脆弱，很不清晰。Semenov發現自己很難同時適應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的感受。俄羅斯士兵不止一次試圖進入他們的指揮官承諾不允許他們進入的區域。“我必須預測俄國人情緒的任何變化。我不得不提前一兩步思考。但我有一個非常哲學的觀點。我和每個人都談過了。我不知道這是好事還是壞事。”
他不得不化解幾次對抗。一天下午，俄羅斯士兵開始向空中射擊，顯然是想擊落一架無人機，但流彈會危及設備。而在另一個場合，俄羅斯人組織了一場新聞招待會，宣傳人員帶著一箱箱人道主義援助抵達，在電視攝像機前分發給烏克蘭工作人員。烏克蘭員工拒絕接受他們。Semenov忍不住向俄羅斯記者建議：“去采訪一下我們的老百姓吧，看看我們是否一直在等待你們帶著善意來把我們從激進主義中解放出來？”。
占領期間的生活
員工睡在他們的辦公室裏。Semenov 與五位同事共用一張行軍床和兩個睡袋。“當然，你睡得不如在家，”Kutenko說。“我不知道是壓力還是因為我們睡在長凳和椅子上不舒服。或者是因為噪音——通風風扇聲音很大，顯示器在閃爍和發出嗶嗶聲。”
每天，都有工人們都去醫務室看病。大多數與壓力有關：抽筋、便秘、濕疹、痔瘡。Kutenko被告知他的血壓很高，並試圖閱讀一本偵探小說以分散注意力（但是不奏效）。像Semenov一樣，Kutenko始終意識到要對員工的身心健康負責。“這是一個困難的時期，”他說。“但是不可能有任何錯誤。我們不是牛奶廠，我們是核電站。”
好在核電站裏的食物足夠吃幾個星期。工作人員每天兩次到餐廳享用羅宋湯、肉、卷心菜沙拉、蕎麥和芝士蛋糕。除了新鮮麵包，他們什麽都有。幾天後，三位廚師中的一位因筋疲力盡而倒下。被鎖在地下室的四名驢友被放出來幫廚。“我不能說我們是廚子，”Kostya Karnoza 說，他是一個 20 多歲的隨和的人，他不背包拍視頻時，就是一名普通IT工作者。“我們其實主要是切菜和洗碗。”
偶爾他們在抽煙的時候和分開吃飯的俄羅斯士兵聊天。“他們向我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北約在哪裏？北約基地在哪裏？班德拉分子在哪裏做惡？'” Karnoza說。俄軍吹噓說，基輔將在三天內被占領。當俄羅斯的前進停滯不前時，俄軍就改口說他們正在與一支由美國士兵、法國外籍兵團和犯罪分子組成的可怕軍隊作戰，據稱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把監獄裏的罪犯都釋放出來充軍。“他們問我們，‘為什麽烏克蘭政府不投降？他們不想要和平嗎？'”有些人承認他們不知道他們為什麽要進入烏克蘭。俄羅斯人驚訝地從核電站員工人事檔案中得知——許多核電站員工，包括父母輩，都出生在俄羅斯。
核電站的不少中層和高層是企業家和軟件開發人員，是良好教育的新一代烏克蘭人。他們發現俄羅斯人的無知和虛偽可笑（除其他外，俄羅斯人偷走了他們的 GoPro 相機、移動電源和一些內褲）。一位高管告訴我，他在切爾諾貝利遇到了一位俄羅斯警察，聊天後，俄羅斯警察感慨地說：“我真的很尊重你們這種思想自由的人！” 還有一次，他看到一個年輕的俄軍士兵在讀喬治·奧威爾的《1984》。
核電站風險
即使在切爾諾貝利事故發生幾十年後，切爾諾貝利仍充滿風險。被摧毀的反應堆內的融合核熔岩仍然不穩定。保護它的混凝土石棺被設計為最多可以使用 30 年——它現在已經35 年了，並且已經開始裂紋和破碎。它的狀況不斷受到監控。切爾諾貝利的研究員奧萊娜·帕雷紐克 (Olena Pareniuk) 表示，隨著熔岩繼續腐爛，其元素組成的變化可能引發連鎖反應，這不太可能但並非不可想象。
還有其他風險。大約 22,000 根反應堆使用時遺留下來的乏燃料棒仍然很熱。如果它們沒有正確冷卻，它們可能會燒穿容器並泄漏輻射。這些棒一直保存在水下，現在正被轉移到其他地方，以便更安全地儲存在氦氣下。到目前為止，僅轉移了 12%，大部分還在那裏發熱。
另一個危險來自切爾諾貝利從其廢棄的反應堆和烏克蘭的其他四個運行中的核電站回收的放射性核廢料（有點委婉的說法）。這些廢物大部分儲存在埋在混凝土中的金屬桶中。如果桶被移動，它們可能會損壞和泄漏。這些乏燃料甚至可以用來製造髒彈
三條高壓線為切爾諾貝利提供至關重要的電力。技術人員需要電力來監測和冷卻核廢料。如果供電不可靠，泄漏的風險就會增加。我問 Pareniuk 哪個威脅最大。她搖頭：“這就像你在問，當你停止呼吸時，你身體的哪個器官最危險。”
3 月 9 日，電站停電一次。沒有人知道為什麽。也許它在戰鬥中被破壞。雖然核電站有備用發電機，但燃料隻能持續 24 小時。烏克蘭人告訴俄羅斯人隻夠 12 小時。“如果發生事故，”謝苗諾夫對一名軍官說，“你要負全責！！”
努力維持電力
Vitaliy Tymofeev 是一位 60 多歲的前清理工，與液體核廢料回收部門的四位同事一起值班。他們在一棟沒有窗戶的建築物中工作，將放射性水與水泥混合並在鋼桶中硬化。他告訴我，最危險的部分是清潔混凝土攪拌機。
俄羅斯人占領工廠的那一天，一批 16 桶混凝土廢料已準備好運走。停電時，冷卻核廢料的通風係統停止工作。花了三天時間才弄清楚如何將它連接到發電機上。在此期間，輻射水平可能上升了——但無法確定超標多少，因為四個星期後，烏克蘭人用於測量輻射水平的設備因為無法定期更換，而過期不準了。
電工被派去修理線路。禁區外的區域交通不便，一路上需要穿過多個俄軍和烏軍的檢查站；還發生了零星的槍擊。俄羅斯士兵和烏克蘭電工之間存在誤解。電工首先拒絕了俄羅斯軍隊的護送，然後又要求俄軍提供護送。多次嚐試解決這個問題，但很難找到和抵達損壞的地方；也不知道是一處故障還是好幾處。在停電的第三天午餐時間左右，電力終於恢複了兩個半小時。烏克蘭電視台宣布該工廠重新上線僅但 15 分鍾後，電力再次斷電。
工作人員必須優先考慮應急能源的供應優先級：關閉電加熱器和其他設備。Kutenko 的團隊穿著他們的派克大衣睡覺。“我們運氣不好，當時很冷，晚上零下8度，”他說。工作大衣“很臭，因為我們工作很辛苦，流著汗”，熱水淋浴被認為是一種浪費的奢侈品可望而不可及。
饑餓的發電機需要幾乎不斷的補充燃料——白天每三個小時一次，晚上每五個小時一次。俄軍帶來了柴油油罐車，但他們的加油槍噴嘴太寬，無法裝入發電機，因此燃料必須倒入 200 升油桶中，然後才能轉移。“我們用手抽它，這有助於我們熱身，累的要死”Kutenko說。
切爾諾貝利工人家屬居住的斯拉夫蒂奇也沒有電力。但這是一個工程師小鎮，難不倒他們，他們很快就改造了一個舊加油站，為小鎮提供了暖氣。電纜被連接到博物館屋頂的太陽能電池板上，這樣人們至少可以給手機充電並連接到互聯網。當地人在他們的花園裏砍柴和做磚燒烤。“在這場戰爭中，我們所有的人都團結了起來，我們成了一家人，”該鎮的東正教牧師Ioan 神父告訴我。
每一輛能為切爾諾貝利核電站運輸燃料的油罐車都被俄軍改道，或者停留在基輔附近無法靠近。最後，俄羅斯人的耐心逐漸消退。一位將軍宣稱切爾諾貝利從俄軍那裏抽取了過多的燃料，並告訴 Geiko，核電站必須自己連接到白俄羅斯的電網。Geiko意識到這是一個象征性的恥辱，但別無選擇——不這樣做的危險太大了。他堅持一個條件：如果切爾諾貝利從白俄羅斯獲得電力，沒那麽斯拉夫蒂奇家屬小鎮也必須一起解決。
撤退前夕
俄軍對基輔的攻勢受挫的消息逐步傳回給駐紮在切爾諾貝利的俄軍。幾個士兵想看電視新聞。雖然他們聽不懂烏克蘭語，但可以看到被燒毀的V符號坦克和俄軍“小綠人”屍體的鏡頭，這足以說明一切了。一些俄軍低聲說他們不知道他們在切爾諾貝利做什麽？
甚至他們的指揮官也表示懷疑。有一次，Semenov一邊抽著煙，一邊看著一架俄羅斯轟炸機飛過頭頂。他朝它揮舞著拳頭，喊道：“Pederasti！” （“基佬！”）。附近的俄軍士兵問他為什麽大喊大叫。Semenov 忿忿地回答：“你以為它們是來空投糖果和餅幹麽？” 。結果旁邊一位俄羅斯軍官也坦言：“我也不喜歡這些妓女。”
兩周後，切爾諾貝利的部隊被命令往南向基輔開拔。俄軍在離開的前一天晚上都喝醉了。一些人抱怨說，他們此去“必死無疑”。然後另一波俄軍抵達核電站接訪，這股俄軍其實是在基輔附近戰鬥中撤下來的俄軍某海軍陸戰營殘部，他們的車輛的一些輪胎被打成碎片，以至於Semenov很驚訝他們是怎麽把車開到這裏的。一抵達核電站，這批俄軍就四散倒在草地上，筋疲力盡的樣子。一位俄軍軍官警告Semenov不要讓他的員工們試圖對抗挑釁他們，因為他們剛剛失去了太多的同誌，心情很不好。
占領三周後，Semenov去尋找一堆餅幹和糖果，遇到了一個叫Tikhomirov的俄軍軍官，他喝醉了。他轉動左輪手槍的彈巢，然後把槍口對準Semenov，扣動了扳機。有一個哢噠聲，但沒有砰的一聲。Semenov嚇得半死，在這件事後盡量避開這個軍官，但在事後回憶這個故事時笑了：首先是因為這個俄羅斯人其實是在玩俄羅斯輪盤賭；其次，這個俄軍軍官的名字 Tikhomirov 翻譯過來時“安靜的和平”的意思。
終於可以換班了
3 月 20 日，在占領了 25 天後，俄羅斯人允許將切爾諾貝利的大多數烏克蘭工作人員輪調出去，換另一波人來接班（Semenov留下來，因為能接他崗位的高管要麽被圍困在切爾尼戈夫，要麽家裏有小孩，要麽已經加入了烏軍國土防禦營）。而Kutenko說：“我很高興離開，”。因為第聶伯河上的橋已經被摧毀，工人不得不做輪渡過去。一些在輪渡上工作的烏克蘭水手將這項任務視為與侵略者合作，拒絕參與。
核電站領導們是第一批去探路到家屬區斯拉夫蒂奇的人。當他們在河岸等輪渡時，一名俄羅斯軍官開始回憶和讚美蘇聯時代，那時候沒有俄羅斯或烏克蘭之分，而美國人總是帶來戰爭，而俄羅斯人帶來和平！“他開著一輛從烏軍國民警衛隊搶來的福特皮卡，”科斯蒂亞說。“就在他說出‘和平’這個詞的那一刻，一大群俄羅斯導彈從頭頂上飛了過去，朝著切爾尼戈夫的方向飛去。”
Kutenko終於抵達斯拉夫蒂奇時，已經快到午夜了。路燈熄滅，窗戶昏暗。在過去的幾周裏，Kutenko 留了胡子。他最小的兒子，一個蹣跚學步的孩子，不認識他。“他躲在媽媽身後。好像有什麽奇怪的家夥出現了一樣。”
俄軍進軍家屬小鎮
然而隨著工人們回到家屬小鎮，俄羅斯人也緊隨其後向斯拉夫蒂奇小鎮靠攏。3 月 22 日，俄羅斯軍隊發出最後通牒，要求該鎮在第二天下午 3 點之前投降。在戰爭的第一周，該鎮 46 歲的市長尤裏·福米切夫（Yuri Fomichev）組建了一個鎮上的國土防禦營，用 150 名誌願者加上 50 名當地警察——“基本上是我們擁有的步槍數量”。但斯拉夫蒂奇小鎮沒有重型武器，也沒有獲得烏軍增援的希望。
3 月 23 日，俄羅斯人試探性地推進，在通往斯拉夫蒂奇的道路上最外麵的檢查站打了幾槍。第二天，“進攻真正開始了”，Fomichev 說。兩個烏軍檢查站都被摧毀，造成至少三人死亡。身處一線的市長Fomichev 本人被俄羅斯士兵抓獲，他覺得這些士兵異常恭順。有人請他自拍。“我的雙手被綁著，他用槍指著我，”他回憶道，“但他似乎仍然尊重我的權威，因為我是市長。”
當 Fomichev 被審訊時，俄羅斯人通過無人機拍攝到Slavutych小鎮的居民正在舉行抗議活動。市長Fomichev 建議他可以幫助平息事態。當時小鎮聚集了五千人，其中有四名無法離開小鎮的高管。人群展開一麵巨大的烏克蘭國旗並高呼：“對占領者說不！” 大約50名俄羅斯士兵站在裝甲車和坦克前，向空中發射催淚瓦斯和子彈以驅散人群。
小鎮的艾恩神父拿起他高大的遊行十字架加入了抗議。他告訴我，他剛剛領受了聖餐，“我不怕死”。他跑向俄羅斯士兵，對他們大喊“摘掉你們身上的十字架，因為沒有一個基督徒會向平民開火！”
最終，市長Fomichev 說服人群撤退到主廣場。他們的服從似乎平息了俄羅斯人的憤怒。在部隊搜查了該鎮以尋找烏克蘭士兵後，他們同意撤退到附近的一個加油站，在那裏他們抽走燃料並洗劫了售貨亭。他們第二天就離開了。
當斯拉夫蒂奇小鎮發生戰鬥的消息傳到切爾諾貝利時，Semenov和Geiko威脅要停止與俄羅斯人合作，除非襲擊停止。一位俄羅斯將軍越來越地不耐煩地否認他們的任何部隊在試圖向該鎮推近。Semenov與將軍的關係此前一直很融洽。現在它惡化了。但他並不後悔。“這是我們試圖幫助 Slavutych 的唯一方法。”
終於走了
不久，麵對烏克蘭在基輔周邊的反擊，俄羅斯軍隊於3月31日開始撤退到白俄羅斯邊境。他們把切爾諾貝利的烏軍國民警衛隊當作戰俘帶走。當他們撤退時，他們車輛的輪胎將放射性塵埃卷入空中（他們的離開使那四個驢友也終於可以回到第聶伯羅的家）。在最後一批俄羅斯人於 4 月 2 日離開切爾諾貝利後，烏克蘭人將他們的旗幟重新掛在主旗杆上。旗子是Semenov在一個密室發現的舊國旗，破爛不堪：他洗了旗子，修好了旗子，然後把它舉到了他的樓外。
切爾諾貝利的工作人員仍然麵臨著巨大的挑戰。他們需要從頭開始重建整個禁區內的輻射監測係統。俄羅斯雷區的範圍仍然未知。路邊已經出現了被炸死炸傷的動物。消防員今年夏天將無法應對森林大火，因為他們害怕踩到地雷。
Semenov在切爾諾貝利又呆了一個星期，以監督新的工作人員接班。在當時拍攝的一張照片中，他憔悴而灰白，留著邋遢的胡須。四天後我見到他時，他告訴我他無法集中注意力，而且頭疼得厲害。“這就像從一個漫長而糟糕的夢境中走出來一樣。在情感上，我仍然覺得自己在那裏。就像我必須去某個地方做點什麽。”
我問他那段磨難中最糟糕的時刻是什麽時候。他告訴我這是在俄羅斯人撤退之後發生的。在整個職業生涯中，他一直佩戴了一枚紀念事故發生 30 周年的勳章。然而，幾天前，斯拉夫蒂奇（Slavutych）小鎮的某個人把它從胸前扯下來，說他不配。“在我看來，他的所作所為是不公平的，”Semenov說，“他沒有權利。”
4 月 26 日，切爾諾貝利災難周年紀念日，Semenov給我發了另一張照片，他自豪地拿著另一枚藍黃色緞帶勳章：勇氣勳章，該勳章是因他在占領發電廠期間的貢獻而獲得的。該引文由澤連斯基總統簽署。■
Wendell Steavenson報道了後蘇聯時期的格魯吉亞、伊拉克戰爭和埃及革命。您可以在此處閱讀她以前從烏克蘭為1843 雜誌發送的消息，以及我們的其他報道。Marta Rodionova曾擔任電視記者和創意製作人
作者：Wendell Steavenson和Marta Rodionova
攝影：lam duc hien / agence vu、stas paniuta、anton yuhimenko
原文：https://www.economist.com/1843/2022/05/10/the-inside-story-of-chernobyl-during-the-russian-occup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