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蓮
人生在世，以誠相待足矣。 我對人生充滿希望，但隨遇而安
我成了流氓集團首犯的家屬
——1983年西安嚴打口述紀實之十四
行義筆述
行義，1951年生，北京插隊陝北知青，西安美院畢業，畫家。1983年西安市龍首村流氓跳舞黑社會團夥案首犯的家屬。
景恒年猥褻地獰笑著說：“他的問題很嚴重！他跟的那些女的，都比你年輕漂亮。你好好想想，好好揭發他的問題”。王八蛋！想用這樣的陰損招挑撥和激怒我。待我抱著孩子走出公安三處，回頭看一眼這個邪惡的地方，我極想往裏麵爆一顆炸彈，哪怕同歸於盡！
那些天G經常回來很晚，終於一天整個晚上都沒回家，第二天一早，張坤（陝西省雕塑院G的西安美院校友和同事）騎著車子跑來，吞吞吐吐地說：“出了點事，他們昨天在雕塑工作室跳舞，被公安局帶走了”。沒過幾天小坤也因參加跳舞，他父母迫於壓力將他送去公安局投案。那天晚上，一隻貓自遠而近嚎叫著而來，直接來到我家的門口，邊叫邊用爪子死命地撓門，待細聽後我心下一驚，這叫聲分明是我家那隻前些天已死了的大花貓呀。當下我已直覺到：這件事不會小！
本來以為隻是跳跳舞算什麽事呀，但按照人們的邏輯：既然被抓進公安局，就肯定還有別的事，什麽事呢？一時社會上風言風語滿天飛，什麽流氓、強奸、混居、聽敵台…….我的耳朵裏整天被灌滿了這些消息，而且每天都有新花樣。案情一天天在升級。G已被定為西安龍首村流氓集團跳舞案的首犯，因為是在他的雕塑工作室裏跳舞，是他提供的場地，而提供場地的人就是組織者。我的孩子剛剛出生四十幾天，家裏有太多的事，太需要一個男人，但我漸漸明白讓他馬上回家是不可能的，而且能不能再回來也是個問題了。龍首村跳舞案被西安市公安局迅疾擴大到一百多人，說是破獲了解放以來最大的黑社會流氓團夥案。市局在省人大會上將此案作為重點案件匯報，再由省人大匯報到北京。趙紫陽作批示說：什麽是流氓集團？這就是流氓集團。這下更完了。人們又到處在說，流氓集團首犯是要被判死刑的。開始聽到這個說法，我腦子木木地轉不了這個彎。但朋友們卻比我這個當事人家屬認得清形勢。
一位在陝北延川插隊時的熟人天天到我家來造訪，每天就像是上班，早上來下午走，中午自己出去吃飯。我心情不好，跟他沒什麽話說，有些怠慢人家，可他還是來。我就跟林達（我的中學同學、路遙夫人）抱怨，林達卻說：他是我派去的。原來朋友們都明白在中國的曆次政治運動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如今G的案情被宣傳的如此嚴重，又加上公檢法聯合辦案，“從重從快”，法律程序全免掉。G真說不定哪天會被突然判死刑槍斃。如那樣的情況發生，我們都是從北京來陝西插隊後留在這裏的，在西安沒有其他的親人，我一個人帶著小孩怎麽去收屍？聽說不及時去會被醫院的人挖去眼角膜或者弄走器官。於是林達就委托這位朋友專門請假，天天來盯班。
可歎朋友心，我無語。
大街上警車常鳴，籠罩著 “嚴打”的恐怖氣氛。每天都有朋友來看望，每天都帶來熟人和朋友被抓的消息，我們認識的朋友不外乎都是文化藝術界的，而且也全都是因為跳舞。因為“從重從快”的政策，法院加快審判，加快槍斃。一批接一批公布死刑犯，在大街上張貼黃色的殺人布告。白天哪裏敢走近那些布告，隻等夜幕籠罩後，我才抱起兒子壯著膽子來到街上，湊近那張布告，我的心在狂跳，借著路燈仔細辨認那一溜溜打著大叉子的人名裏有沒有G？記得83年的國慶節前下了一場大暴雨，窗外墨黑，閃電像道道劈天的鬼火，地動天搖，我坐在床上，看著包在小被子裏渾然不知人世的兒子，淒苦難言，地獄無非也就是這樣了吧。
一位我們在西安美院、當時在省法治報工作的同學到單位來找我，他手裏攥著一份第二天將要出版的稿件。開頭他對我說：你帶著孩子走吧，離開西安。見我懵懂，他又說：G的案子明天要見報，如果一上報紙，你知道想輕判都沒可能了，中國向來是政治形勢左右法律，G肯定是死刑啊。我心裏亂成一鍋粥：我們的愛情、我們短短的婚姻、我們剛出世的兒子，一切都結束了！？想不清楚，也不容我細想，待那同學走了之後一個小時，我騎著車子直奔他所在的報社。我對他是這麽說的：看在我們都是老同學的份上，你明天一定不能讓這篇稿子見報。我知道我很為難他，他隻是一個小編輯，他怎麽能做得了主？但他也清楚這件事的份量，他說，我試試吧。他找到主編，他說，西安因跳舞案抓了一大批人，包括許多幹部子弟，要見報都要見，如果我們隻是把G這樣的平民子弟的案子登上報紙，老百姓就會說法律不公，幹部子弟不能與庶民同罪。主編想了一想同意這篇稿子暫時不登。事後我對G說，咱們這位老同學可是救了你一命，他對你有大恩。
最折磨人的還不是G被抓這件事實，而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有什麽問題？如果他是被冤枉的，我心裏倒是能有些許的平靜，中國曆屆的政治運動錯抓錯判的人還少嗎？但如果他真的犯罪了呢？文革時家裏的親人被抓走後，自己人往往這麽想：他是不是有什麽我不知道的罪行？他是不是隱藏在我身邊的階級敵人？於是乎親人的麵目馬上變得猙獰起來。雖然我們的孔聖人說“人之初性本善”，但我們的法律和我們的思維卻是有罪推論的，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也是鬥爭的哲學。所以我被街上的謠言弄得神思混亂。我曾在《陝西少年》雜誌社的老領導專門來看我，他氣憤地說：“我的老婆給我生兒子的時候我高興得整天圍著她轉。可你給他生了兒子，他卻在外邊跳舞，跟他離婚！我重新給你介紹一個好的。”沒過幾天他真的拿來一張小照片。
其時陝西省的於明濤省長是我父親的老鄉和老戰友，我在猶豫是否應該去找找這位平素還有來往的於叔叔呢？這天我在辦公室上班，政治處（省體委）的人跑上樓來叫我去聽電話，說是於明濤省長打來的。我到政治處接電話，全屋的人都在伸著耳朵聽，我方才明白於省長為什麽把電話直接打到政治處了。
於省長在那邊說：“這個人很壞呀，你要跟他劃清界限。”
我說：“於叔叔您了解情況嗎？”
“啊，我是不了解情況。”
“不了解情況您就別這麽說。”
“好，好，你就好自為之吧。”
於省長那邊掛斷了電話，我直覺到這裏的人都在用異樣的目光看著我。我目不斜視，昂著頭氣鼓鼓地走出去。
令我坐臥不安的是G到底犯了什麽罪？公安局抓走了你家的人，你無權知道為什麽被抓。如家屬請律師去問問情況？那更是癡心妄想！人家一律是：無可奉告。可惡的無可奉告！我抱著孩子直接來到公安三處，找到抓他們也是辦他們的辦案人景恒年。他們放我進去，是幻想我能否再揭發點什麽以擴大他們的戰果。所以姓景的一見我就厲聲說：“G的態度很不好，這樣對他十分不利。”我問：“他都有什麽問題？”景猥褻地獰笑著說：“他的問題很嚴重！他跟的那些女的，都比你年輕漂亮。你好好想想，好好揭發他的問題”。王八蛋！想用這樣的陰損招挑撥和激怒我。待我抱著孩子走出公安三處，回頭看一眼這個邪惡的地方，我極想往裏麵爆一顆炸彈，哪怕同歸於盡！我一輩子自找欺辱的事情很多，但這是我永遠忘不了的一次。
開始G他們關在勞教廠，傳過話來讓家屬送大蒜，說天太熱關的人太多，怕傳染病。天涼後又傳出話，說被關到了公安監獄五處——準備判刑的地方。一天來了一位五處的管教，他帶來G的小條子，上麵隻是說，讓我帶好兒子，勿念等等。令我想不通的是：他不能說自己的案情在意料之中，但可以表示態度，為什麽沒有一點點歉意？難道他並沒有像外邊傳說的這些“罪行”？難道他在裏麵反倒比我的耳根更清淨？
這時G的一個難友Z免於刑事處分被放出來了，他是政治案，因為看了一些書，說了一些話。自G被關進五處後，每月10號家屬可以去送東西。每到那個日子的清晨，在監獄的高牆外就靜悄悄排上了一小隊人。9點以後小門開了，進門後有一條兩座高牆中間的小路，裏麵的高牆上開著一個一人高的小窗口，窗戶裏麵的人居高臨下， 等犯人家屬把東西高高舉起遞上去，就聽見裏麵的人邊翻檢邊罵罵咧咧。這次Z非要跟我一起來送東西，我們遞上去幾本書和雜誌。“啪”地一聲雜誌被甩了出來：“他在裏麵搞精神汙染，你還給送這種精神汙染的書！”我撿起來一看，是《美術》雜誌。我說：“你看看這是哪兒出的？這是中國美術出版社出的，照你這麽說是美術出版社搞精神汙染了？”這時上麵又吼叫起來：“你這衣服裏有一張紙條，是什麽暗號？”這件棉襖是G的一個同學叫我送進去的，誰想他還在裏麵塞了紙條？紙條上寫著一行小字：“你如不用，可以換吃的。”這算什麽暗號？Z在我旁邊站著，忽聽裏麵問：“旁邊還有誰？”這時就見窗子裏的人探出頭來，“好哇，Z，你竟然還敢來這兒！？”Z一聽嚇壞了，出溜一下就蹲在地上，再也沒敢站起身。我則被叫進監獄裏的一個審訊室，被勒令坐在被告的椅子上，姓白的管教遠遠地、威風凜凜地坐在上麵，讓我交代紙條上是什麽暗號？否則就關在這兒別想出去了。他們是專政機關的衙役，他們想關個什麽人還不像捏住一隻螞蟻？想到家裏的孩子和老母親，我不能再跟他頂，人在屋簷下不能不服軟。後來我與G說起與白管教的這一幕，G說，在裏麵關的日子長了後，互相熟悉了，白管對他們這些跳舞犯還算可以，白管曾跟G說過這樣的話：你們將來出去了還是藝術家，而我們一輩子就是幹這個的了。表麵上狐假虎威的人往往是最自卑的可憐人。
在那些時日，跳舞犯的家屬聯絡密切，她們經常來看我。家裏有一個“犯罪”待判刑，日子怎麽過？我們這些女人每天都在惶惶然地奔走，打探消息，互通情報，分析案情。因為G是主犯，判刑肯定是最重的，如果僥幸不死，但判了十年、二十年的，要不要等他們？我承擔著最大的份量，她們想知道我的想法。我沒流露出離婚的意思，她們也就暫時安心。我還沒時間考慮離婚，我想知道G是否觸犯了刑法？是什麽“罪”？該不該被判刑？如果他的事情隻是屬於我們夫妻之間的“私事”，他們卻因為政治目的，用搞運動式的方式抓人、亂判，我當然不能站在他們的立場，做落井下石的事，讓他們達到目的。這是個“大是大非”。大是大非這個詞是我在文革中學會的。我對這些姐妹們說，即使離婚，我也要等他出來。以示我不能與混帳的法律和混蛋的嚴打合汙。我說，我們自己的事不要別人管！更不要政治管！
我暫放下G是否有對不住我的事情，先跟“當局”理論。除了完成每月雜誌的發稿，其餘時間我都用來寫上訴信。我給鄧小平寫、給胡耀邦寫、給最高法院鄭天翔、最高檢察院楊易辰、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陝西省委白紀年和馬文瑞，甚至還寫給劉冰雁。百分之九十九石沉大海，但胡耀邦總書記卻做了批示，胡書記的批示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責成省法院重審，省高法的院長焦朗廷說：“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改！”他們當然不能改，否則他們匯報到中央的嚴打成果怎麽交代？
G的案子遲遲沒有開庭，朋友們對我說，拖著好，拖過了這陣風判刑就會輕，起碼不會是死刑了。我找到市檢察院，接待我的那位說：“G的刑期很長，你還年輕，你等不了”。看，法院還沒開庭審理，檢察院已經定了刑期！也可以理解成他們三家已經商量好了刑期。
一個朋友跑來告訴我G 的案子第二天開庭，我抱著兒子來到法院門口，想利用這個機會叫他看看孩子。他們一群人從囚車上下來了，一個個臉色蒼白，被剃了光頭，形銷骨立。庭審我們不能進去，隻能站在外邊等。等到G再被押出來，他走到我身邊時說了一句話：“救救我。”令我大吃一驚，一個男人不是萬般無奈是不會說出這樣的話的。想當初，我在給姐姐介紹自己的男友時說：他這個人最大的缺點是在政治上很幼稚。姐姐回信說：可以慢慢成熟。看來一個人與生俱來的缺憾是後天無法補救的。像G這樣純粹藝術類型的簡單心智，他無法理解和應付獨裁政治給出的難題。這也就可以解釋中國當代沒有大師，是因為生不逢時的藝術家們或者要鑽營政治，或者被政治整治。
另外我很清醒，中國是一個關係網的社會，G從外地來，不在西安的關係網內，不拿他當大頭拿誰？不用他去請功用誰？比如同是跳舞案，抓了西安什麽人的兒子，一定不能太重，這是給自己留餘地。法律從來是人的玩偶（或僅限此地）。我曾找到我姐姐在人民大學的同學、最高法院西北組組長，最高法院將此案多次發回重審。此時於明濤省長已調任國務院審計署署長，他公差回西安時也曾特地向省院詢問。但焦朗廷說：G還認識誰？！
G一審被判了無期，這就是那個檢察院的人所說的“你等不了”。無期如何等？G和他們同案的難友全部上訴。我請了西北政法學院的解老師做G的上訴律師。解老師看了案卷，決定為G作無罪辯護，解老師多次與省高院主辦這一案的審判員張士誌交換意見。據說張士誌的意思是，G頂多判四到五年。然而主審法官和律師最終無法左右和改變一切，G二審改判15年刑期，送勞改場。
1983年8月13號，公安局來雕塑院抓人，是源於雕塑院傳達室的一個電話。從82年什麽時候開始，近一年來，G等幾個年輕人，下班後經常招一群男女在工作室跳舞，軟綿綿的鄧麗君、搖滾、暗燈，早已令雕塑院主任老牛看不慣，令辦公室的王建民等人側目。打電話當然事出有因，老牛和王建民等人知道嚴打的風聲，片警早已給他們和居委會的小腳偵緝隊吹過了風。事後有人說電話是王建民打的，有人又說是老牛讓王建民打的。恐怕他們那時誰也想不到，事情會整得這麽大，龍首村跳舞案成了全國三大流氓案之一。雕塑院的三、四個年輕人被抓，被判刑，甚至可能被殺頭。但是以老牛他們的年紀和閱曆，他們完全能夠料得到，完全清楚中國政治運動的殘酷。他們如何能解釋，把這幾個跳舞的年輕人往嚴打裏麵推的作法，是由於自己的狠毒還是自己的無知？這件與他們有直接關係的事，人命關天。事後他們真的心虛了，害怕了，後悔了。以至王建民從此絕口不提，以至老牛多次出麵保釋。G七年後回到雕塑院，單位領導主動地、悄悄地從他的檔案裏撤掉了所有的七年的痕跡。
可以欣慰的是，在這些年裏，我們得到了許多朋友的幫助和安慰。劉曉寧是主動找到我的，他自告奮勇說他可以幫助G申訴、減刑。本來跳舞花案跟劉曉寧沒有一點瓜葛，劉曉寧的朋友海燕因畫裸體被抓走了，劉曉寧開始了四年的 “打撈”。放棄工作，投入自己，以至那法官感動得流下眼淚說：我不幫你我不算人。海燕的親弟弟做不到的，劉曉寧都做到了，結果海燕一審判12年，二審免於刑事處分，當庭釋放，這是83年西安所有跳舞案改判的唯一。
劉曉寧繼續為G奔，他跑勞改場，跑法院，爭取G能夠減刑或假釋。幾年下來曉寧為了打撈這些朋友，不但丟了自己的工作，還害上了嚴重的失眠症。而曉寧的媽媽全力支持他，曉寧的妻子也從不因他丟了工作而有絲毫的埋怨。有這樣的朋友在身邊，領受著這樣的人間真情，才沒有使我陷入滅頂之災。
一年年煎熬、一年年等待。最終由於G在裏麵的減刑，朋友們的幫忙和雕塑院領導王天任院長的多次保釋，G坐牢六年半後被假釋。
政治運動毀掉了我們的前半生，毀掉了我們的所有青春年華。有朋友勸我們申訴要求平反，但我們不想再浪費時間，因為那一切都會是徒勞。
2013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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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瘋狂的年代，這種故事比比皆是。經曆過文革的一代，對黑暗有刻骨銘心的記憶。所以他們要加入保護美國兩百年來捍衛守護的自由法治公平正義的隊伍
學校開大會，到一個學生領著喊口號的時候，小孩一激動，喊反了。
喊成了，打倒毛主席，保衛劉少奇。
結果，逼著小孩承認是他爸爸教的。剛好他爸爸有是地主。
然後，他爸爸被判刑，死在監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