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跳舞的送了幾壺開水被關150天 ——1983年西安嚴打口述紀實之十三

給跳舞的送了幾壺開水被關150天

——1983年西安嚴打口述紀實之十三

                      姚榮口述 丫丫整理

 

 

姚榮，1956年生，陝西省雕塑院職工。1983年嚴打時，因給舞場送過幾壺開水，被關押一百五十天。

 

警察說：“那你總不能說我把這個案子辦錯了吧？對不對？我把你抓錯了？”他讓我寫悔過書，我不寫。最後他沒轍說：“那你寫個檢查吧，就說你同流了沒有合汙行不行？”

 

1983年我二十七歲。雕塑院的幾個人被抓走的那一天，我正在外地給單位買西瓜。結果西瓜還沒買成，大卡車軸斷了，就在馬路上睡了一晚上，大夏天的蚊子把我襲擊的夠嗆。第二天回單位，好家夥出大事了：他們說老群、老孟都給抓進去了，還有海風，馬季（他倆不是我們單位的）。我早就跟這幫小子說不要跳舞，不要跳舞了，我說現在的條件這麽好，抓緊時間搞雕塑、幹專業多好，他們一直不聽。我吃完晚飯後就跑到高海風（海風當天晚上跟他們一塊被抓去的）家。我剛一進門，碰到海風被警察帶回來拿被子。警察說你們先回避一下我跟家屬談談話，就剩我就跟海風在客廳。我問海風怎麽回事嘛？咋叫人給弄進去了嘛，他說，唉，別提了這事大了。我說，就跳個舞嘛有多大的事啊，他說好像有什麽運動開始了。反正我看抓人挺多的，這下完了。他們是13號被抓的，我15號也被抓進去了。

我那時候剛交了個女朋友，在女友家裏呆到10點多我就回家了，洗漱完11點多，剛躺下一拉電燈繩，梆梆門就響了，我媽先過去把門打開，就聽見問，這是不是姚家？我們是公安局的來問他點事，您把他叫出來。我穿上鞋，連襪子都沒顧得穿就趕快出來了。他說，你出來問你點兒事。我媽就說上家裏來吧。他們說，不了，不了，太晚了不打擾家裏人了，我們就在門口問點事。我和他們出來以後，我媽就在門口看著。警察又說我們車在大門口呢，要不咱們坐到車上去說？我說行。我媽站在那樓道門口問：哎，給你還留門不？我說我有鑰匙。那天晚上11點多，老太太就看著我消失在夜色之中。這一走整整就是150天啊。

走在半路上警察說：“你知道我們叫你幹什麽嗎？”

我說：“我哪知道，奧，我們單位前幾天被抓了幾個人，是不是想從我這裏了解什麽情況啊？”

那警察就說：“了解情況！？說說你都幹什麽了？”

“我沒幹什麽呀。”

“你跟他們幹什麽壞事了沒有？”

“你別開玩笑，我剛從工地回來，我還是黨員呢，你不敢胡說八道”。

那警察立馬臉一吊：“黨員咋了，黨員挨槍子的多的很”。

我一聽這話就不對了。結果我上車後往那個麵包車的座位上一坐，後麵還有倆警察照著我的後脖子就給了兩拳：“你還坐著呢，去蹲那兒去”！我說：“我怎麽了我就蹲著？你不是說找我來問點情況的嗎？這是什麽意思啊？要打架你們四個可不是我的個，我可告訴你們，我他媽是特種兵。”“少廢話，蹲回去。”他們開車就走。我根本不知道這是要把我弄到哪去？一會兒，家誌（同案）也上來了，他一上車也蹲著。他悄悄說，蓉蓉，你記著咱倆可不認識。後來一到警察局，他就說認識我，把我氣壞了。

把我們拉到三處後，那院子裏人都滿了，有在樹上銬著的，亂七八槽的。當時我就納悶：怎麽抓了這麽多的人？找了半天結果看到了我們雕塑院的小坤（同案），小坤抱著被子。而我根本就什麽也沒拿。那天院子裏人太多了，不多也說五、六十人，都蹲在地上。一排平房，每個房子裏都有兩、三個警察在審問，一會進去一個一會出來一個。我就在院子裏蹲著，蹲了一夜。輪到我時問我，你父親是幹什麽的？我說我父親離休了。你父親多少級幹部？我說是十三級幹部。啪，就把我的材料撂到左手邊了。幹部子弟！行了你在這簽個字吧。我接過來看。看什麽看！簽字！名字簽完，院子裏呆著去。

然後第二天早上開始喊名字，把我們用車直接被甩到七處，剛到七處的時候，人家問，叫什麽名字？哪個單位的？多大年齡？說你都幹什麽了？我說沒幹什麽，啥也沒幹，壞事根本沒幹，怎麽回事都不知道，你們不是找我問情況嗎？你審問我幹什麽啊？對不對？警察說，少廢話，問你啥你就答啥。後來他們說你這什麽都沒幹我們把你叫來幹啥呀？我說我也納悶呢。他們說你這小子態度不好，也不配合我們，把你叫來你肯定是有事嘛，你還裝糊塗，還一點不老實。我說我這真的不知道怎麽回事，我們單位前兩天被抓的兩個人可都是我老師。人家搞藝術的，也就是跳個舞吧，在一塊聊聊天，喝喝酒，我知道的就是這些，你還想了解啥你直接問就完了。又問了我半天，結論是，你這小子不老實。

七處的院子裏，最起碼有四、五百人，都蹲著抱著被子。警察拿著皮帶胡掄，大聲喊叫著。天下著毛毛雨。這時就看見三天前被抓進來的耿鐵群、孟書明，他們在那放風呢，已經被剃成光頭了，他倆一人穿著一個花格格的褲子。開始看見他倆進去時頭發很長，號子裏的人就喊：呦，咋了咋了？香港人都抓進來了？後來我們分在一個號子，見有人在地上睡，有人在炕上睡。他們比我先進去三天，所以他倆在炕上，老孟給我硬擠出個地方。我倆腳對腳，他的腳架我脖子上，我的腳架他脖子睡覺，跟沙丁魚罐頭一樣。號子裏兩邊兩排炕，中間有個過道，上麵還有一溜吊鋪，按正常也就是能關30人左右，你知道最多關了多少人？207人。後來還讓大家糊火柴盒，被子褥子一卷，就是工作台。

過後家裏人才給我送來被子。進去以後15天就沒人理我，半個月後我被叫出去審問。警察說，你小子極不老實，問誰你都不認識。他問了好多女孩的名字，我確實都不認識。我說我咋能認識嘛。問不出來我就回號子了，這一下又是一個多月過去了。

沒有睡覺的地方，我跟老群說：適者生存咱打吧，打出一片睡覺的地方來，老群說咱別鬧，老老實實的忍一忍,萬一再出點事咱又走不了了。我們還以為別鬧事，關兩天就會放了。說話天就涼下來，到了八月十五，隔壁號子的京鵬給我們遞過來兩、三塊月餅，哥幾個都圍過來，心裏很不是滋味。

在號子裏沒東西看，每天睡覺時我就盯著看那牆上貼的舊報紙，都背下來了，頁碼還反複看，頁碼也背下來了。號子裏有個西大街的小偷叫馮風，抱著胳膊從吊鋪上摔下來，磕在炕沿上把胳膊摔斷了。他就想保外就醫。結果獄警把他拉到武警醫院打上石膏後又弄回來了。那裏什麽人都有，還有要飯的呢，要飯的犯什麽罪了？

我們號子裏關二百多人的時候，因跳舞犯事的有三十多個人。其他小偷、小混混居多，他們也分了好幾撥，解放路一撥，西大街一撥，龍首村一撥，二馬路一撥。那些人大部分是解放前從河南逃難過來的，父親是一般的工人，母親沒有工作，家裏有五、六個孩子，全是社會最底層的人。像那個馮風說我不偷叫我咋活呢，我到公安局就跟進舅舅家一樣。

還有個60多歲的老頭是東北人，據他自己說他是一個跳舞愛好者。他每天都去體育場的舞場，那兒的舞場是露天的，舞會是體育場主辦的。那個時候來跳舞，男的多女的少。他就充當了個熱心人，見一個女孩他就跟人家要電話，說下回辦舞會我通知你，給你弄張免票。他弄一個本子，全是女孩的電話號碼。這麽著也給弄進來了。他老伴給他送的被子好厚啊，我們冷了就往他的被子裏鑽。

我們那個號子有一個叫張生才的，第二批給拉出去槍斃了。公安局為了完成名額，把一些在嚴打之前已經判刑的，又重新拉出來，加了大刑後槍斃。但說句實話那裏頭的壞蛋也確實有，有個姓戴的，就是個真正的壞蛋，打牌，喝酒，半夜上街攔夜班的女工強奸。但這人卻沒被槍斃。

83年這個事，我稀裏糊塗成了流氓。警察跟我說，下個禮拜幾要到七處提審我。那時候我不敢和我媽說，就趕緊給張培（單位的同事）寫了一個明信片：幾月幾號到七處提審，你給我弄點肉夾饃來。我的落款是“稀裏糊塗的流氓”。

被關了整整150天後，我被下冊了。就是從人家那個花名冊上下去了，回家或是轉五處去。我們這一個案子有兩個人回家，還有一個姓張的小夥子，我連認識都不認識。我怎麽知道我可以回家了呢，之前的一個禮拜，警察把我叫去，就說：“這麽長時間我們把這個事情了解的差不多了，這個壞事你也沒有幹啥，你就是和他們在一塊喝喝酒，跳跳舞。”我抗議說：“你別說跳舞，我到現在都不會跳舞，我也不愛跳舞，而且我還反對他們跳舞。”“那你總是跟他們在一塊了嘛，我們了解你也沒有啥事，下個禮拜就讓你回去。但是放之前你要寫一個悔過書。”我說：“我幹啥事了讓我寫悔過書？我不寫。”那時我已經豁出去了，殺了我也不會寫悔過書。警察想拿這個作為交換條件，你寫就放了你，我說：“我寧肯不出去都不寫。”警察說：“那你總不能說我把這個案子辦錯了吧？對不對？我把你抓錯了？你們這些壞人！”我說：“我是壞人你愛槍斃槍斃，愛判判，你又說我沒幹啥壞事，又讓我寫悔過書，我寫什麽悔過書？”最後他沒轍說：“那你寫個檢查吧，就說你同流了沒有合汙行不行？”後來我一想同流沒有合汙，這個話我還能接受，但是我不寫任何東西。一個禮拜後我被放回家了。

我被抓那天的晚上，我的鑰匙，手表，錢包都被扣在三處了。警察先把我拉到三處。“行了，你簽個字你回吧。”我看上麵寫著：結束收容審查。就這一句話完了，我他媽真的不走了，我說你們把我關在這兒，這麽多天我的工資咋辦？警察說，你是收容審查啥都不算，單位不會扣你工資的。我說那獎金呢？警察說，你都沒上班你還要獎金？我說：“公安局把我請來的，公安局給我發，五個月獎金一分錢也不能少。你把我抓錯了，你把我冤枉了，不然你為啥放我肯定我沒事。”警察笑了：“你小子，還沒見過你這樣的。行了你回吧。”張培一直在後麵拽我，我就是氣不順，在號子裏頭我也反複想這個問題：把人想關就關，放你出來時，你還要感恩戴德，還要寫悔過書！憑啥？為啥？人權、人的尊嚴哪去了？

因為跳舞那麽美好的青春，那麽美好的政治生命都沒了。而我隻給跳舞的送了幾壺開水，也被關了一百五天。不能提，我反正對這種法律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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