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會跳舞的跳舞犯 ——1983年西安嚴打口述紀實之十二

不會跳舞的跳舞犯

——1983年西安嚴打口述紀實之十二

                      範南口述 丫丫整理

 

範南，1946年生，西安碑林曆史博物館工作，書畫家。西安龍首村黑社會跳舞流氓案。入獄十一個月，免於刑事處分。

 

我突然聽到有個警察在打電話，說你們逮了多少人？人數還是不夠啊。這時我們被拘留七天的手續都辦完了，我和馬紅拔腿趕快走，還沒出大門，就聽後邊喊：“回來，回來，還差幾個人呢”。這是原話一個字不差。這麽著就又把我弄回去了。

 

回顧任何事情的發生都離不開曆史的背景，一切絕對不是偶然發生的。文革十年隻有幾個樣板戲年年看天天看，壓抑了人們對精神文化的渴望。我們從文化藝術的沙漠上掙紮著走過來，終於盼到了80年代初改革開放的曙光。但改革與反改的鬥爭之間又出現了極左，所謂的嚴打、清除精神汙染，這一個現象標誌中國走向摧殘文化的又一個極端。這是中國曆史上近年來最大的文化災難。

我屬於耿鐵群一起所謂的團夥案。什麽團夥，其實是我們相見恨晚自由結識而成的一個朋友圈。當時公安局抓的人全是西安市藝術界的名人、教授、大學生，都是從事文化藝術的，從這一點就說明了這又是一次對知識分子對文化的摧殘。我當時在碑林曆史博物館。我們都是熱血的藝術青年，我們渴望著比生命都寶貴的藝術的自由。

我生於1946年10月，我是經過文革的，是一代有特殊經曆的人。我從來沒有認為我進去過有什麽不光彩，我為在83年能到我們的“黃埔軍校”上課很自豪。不管我們在一起搖滾也好，跳舞也好，都是對禁錮文化的一種反抗和發泄。

我們進去時是天最熱的8月15號。審訊我的是一個很有名的預審員河南人。他問我，你有沒有流氓行為，有沒有行凶的凶器？我說我一沒有流氓行為，二也沒有行凶凶器。他說，你還嘴硬，我已經拿到你的凶器了。我一看，唉，這是我的裁紙刀，我是畫畫的這個刀是用來裁宣紙的。他說，什麽裁紙刀！你用這幹過什麽樣的流氓行為？我說，我就是把宣紙裁來裁去的流氓行為，再也沒有了。他又說你窩藏淫穢書籍。我讓他拿出證據來。結果拿出來的是人民畫報登的我畫的大衛的素描。我說這是人民畫報登的呀。他說，我們就是要打擊頂著什麽人民畫報，出的這些個淫穢的黃色的東西。當時我是又可笑又氣憤，可憐他們沒有一點文化藝術的知識和概念。這位預審員以後還成了我的朋友。

記得有一次我們六、七個人：孟書明、馬季、我、小坤（全是爺們），在老鐵的工作室，拉上窗簾，聽我拿去的一台三五錄音機。這是我私自到了福建偷渡過海在那裏買的，還買了一副撲克牌，撲克牌上畫著“三點式”。因為他們是搞雕塑做人體的，我想拿回來給他們做資料。這寫都成了我的罪。

那天是老鐵他們雕塑院傳達室報的案。他們被抓走後，我就預感感到天要變。回到家我跟老婆說我今天晚上要有事。果然夜裏12點多，四局那個警察叫呂大海的（後來呂大海也進去了，跟關我在一塊）來了，他說，炳南你到局裏去一下，有些事情要落實，你去一下就回來了。我到了公安局裏一看，很多人都在那蹲著。我跟馬紅被拘留在蓮湖區分局的號子裏。給我們開的單子上說行政拘留七天，讓我們都簽了字。到第七天該我們倆出來的時候，更可笑和荒唐的事情發生了。那日早上從號子出來，我家裏人還沒有過來，我和馬洪先到辦公室報到，跟人家打招呼就要走了。我突然聽到有個警察在打電話，說你們逮了多少人？人數還是不夠啊。這時我們手續都辦完了，我說馬紅咱趕快走。我和馬紅拔腿趕快走，還沒出大門，就聽後邊喊：“回來，回來，還差幾個人呢”。這是原話一個字不差。這麽著就又把我弄回去了，被甩到七處。

他們抓了這麽多人都不知道往哪兒放。我進七處那個大號子門的時候已經進不去了，警察在後麵拿腳蹬，拿水管噴。一屋子被拘的人密密麻麻，有人靠著馬桶睡。我當時跟胡佐林（軍區司令的兒子，跳舞另案）、蘆葦、張光榮，還有電視台的小明八、九個熟人關在一起。炕上睡不下，兩個人麵對麵腳插腳向後倒才能睡下。胡佐林挨著我，我給他嘎巴、嘎巴地擠虱子。裏麵發生的事太多了，我最有印象的是上廁所時最幸福，一放風趕快去廁所揀煙頭。開飯時人還沒吃，蒼蠅先在裏麵吃。把人都餓得不行，我就給他們講吃，我講了五十道菜怎麽做法，大家精神美餐一頓。這些細節三天三夜都說不完。

後來我們被甩到公安五處的監獄。嚴打從快從重，西郊技校的賴慶紅老師，是美院畢業搞木刻的，他因為跳舞案第一批就上路走了。

另一個跳舞案，二十幾歲的宛然被判了死刑，宛然他媽還是公安局裏的醫生。他要上路我是提前知道的。我托人弄來肉夾饃，等放風時我懷裏揣著肉夾饃把宛然領到廁所，讓他蹲著坑把肉夾饃吃完。吃完後在院子裏宛然看著我畫板報，我說宛然你想讓我畫個啥？宛然說，你畫個飛翔的鳥兒吧。我就在板報上畫了大雁塔上麵有鳥兒在飛。宛然臨死前希望能夠飛翔，他渴望著飛出這個牢房擺脫這個枷鎖。那時宛然已經知道了第二天一早就要上刑場了，別的死刑犯是不告訴哪天死的。宛然那個小夥子被拉走的時候，他把銬子提起來，一點響聲都沒有。當時我眼淚都下來了。（哭）

同時跳舞犯，馬豔琴的案卷都被獄警拿著當黃色小說看，一邊把這些人判死刑，一邊津津樂道搶著先睹為快，以滿足他們內心的淫欲，人的醜惡心理可見一斑。法律的荒唐可見一斑。馬豔琴的案子最後可笑到什麽程度，那一案開庭時所有的案犯自己都拿不到起訴書，起訴書全讓獄警借去當黃色小說看了，開庭時都沒了。

我在號子裏救了兩個娃，他現在年年到我家來玩。有一個在東關賣肉夾饃的孩子，年紀小才十七、八歲。家裏給介紹了一個對象。農村的娃老實得很，兩人在院子外坐著，搜索隊來了說，你倆在這幹啥呢？耍啥流氓呢！然後問那女的，他親你了嗎？女的說他親了我一口。又問男孩，你親人家沒有？我親了一口。走，結果搜鋪隊就把這娃帶走送到我們號子裏。那可憐的娃娃剛來怎麽能上炕嘛，蹲在靠牆根的尿桶那兒。吃完飯他拿著碗就睡到尿桶跟前，晚上有人起來尿尿，給娃尿得臉上、背上、身上都是尿。我看不過站起來說，你他媽的欺負人家，你站那麽遠就滋尿，把人家娃不當人呀。然後我把娃叫到炕上來。我給監獄的高處長說，人家娃是談戀愛呢嘛，就親了一口。最後把這娃沒關多少天就放了。

後來給我甩到另一個號子，有一個年輕人叫海娃，剛到18歲，家裏的背景也蠻好。海娃因為談戀愛跟一個女的有一次關係，是正式介紹的戀愛關係。結果被公安局抓來審訊，嚇得這女娃一下把正常戀愛說成海娃強奸她，就給海娃判了無期，帶上了銬子。在五處我比較自由，管理員把我專門安排在一個空號單獨關，讓我給他們畫畫。我就說要找一個人伺候筆墨，你把那個判無期的給我調過來。我就替他寫了很厚的上訴狀，第二次開庭時改判成很短的刑期。這就是當時極左的政治和法律在我們的身上，在一些老百姓的身上造成的冤案。

我還在號子裏看過六個死刑犯。元旦前後下著雪，管理員跟我說他們明天要上路了。那一批槍斃的最多，頭天晚上把吃飯的時間都提前了。大家不知道，他們六個人也不知道。我找來一瓶雪花膏在口袋裏藏著，攢了兩缸子水，又攢了點饃。第二天早上四點就喊開了，他們說咋不對嘛，咋這麽早？我說，起來吧上路了，這時那六個人才明白。雖然他們是判了死刑，什麽時候被殺卻不知道。

這裏有一個更冤枉的，跟我一個姓山東人，姓範。他是人販子，說還有強奸罪。到最後調查那女的，落實了不是強奸，檢察院還跟他說，小夥子你上不了路了。可檢察院說過這話後法院連再開庭都沒有，結果這次上路又有他！那個時候整個中國哪有什麽司法程序？哪有什麽重證據？因為檢察院視察的時候我在場，我認為他走不了，而且他還有立功表現，我以為這六個人裏是五個人走。頭天晚上我還說，一家子你好好呆著吧。那個場景我永遠記得，夜裏四點天下著雪，突然叫他的名字。這時拉過來一個架子車，管理員把門一開，六個人都就知道要上路了。六個人帶著手銬腳鏈換衣服，我拿出兩缸子水和饃饃，我說來張著嘴上路吧，他們幾個就拿手來接捧著，我掏出雪花膏來，給他們擦擦弄弄，大家都來幫著抹。然後他們每一個人都給我磕頭，給號子裏的人都交代，都磕頭。他們說我們上路絕對不留一點響聲，把銬子提得緊緊的，不要打擾別人，我們腰杆絕對挺直。六個人沒有一個哭的，他們的事拿到今天沒有一個是罪該槍斃的。我看著雪地上壓過來兩個架子車，我把六個人排好隊，人家點名誰誰出來，他們出去以後一個個都把鏈子提得緊緊的，不出聲驚動別人，那時候表現出人性善良的本性。每當一個人走出去後，那武警把人朝後一弄，拷到板車上拉走。拉到前麵去驗明正身，然後再拉去卸鐐。那天上路好像是65個人。當時的西安市長是張鐵民，在他任下嚴打殺了一百多人。

我最後是免予起訴。說我是跳舞組織者裏年齡最大的。因為我經曆過文革，我鋼口硬得很，我就是堅持啥也沒幹。關了近一年後，我們是一塊從五處出來的，甩他們放我。出去以後單位沒給處分。我們這案一審耿鐵群判無期，他是判得最重的，在他的工作室跳舞他就是案首。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