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舉辦現代畫展獲罪 ——1983年西安嚴打口述紀實之五

因舉辦現代畫展獲罪

——1983年西安嚴打口述紀實之五

                      小明口述 丫丫整理

 

小明，1958年生，西安美院雕塑係畢業。因1982年在西安辦現代派畫展，1983年嚴打被抓。

 

“世上還有這樣的學校？整個是一個大流氓學校嘛！……”眾人狂笑著，眼睛亢奮眼眶濕漉，嘴角上掛著淫邪的味道。畫裸體畫等於流氓，這就是大陸數十年禁欲的邏輯觀，愚昧廣為普及。

 

1983年8月16日一大早，我起床後準備去上班，還未出門就被被市局一處（即現在的安全局）拿著搜查證堵在屋裏。搜查持續了一整天，我愛人高洺寫的一大捆小說稿，我的照片、海外寄來的信件、明信片、畫冊，被他們裝滿了幾個大塑料兜子。把我在美院的習作，泥塑照片的底版都搜出來了。人家對著燈光一看“呀，這是裸體，流氓！”嚓，插到他那個牛皮袋子裏，那牛皮袋子上寫著的標題是“流氓嫌疑”。我大叫：“這是習作！”事後我聽西安美院院長陳啟南說，他們還拿著這些照片底版去問陳院長，陳院長回答說，這是人家學生的習作嘛。警察說我們看了半天：“這都是淨勾子（光屁股）嘛！”陳院長說：“這怎麽是真人嘛？這頭發和臉不是一個顏色嘛？這是泥人。”警察就這水平嘛！

我的問題主要是辦現代畫展的事。

建國三十周年時，我在西安美院搞了一個創作，叫“三十個春秋”，反映老三屆的。理論係的楊老師和美術理論家婁師白認為我的創作有深度。但劉文西提出我的作品有政治問題，我們倆當時就在陳列館吵起來了，我說他是舔勾子的貨，我說我的出身和你一樣，但我不像你，你必須看清極左的東西是反動的。這是79年的事。等到83年的嚴打一出來，劉文西以勝利者的姿態說：“看看，他一進校我就知道這小子要倒黴的，抓起來！應該槍斃掉。”

我和高洺（李曉明的前妻、朦朧詩人）都被抓了。開始警察要挾我說要把我直接送紅廟坡，那裏是關胡風、柳青的地方。黃昏時我被甩到沙坡看守所。

號子進門左手是通鋪，直對門的盡頭有半截牆下是廁所，那裏有根水管，大家尿、拉、洗、刷皆在此處。大通鋪能睡十幾個人，但這些天每日都在不停地“甩進”人來。晚來的隻能睡在通道的地上，有兩個人很不情願，瞪著眼看床板上的，還沒等大家反映過來咋回事，“窟哩窟通”一頓混打，很快幾個人已經被打翻在地。就聽外麵喊：“幹啥呢，反了不成？”門被打開，進來幾位管教和“盲流”（就是暫無定罪長期關押表現不錯協助管教人員），抓住那幾個臉上還有血跡剛才被打趴下的，拉出去又是一頓棍棒。隻聽棒子打在皮肉上的“啪啪”聲，不一會兒隻聽棍棒響，沒了人聲。我驚恐地想：不會被打死了吧？正納悶，鐵門“轟”的一聲又被打開，扔進來兩個像布袋似的人，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滿臉是血和黑泥，身上還有腳印。我們的“號子”是在半地下，大半截窗戶見不到天空，隻見昏暗的燈光下，那窗外的腿腳來回地走動，伴隨著一聲聲怒罵。

領飯時人們要手端碗蹲著移動，我屁股稍微抬高了一點，結果脊梁上挨了重重的一下方棱棍，差點把我手裏的飯倒掉。坐在窗下的“紅頭”說：“再把飯撒咧，你娃還要被再打一頓，浪費糧食罪。”對那頓饃和菜我沒胃口，叫別人吃了，我隻喝了點水。有個中年男人對我說：“快點吃些，想開了，這兒就是你家。能來這兒，你別想留兩天就放咧，看這陣勢，每天都在增加甩人數字，恐怖的很，這兒反而安全，你我都甭想出去啦！該吃就吃，該睡就睡。”旁邊有人又問我：“你是啥罪進來的？”

我說：“辦咧個畫展，但已經過去一年多啦！”

“嗨，你以為你是個啥人呢，是不是畫光屁股女人像才來這兒的？”

我說：“在美院老師也畫裸體，學生肯定也要畫的！”

“世上還有這樣的學校？整個是一個大流氓學校嘛！……”眾人狂笑著，眼睛亢奮眼眶濕漉，嘴角上掛著淫邪的味道。畫裸體畫等於流氓，這就是大陸數十年禁欲的邏輯觀，愚昧廣為普及。

第三天吃完中午飯，外邊叫：“31號出來！”我還在納悶“31號是誰嘛？”旁邊人說：“畫家，叫你咧，甩咧，快答應。”我站到了地麵上，被陽光晃得睜不開眼。隨後我被帶到一間房子裏，裏麵坐著幾位身著藍製服的公安。“你叫李曉明？給你換個地方住下，把手紮身後，免得你跑了。”等我感到手背後被拷上才明白， “手表”是向後戴的，而非戲劇、電影上演的那樣文明，戴在前麵還給你搭件衣物遮掩。

我又被押上了吉普專車，一路開出，向南，路過師大、政法學校拐進東側三爻村。我思摸著我等的案子算是政治性的，會不會真被送到紅廟坡的政治監獄？或者長安縣精神病院（公安廳開的醫院）？汽車開到三爻市局七處勞教隊。

這裏的監房如同蘇聯古拉格集中營，一排排的，關了這麽多人！先是通過一個崗樓，上邊核槍實彈，下邊有一道畫著白黃色“警戒線”的鐵門，接著一條巷道，陰森而漫長。抬頭看上麵的高牆，有巡崗的軍人、還有軍犬狼狗。押我的人一聲“報告”！ “才甩進一頭（人），關到幾號？”我被滿頭白發的管教隊長叫到牆邊，“你是啥罪嘛？”我說：“我是美院畢業的，捏泥人的，可以捏兵馬俑，燒唐三彩什麽的。”我這樣說就想離畫光屁股女人的“嫌疑”遠點，排除“花案”流氓之嫌。隊長說：“噢，你是美院畢業的，這兒也有不少美院的，進去之後，不許你講什麽藝術畫展，不許交流案情。” “那我咋說？”“你就說是殺人咧，行凶咧。聽見了麽？”

一位“紅頭”來帶我，我拿著毛巾牙具和毛毯跟著他。發現院子很大很長，號子裏擠滿了黑壓壓的人，一股人體發出的酸臭味轟然襲來。忽聽一聲親切的招呼：“曉明！你咋來咧？”一眼看去見是我童年在澇巷長大的一位兄弟。他從號子的窗戶裏嚷著說：“看，連畫家都被抓來了。曉明，你知道我早就不幹了（用手叉捏，三隻手的意思），早成家現在娃都有了。不知咋的，昨天把我叫來，說是問個事情，結果被關到這兒了。”我問：“這兒是什麽地方？”“這是勞教燒磚的地方，以前我在這兒呆過。”我雖心裏害怕，但卻被置身於這人海之中壯了點膽（後來才知道有數千人）。

1983年的國慶節前夕下了一場特大暴雨，電閃雷鳴。勞教廠為防“暴動”防逃跑，震懾住這數千人。那天晚上，探照燈上上下下掃來掃去，重型機槍 “嘟嘟嘟”地掃射。使人感覺像在地獄裏一樣的恐怖，在押的所有人都被鎮住了，這是我從“紅頭”的眼睛裏看出來的，連這些“紅頭”都連聲歎氣：“瘋了，真的瘋了！我三進三出都沒見過這陣勢，這世道真的瘋了！”我也被嚇壞了，真怕他們會胡亂拉出去槍斃人。

開始我被恐怖、饑餓、拉肚子、咳嗽、感冒占滿，有時真擔心自己會病重死去，家裏人又不知道……感冒鼻子不通氣，隻好使用嘴巴呼吸，睡著了就打呼嚕，常常被別人用腳蹬醒，但我不敢坐起來，一旦起來肯定就再也躺不下去，沒地兒啦。在號子裏的一溜大通鋪上，人們頭對腳地叉開了睡，每人的肩上都有兩隻腳，而這兩隻腳又分別是左右兩個人的，大家就如此堅持了數日。我甚至佩服管教幹部的能力，可以同時讓這麽多人在這麽小的地方睡覺。

這時天已到了國慶後，我還穿個汗衫，一條褲子，鼻炎犯了，要求打一針慶大黴素，但說我還不夠嚴重不給打。這時在外邊我媽跟我爸說，天都冷了，把娃抓走了不讓送衣服怎麽行？我父親到處找我，從紅廟坡到五處，到各個看守所，我爹騎著車子終於找到沙坡，天下著雨，結果從坡上摔下去差點送命。

在七處羈押半月無人理采後，突然被想起來了似的，一連提審我數日，有時中午也不回了號子，隻能在“幹部院”與公安一起吃飯。這下倒不錯，可以吸煙、吃肉了。但吃得太飽，提審當中又要頻頻上廁所。一下子犯人太多，提審員不夠用，所以臨時抽調了不少警校的學員來充當，利用他們的不老練，我偷帶回號子不少香煙，有時是整盒的“兩頭挺”，塞進褲襠最安全。雖然進號子前得先搜身，不過因為我一天被提幾趟，他們也懶的搜我了。“這又是畫家回來咧！”於是我將所帶的違禁品給大家分發，每人皆有份。萬一因香煙的事件 “翻了把”，輕則打罵一頓，重則屁股打爛，再將頭頂在磚牆上，腳跟往後斜挺腰，大多數人很快就會跪到地上嘴臉啃泥，倒下再站！我因為感覺被號子裏的人看重，膽大不記“成本”。

而我此時正被提審涉及的問題難以入眠。提審員問：“你們是如何組織這次畫展的？背後有人什麽支持？是北京、香港、還是外國的？那美國女人是誰請的？為什麽偏跑到那麽遠的郊區農村去美院找你們？知道嗎，參加畫展的人有些被我們專政了，有的被敲了頭，就是槍斃了！輕者也要判幾年大刑。國家給你們花錢培養成大學生，結果你們這些敗類搞什麽展覽，把一個好好的社會搞成這個樣子！當年你辦展覽不很是得意囂張嗎？如今呆在這兒怎麽樣啊？舒服了吧？”

審問現場是一座窯洞式大房子，坐南朝北，大炕上坐了一排人，還有數人坐在兩邊，我一個人在他們的對麵。又聽一聲大喝：“李曉明，你知道什麽叫秋後算賬嗎？”啪，往桌上一拍，一大堆在畫展現場拍的黑白照片，還有放大局部的，有同學、老外、記者，認識的和不認識的。有的人衝我大喊大叫，有的人喋喋不休問這問那。我從未見過這架勢，完全糊塗啦，傻在那裏。

“看這鬆樣子，已經被關癡了，當年那個吃詫風雲的李曉明已經不存在了！好了，問你最後一個問題，這些照片上的人可曾見過認識？”媽呀，警察拿一張放大的照片上麵有王蘇川，我說，這是誰嘛？不認識。差點讓人家扇一個嘴巴子。

那時剛好是文革剛結束，有的提審員是文革時被下放又回來的，人家就帶著仇恨：“狗日的你們這些紅衛兵，媽的，文革時候把我們送回老家，我們現在又回來了你知道不知道？”我咋知道，我那時小得很嘛。他們被極左迫害又以極左對付我們。

其中讓我辨認的重點是一位香港的黃先生，是個記者。我記得他請我們在五一飯店吃過飯。“他是特務！”我說：“什麽特務我不知道，隻是吃了人家一頓飯，而且吃的也不豐盛。”我很是氣憤，這明擺著把我往間諜或反革命上拉嗎，提綱上線，一不留神我就成了“敵人”，再不留神腦袋都要搬家了。我說我們隻是文人嘛，我們怎麽像特務？特務應該跟你們差不多。我這麽一說，後麵就挨了一皮鞋，把我踢得當時就蹲那了。

又有一陣子沒提審了，我心裏一直在想自己的問題會被怎麽樣處理，我愛人高洺（關在女監）怎麽樣了？一天我被叫到幹部院給食堂照壁子畫風景畫，我把同號子雁塔區文化館的王定遠也叫上了，又調來一位小氓流給打下手。畫了兩天後，我發現張光榮和蘆偉也在這裏關著。王定遠上邊畫，我讓小流氓下邊擦。王不理解說感覺畫得不錯，為什麽要擦掉？我開導他說：“對麵關著蘆偉和張光榮，他們也能畫，你畫完了，他們畫啥？咱們慢慢畫磨洋工給他們留點工作。”於是我們故意畫了擦，擦了畫，連管教們都說，好著呢，甭太認真，往完裏畫。最後我被釋放後，據說這幅畫是蘆偉他們接著畫完的。

我從號子裏被放出來時：胃下垂，全身浮腫，鼻炎，渾身長滿了疥瘡。我的釋放證是這麽寫的：因流氓行凶問題現已查清釋放。我父親不接我，說這是給我娃弄的啥結論嘛。最後保衛科的人給我爸做工作：你是老同誌了嘛，前前後後經曆了這麽多運動。意思是還有更錯的更冤的呢，趕快去接娃吧，你娃長了渾身的疙瘩。

你猜七處的朱隊長跟我說啥？小夥子，你現在放出去了，這就好嘛，至少自由了嘛，至少可以治病了嘛，至少你可以吃飽了嘛，你父母都想見你呢。說得我熱淚盈眶。

再看母親，短短幾個月，她的頭發都白了！那些天老父親馱著鋪蓋卷到各個監獄尋找兒子，一律被“無可奉告”，無法承受的父親幾次從自行車上摔下來。我很傷心。我們來往的這幫文化人基本被抓盡了，所以我發誓要看一下我朋友的父母和家人。第一個去見的是王蘇川的父母，他爸氣死了，披著大衣，在屋裏晃來晃去。我對他媽說，我來看看您，沒敢多待。

誰知道還沒回到家，公安局的電話就打到我爸單位了，叫你兒子過來。我趕快跑到市局，一進門就挨了一腳，踢得我差點坐到地上。  “我操，把你狗日的放出來，難道叫你去通案子去了？”啪一甩，蹦出一遝子紙，“看見了嗎，這是王蘇川他爸他媽寫的揭發你的材料。他爸他媽是我們黨的人。你如不實說，狗日的弄你回爐算了。”

我進去後，父親就多次被單位調查，被公安局詢問。我出來後，父親又經常接到公安局的電話，警告說要把我“回爐”。父親被嚇壞了，慌忙找來我舅舅給我做思想工作。

在省委工作的舅舅是我家唯一的一個正廳級幹部，其實他早知道“8.17” 全國大逮捕的零點行動，而且要逮捕自己的親外甥，他幾次來我家轉悠（可能是監視）卻毫無吐露。

“曉明，你們的這個畫展省委已經給定了三大罪狀，你們現在還能出來，放在過去你們早被槍斃啦！”

我不客氣地打斷他：“你老了，最多去個什麽烈士陵園（相當於北京的八寶山革命公墓）。可我死了，這座城市、陝西美術界至少知道一個曾辦過現代畫展的人走了。況且我們的畫展在世界上都被報道過（美國藝術史論家柯恩女士把此畫展及我、馬驊、孔長安、劉小棣四人記載在《新中國藝術史》一書）”。

白天不能去，我就晚上去看張光榮的媽媽。我像做賊一樣鑽入巷口，先到巷口的秦二團院子轉幾圈，再到隔壁公共廁所上廁所，又跑到東方紅劇院，觀察身後是否有便衣後，再往光榮家走，繞過一個“乙”字型彎來到他家院門前，忐忑不安地敲了他家的門。

門打開了，光榮的母親和妹妹看著我，木了半天沒反映。我趕緊擠進去說：“關門！”屋裏昏暗的燈光照在光榮母親的臉，力竭而憔悴的臉。老人扶著我的胳膊不知說什麽好。我告訴她我剛從監獄裏出來，我見過光榮，他身體挺好的，在裏邊當了號長，吃住有保障，還不被打，您就放心吧。小妹插話說：“俺光明哥和喬梁、趙凡他們也被抓走了。”我解釋說：“我們都是為畫展被抓的。”老人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俺娃說的就是這些，你們沒有其他事情？”“沒有！就是畫展！俺媳婦高洺也被抓去了，現在還關在監獄裏呢。”我聽說光明、喬梁、趙凡這些朋友也被抓走了，心裏很急，情緒也很激動。我看他們家裏的人都很緊張，公安局的不知啥時候就會來，於是我迅速地與她們拉手說道別。總算完成了一次見老娘麵的願望，把消息告訴給老人，但願他們鬆點心。

我想去看邵老師，我在獄中常常想著他老人家，因為畫展，他受到很大牽連。快到他家院門口時，因為院子的人都認識我，我沒敢馬上進去，又拐進門口的廁所……見到邵老師，他一改平時的熱情，他先是四外看看有無“生人”，然後把我拉到院後一間臨時租賃的房子。那是一間陰濕的小屋子，我們坐在小床上，話不投機。邵老師不想聽我多說，水沒喝完就被告知：“你可以走了。”我看邵老師沒有絲毫留我的意思，隻好低著頭站起來，揮手告別。

高洺在女監給判了個滿貫，三年勞教。判決上說她：煽動絕食，抵抗政府，反正弄了好幾條，高洺在裏麵也挨過大嘴巴。我拿著這個判決到北京找她的同學，因為高洺的爸原來在鄧小平手下幹過。北京的人隻是說，西安怎麽這麽左呀？你們這個陝北人一弄革命就過頭。

回來後我又多方找關係，最後到勞教委員會，把申訴材料給主任老頭看：“操，小夥子，你說的都是真的？”

我趕快把高洺的案子要撤銷的信息給女監透露，又幫著高洺寫了一個保證書，這是必須要給人家寫的。我帶著判決撤銷的消息，跑到幹休所，向高洺他爸爸報喜，不想人家老頭激動地給我宣講了三個小時革命家史。然後說，“我要找省委，我要找組織，我要退黨，我對子女的教育太失職了，我要登報聲明跟高洺沒有父女關係。”

我這件事對父親影響極大，他遭受了極大的心靈傷害。組織上曾經多次調查他，他在單位壓力太大，隻好調動單位。按正常發展，他至少應是正處級，離休，百分之百報銷藥費……總之他的仕途大打折扣，最後隻落了個科級幹部。

1991年，我和高洺分手後，重新結了婚，老丈人是位大法官（高院副院長）。對我進行了全麵、深入、仔細的調查。調出我在“8.17”的案卷，未發現有什麽刑事罪行，內容皆為畫展之事再加上莫須有。他對丈母娘說：“這小夥子挺有才氣的。”經過了如此嚴格的審查我成了他的女婿，第二年我們有了娃。有時我發現他下班後也偷偷翻看我的書，比如《雕塑作品全集》什麽的，裏麵有不少外國的雕塑作品，和不少男女裸體像。事後他對我說：“曉明，我們搞司法的人也要學習藝術呢，否則，“8.17”的事情還會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