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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向所有支持她的朋友致謝
昨天這裏的晚上,我致上海海關的公開信上網僅僅四天,帶書的朋友接到海關的電話:“書審查過了,沒有問題,你可以來取回去了。”並在電話中叮囑:取書時一定交還海關給她的收據。
今天——7月9日,收到朋友的電話,書已經在她的手裏。
六年前,朱元濤律師被北京海關扣留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一書,經由一位姓賈的同誌整整審看了11天,方得出一個定性的結論。這次厚厚的三冊日記,厚厚的一本家信的審看,隻用了不到四天的時間。我不知道上海海關動用了多少人力。
書拿回來了,但是我沒有輕鬆的感覺,因為上海海關並沒有就那位執法小姐的錯誤行為道歉,這種事情以後還可能發生。從扣書到還書,上海海關始終沒有向被製約人出示過執法的依據,那張扣書的收據,隻是一張“海關代保管物品憑單”,在“待審查”的選項上打了一個“勾號”。我從上海海關此次行為得到的信息是:“書按不能告訴你的內部掌握規定審過了,沒有問題,現在還給你。”執法人員、執法機構對於法律、法規的輕慢到了如此程度,這是對國門多麽大的辱沒!這等於向每一位進入中國國境的人宣布:你已經進入了一個警察國家,從現在起老老實實聽嗬,別跟我要什麽法律依據,我就是法,我就是規矩。
網上反對公開信的人在跟貼中嘲笑我在美國被慣壞了,嬌裏驕氣;扣你的書怎麽著,這是中國,國情如此,有什麽可大驚小怪的。
我承認自己確實是被美國的製度慣壞了,我習慣了美國海關人員那張和藹可親的笑臉。但是難道社會主義的中國不是一個應該比美國更優越些的國家嗎?中國共產黨不是說自己代表了三個世界上最先進的什麽,應該是一個比美國的共和黨、民主黨要了不起得多的執政黨嗎?如此,中國的政府是應該比美國政府更加寵愛自己的子民,更讓他們感受到慈母般的嗬護和溫暖的。不是嗎?中國人為什麽要自輕自賤,不以為要求自己用血汗供養的政府必須保護人民、愛護人民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當執法人員可以隨心所欲、不按法理行為成為一種普遍的“國情”,而身為平民,就要伏貼地接受、認可這一國情;對於這麽多的網民抱有這樣的心態,我不是大驚小怪,而是毛骨悚然!試想一下:執法人員一旦穿上了那身警服、海關服,穿上了那身稅收官服,立即個個變成了可以隨心所欲地整治老百姓的惡吏、酷吏,這個社會如何會有和諧?在這樣的社會中生活,老百姓心中如何會有和諧的旋律?遠的不說,最近發生在上海公安局的殺人案,貴州甕安縣的民眾騷亂,不都有公安人員隨意出重手打人的前因在先嗎?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要素難道不是執法人員首先要遵法、守法,依法執法嗎?如果執法的人都沒有對國法的起碼敬畏,視法律為兒戲,怎麽能指望老百姓尊重它呢。一個無序的社會,一個上至共產黨總書記,下至小民百姓,人人都受不到法律保護的社會,“構建和諧社會”,難道不僅僅是個“天方夜譚”的故事嗎?
當然,此次海關的態度不是沒有可圈可點之處。六年前,朱元濤為了要回那本被北京海關扣留的書,走上了法庭。扣書發生在2002年8月5日的淩晨,北京高等法院的終審判決發生在2003年的9月8日。其中經過了與北京海關的申辯、北京第二中級法院的一審和北京高級法院終審這三個階段,曆時一年零一個月零三天,朱元濤才將那本被扣的書爭了回去。這次,李銳的書7月2日被扣,海關7月8日通知取書;一切始於海關、止於海關,曆時不到一個星期。這說明海關的肌體內已經有了懂得執法要依法的明白人,已經有人生出了敢於拍板決斷的有擔待的肩膀。
還有一件事是非常有意思的。被扣書中的那一冊《雲天孤雁待春還——李銳1975—1979年家信集》,最初是在2005年的10月份與廣西師大出版社簽訂了出書合同的,2006年的 3月,此書沒有通過宣傳部門的政審,出版社被迫取消了合同。也就是說,未通過中宣部那道審查關口的這本書,在海關的“受理科”依據法律條文審查後獲得了放行。海關這個執法部門認定:這本書沒有“汙蔑國家現行政策;誹謗中國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煽動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顛覆破壞、製造民族分裂;鼓吹‘兩個中國’或‘台灣獨立’”的內容;也沒有“其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經濟、文化、道德有害”的內容。我想,很快就會有國內的出版社再次與我就此書在大陸的出版簽約,且看中宣部如何處理。讓我們靜觀:這兩個機構到底誰“大”。這難道不是一件有著十分深遠意義的事情嗎?
海關最後放行了李銳的書,還顯示了一層意義,雖然不大,但也不能小瞧。很顯然,李銳的這兩冊書不在海關登錄的禁書單上,但是“李銳”兩個字很可能在2007年前的某個什麽單上,海關小姐因此把握不定。擺在她麵前有兩個選擇:1、禁書單上既然沒有——放行。2、李銳出現在舊名單上,截下他的書,可以表明我覺悟高、警惕性高——扣留。按照“左”是態度、“右”是立場這一顛撲不滅的“潛規則”,這位小姐選擇了“寧左勿右”。可是這次她錯了,她忽略了奧運會之前已經有了太多的麻煩,她的行為又製造了另一場麻煩,而這正是最高當局現在所最不願意看到的。在這裏,“寧左勿右”這個製造了多少冤假錯案,讓多少人家破人亡,在中國肆虐了58年、為很多人所遵循的行為準則,遭到了小小的顛覆。今後,誰欲繼續按此模式行為,動手前最好先審時度勢地想一想:“左”未見得就獲上司欣賞,還是按法規辦事更加保險。
在寫公開信前,我是征求了美國和國內朋友們的意見的。有意思的是,生活在美國的中國朋友中持保留態度的多,而國內的朋友,不但支持,且態度十分堅定,還告訴我如真的走到打官司的那一步,會有著名的律師為我出庭。在如今物欲橫流、全民向“錢”看的中國大環境裏,還有靜心讀那些枯燥史料的讀者,還有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和公民的權力,肝膽相照、拔刀相?呐笥眩?胰綰文芄磺優場?br />畢竟,中國是一個加入了世貿組織,需要服從國際遊戲規則,正在努力步入現代化的國家。在她的國土上,已經沒有了一個人人必須效忠的統帥,一個一句話能頂上一萬句的導師,一個要崇拜到迷信程度的領袖,一個可以自稱“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不按航標行船的舵手。我們有了不需要以生命為代價去爭取民主和自由的可能。也許有人會說,李銳畢竟是個不小的名人,李南央你是這個名人的女兒,還持有美國的綠卡,你當然敢,我們不敢 。可是,這次我如果就讓海關拿走那一包書,順從了那個普遍的國情,我不是什麽結果都不會有,我不是什麽也不是嗎?
互聯網在我的身後瞬息間築起了一道支撐的鐵壁,這不是我的特權,這座鐵壁會支撐在每一個與龐大的國家機器抗爭的平民的背後,什麽工程也阻擋不了它的築起。國際歌的歌詞說得多好:“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如果我們還在抱怨中國沒有民主,缺少自由,那就讓我們一起負起爭取民主和自由的責任。餡餅是不會自己從天上掉下來的。
朱正先生在他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說:“現在我們在討論中國的文化,中國的國民性,中國的憲章和未來,誰最有發言權?讓我來說,應該是摯愛這片土地、堅守在這片土地上、為這裏還存在的消極現象感到痛心,而盡自己的一份力量使情況逐漸有所改善的人。”這是我看到的朱正先生少有的充滿如此感情色彩的文字。為了生存、為了自己和女兒不再為父親的政治命運所左右,1989年後我選擇了離開。但是我在那片土地上作了廿年的“狗崽子”,我與她有著千絲萬縷、割舍不斷的情緣,雖然離國十八年了,我仍然無法放棄對那片土地的深愛。我願意與國內仍然堅持著的朋友們站在一起,盡自己的一點微薄之力,永不言放棄。隻要還有人在與那龐然大物的國家機器的違法行徑抗爭,我們就有希望。當那片土地寂靜無聲時,中國就死了。
為了國家好,為了人民好,為了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請所有的執法者效仿這次上海海關的做法,至少向後退一步,給被政府管理的人民留出與你通過法律途徑,理性地解決問題的空間。這是構築和諧社會的最基本保障。
李南央
公元二00八年七月九日 晚八點
於舊金山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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