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家利益》雜誌7-8月號文章，原題：提防中俄共謀 中國國家主席3月份首次出訪便是莫斯科。習普峰會並未引起華盛頓或(美國)媒體的關注，這種忽視或許代價慘重。如今，莫斯科與北京具有操作空間和基礎進行合作，從而可能給美國利益造成損害。
具體而言，中俄可能選擇兩種新方式。一是尋求非正式的結盟以抗衡美國——被兩國視為對各自關鍵利益的威脅。鑒於利益矛盾以前拖累了中俄關係，這條路可能有困難。不過縱觀曆史，兩國麵臨相似挑戰時，什麽奇怪之事都可能發生。況且還有第二種可能：他們或許玩三角外交遊戲。莫斯科和北京可暗示結盟或進行臨時合作，以取得對華盛頓的籌碼，令美國處在談判和權力的劣勢。
美國的傳統觀念認為，中俄不可能進行全球結盟。確實，兩國真正結盟存在諸多障礙，比如互不信任的曆史，中國的優越感和俄羅斯的帝國懷舊，中國對俄技術的需要遭拒，俄警惕中國對西伯利亞開發的投資。且從長遠來看，中俄需要美歐要多過需要彼此。
不過，麵對這些分歧與共同根本利益，北京和莫斯科會作出權衡。首先，雙方都麵臨對其統治合法性、不滿少數民族和宗教的挑戰，因而對外部影響其政治體製高度敏感。
其次，西方總體上把俄羅斯當成蘇聯政策的繼承者。所以北約才會東擴，不僅吸納前華約成員，還有3個波羅的海國家。這給人一種印象：冷戰過了這麽久，西方的頭等大事不僅仍是遏製俄羅斯，還有轉變它。同樣，在中國與鄰國的所有爭端中，美國幾乎都支持後者。這不僅包括其傳統盟友日菲，還有越南——並不比中國民主，且是美國曆史痛苦的一頁。奧巴馬政府向亞洲轉向，也讓中國感覺被圍堵。
美國在伊朗和朝鮮等熱點問題上施壓中俄，華盛頓需要他們在這些事務上的協助，中俄則有自己的擔憂。他們不喜歡被迫配合美國的利益，特別是認為華盛頓不太願付出真正回報時。
中俄許多人認為，目前有針對兩國的新“雙重牽製”政策，兩國都想打破。他們還希望改變全球政經體係，認為這種體係有利於美國和西方。每當中俄領導人聽到，應做“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支持華盛頓和布魯塞爾的決定時，每當看到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充當西方工具時，每當遭遇美歐金融體係推進自身利益時，他們都立馬意識到自己的國家處於劣勢。更重要的是，這一切刺激了兩國想改變全球規則，以讓其適應自己的權力和抱負。
無怪乎俄知名評論家安德拉尼克·米格拉尼揚發問，兩國能否“在遏製華盛頓試圖控製世界的傲慢和單邊外交政策方麵有更大的利益匯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