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目前的政治體製是什麽? ---中國政治經濟的現狀和未來 (一)
(2008-11-26 19: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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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體製的現實是什麽?一言以概之,資產階級專政。既不是資產階級民主,也不是無產階級專政。
大家一定奇怪,不是稱為“共產黨”嗎?怎麽可能是資產階級專政呢?實際上,鄧小平從毛澤東那裏完全繼承了共產黨的專政體製,然後把共產黨改造成了資產階級政黨。而江胡更是把專政體製用“法製化”的外衣包裹起來,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共產黨資產階級專政”體製。
資產階級專政的本質,是用法律的形式把資產階級的特權予以合法化並保護起來。而這種法律的保護作用又是通過加強黨內民主來實現的。大家一定奇怪,為何加強黨內民主反而會導致專政?這就要了解黨員和官員的產生機製了。
黨員的產生機製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內部產生機製:介紹人必須是黨員,最後的通過也是黨務會,舉手表決。中間的群眾意見是走過場---想找個說好話的不是困難的事。人活在世上總有說你好的,也總有說你壞的,想不想讓你入黨可以選擇性地找群眾就行了。
而中國官員又是從黨員中產生,而評議一個官員政績時,又是通過“黨內民主”進行的,實際就是在下屬和同級那裏調查你的口碑和政績。
說到這裏,以溫家寶為例來解釋黨內民主。溫家寶為何在雪災、汶川地震、豆腐渣、黑煤窯麵前對腐敗一字不提呢?假如他提腐敗,則在黨內民主時,恐懼的下屬就會在黨內民主會上端出溫的很多失誤甚至溫自身的不幹淨之處。有人天真地認為下屬沒有這個膽量,實際上,從政的人都懂得狗急跳牆的道理,也懂得山頭林立的現實—沒有幾個人永遠能做穩總理位置的。溫家寶深知黨內民主的這個厲害,所以打死也不肯得罪那些腐敗官員。
那麽敢大喊反腐的朱鎔基又如何呢?他喊歸喊,做歸做。他喊的最凶的時候,有人就在黨內民主會上給他提意見,說他的兒子搞金融,日進鬥金。於是朱就轉而大喊高薪養廉,這樣下屬自然也樂得給朱鎔基歌功頌德,送個“反腐總理”的高帽戴。朱鎔基當時的口號是政府裁員1/3,裁的官員去哪裏呢?去大型企業和單位做老板和助手,而這些做老板和助手的人,就高喊私有化,於是迅速地完成了資產階級的產權所有製。
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經常迷信法製,“以法治國”,特別是喝過洋墨水的,更是迷信西方的“以法治國”。但真讓他們說出什麽叫“以法治國”時候,卻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最多吼著某方麵的“法律不完善”蒙混過關。問題是,中國的法律條款對比以前那可是每天都在增加的,可謂越來越“完善”了,但腐敗、犯罪社會治安等卻越來越嚴重,為什麽?
資產階級獲得資產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的財產傳之後代而無窮,就需要製定法律(比如物權法),更需要“以法治國”的口號,這樣就可以調動國家機器來保護自己。
為何中國出動警察鎮壓抗拆遷得到很多知識分子叫好?叫好的一個原因是“美國警察對待群體性事件比中國警察還要狠”,由此可見中國在以法治國上還是比美國手軟,但動用警察鎮壓還是在法製上有進步了,於是落後的隻是那些愚昧的中國國民而已。
高喊鎮壓好的知識分子還刻意掩蓋了一個問題是:美國是有著一定的資產階級民主的,而中國根本沒有資產階級民主,隻有資產階級專政。如果說毛鄧有什麽共同點,那就是專政。這些知識分子還掩蓋了一點,那就是:美國法律的製定和修改,是來自議員的直接推動,而議員是民選的。中國的法律製定者,顯然不是民選的。胡錦濤在少年兒童麵前還使用套話“是13億人民選我的”,顯然壓根連童真都不放在眼裏,指望他搞資產階級民主,肯定是行不通的。
鄧的改革開放,實際就是繼承毛的專政,嫁接了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之所以現在還沒有引起中國民眾的厭惡和覺醒,主要原因是資源尚夠利用,汙染還沒造成崩潰,所以中國民眾還認為這種專政隻是富強或崛起過程中的“必經之路。”
2、 中國的資產階級專政還要維持多久?
還要有10-15年。
所以,大凡現今推行資產階級民主或無產階級民主、無產階級專政或毛澤東思想的人,是一定要在政壇上栽大跟頭的。資產階級民主隻能說,不能做,甚至說都不能,因為資產階級民主是會傷害資產階級專政得益者的,也會傷害很多尚支持無產階級專政的百姓的。
首先,資產階級不可能放棄自己的利益並退出政治舞台,現今當政的官員,都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受益者,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受害者。朱鎔基,是右派;胡錦濤,其父也在無產階級專政時被定罪,這注定了他們一定不會在有生之年為無產階級呐喊的,除非他們是天生的聖人。但胡肯定不是,比如糊弄兒童的“十三億人選我的”就是虛偽的明證。和諧社會的本質是什麽?是用空中畫餅暫時安撫受傷的百姓,然後讓他們接受資產階級產權和專政的現實。
現在的共產黨官員,各高官子女互換地區培養,於是產生了為確保“黨的團結”而禁止“異地監督”的黨紀和國法,而這種法律,也是通過黨內民主來確定的,實際就是在法律上保護資產階級的專政。所以,現在的共產黨,是地道的為資產階級服務為主的政黨,手段是專政。
鄧的“不爭論”實際是更深層次的“思想專政”,比中國曆史上任何時代都要更加嚴厲地禁錮了發展理論上的探討,扼殺了中國人對真理的熱忱和追求。這個“不爭論”後果是非常嚴重的,其實質,是最大程度地愚昧了百姓,使百姓處於隨波逐流、渾渾噩噩、辛勞維生的狀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