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綠影
眾裏尋她千百度，慕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張愛玲是上個世紀40年代上海灘最紅火的高產作家。人們對她的崇拜和癡迷，主要是來自這個時 張愛玲為何離開上海 張愛玲，原名張瑛瑛，筆名梁京，1920年9月30日生於上海的一個官宦家庭。她的祖父張佩綸是著名的清朝禦吏，祖母則是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之女。1939年張愛玲曾以遠東地區第一名的成績考取英國倫敦大學，後因歐洲戰事就讀於香港大學。1942年回到上海，23歲時以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一炮走紅，一年後出版了包括10部作品的小說集《傳奇》，成為當時上海乃至中國文壇上的一顆耀眼的明星。1944年與時任汪偽政府宣傳部政務次長兼《中華日報》總主筆的胡蘭成結婚。她發跡在上海，事業在上海，家庭在上海，然而上海解放後她卻去了香港和美國。這是為什麽？ 張愛玲注視著解放後的上海，但她始終徘徊在新中國的門檻外。當時夏衍接管並主持上海的文化工作，重新組織創辦刊物報紙。曾與張愛玲幾度合作過的龔之方等人便約請張愛玲為他們的《亦報》寫稿。這樣，張愛玲便以“梁京”為筆名，在1950年3月至1951年2月的《亦報》上連載了小說《十八春》，這部描述城市中上層舊家庭的小說引起巨大轟動。張愛玲儲存的仍然是舊故事。 1950年七八月間，在夏衍的安排下，張愛玲隨上海文藝代表團到蘇北農村參加土地改革工作。這兩個月的深入生活，是她和中國大眾距離最近的一段曆程，但也是距離“她自己”最遠的一個時期，因而也是她感到最尷尬和苦惱的一個時期。她所看到的“貧窮落後”、“過火鬥爭”與當時要求的“寫英雄”、“歌頌土改”相去甚遠，她在寫、不寫、寫什麽之間困惑不已。有朋友問她：“無產階級的故事你會寫麽？”她說：“不會。隻有阿媽她們的事，我稍微知道一點。”她承認：“一般所說時代‘紀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寫不來的，也不打算嚐試。”（引自《寫什麽》，《張愛玲文集》第4卷）。這就出現了時代要求與自身狀況之間的難以克服的矛盾。於是她開始萌生了去意。 張愛玲離開上海最直接的動因，是抗戰時期的報紙上曾登過她去日本參加“第三屆大東亞文學家大會”的名字，她說：“我自己從來沒想到需要辯白，但是一年來常常被議論到，似乎被列為文化漢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寫的文章從未涉及政治，也沒拿過任何津貼……”（張愛玲：《〈傳奇〉增訂本序言》）。還有人說她曾和漢奸胡蘭成結過婚，和“漢奸無二”；其實她早在1946年6月就和胡離了婚。《海派》報紙幹脆說她因為窮困做了美國兵的“吉普女郎”……這些議論都是張愛玲心中的隱憂，使她感到人言的可畏和來自政治方麵的威脅。 夏衍很賞識張愛玲的才華，指名讓她參加了上海市第一屆文代會。別人都穿著列寧裝，隻有她穿著旗袍，很不合群。她是一個絕世獨立的叛逆者。她感到與新社會格格不入，但又不想改變自己；考慮到寫作和政治上的諸多因素，她唯一的選擇便是“離開”。張愛玲離滬前，獨自住在黃河路卡爾登公寓。夏衍曾委托已到文華電影公司的龔之方去勸她留下來，同時婉轉地撮合她與著名導演桑弧的“親密關係”，但張愛玲隻是搖頭，說：“恐怕這兩件事都不大可能了。”她去意已決。 她當時對外公布的理由是“繼續因戰事而中斷的學業”。1952年7月，32歲的張愛玲隻身離開大陸去了香港。她的人生軌跡和文學生涯將會出現怎樣的變化呢？ 土改小說寫了些什麽 張愛玲到香港後，供職於美國駐香港的新聞處擔任英文翻譯。在此期間，她除了完成用於謀生的工作任務，便想拿起她擱置了一段時間的筆。因為在蘇北農村參加土改時的切身感受激勵著她，新結識的“農村朋友笑聲和眼淚”使她欲罷不能。於是她一口氣創作了兩部長篇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分別於1954年7月和10月在香港《今日世界》雜誌刊登。 這兩部反映土改題材的小說，是作者根據當時參加蘇北農村土地改革工作的所見所聞創作的。她在 “自序”中說：“《赤地之戀》所寫的是真人真事，但是小說畢竟不是報道文學，我除了把真正的人名與一部分的地名隱去，而且需要把許多小故事疊印在一起，再經過剪裁與組織。畫麵相當廣闊，但也不能表現今日的大陸全貌……而是盡可能地複製當時的氣氛。我隻希望讀者們看這本書的時候，能夠多少嗅到一點真實的生活氣息。”在《秧歌》的“跋”裏，作者又強調：“《秧歌》裏麵的人物雖然都是虛構的，事情卻都是有根有據的。”為了印證“真實”，張愛玲在小說裏收集引用了當時的《解放日報》、《人民文學》等報刊上公開登載的共產黨幹部的“自我檢討”、天津的“饑民救濟所”、華東的“饑荒狀況”等材料。 這樣，按照“真實”的原則，小說裏即觸及到一些社會問題，如土改中的“過火”現象，幹部的“ 腐敗”行為等。如《赤地之戀》寫農村幹部殘酷鬥爭地主連中農也不放過；通過人物說出“老的地主清算光了，但共產黨是否已經成了新的大地主了呢？而且較前更貪婪，更有勢力”。“幹部的確有許多已經腐化了，生活也一味追求享受”。《秧歌》多次提到農民“習慣的那種半皺眉半微笑的神情”。土改工作隊長對農民的看法是：“農民嘛，本來就是落後的。他們心裏有多糊塗，你都不知道，就隻看見眼前的一點利益，常常不識好歹……樹葉子掉下來都怕打破了頭。”伴隨著土改，“ 這時候卻又醞釀著一個大風暴，增產節約運動蛻化為三反運動，這些機關的幹部正是首當其衝，人人自危”。那些日子，廣播喇叭裏喊著：“抗拒坦白的頑固分子已經都槍斃了，大家趕快坦白！” 《秧歌》寫到饑餓和貧窮。一個小女孩餓得直哭，她父親（金根）柔聲說；“你媽就要回來了，她帶東西來給吃。”作品寫道：“孩子的媽在上海幫傭。她幾個月前就寫了信回來，說她要辭工回來種田——金根現在分到田了。自從土改以後，當時家裏人就很苦，全靠她在外麵寄錢回來……”寫下鄉體驗生活的作家顧岡，因為饑餓偷偷去鎮上買茶葉蛋，走到村口，突然發現“荒涼零亂的野地到處伸出了饑餓的眼睛，蛋殼擱哪兒都不合適”；一小孩無意中撞見顧岡躲在門後吃雞蛋，顧岡“不得不把雞蛋獻出來”。《秧歌》還寫了一個重要人物“王同誌”，作者借王同誌之口說“我們失敗了”。王同誌積極推行僵硬的土地政策，但並非不曉得民間疾苦：那裏麵就有他自己的痛苦；他的原則性跟他的盲目性一樣強烈，但他又想在原則和人情兩方麵，在虛偽和真誠之間搞平衡。這是所塑造的幹部典型之一。 與這些描寫相對應的，還有許多屬於光明的場景。如《赤地之戀》開頭，土改工作隊進村坐在大車上激情高唱著：“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一批熱情洋溢的年輕人，懷抱拯救農民貧窮的豪情開進“零亂荒蕪”的原野。《秧歌》裏還濃重而細膩地描寫了農村的一場婚禮：人們讓新娘子唱歌，“新娘子金花終於站了起來，斜倚在桌子角上，又把身子背過去，麵對著牆”，唱了一首在“冬學班”上新學的《八路軍進行曲》；在人們“再來一個”的喊聲和掌聲中，新娘子又唱起了“嘿啦啦嘿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開紅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敗了美國兵呀……”一團歡樂熱鬧的景象。工作隊問起老百姓收成怎麽樣，譚大娘高興地說：“現在好呢！窮人翻身嘍！現在跟從前兩樣嘍！要不是毛主席，我們哪有今天呀？要不是革命黨來了，我們窮人受罪不知道到哪年啊！”作者補充道：“譚大娘把共產黨與革命黨有點搞不清楚，她一直稱共產黨為革命黨，有時候甚至於稱國民黨。但是在她這年齡，這錯誤似乎情有可原。”作者在描繪這些場景和人物的時候，內心充滿了“新鮮和欣喜”之情，“張愛玲式”的筆觸隨處可見。 “血淚之書”為何成了“壞作品” 這兩部小說在香港發表以後，引起了大陸評論界的注意。與那時前後出版的同類題材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暴風驟雨》等長篇小說比起來，無論是作者的政治背景，還是作品反映的內容及主流傾向上，都有著很大的不同。所以，當她的作品納入大陸新的文學觀念和評論框架的時候，人們便馬上發現它的“異類”，忍受不了作品當中對於黨的土改運動的負麵揭示，於是給予嚴厲的批評。40年代曾經在上海擔任《萬象》主編並發表過張愛玲小說的柯靈評論說：“我坦率地認為是壞作品……並不因為小說的政治傾向……《秧歌》和《赤地之戀》的致命傷在於虛假，描寫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柯靈：《遙寄張愛玲》）。該觀點通過對“真實性”的質疑來否定小說，影響巨大，代表了國內研究界的普遍看法。你看，作者竭力標榜“真實”，輿論卻在這個根本點上說它“虛假”。差距如此之大。 這些評論引起張愛玲強烈的反響，她曾對美國詩人瑞菏抱怨說：“我得跟控製著出版的力量打交道。我在上海淪陷的時期寫作，戰爭結束，我變成一個漢奸！到了香港，我想寫我在中國新社會建立之後所見到的一些事，評論把它論成反共文學！這是恭維，我不能出聲，或者，我不能寫超過我自身感受的事，即使我知道他們希望我做什麽，那真是很痛苦，我沒有美國夢，我對任何主義都沒有好惡！”（王蕙玲：《她從海上來》） 在迷茫和困惑中，1954年秋，張愛玲寄了一本《秧歌》給遠在美國的胡適，請她最崇拜的學者能夠指點迷津，希望這本書有點像他過去評《海上花》說的“平淡而近自然”。胡適接讀這本書後果然看得仔細，3個月後回了一封信： 愛玲女士： 謝謝你十月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說《秧歌》！ 請你恕我這許久沒給你寫信。 你這本《秧歌》，我仔細看了兩遍，我很高興能看見這本很有文學價值的作品。你自己說的“有一點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認為你在這個方麵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 這本小說，從頭到尾，寫的是“饑餓”，——也許你曾想到用《餓》做書名，寫得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細致功夫。 你寫月香回家後的第一頓“稠粥”，已很動人了。後來加上一位從城市來忍不得餓的顧先生，寫他背人偷吃鎮上帶回來的東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我最佩服你寫他出門去丟蛋殼和棗核的一段，和“從來沒注意到?穴小麻餅?雪吃起來誇嗤誇嗤，響得那麽厲害 ”一段。這幾段也許還有人容易欣賞。 下麵寫阿招挨打的一段，我怕讀者也許不見得一讀就能了解了。 你寫人情，也很細致，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如131—132頁寫那條棉被，如175、189頁寫的那件棉襖，都是很成功的。189頁寫棉襖的一段真寫得好，使我很感動。 “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難得一般讀者的賞識的。《海上花》就是一個久被埋沒的好例子。你這本小說出版後，得到什麽評論？我很想知道一二。 你的英文本，將來我一定特別留意。 中文本可否請你多寄兩三本來，我要介紹給一些朋友看看。 書中160頁“他爹今年八十了，我都八十一了”，與205頁的“六十八嘍”相差太遠，似是小誤。76頁“在被窩裏點著蠟燭”，似乎也可刪。 以上說的話，是一個不曾做文藝創作的人的胡說，請你不要見笑。我讀了你十月的信上說的“很久以前我讀你寫的《醒世姻緣》與《海上花》的考證，印象非常深，後來找了這兩部小說來看，這些年來，前後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為得到不少益處。”——我讀了這幾句話，又讀了你的小說，我真很感覺高興！ 如果我提倡這兩部小說的效果單上產生了你這一本《秧歌》，我也應該十分滿意了。 你在這本小說之前，還寫了些什麽書？如方便時，我很想看看。 匆匆敬祝平安 胡適敬上 一九五五、一、廿五?穴舊曆元旦後一日?雪 （引自《張愛玲憶胡適之》，台北皇冠出版社1976年5月版） 張愛玲收到信後自然非常興奮，於2月20日給胡適寫了回信，她在信中說：“收到您的信，真的高興到極點，實在是非常的榮幸。最使我感謝的是您把《秧歌》看得那樣仔細……您問起這裏的批評界對《秧歌》的反應。有過兩篇批評，都是由反共方麵著眼，對於故事本身並不怎樣注意。” 這是張、胡的第一次通信，在此以前他們並不認識。但張愛玲對胡適這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人物早就佩服，尤其是經胡適點評推介的《紅樓夢》和《海上花列傳》，成為少女時的張愛玲傾心研讀的啟蒙作品，這對她以後形成的“紅樓夢——張愛玲句式”的敘述語言風格影響極大。後來張愛玲到美國定居曾拜訪過兩次胡適，胡適也到張的寓所回訪過。他們成為忘年交。 對於張愛玲和她的兩部“異類”小說《秧歌》、《赤地之戀》的反應，國內外形成截然不同的兩種基調。與國內長期以來封鎖張愛玲的狀況相比，海外的研究工作卻很活躍。1961年，曾與張愛玲當麵交談過的文學史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夏誌清教授的英文著作——《中國現代小說史》出版，張愛玲第一次被寫入文學史，而且用41頁的重要篇幅來評價她。在小說史的序言中還說：“隔百年讀《秧歌》、《赤地之戀》，更使我深信張愛玲是當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來最優秀的作家。”這本英文版的《中國近代小說史》80年代初在香港被翻譯成中文傳入大陸後，使張愛玲的名字和她的作品（包括錢鍾書、沈從文、林語堂、路翎等一批作家），像“出土文物”一樣浮出曆史地表，並迅速走紅，形成大陸第一次的“張愛玲熱”。 持相同觀點的是劉登翰主編的《香港文學史》，這部書中寫道：“事實上，在張愛玲的文章中，很難找到反共和親西方的直接言論，而且不難感受到她對政治的一種厭惡情緒和躲避態度。固然這兩部小說的創作初衷已不得而知，但在當時的曆史情境中，她還是很難躲避要受到指責。這也是她後來在大陸的諸種文學中，找不到位置的原因。實際上，站在今天的立場上看，《秧歌》和《赤地之戀》對建國初期的那些失誤，以及平民和知識分子受傷的描寫，和後來大陸作家的‘傷痕文學’相比較，顯然還是要溫和得多。隻是在當時，在新中國成立之時，這兩部小說就未免顯得過分地刺眼了。由此看來，蒙在這兩部小說之上的這層迷霧，同樣隻能看作是當時東西方冷戰的結果。”（《香港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 台灣著名女作家龍應台也在《一支淡淡的歌——評張愛玲〈秧歌〉》這篇文章裏說：“這本薄薄的《秧歌》在我們的記憶中就應該有一個尊貴的地位。張愛玲的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譬如《半生緣》——隻是引人入勝的言情小說而已，沒有什麽深度可言。但淡淡的《秧歌》，卻絕對是一部‘世界級’的藝術品。”龍應台同時認為，“《秧歌》的題材是典型的宣傳資料，但是作者對人性的成熟的了解給了它深度，作者的技巧賦予它獨立自主的藝術生命。《秧歌》是每一個與土地共生死的人的一支挽歌，是張愛玲為中國農民立的一個小傳。” 這些評論表達了一個意思。即與張愛玲以“紅樓夢句式”娓娓敘述40年代的上海灘城市舊家庭的傳奇故事相比，《秧歌》和《赤地之戀》顯然屬於“異數”。無論是題材內容、語言風格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說張愛玲以前的小說是駕輕就熟之作，那麽後者則是對全新的土改時期的農村生活的“用心思考”；前者她能夠任意鋪陳，把握安排人物的命運和走向，而後者隻能是“真實”地記錄故事的場景，卻無力評判它們的社會取向。不曾想，這“用心”創作的兩部小說，卻使張愛玲的命運和創作生涯發生“腰斬”——40年代與50年代的張愛玲涇渭分明。對於40年代的張氏小說好評如潮，推崇有加；而對50年代以後的張愛玲卻諱莫冷落，甚至基本否定。評論很少談及，出版時也把這兩篇小說排斥在外。有學者指出：“張愛玲50年代前後的創作不可分割。如果把她寫舊時代市民和知識女性的作品追認為今天中產階級生活理想的前驅，將這部分文字與後來寫新社會農民的血淚之書割裂開來，抬高前者，貶低後者，那就無異於將張愛玲關在由我們製造的狹籠裏……”（複旦大學郜元寶：《重評張愛玲及其他》） 其實，張愛玲是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的作家，而不是黨的作家，無產階級的作家；因此，她不可能有丁玲、周立波那樣的政治立場和思想覺悟，她在駕馭這樣重大題材的時候，還缺乏對黨的一係列政策的了解和研究，缺乏對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及創作規律的把握。這種規律和要求告訴作家：隻注意作品的“藝術真實”是不夠的，還要注意“本質真實”，明白高層對於社會輿論和創作思想提倡的是什麽。然而當時並沒人告訴她這些。她隻是按照自己固有的理解和方法寫她並不熟悉、然而卻觸動她靈魂的東西。張愛玲也許並不熟悉農民，但她從來不準備將農民寫成空洞的符號，而是在他們身上傾注了全部的同情。她寫活了40年代那些熟悉的小市民的靈魂，也寫活了自己並不熟悉的解放初期的農民，以及他們賴以生存的典型環境。她尋求的是自由、真實而平穩的人生。這是她創作的一貫思想。但當評論框架脫離正常軌道的時候，判斷的標準便發生偏移；張愛玲和她“用心”寫出的土改小說也便成為凸現在主流意識視野中的“另類”。 月亮為誰而明 張愛玲從大紅大紫到冷落蒼涼，形成了巨大反差。“另類小說”的名聲始終像一個陰影一樣的跟隨著她，這使她困惑不已。寫完《秧歌》、《赤地之戀》後，她感到自己的寫作才情已被歲月和變幻的時代所消磨，而且她發現標榜過“從未涉及政治”的自己，竟然已靠近、陷入了“可怕”的政治。她“無法逃避周圍的窺視”，忍受不了這種“孤獨的壓抑”，開始向現實妥協。她感到自己作品的吸引力已經很有限了，香港似乎也沒有她的前途，便決心更換環境，遠離給她帶來麻煩和不快的地方。 當時的美國駐香港領事館文化專員理查.麥加錫充當了她移民美國的擔保人。1955年秋，35歲的張愛玲乘“克利夫總統號”離港赴美。又以“難民”身份成為美國的永久居民，住在洛杉磯。她二十幾歲就在上海文壇橫空出世，但來美國的幾年裏卻連連遭到退稿的命運，不得不靠寫一些電視劇謀生。她也曾寫過廣播劇《荻村傳》，改編過《紅樓夢》，改寫過莫泊桑、亨利的西方小說，出版過英文小說《北地胭脂》。應香港摯友宋淇所在的香港電影公司約請，寫關於張學良的劇本《少帥傳奇》，為此她1961年曾去台灣收集資料，但最終隻完成文字稿。張愛玲幾十年隱居生活中，做的最重要的兩件事，一是將被胡適、劉半農稱為“吳語文學的第一傑作”的《海上花列傳》翻譯為國語版和英文版，填補了這方麵的空白；二是曆時10年致力於《紅樓夢》的研究，提出是創作而不是自傳、改寫與遺稿等7個問題，寫成24萬字的《紅樓夢夢魘》，1977年在台灣出版。張愛玲這個時期還寫了她最後一篇小說《同學少年都不賤》，塵封26年後才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 對於受到非議的那兩部小說，張愛玲一直關注著它們的命運。1957年3月，她繼續把她的《赤地之戀》翻譯成英文，並把打印稿寄往紐約出版。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將《秧歌》改寫成劇本，製作成電視劇在節目中播出，付給張愛玲稿酬1440美元。1968年，她委托香港朋友宋淇與台北皇冠出版社簽訂合同，重印了《秧歌》和《赤地之戀》。 對創作的共同語言使張愛玲在美國遇到了知音，給她孤寂的生活帶來生機。這個人就是美國激進的左翼作家、好萊塢編劇甫德南.賴雅，他在麥克道威爾文藝營的一次聚會上遇到了張愛玲，十分欣賞她的才華。張愛玲把《秧歌》英譯本拿給賴雅，希望得到他的指正。賴雅讀後說：“沒想到，你的文章寫得那麽漂亮，文筆又是如此優美。”張愛玲告訴他這篇小說曾被說成是“反共文學”，賴雅指出“可是政治觀點和藝術並沒有什麽必然聯係。”共同的誌趣和關心使他們的感情快速升溫。1956年8月14日，36歲的張愛玲與65歲的賴雅在紐約舉行了婚禮。他們共同生活了11年後，賴雅因心髒病去世。就在這一年，柏克萊的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邀請張愛玲擔任該中心的高級研究員，給她的任務是研究“中國共產黨專用詞匯”，並在這個無奈的崗位上工作了26年。這期間，她沒有寫過一個字的小說。 張愛玲晚年受皮膚病的折磨，她鬱鬱寡歡，孤身一人過著閉門謝客的冷清日子。年輕時的張愛玲有著自負的資本，可是晚年的她卻屈服了人生，也屈服了這個世界。 1995年9月8日晚，張愛玲在洛杉磯西木公寓逝世。 這一天是中秋節，皎潔的月光撫慰著一縷遠在異國他鄉的孤魂。 她的遺體一星期後才被警署發現——“安詳地躺在空曠的大廳中精美的地毯上，桌子上有一遝鋪開的稿紙和一支未合上的筆”。同時發現她為自己立下的遺囑：“一，所有私人物品留給香港的宋淇夫婦；二，不舉行任何葬禮，將遺體火化，骨灰撒到任何空曠荒野。” 她的遺囑執行人林式同先生將她的遺體於9月19日清晨在惠捷爾墓園火化；張愛玲沒有留下後代，火化時也沒有一個親人到場。遵照遺願將她的骨灰撒在了冰冷的太平洋中。 張愛玲的逝世再次引起世界媒體的囑目，國內各大報刊都作了重要的報道。張愛玲的小說加速出版，張愛玲的“語錄”不脛而走，“張愛玲熱”繼80年代興起之後再度席卷中國大陸。這位曠世才女的“死”換來在媒體和讀者中的“活”。 在張愛玲75年的人生歲月裏，可以說經曆了世間矛盾的輪回——熱鬧與寂寞，浮華與蒼涼，大喜與大悲。也許正因為如此，才有了張愛玲在《金鎖記》裏的預言：“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完……”（來源：《文史精華》2005年第1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