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姑姑說話有一種清平的機智見識，我告訴她有點像周作人他們的。她照例說她不懂得這些，也不感到興趣——因為她不喜歡文人，所以處處需要撇清。可是有一次她也這樣說了：“我簡直一天到晚的發出衝淡之氣來！”
有一天夜裏非常的寒冷。急急地要往床裏鑽的時候，她說：“視睡如歸。”寫下來可以成為一首小詩：“冬之夜，視睡如歸。”
洗頭發，那一次不知怎麽的頭發狠髒很髒了，水墨黑。她說：“好像頭發掉色似的。”
她有過一個年老嘮叨的朋友，現在不大來往了。她說：“生命太短了，費那麽些時間和這樣的人在一起是太可惜——可能，和她在一起，又使人覺得生命太長了。”
起初我當做她是說：因為厭煩的緣故，仿佛時間過得奇慢。後來發現她是另外一個意思：一個人老了，可以變得那麽的龍鍾糊塗，看了那樣子，不由得覺得生命太長了。
她讀了蘇青和我對談的記錄， (一切書報雜誌，都要我押著她看的。她一來就聲稱“看不進去”。我的小說，因為親戚份上，她倒是很忠實地篇篇過目，雖然嫌它太不愉快。原稿她絕對拒絕看，清樣還可以將就。)
關於職業婦女，她也有許多意見。她覺得一般人都把職業婦女分開作為一種特別的類型，其實不必。職業上的成敗，全看一個人的為人態度，與家庭生活裏沒有什麽不同。普通的婦女職業，都不是什麽專門技術的性質，不過是在寫字間裏做人罷了。在家裏有本領的，如同王熙風，出來了一定是個了不起的經理人才。將來她也許要寫本書關於女人就職的秘訣，譬如說開始的時候應當怎樣地“有衝頭”，對於自己怎樣地“隱惡揚善”……然而後來她又說：“不用勸我寫了，我做文人是不行的。在公事房裏專管打電
報，養成了一種電報作風，隻會一昧的省宇，拿起稿費來太不上算了！”
她找起事來，挑剔得非常厲害，因為：“如果是個男人，必須養家活口的，有時候就沒有選擇的餘地，怎麽苦也得幹，說起來是他的責任，還有個名目。像我這樣沒有家累的，做著個不稱心的事，愁眉苦臉賺了錢來，愁眉苦臉活下去，卻是為什麽呢？”
從前有一個時期她在無線電台上報告新聞，誦讀社論，每天工作半小時。她感慨地說：“我每天說半個鍾頭沒意思的話，可以拿好幾萬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說著有意思的
話，卻拿不到一個錢。”
她批評一個膽小的人吃吃艾艾的演說：“人家唾珠咳玉，他是珠玉卡住了喉嚨了。”
“愛德華七世路”(愛多亞路)我弄錯了當做是“愛德華八世路”，她說：“愛德華八世還沒來得及成馬路呢。”
她對於我們張家的人沒有多少好感——對我比較好些，但也是因為我自動地粘附上來，拿我無可奈何的緣故。就這樣她也常常抱怨：“和你在一起，使人變得非常嘮叨(因為需要嘀嘀咕咕)而且自大(因為對方太低能)。”
有一次她說到我弟弟很可憐地站在她眼前：“一雙大眼睛吧達吧達望著我。”“吧達吧達”四個字用得真是好，表現一個無告的男孩子沉重而潮濕地(目夾)著眼。
她說她自己：“我是文武雙全，文能夠寫信，武能夠納鞋底。”我在香港讀書的時候頂喜歡收到她的信，淑女化的藍色字細細寫在極薄的粉紅拷貝紙上，(是她辦公室裏省下來的，用過的部分裁了去，所以一頁頁大小不等，讀起來浙瀝煞辣作脆響。)信裏有一種無聊的情趣，總像是春夏的晴天。語氣很平淡，可是用上許多驚歎號，幾乎全用驚歎號來做標點，十年前是有那麽一派的時髦文章的吧？還有，她老是寫著“狠好”，
“狠高興”，我同她辯駁過，她不承認她這裏應當用“很”字。後來我問她：“那麽，‘凶狠’的‘狠’字，姑姑怎麽寫呢？”她也寫作“狠”。我說：“那麽那一個‘很’字要它做什麽呢？姑姑不能否認，是有這麽一個字的。”她想想，也有理。我又說：“現在沒有人寫‘狠好’了。一這樣寫，馬上把自己歸入了周瘦鵑他們那一代。”她果然從此改了。
她今年過了年之後，運氣一直不怎麽好。越是諸事不順心，反倒胖了起來。她寫信給一個朋友說：“近來就是悶吃悶睡悶長。……好容易決定做條褲子，前天裁了一隻腿，昨天又裁了一隻腿，今天早上縫了一條縫，現在想去縫第二條縫。這條褲子總有成功的一日吧？”
去年她生過病，病後久久沒有複元。她帶一點嘲笑，說道：“又是這樣的懨懨的天氣，又這樣的虛弱，一個人整個地像一首詞了！”
她手裏賣掉過許多珠寶，隻有一塊淡紅的披露，還留到現在，因為欠好的緣故。戰前拿去估價，店裏出她十塊錢，她沒有賣。每隔些時，她總把它拿出來看看，這裏比比，那裏比比，總想把它派點用場，結果又還是收了起來。青綠絲線穿著的一塊寶石，凍瘡腫到一個程度就有那樣的談紫紅的半透明。襟上桂著做個裝飾品吧，襯著什麽底子都不好看。放在同樣的顏色上，倒是不錯，可是看不見，等於沒有了。放在白的上，那比較出色了，可是白的也顯得髒相了。還是放在黑緞子上麵頂相宜——可是為那黑色衣服的本身著想，不放，又還要更好些。
除非把它懸空窩著，做個扇墜什麽的。然而它隻有一麵是光滑的，反麵就不中看；上頭的一個洞，位置又不對，在寶石的正中。
姑姑歎了口氣，說：“看著這塊披霞，使人覺得生命沒有意義。”
(原刊1945年5月《雜誌》月刊第15卷第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