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文化的孤獨中死去——傅雷之死

張作錦／文（台灣《聯合報》前主筆）

　　大陸“國家圖書館”上個月辦傅雷百年誕辰展覽會，我恰巧在北京，以半天的時間，瀏覽了傅雷譯著的各種版本、手稿、家書、照片、遺物，以及朋友對他懷念的文字。

　　蓋棺論定，傅雷一生有兩大成就：第一，把第一流的法國文學譯介到中國；第二，把兒子傅聰“打造”成世界一流的鋼琴家。

　　有這兩點，冤死的傅雷或稍可安慰。

　　一九二八年傅雷到法國留學，入巴黎大學習藝術理論，但不久即沉緬於翻譯中，疏遠了攻讀學位。他說：讀學位作為謀生的手段，未始不好，有時也必須；但絕不能作為衡量學問的標誌。

　　傅雷對譯事的認真，出於他對人對事認真的秉性。他在法國結識了劉海粟，成為好友，回國後，劉延他到上海美專任教，但傅不滿他的辦學作風，斷然離去。

　　正直而孤傲的傅雷，從此閉門譯書，神遊於羅曼·羅蘭、巴爾劄克、伏爾泰和梅裏美的世界中。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在“新中國”的政治體製裏，傅雷沒有單位，沒有職務，當然也沒有工資。他更是無所選擇地歸隱於書齋，青燈黃卷過了一生。

　　傅雷和妻子朱梅馥育有兩個兒子——傅聰和傅敏。傅聰幼時即展現出音樂天賦，在他七歲半時，傅雷把他從小學“撤回”，另延家教教他一般課程及鋼琴訓練。傅雷督導極嚴，但他更希望兒子成為一個“巨匠”而不是“工匠”。他告訴傅聰：“你隻要永遠記住這四點就可以了：第一做人，第二做藝術家，第三做音樂家，最後才是鋼琴家。”

　　一九五三年，傅聰被選拔到羅馬尼亞參加世界青年鋼琴賽，得銅牌，對於當時封閉的中國，是一件大事。一九五四年，他被批準到波蘭留學，師從“蕭邦權威” 傑維斯基教授習藝。一九五五年，第五屆國際蕭邦鋼琴賽在華沙舉行，二十七個國家的選手參賽，傅聰得第三名，那年他二十一歲，從此走上世界級鋼琴家之路。

　　傅聰走後，傅雷和他經常通信，談藝術，說人生，話家常，述往事；像家人，也像朋友。那些真情摯愛的傾訴，就成了後來的《傅雷家書》，撼動了千萬中國人的心。

　　大陸建國後，政治運動不斷，一九五七年傅雷以“親美反蘇”的“罪名”，被劃為“右派”。原本極少的社會活動中斷了，極少的朋友也不來往了。最要緊的是，沒有人敢出他的書，沒有稿費他就沒有生計。同情他處境的出版界友人，勸他以筆名出書，他說：用筆名出書本無不可，但以“右派”為由，不行！最後以“預支稿費”度日。

　　一九五八年，大陸當局要傅聰回國。傅聰知道，一回去，他這一生就完了，不得已乃逃亡英國。傅雷養了一個“叛國”的兒子，處境就更加悲慘。

　　傅雷把全副精神轉移到翻譯上，從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二年，他夜以繼日，翻譯了一百多萬字。環境愈艱困，恰恰也是他人格表現和文化創造成就最輝煌的時候。

　　但當時的“大氣候”不容你遺世獨立。文革來了，傅雷受不了折磨，聲言“士可殺而不可辱”，於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與夫人朱梅馥雙雙上吊自殺。他怕連累在北京讀書的次子傅敏，乃遺書妻兄朱人秀料理後事，各種事情交代得清清楚楚：留款請代繳房租；友人托修的手表歸還；親戚存放的首飾被紅衛兵抄家拿走，留款作為賠償；留下火葬費；留六百元給保母，作為過渡時期的生活費，她“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辜受累”。半夜上吊，還在凳子下墊上棉被，免得凳子倒下時驚擾鄰居。文明而善良的人，時時為他人著想，臨死也不例外。

　　傅雷一九六三年寫信給傅聰說：“任何孤獨都不怕，隻怕文化的孤獨，精神思想的孤獨。”這個文化人，就在“文化的孤獨”中死去。

　　曆史總是這樣發展的：政治力量恒常想摧毀一個有思想的作家，但結果卻把他變成一個思想更深沉銳利的偉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