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尚武精神的回歸,中國的文化絕不可再無兵!
來源：新華網 時間：2008-4-1 10:22:56
前言：曆史是殘酷的，過分地強調熱愛和平往往是可笑的。因為，人們在強調熱愛和平時，忘了熱愛和平也是要有資格的。獅子和猛虎或許可以平心靜氣地商談不必動武而和平地分享動物世界的資源，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費；而綿羊奢談熱愛和平則隻能使人感到可悲，因為，一隻綿羊如果不熱愛和平，它又能熱愛什麽呢？同理，一個懦弱的民族是沒有資格談論熱愛和平的，隻有自己有足夠的實力，是世界強手之林中的一個，才有資格談熱愛和平的問題。這就是現實世界的殘酷的法則，而遺憾的是，我們的教育中，這一類的規律講得太少了。
在一個以競逐富強為原則而發展起來的現代世界中，中國的文化再也不可無兵。
在海灣傳來的隆隆炮聲中，重新閱讀雷海宗先生的《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書，難免會有很多想法。雷先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十分著名的富有思想的史學家，在有關中國文化與中國積弱的根源分析方麵，他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出版的《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書（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以下簡稱雷書），極富見地。盡管吳相先生認為成書難免有些倉促和粗疏，且此書作於半個世紀前，不乏通常所說的“局限性”（見《讀書》1992，8），但我認為，其分析之深刻，筆力之犀利，觀點之獨到，用心之良苦，對東西方社會和文明的知識之淵博，給人的震撼力仍然不是時下一些使用了大量現代術語的文章可以相提並論的。
雷先生認為，中國文化頭緒紛繁，絕非一人能徹底解明，他的文字能使國人對於傳統的中國多一分的明了，他的目的就算達到。為此目的，在對中華文化進行詮釋的過程中，他采取了一個十分獨到的視角，即從“兵”入手，對傳統中國之所以積弱的原因進行了由淺入深的分析。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某種意義上，“兵”是一個國家的脊梁，沒有兵，一個民族大概早已滅絕，不可能在當今之世生存。因此，每一個延續至今的民族，都不可能沒有自己的兵，甚至也不可能沒有一支毫無戰鬥力的軍隊，否則，也就如同在曆史上消失的很多民族那樣，人們隻能在考古遺址和史書記載中去“發現”他們了。中國的兵是每一個中國人都十分熟悉的群體和“職業”，至少在1949年以前，兵的名聲並不怎麽樣。兵禍、兵匪一家等人們熟悉的話語，證明“兵”在中國文化中的色彩十分灰暗。而史書中各種“兵荒馬亂”的記載，更使人們加深了這種印象。
但是，雷先生認為，中國曆史上的兵並不曆來如此。在春秋之前，中國兵的來源是十分高貴的，即隻有士族，也就是有地位的貴族，才有資格當兵，從事軍事和戰爭的行動，打仗是貴族的職業。結果是，貴族男子都以當兵為榮，為樂趣，不能當兵是莫大的恥辱。遇有戰事，國君往往親自出戰，整個社會彌漫著一種雄奇壯烈的陽剛之氣。在整部《左傳》中，找不到一個因膽怯而臨陣脫逃的人。即便孔子也知武事。“釣而不綱，戈不射宿”，可見孔子也不是後世的白麵書生。在講君子戒鬥之時，顯然也意味著君子有“鬥”的技藝和勇氣，而絕非後世的文人隻會打筆墨官司。（雷書第4-7頁）
不過這種“好兵”之傳統沒有在中國曆史上延續下來。隨著戰國時期傳統的貴族社會的解體，原貴族社會文武兩兼的教育製度無形破裂，所有的人現在都必須依靠自己的努力和運氣去謀求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優越地位，一是上等階級的文武分離開始出現，文人宣揚和平主義；另一些人則成為不問政治，沒有固定見解，隻憑義氣用事的“俠士”。張儀等依靠三寸不爛之舌牟取高位的典型文人與荊軻等專習武技的俠士就是兩個極端的代表。這些人雖然學了舊貴族的武藝和外表精神，但實質已經發生改變。舊貴族用他們的才能去維護一種製度，所以並不濫用自己的才能，而新的俠士並無固定主張，誰出高價就為誰賣命，“文人”的情況也大體如此。君主則利用這些無固定主張的人去實現君主自己的目標——統一天下。當然，這時的兵依然十分重要，由於戰爭連綿不斷，各國的成年男子幾乎全部有當兵的義務，也使得戰爭分外慘烈。（雷書8-10頁）最終，天下成為一個人——皇帝的天下，所有財產均為一個人的私產，階級的政治轉變成為一個人的政治；而願意為原來的共同體——國家而當兵的人逐漸消失，愛國主義失去了依托，皇帝隻好雇傭流氓、囚犯，到最後隻能靠招募少數民族的人來當兵，一般百姓便自然產生了“好男不當兵”的看法。這種無兵文化的形成，成為中國以後日益積弱，屢受外族欺負的重要原因。一些中國史學者也認為，自公元1000年後，漢族在軍事上就一直處於弱勢，而原來地處邊緣的少數民族則往往充當了進攻性軍事行動的主角。
當中國的“好兵”文化逐漸式微時，西方的軍事傳統與軍事技藝卻從未失去它的基本依托。有趣的是，東西方曆史上的實際軍事較量，很長時期卻是東方占優。西方的記憶中，不是亞曆山大對亞洲的征服，而是匈奴和蒙古騎兵對歐洲肆無忌憚的掠奪，“黃禍”之說大概也由此找到了根據。然而，通過表象，我們卻不難發現，東西方對“兵文化”的態度至少在秦漢以後產生了很大的分歧。相對東方而言，戰爭一直被西方認為是“最高尚的藝術”（[美] 蓋文·肯尼迪 , 《國防經濟學》 , 1986年7月第一版 , 第2頁）作為戰爭承載體的軍隊和士兵，其地位從來都比中國的兵高得多，並最終影響了兩種不同文化在近代以來的命運。
麥尼爾的《竟逐富強》（學林出版社1996年版，以下簡稱麥書）一書，作為與《中國的文化與中國的兵》大致對應的西方版本，對此作了很好的注釋。麥尼爾認為，歐洲的長期分裂造成劇烈的軍事和政治競爭，由此產生的巨大壓力迫使各國必須變革以求生存，從而為軍事體製（包括武器和軍隊組織）的改進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自然環境。但麥尼爾認為：西方的興起，最關鍵的一點是在“富”與“強”之間尋找到了一個密不可分的聯係。用他的話說，“市場化的資源調動緩慢地發展，逐漸證明它比指令能更有效地把人的努力融成一體”，因此，“到16世紀，甚至歐洲最強大的指令結構在組織軍事和其他主要事業時，也要依賴國際貨幣和信貸市場”，以商業為基礎的荷蘭之所以成功，以帝國結構為基礎的西班牙之所以失敗，就是明證。在18，19世紀，大英帝國的成功和同樣優秀的法國之所以失敗，關鍵也基本相同：以海軍和海外貿易為本的英國始終嚴格遵從市場原則，所以能夠憑借英倫銀行建立牢固的信貸機製，並通過全球性的經濟網絡來為戰爭調動資源；至於以陸軍和大陸官僚架構為主的法國，則始終未能完全擺脫指令經濟的幹擾，因此動員力量相對減弱許多。
所以，通過市場這隻無形的手，為發展先進的武備提供了龐大的資金和技術力量，另一方麵，軍備提供的強大武力，以及戰爭的巨大消耗，又反過來保證和加速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兩者之間形成相互加強的正反饋循環。因此，軍備和戰爭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機製。所以，他把自己的書界定為“試圖彌合分隔軍事史和經濟史以及編史工作的鴻溝”，是再恰當不過了。亞當·斯密就認為，一個文明國家要保衛自己的國防，它們必須建立並維持一支常備軍。“由於富足、文明的國家能最好的維持這樣的軍隊，因而，僅僅依靠它就能保衛國家免受貧窮、野蠻鄰國的侵略。隻有建立起這樣一支常備軍，這個國家的文明才能經久不衰，甚至與世長存。”(斯密，《國富論》下卷)
然而，在中國曆史上，富足和文明的朝代卻並不意味著能夠維持一支強大的軍隊，反而因為自己的富足引來其他遊牧民族的掠奪，宋朝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麥尼爾認為，盡管中國宋代的市場經濟已經很發達，市場原則在社會生活中占據著重要地位，並部分地影響了政府行為，但始終處於中央集權性質的指令性結構嚴密控製之下。換言之，中國社會的指令性結構從未受到過真正的挑戰。接著，麥尼爾引出最重要的結論：市場原則突破君權和指令性社會結構並淩駕其二者之上，是西方近代軍事力量強盛的最關鍵因素；中國之所以從明代逐漸落後，關鍵在於市場原則始終沒能擺脫以皇權為標誌、以中央集權體製為核心的指令性社會結構的控製。
麥尼爾的觀點確有一種獨到的深刻性，使我們對西方近代以來的興盛有了一種全新的認識。但興奮回味之餘，卻漸漸地使人感到某種若有所失。因為，麥尼爾過於“唯物主義”，過於重視客觀的條件，對“軟件”並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所以他沒有從東西方“兵文化”的角度對“富與強”的關係進行論證，而十分明顯的是，一支能征善戰的軍隊並不是隻要有錢就可以建立起來的。曆史告訴我們，一些能打的軍隊，其物質環境往往並不優越，在工業革命前尤其如此。我們憑常識也能體會到，一個僅有市場原則的民族未必能夠興旺發達，且不說阿拉伯人本就善於經商，就是古代的羅馬人也不比希臘人更善於運用市場原則。進一步分析，市場原則與公民義務、權利等種種國內的體製有關，也絕不僅僅是市場本身的問題。換言之，市場原則能夠得到尊重，必須有相應的製度保障，而這種製度保障的建立，比市場本身的發展要困難得多。所以，即便是在西方，其實也隻有西歐一隅的幾個的國家，得益於種種有利的外部因素，才在近代以來的一係列經濟、政治和社會變遷中脫穎而出，而其關鍵，在於這些國家都較為順利地率先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公民權利保障製度（民主製度）。
在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裏，要保障個人權利，發展出一整套規範的民主製度和權力機構的相互製衡，應該有一些基本的條件。有了這些基本條件當然不一定就能發展出理想的民主體係，但沒有這樣一些基本的條件，民主體係的建立顯然要困難得多。這些條件中最重要的或許最基本的，應該是一個民族必須有一個適度的生存環境，而且這個環境不會隨時受到他人隨意的掠奪或幹擾。就我們對西方曆史的膚淺了解，至少有這樣一些印象：自古希臘以來，各種強大民族的興起與商業貿易、海外殖民、軍事擴張、爭奪製海權、強權稱霸是密不可分的，強大與稱霸幾乎是同義詞。
在這樣一個你爭我奪的世界中，多種權力中心的存在或許有利於發展出一種多元化的文明，但這種文明未必就一定是一種民主化的文明，而首先是一種以實力為基礎的生存文明。即便在世界進入工業文明時代以後，歐洲的各個民族，首先要解決的依然還是自己的生存問題，即自己在這個文明的世界裏是否有立足之地。沒有立足之地，就隻能任人宰割，任人處治，哪裏有資格去奢談建立市場秩序和以保障個人權利為宗旨的民主製度呢？
不錯，這種多元化的格局的確給一些民族提供了發展出現代英美式民主的契機，但能抓住這種機遇成就一種民主製度也是一個十分艱難而漫長的過程，從實際的結果看，最終也隻有英國成功了。英國是一個島國，它既能受到歐洲大陸文明進步的影響，又不至於隨時受到大陸強權的直接控製。這種優越的地理位置給英國式民主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基礎。歐洲大陸各國為了自身的安全或是生存，各個領主和君主都必須擁有自己的武裝。這種基本上是由陸軍組成的武裝力量不僅能夠防禦外敵，也可以很容易被統治者用來對付自己的人民。歐洲大陸各國之間的相互征戰，更使這種武裝力量以及對這種力量迷信的思潮在社會中擁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鎮壓與反鎮壓，革命與反革命，是一個錢幣的兩麵， might is right，在這樣一種文明的土壤中生成絕不是偶然的。英國是一個島國，國家的安全主要是靠海軍來維持。海軍可以防禦外敵，但統治者卻很難利用海軍來鎮壓自己的人民。所以，英國在很長的時期內一直沒有強大的常備陸軍，除開國力不堪負擔外，防禦外敵主要依靠海軍顯然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沒有強大的常備軍，也就意味著沒有強大的專製力量，無論哪一級的統治者，說話都必須客氣一點（相比歐洲大陸而言），而具有不同利益相互衝突的各方，也比較容易達成某種程度的妥協——因為誰也沒有能力全麵控製社會。於是，這種局麵也使得英國保留了更多的原始民主因素。英國的社會盡管有等級和階級的區分，但任何一個自由人都享有某些權利，這些權利是不應該被隨便剝奪的，這種觀念曆經數百年，在英國普通人的心中已經根深蒂固。所以，被英國人視為自由權利保障的大憲章在1215年產生，應該說不是一個偶然事件（在歐洲大陸上也有過若幹次領主與國王的衝突，但無論最終是什麽結果，都沒有產生類似的文件）。不過，即便我們將大憲章作為英國式民主起源的標誌，英國人還是在1688年的光榮革命後（在此之前也經曆了十分激烈的國內武裝鬥爭），才最終解決了國王與議會之間的關係問題。換言之，英國式民主化的過程長達400多年（如果將普通的英國民眾獲得選舉權的時間計算在內，這個時間跨度就要到20世紀了），相比法國隻有100多年，俄國有300多年的折騰，應該說他們的時間也不算長。當然，由於英國起步時間早，與後起的現代化國家不在同一個時間表內，人們總是容易將其艱難過程忽略不計。
如果說英國能夠發展出這種在當今世界上占主導地位的民主形式與相關的法律體係，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它獨特的地理位置的話（由於形成一個國家政治製度的因素很多，我這裏並無否認其他因素的意思，隻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強調地理因素的相對重要性），那麽，美國能夠繼承英國民主的內容和形式並加以進一步的發展，既可以說它直接繼承了英國人的自由權利觀念和從母國移植過來的司法體係，不用另起爐灶，節省了製度構建的成本；在另一方麵也可以說是同樣得益於優越的地理因素。
托克維爾認為，美國社會的發展具有它的偶然和特殊地位。這種偶然和特殊的地位是指：在地理上，美國居民都是來自歐洲的移民，而美國又沒有鄰國，或者說沒有敵對和值得擔心的鄰國。美國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外交義務最小，軍事危險也微乎其微。而這個社會又是由具有先進文明、技術設備的人在一片遼闊的土地上建立起來的。類似的情況在歐洲是沒有的，所以歐洲有貴族製度而美國沒有。因為按照現代社會學的觀點，隻有土地稀缺才會產生貴族製度，而美國土地廣闊，所以不存在產生貴族製的條件。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美國的發展得天獨厚，是在一個沒有封建遺產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所以沒有什麽包袱，能夠輕裝前進。這種說法當然有道理，但它忽視了一個常識性的前提，即美國並不是在真空狀態下發展的，它原來發展的那個地方也是有人的，印第安人盡管沒有發展到歐洲的社會階段，但他們也是人，也有自己的社會組織。隻是英國殖民者和隨後的美國公民並沒有將他們作為同等的人對待，而是將他們驅趕，屠殺，然後才在這一塊“幹淨的，沒有封建遺產”的地方建立起自己的保障個人權利的民主製度的。同樣，一個具有豐富資源的廣闊空間，對於建立市場體係的優越性也是毋容質疑的。從最後的結果來看，美國人的行為應該說是具有“曆史進步”意義，因為他們建立了世界上最完備的民主製度，肯定要比印第安人的部落文明優越，印第安人的文明不如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文明，所以理應被淘汰。在今天采取同樣的行動，也許世界的反響會略有不同，會有那麽幾個人道主義者發出譴責的聲音，但最終也是無濟於事。西方學者自己承認，19世紀是一個帝國主義的時代，自由貿易並沒有真正得以實施，各國的發展受到資源的製約，而要獲得足夠的資源不是通過貿易，而是通過侵占殖民地等方式來實行的，這就必然發生衝突，並使列強之間的很多矛盾與爭奪世界的資源有關。理解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美國廣闊的西部和富裕的資源對其國家心平氣和發展的意義了——無論是在歐洲和中國，僅僅是圍繞土地的紛爭就不知多少次地激發了大規模的戰爭。實際上，就是今天，美國對很多消耗性的資源，如石油等，所實行的政策也是保住自己領土上的資源不開發，基本上通過進口來滿足日常需要，這也同樣顯示出擁有豐富的戰略資源對一個民族生存發展的巨大意義。
美國的政治家們對自己國家的這種地緣優勢有很清醒的認識，因此，美國建國後，無論國內的各州享有何種權利，但一個基本的底線就是不得分離。一個國家沒有足夠大的塊頭，個人自由的權利也就無法有效地保障。南北戰爭就是因為南方各州的行為跨越了這一底線，才迫使林肯用戰爭最後解決了這一分歧。林肯總統自己也宣稱他進行戰爭的目的不是為了鏟除奴隸製度，而是為了保住合眾國。實際上，美國曆史的發展與歐洲國家幾乎完全一樣，獨立以後，美國的立國鬥爭轉化成為主要是征服印第安人土地的戰爭。墨西哥戰爭和西班牙-美國戰爭是赤裸裸的擴張主義戰爭，除路易斯安那外，美國在1900前所吞並的大部分土地都是靠武力擴張奪取的。為了自身的戰略利益，美國將拉丁美洲視為自己的後院，在這一地區隨意采取行動。不過，幸運的是，美國種種“捍衛”自身利益的行動，從來沒有受到“國際社會”具有挑戰性的幹預，這當然也與它遠離歐洲大陸有關：畢竟，所謂國際社會隻是大國俱樂部的另一種稱謂，第三世界的弱小國家，是不可能發出“國際社會”的呼聲的。
但是，歐洲大陸的國家就沒有這麽幸運了，因為這裏長期是大國俱樂部活動的場所，也沒有無主的土地，每個國家隻要伸伸胳膊動動腿，都會涉及他人的利益，這種格局也就使得每一個民族國家的發展都不可能一帆風順。現代民族國家之所以成其為國家，就在於它享有絕對的主權。它靠它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原則來獲得它的主權，並保障其公民的自由。但這種主權是通過戰爭和其他形式的暴力來獲得的，歐洲在1648年威斯特發裏亞條約後建立起來的國際體係中，不斷爆發新生的民族國家與原有大國之間的衝突，有實力者獲得別人的承認，成為“國際大家庭”中的一員，沒有實力或競爭失敗者則被淘汰出局，永遠在曆史的競技台上消失。黑格爾在《法哲學》中曾寫道，戰爭有利於一個民族的倫理健康，多少也是對這種現實的清醒認識。普魯士的霍亨索倫家族，原來隻是一個城堡的統治者，但經過好幾個世紀的長時間經營，使這個家族的統治地域逐步擴大，依靠與人口極不相稱的軍事力量和敏銳的外交努力（由於對軍隊建設的極端重視，普魯士君王個人成為了簡樸的人，曆代國王幾乎對每一份不是用於軍隊的錢都感到痛心，並使全國的一切活動圍繞著軍事建設而展開），最終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了德意誌帝國，這樣的曆史背景下，就不難理解著名的鐵血宰相俾斯麥的話：當前的種種重大問題，都不是依靠演說和多數票所能解決的——這正是1848與1849年所犯的深刻錯誤——而是依靠鐵與血。
從這些簡要的曆史事實中，我們不難發現，麥尼爾盡管指出了富與強的辯證關係，但在強調軍事力量與市場原則相結合的重要性時，卻多少忽視了一個問題：即一個民族好兵的文化傳統對其興亡依然具有重大意義。甚至在市場經濟並不發達的地區，一個崇尚勇武精神的民族也往往能夠取得出人意料的成績。在歐洲的民族中，沙皇俄國與普魯士國家就是兩個典型。俄國自彼得一世開始，就不斷與周邊國家作戰。經曆了21年的北方戰爭，戰勝了瑞典這個威脅最大的敵手，然後又分別戰勝波蘭與土耳其，奪取了黑海的出海口。並最終與普魯士和奧地利一起，徹底瓜分了波蘭——而普魯士曾經是被波蘭包圍的國家。同樣，波蘭在曆史上曾在很長時期內是東歐的大國，也是俄國的威脅，但這個國家卻最終被瓜分亡國，其中的教訓也是發人深省的。波蘭地處東歐平原，物產豐富，人民勤勞勇敢，國力本來不弱，但卻有兩個致命的弱點，即它的貴族享有兩項“黃金特權”，一項是自由否決權，規定國會的決議必須一致通過才能生效，隻要有一名議員反對，議案就不能通過，國家也就不能采取行動；另一項是自由選王製，規定國王由國會選舉產生。如果按照美國國父們的看法，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這種政府應該是十分理想的，但這種徒有其表的“民主”製度，卻使波蘭的中央政權十分軟弱，根本無法領導起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任務。而已經建立起中央集權的沙皇俄國，卻充分利用了波蘭的弱點，收買一些波蘭貴族，使他們選出俄國中意的國王，其後果是將波蘭逐步變成了自己的附庸。當波蘭遭受第一次被瓜分的命運後，波蘭的有識之士也決意改革，他們在1791年通過了“五月三日”憲法，廢除自由選王製，實行王位繼承製（這與民主製似乎背道而馳）；取消自由否決權，采用多數通過的表決製。但這種試圖加強中央集權，有利於波蘭民族發展的措施，卻不利於俄國的利益，結果在沙皇葉卡德琳娜二世“挽救波蘭自由”的借口下，被俄國和普魯士的軍隊用刺刀廢除了。
最終，波蘭被瓜分完畢，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裏歐洲版圖上再也看不到波蘭這個國家。由此可見，一個民族的“好兵”文化與市場並無直接的聯係，而市場法則的應用也不一定就能夠達到既富且強的目標。即便就歐洲而言，意大利地中海沿岸的地區，市場經濟的發展在中世紀後期一直領先於歐洲其他地區，但卻未能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領先，其中，缺乏軍事上的優勢是一個重要原因。而這種軍事上的優勢，或者說一個國家的軍隊是否能打，與財富的多寡卻並無必然聯係。即便是在歐洲國家中，德國軍隊公認的戰鬥力，也一直強於其他國家，尤其是南歐國家，意大利的軍隊在近代以來的曆次戰爭中的表現，可圈可點的戰例實在不多。由此可見，市場法則與軍事需求的結合，並不能繞過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
甚至在近代以來西方對世界其餘地區的入侵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發現，一個擁有好兵傳統的民族，在遇到這種強力的挑戰時，做出的反應要比缺乏好兵傳統的民族快得多。中日之間在遭遇西方衝擊的過程中，做出的反應之所以不同，隻要看看日本的好戰傳統，看看它的軍事領導人從最古時代起就享有的巨大威望，這一點也就毫不奇怪了。日本領導人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每個民族必須為自己去掠奪，軟弱和膽小者將一無所獲。一位文職官員表達了如下這一觀點：“這就像乘坐三等火車一樣；最初這裏有足夠的座位，但是，當更多的旅客擁進來後，這裏就沒有位子給他們坐了。假如你在肩背相擦、用雙臂支撐自己時失去了自己的地方，那麽，你就不可能再恢複原來的位置。……必然的邏輯要求人們既要站穩腳跟，又要將雙肘伸向任何可能出現的空間；如果你不這樣做，別人就會占據這塊空間。”（ 斯塔夫裏阿諾斯著：《全球通史——1500年以後的世界》，吳象嬰、梁赤民譯，1999年5月，第488－489頁。）
這再次證明，一個民族的好兵傳統既與自己的經濟有一定的關係，但更重要的是與自己的文化以及社會的製度安排有關。在一個充滿尚武精神，充滿進取心的民族團體中，他們渴望勝利的欲望使他們比缺乏這種精神的民族更容易抓住 曆史的機遇，即便在轉入市場經濟建設的過程中，這些民族爆發出來的力量也是其他一些民族不能相比的，第二次大戰後的德國和日本就是如此。如果把這種好兵文化的傳統從廣義理解，可以認為它代表著一種強烈的進取精神，一種西方所認為的aggressive 精神，有了這種精神，一個民族可以由小變大，由弱變強，並能積極地向其他民族，甚至自己的敵人和對手學習。沒有這種精神，一個民族也可以由強轉弱，由大變小，甚至滅亡。英國從一個西歐的偏遠小國成為一個日不落帝國，與其從中世紀就開始到歐陸爭戰，近代以來甚至王室也入股參與海盜活動，始終“銳意進取”顯然有密切關係。如果英國人一直以愛好和平的傳統出現，沒有一種爭強好勝的稟賦，很難想象他們能創建出現代的民主議會製度，當然也就不可能在征服世界的爭霸過程中實現社會的轉軌，並率先爆發工業革命。
或許，我們不得不承認，曆史是殘酷的，過分地強調熱愛和平往往是可笑的。因為，人們在強調熱愛和平時，忘了熱愛和平也是要有資格的。獅子和猛虎或許可以平心靜氣地商談不必動武而和平地分享動物世界的資源，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費；而綿羊奢談熱愛和平則隻能使人感到可悲，因為，一隻綿羊如果不熱愛和平，它又能熱愛什麽呢？同理，一個懦弱的民族是沒有資格談論熱愛和平的，隻有自己有足夠的實力，是世界強手之林中的一個，才有資格談熱愛和平的問題。這就是現實世界的殘酷的法則，而遺憾的是，我們的教育中，這一類的規律講得太少了。
換言之，一個民族的興旺發達必須有一個安定的外部環境，它必須為自己的安全支付代價。如果一個民族缺乏保衛自己財富的決心和手段，那麽，它就隻能接受更為強大的民族為它安排的命運。
總之，閱讀了這兩本膾炙人口的著作後，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一個以競逐富強為原則而發展起來的現代世界中，中國的文化再也不可無兵。
（（新華軍事博客/jiwonu的博客））
來源：新華網 時間：2008-4-1 10:22:56
前言：曆史是殘酷的，過分地強調熱愛和平往往是可笑的。因為，人們在強調熱愛和平時，忘了熱愛和平也是要有資格的。獅子和猛虎或許可以平心靜氣地商談不必動武而和平地分享動物世界的資源，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費；而綿羊奢談熱愛和平則隻能使人感到可悲，因為，一隻綿羊如果不熱愛和平，它又能熱愛什麽呢？同理，一個懦弱的民族是沒有資格談論熱愛和平的，隻有自己有足夠的實力，是世界強手之林中的一個，才有資格談熱愛和平的問題。這就是現實世界的殘酷的法則，而遺憾的是，我們的教育中，這一類的規律講得太少了。
在一個以競逐富強為原則而發展起來的現代世界中，中國的文化再也不可無兵。
在海灣傳來的隆隆炮聲中，重新閱讀雷海宗先生的《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書，難免會有很多想法。雷先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十分著名的富有思想的史學家，在有關中國文化與中國積弱的根源分析方麵，他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出版的《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書（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以下簡稱雷書），極富見地。盡管吳相先生認為成書難免有些倉促和粗疏，且此書作於半個世紀前，不乏通常所說的“局限性”（見《讀書》1992，8），但我認為，其分析之深刻，筆力之犀利，觀點之獨到，用心之良苦，對東西方社會和文明的知識之淵博，給人的震撼力仍然不是時下一些使用了大量現代術語的文章可以相提並論的。
雷先生認為，中國文化頭緒紛繁，絕非一人能徹底解明，他的文字能使國人對於傳統的中國多一分的明了，他的目的就算達到。為此目的，在對中華文化進行詮釋的過程中，他采取了一個十分獨到的視角，即從“兵”入手，對傳統中國之所以積弱的原因進行了由淺入深的分析。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某種意義上，“兵”是一個國家的脊梁，沒有兵，一個民族大概早已滅絕，不可能在當今之世生存。因此，每一個延續至今的民族，都不可能沒有自己的兵，甚至也不可能沒有一支毫無戰鬥力的軍隊，否則，也就如同在曆史上消失的很多民族那樣，人們隻能在考古遺址和史書記載中去“發現”他們了。中國的兵是每一個中國人都十分熟悉的群體和“職業”，至少在1949年以前，兵的名聲並不怎麽樣。兵禍、兵匪一家等人們熟悉的話語，證明“兵”在中國文化中的色彩十分灰暗。而史書中各種“兵荒馬亂”的記載，更使人們加深了這種印象。
但是，雷先生認為，中國曆史上的兵並不曆來如此。在春秋之前，中國兵的來源是十分高貴的，即隻有士族，也就是有地位的貴族，才有資格當兵，從事軍事和戰爭的行動，打仗是貴族的職業。結果是，貴族男子都以當兵為榮，為樂趣，不能當兵是莫大的恥辱。遇有戰事，國君往往親自出戰，整個社會彌漫著一種雄奇壯烈的陽剛之氣。在整部《左傳》中，找不到一個因膽怯而臨陣脫逃的人。即便孔子也知武事。“釣而不綱，戈不射宿”，可見孔子也不是後世的白麵書生。在講君子戒鬥之時，顯然也意味著君子有“鬥”的技藝和勇氣，而絕非後世的文人隻會打筆墨官司。（雷書第4-7頁）
不過這種“好兵”之傳統沒有在中國曆史上延續下來。隨著戰國時期傳統的貴族社會的解體，原貴族社會文武兩兼的教育製度無形破裂，所有的人現在都必須依靠自己的努力和運氣去謀求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優越地位，一是上等階級的文武分離開始出現，文人宣揚和平主義；另一些人則成為不問政治，沒有固定見解，隻憑義氣用事的“俠士”。張儀等依靠三寸不爛之舌牟取高位的典型文人與荊軻等專習武技的俠士就是兩個極端的代表。這些人雖然學了舊貴族的武藝和外表精神，但實質已經發生改變。舊貴族用他們的才能去維護一種製度，所以並不濫用自己的才能，而新的俠士並無固定主張，誰出高價就為誰賣命，“文人”的情況也大體如此。君主則利用這些無固定主張的人去實現君主自己的目標——統一天下。當然，這時的兵依然十分重要，由於戰爭連綿不斷，各國的成年男子幾乎全部有當兵的義務，也使得戰爭分外慘烈。（雷書8-10頁）最終，天下成為一個人——皇帝的天下，所有財產均為一個人的私產，階級的政治轉變成為一個人的政治；而願意為原來的共同體——國家而當兵的人逐漸消失，愛國主義失去了依托，皇帝隻好雇傭流氓、囚犯，到最後隻能靠招募少數民族的人來當兵，一般百姓便自然產生了“好男不當兵”的看法。這種無兵文化的形成，成為中國以後日益積弱，屢受外族欺負的重要原因。一些中國史學者也認為，自公元1000年後，漢族在軍事上就一直處於弱勢，而原來地處邊緣的少數民族則往往充當了進攻性軍事行動的主角。
當中國的“好兵”文化逐漸式微時，西方的軍事傳統與軍事技藝卻從未失去它的基本依托。有趣的是，東西方曆史上的實際軍事較量，很長時期卻是東方占優。西方的記憶中，不是亞曆山大對亞洲的征服，而是匈奴和蒙古騎兵對歐洲肆無忌憚的掠奪，“黃禍”之說大概也由此找到了根據。然而，通過表象，我們卻不難發現，東西方對“兵文化”的態度至少在秦漢以後產生了很大的分歧。相對東方而言，戰爭一直被西方認為是“最高尚的藝術”（[美] 蓋文·肯尼迪 , 《國防經濟學》 , 1986年7月第一版 , 第2頁）作為戰爭承載體的軍隊和士兵，其地位從來都比中國的兵高得多，並最終影響了兩種不同文化在近代以來的命運。
麥尼爾的《竟逐富強》（學林出版社1996年版，以下簡稱麥書）一書，作為與《中國的文化與中國的兵》大致對應的西方版本，對此作了很好的注釋。麥尼爾認為，歐洲的長期分裂造成劇烈的軍事和政治競爭，由此產生的巨大壓力迫使各國必須變革以求生存，從而為軍事體製（包括武器和軍隊組織）的改進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自然環境。但麥尼爾認為：西方的興起，最關鍵的一點是在“富”與“強”之間尋找到了一個密不可分的聯係。用他的話說，“市場化的資源調動緩慢地發展，逐漸證明它比指令能更有效地把人的努力融成一體”，因此，“到16世紀，甚至歐洲最強大的指令結構在組織軍事和其他主要事業時，也要依賴國際貨幣和信貸市場”，以商業為基礎的荷蘭之所以成功，以帝國結構為基礎的西班牙之所以失敗，就是明證。在18，19世紀，大英帝國的成功和同樣優秀的法國之所以失敗，關鍵也基本相同：以海軍和海外貿易為本的英國始終嚴格遵從市場原則，所以能夠憑借英倫銀行建立牢固的信貸機製，並通過全球性的經濟網絡來為戰爭調動資源；至於以陸軍和大陸官僚架構為主的法國，則始終未能完全擺脫指令經濟的幹擾，因此動員力量相對減弱許多。
所以，通過市場這隻無形的手，為發展先進的武備提供了龐大的資金和技術力量，另一方麵，軍備提供的強大武力，以及戰爭的巨大消耗，又反過來保證和加速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兩者之間形成相互加強的正反饋循環。因此，軍備和戰爭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機製。所以，他把自己的書界定為“試圖彌合分隔軍事史和經濟史以及編史工作的鴻溝”，是再恰當不過了。亞當·斯密就認為，一個文明國家要保衛自己的國防，它們必須建立並維持一支常備軍。“由於富足、文明的國家能最好的維持這樣的軍隊，因而，僅僅依靠它就能保衛國家免受貧窮、野蠻鄰國的侵略。隻有建立起這樣一支常備軍，這個國家的文明才能經久不衰，甚至與世長存。”(斯密，《國富論》下卷)
然而，在中國曆史上，富足和文明的朝代卻並不意味著能夠維持一支強大的軍隊，反而因為自己的富足引來其他遊牧民族的掠奪，宋朝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麥尼爾認為，盡管中國宋代的市場經濟已經很發達，市場原則在社會生活中占據著重要地位，並部分地影響了政府行為，但始終處於中央集權性質的指令性結構嚴密控製之下。換言之，中國社會的指令性結構從未受到過真正的挑戰。接著，麥尼爾引出最重要的結論：市場原則突破君權和指令性社會結構並淩駕其二者之上，是西方近代軍事力量強盛的最關鍵因素；中國之所以從明代逐漸落後，關鍵在於市場原則始終沒能擺脫以皇權為標誌、以中央集權體製為核心的指令性社會結構的控製。
麥尼爾的觀點確有一種獨到的深刻性，使我們對西方近代以來的興盛有了一種全新的認識。但興奮回味之餘，卻漸漸地使人感到某種若有所失。因為，麥尼爾過於“唯物主義”，過於重視客觀的條件，對“軟件”並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所以他沒有從東西方“兵文化”的角度對“富與強”的關係進行論證，而十分明顯的是，一支能征善戰的軍隊並不是隻要有錢就可以建立起來的。曆史告訴我們，一些能打的軍隊，其物質環境往往並不優越，在工業革命前尤其如此。我們憑常識也能體會到，一個僅有市場原則的民族未必能夠興旺發達，且不說阿拉伯人本就善於經商，就是古代的羅馬人也不比希臘人更善於運用市場原則。進一步分析，市場原則與公民義務、權利等種種國內的體製有關，也絕不僅僅是市場本身的問題。換言之，市場原則能夠得到尊重，必須有相應的製度保障，而這種製度保障的建立，比市場本身的發展要困難得多。所以，即便是在西方，其實也隻有西歐一隅的幾個的國家，得益於種種有利的外部因素，才在近代以來的一係列經濟、政治和社會變遷中脫穎而出，而其關鍵，在於這些國家都較為順利地率先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公民權利保障製度（民主製度）。
在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裏，要保障個人權利，發展出一整套規範的民主製度和權力機構的相互製衡，應該有一些基本的條件。有了這些基本條件當然不一定就能發展出理想的民主體係，但沒有這樣一些基本的條件，民主體係的建立顯然要困難得多。這些條件中最重要的或許最基本的，應該是一個民族必須有一個適度的生存環境，而且這個環境不會隨時受到他人隨意的掠奪或幹擾。就我們對西方曆史的膚淺了解，至少有這樣一些印象：自古希臘以來，各種強大民族的興起與商業貿易、海外殖民、軍事擴張、爭奪製海權、強權稱霸是密不可分的，強大與稱霸幾乎是同義詞。
在這樣一個你爭我奪的世界中，多種權力中心的存在或許有利於發展出一種多元化的文明，但這種文明未必就一定是一種民主化的文明，而首先是一種以實力為基礎的生存文明。即便在世界進入工業文明時代以後，歐洲的各個民族，首先要解決的依然還是自己的生存問題，即自己在這個文明的世界裏是否有立足之地。沒有立足之地，就隻能任人宰割，任人處治，哪裏有資格去奢談建立市場秩序和以保障個人權利為宗旨的民主製度呢？
不錯，這種多元化的格局的確給一些民族提供了發展出現代英美式民主的契機，但能抓住這種機遇成就一種民主製度也是一個十分艱難而漫長的過程，從實際的結果看，最終也隻有英國成功了。英國是一個島國，它既能受到歐洲大陸文明進步的影響，又不至於隨時受到大陸強權的直接控製。這種優越的地理位置給英國式民主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基礎。歐洲大陸各國為了自身的安全或是生存，各個領主和君主都必須擁有自己的武裝。這種基本上是由陸軍組成的武裝力量不僅能夠防禦外敵，也可以很容易被統治者用來對付自己的人民。歐洲大陸各國之間的相互征戰，更使這種武裝力量以及對這種力量迷信的思潮在社會中擁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鎮壓與反鎮壓，革命與反革命，是一個錢幣的兩麵， might is right，在這樣一種文明的土壤中生成絕不是偶然的。英國是一個島國，國家的安全主要是靠海軍來維持。海軍可以防禦外敵，但統治者卻很難利用海軍來鎮壓自己的人民。所以，英國在很長的時期內一直沒有強大的常備陸軍，除開國力不堪負擔外，防禦外敵主要依靠海軍顯然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沒有強大的常備軍，也就意味著沒有強大的專製力量，無論哪一級的統治者，說話都必須客氣一點（相比歐洲大陸而言），而具有不同利益相互衝突的各方，也比較容易達成某種程度的妥協——因為誰也沒有能力全麵控製社會。於是，這種局麵也使得英國保留了更多的原始民主因素。英國的社會盡管有等級和階級的區分，但任何一個自由人都享有某些權利，這些權利是不應該被隨便剝奪的，這種觀念曆經數百年，在英國普通人的心中已經根深蒂固。所以，被英國人視為自由權利保障的大憲章在1215年產生，應該說不是一個偶然事件（在歐洲大陸上也有過若幹次領主與國王的衝突，但無論最終是什麽結果，都沒有產生類似的文件）。不過，即便我們將大憲章作為英國式民主起源的標誌，英國人還是在1688年的光榮革命後（在此之前也經曆了十分激烈的國內武裝鬥爭），才最終解決了國王與議會之間的關係問題。換言之，英國式民主化的過程長達400多年（如果將普通的英國民眾獲得選舉權的時間計算在內，這個時間跨度就要到20世紀了），相比法國隻有100多年，俄國有300多年的折騰，應該說他們的時間也不算長。當然，由於英國起步時間早，與後起的現代化國家不在同一個時間表內，人們總是容易將其艱難過程忽略不計。
如果說英國能夠發展出這種在當今世界上占主導地位的民主形式與相關的法律體係，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它獨特的地理位置的話（由於形成一個國家政治製度的因素很多，我這裏並無否認其他因素的意思，隻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強調地理因素的相對重要性），那麽，美國能夠繼承英國民主的內容和形式並加以進一步的發展，既可以說它直接繼承了英國人的自由權利觀念和從母國移植過來的司法體係，不用另起爐灶，節省了製度構建的成本；在另一方麵也可以說是同樣得益於優越的地理因素。
托克維爾認為，美國社會的發展具有它的偶然和特殊地位。這種偶然和特殊的地位是指：在地理上，美國居民都是來自歐洲的移民，而美國又沒有鄰國，或者說沒有敵對和值得擔心的鄰國。美國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外交義務最小，軍事危險也微乎其微。而這個社會又是由具有先進文明、技術設備的人在一片遼闊的土地上建立起來的。類似的情況在歐洲是沒有的，所以歐洲有貴族製度而美國沒有。因為按照現代社會學的觀點，隻有土地稀缺才會產生貴族製度，而美國土地廣闊，所以不存在產生貴族製的條件。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美國的發展得天獨厚，是在一個沒有封建遺產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所以沒有什麽包袱，能夠輕裝前進。這種說法當然有道理，但它忽視了一個常識性的前提，即美國並不是在真空狀態下發展的，它原來發展的那個地方也是有人的，印第安人盡管沒有發展到歐洲的社會階段，但他們也是人，也有自己的社會組織。隻是英國殖民者和隨後的美國公民並沒有將他們作為同等的人對待，而是將他們驅趕，屠殺，然後才在這一塊“幹淨的，沒有封建遺產”的地方建立起自己的保障個人權利的民主製度的。同樣，一個具有豐富資源的廣闊空間，對於建立市場體係的優越性也是毋容質疑的。從最後的結果來看，美國人的行為應該說是具有“曆史進步”意義，因為他們建立了世界上最完備的民主製度，肯定要比印第安人的部落文明優越，印第安人的文明不如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文明，所以理應被淘汰。在今天采取同樣的行動，也許世界的反響會略有不同，會有那麽幾個人道主義者發出譴責的聲音，但最終也是無濟於事。西方學者自己承認，19世紀是一個帝國主義的時代，自由貿易並沒有真正得以實施，各國的發展受到資源的製約，而要獲得足夠的資源不是通過貿易，而是通過侵占殖民地等方式來實行的，這就必然發生衝突，並使列強之間的很多矛盾與爭奪世界的資源有關。理解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美國廣闊的西部和富裕的資源對其國家心平氣和發展的意義了——無論是在歐洲和中國，僅僅是圍繞土地的紛爭就不知多少次地激發了大規模的戰爭。實際上，就是今天，美國對很多消耗性的資源，如石油等，所實行的政策也是保住自己領土上的資源不開發，基本上通過進口來滿足日常需要，這也同樣顯示出擁有豐富的戰略資源對一個民族生存發展的巨大意義。
美國的政治家們對自己國家的這種地緣優勢有很清醒的認識，因此，美國建國後，無論國內的各州享有何種權利，但一個基本的底線就是不得分離。一個國家沒有足夠大的塊頭，個人自由的權利也就無法有效地保障。南北戰爭就是因為南方各州的行為跨越了這一底線，才迫使林肯用戰爭最後解決了這一分歧。林肯總統自己也宣稱他進行戰爭的目的不是為了鏟除奴隸製度，而是為了保住合眾國。實際上，美國曆史的發展與歐洲國家幾乎完全一樣，獨立以後，美國的立國鬥爭轉化成為主要是征服印第安人土地的戰爭。墨西哥戰爭和西班牙-美國戰爭是赤裸裸的擴張主義戰爭，除路易斯安那外，美國在1900前所吞並的大部分土地都是靠武力擴張奪取的。為了自身的戰略利益，美國將拉丁美洲視為自己的後院，在這一地區隨意采取行動。不過，幸運的是，美國種種“捍衛”自身利益的行動，從來沒有受到“國際社會”具有挑戰性的幹預，這當然也與它遠離歐洲大陸有關：畢竟，所謂國際社會隻是大國俱樂部的另一種稱謂，第三世界的弱小國家，是不可能發出“國際社會”的呼聲的。
但是，歐洲大陸的國家就沒有這麽幸運了，因為這裏長期是大國俱樂部活動的場所，也沒有無主的土地，每個國家隻要伸伸胳膊動動腿，都會涉及他人的利益，這種格局也就使得每一個民族國家的發展都不可能一帆風順。現代民族國家之所以成其為國家，就在於它享有絕對的主權。它靠它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原則來獲得它的主權，並保障其公民的自由。但這種主權是通過戰爭和其他形式的暴力來獲得的，歐洲在1648年威斯特發裏亞條約後建立起來的國際體係中，不斷爆發新生的民族國家與原有大國之間的衝突，有實力者獲得別人的承認，成為“國際大家庭”中的一員，沒有實力或競爭失敗者則被淘汰出局，永遠在曆史的競技台上消失。黑格爾在《法哲學》中曾寫道，戰爭有利於一個民族的倫理健康，多少也是對這種現實的清醒認識。普魯士的霍亨索倫家族，原來隻是一個城堡的統治者，但經過好幾個世紀的長時間經營，使這個家族的統治地域逐步擴大，依靠與人口極不相稱的軍事力量和敏銳的外交努力（由於對軍隊建設的極端重視，普魯士君王個人成為了簡樸的人，曆代國王幾乎對每一份不是用於軍隊的錢都感到痛心，並使全國的一切活動圍繞著軍事建設而展開），最終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了德意誌帝國，這樣的曆史背景下，就不難理解著名的鐵血宰相俾斯麥的話：當前的種種重大問題，都不是依靠演說和多數票所能解決的——這正是1848與1849年所犯的深刻錯誤——而是依靠鐵與血。
從這些簡要的曆史事實中，我們不難發現，麥尼爾盡管指出了富與強的辯證關係，但在強調軍事力量與市場原則相結合的重要性時，卻多少忽視了一個問題：即一個民族好兵的文化傳統對其興亡依然具有重大意義。甚至在市場經濟並不發達的地區，一個崇尚勇武精神的民族也往往能夠取得出人意料的成績。在歐洲的民族中，沙皇俄國與普魯士國家就是兩個典型。俄國自彼得一世開始，就不斷與周邊國家作戰。經曆了21年的北方戰爭，戰勝了瑞典這個威脅最大的敵手，然後又分別戰勝波蘭與土耳其，奪取了黑海的出海口。並最終與普魯士和奧地利一起，徹底瓜分了波蘭——而普魯士曾經是被波蘭包圍的國家。同樣，波蘭在曆史上曾在很長時期內是東歐的大國，也是俄國的威脅，但這個國家卻最終被瓜分亡國，其中的教訓也是發人深省的。波蘭地處東歐平原，物產豐富，人民勤勞勇敢，國力本來不弱，但卻有兩個致命的弱點，即它的貴族享有兩項“黃金特權”，一項是自由否決權，規定國會的決議必須一致通過才能生效，隻要有一名議員反對，議案就不能通過，國家也就不能采取行動；另一項是自由選王製，規定國王由國會選舉產生。如果按照美國國父們的看法，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這種政府應該是十分理想的，但這種徒有其表的“民主”製度，卻使波蘭的中央政權十分軟弱，根本無法領導起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任務。而已經建立起中央集權的沙皇俄國，卻充分利用了波蘭的弱點，收買一些波蘭貴族，使他們選出俄國中意的國王，其後果是將波蘭逐步變成了自己的附庸。當波蘭遭受第一次被瓜分的命運後，波蘭的有識之士也決意改革，他們在1791年通過了“五月三日”憲法，廢除自由選王製，實行王位繼承製（這與民主製似乎背道而馳）；取消自由否決權，采用多數通過的表決製。但這種試圖加強中央集權，有利於波蘭民族發展的措施，卻不利於俄國的利益，結果在沙皇葉卡德琳娜二世“挽救波蘭自由”的借口下，被俄國和普魯士的軍隊用刺刀廢除了。
最終，波蘭被瓜分完畢，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裏歐洲版圖上再也看不到波蘭這個國家。由此可見，一個民族的“好兵”文化與市場並無直接的聯係，而市場法則的應用也不一定就能夠達到既富且強的目標。即便就歐洲而言，意大利地中海沿岸的地區，市場經濟的發展在中世紀後期一直領先於歐洲其他地區，但卻未能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領先，其中，缺乏軍事上的優勢是一個重要原因。而這種軍事上的優勢，或者說一個國家的軍隊是否能打，與財富的多寡卻並無必然聯係。即便是在歐洲國家中，德國軍隊公認的戰鬥力，也一直強於其他國家，尤其是南歐國家，意大利的軍隊在近代以來的曆次戰爭中的表現，可圈可點的戰例實在不多。由此可見，市場法則與軍事需求的結合，並不能繞過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
甚至在近代以來西方對世界其餘地區的入侵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發現，一個擁有好兵傳統的民族，在遇到這種強力的挑戰時，做出的反應要比缺乏好兵傳統的民族快得多。中日之間在遭遇西方衝擊的過程中，做出的反應之所以不同，隻要看看日本的好戰傳統，看看它的軍事領導人從最古時代起就享有的巨大威望，這一點也就毫不奇怪了。日本領導人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每個民族必須為自己去掠奪，軟弱和膽小者將一無所獲。一位文職官員表達了如下這一觀點：“這就像乘坐三等火車一樣；最初這裏有足夠的座位，但是，當更多的旅客擁進來後，這裏就沒有位子給他們坐了。假如你在肩背相擦、用雙臂支撐自己時失去了自己的地方，那麽，你就不可能再恢複原來的位置。……必然的邏輯要求人們既要站穩腳跟，又要將雙肘伸向任何可能出現的空間；如果你不這樣做，別人就會占據這塊空間。”（ 斯塔夫裏阿諾斯著：《全球通史——1500年以後的世界》，吳象嬰、梁赤民譯，1999年5月，第488－489頁。）
這再次證明，一個民族的好兵傳統既與自己的經濟有一定的關係，但更重要的是與自己的文化以及社會的製度安排有關。在一個充滿尚武精神，充滿進取心的民族團體中，他們渴望勝利的欲望使他們比缺乏這種精神的民族更容易抓住 曆史的機遇，即便在轉入市場經濟建設的過程中，這些民族爆發出來的力量也是其他一些民族不能相比的，第二次大戰後的德國和日本就是如此。如果把這種好兵文化的傳統從廣義理解，可以認為它代表著一種強烈的進取精神，一種西方所認為的aggressive 精神，有了這種精神，一個民族可以由小變大，由弱變強，並能積極地向其他民族，甚至自己的敵人和對手學習。沒有這種精神，一個民族也可以由強轉弱，由大變小，甚至滅亡。英國從一個西歐的偏遠小國成為一個日不落帝國，與其從中世紀就開始到歐陸爭戰，近代以來甚至王室也入股參與海盜活動，始終“銳意進取”顯然有密切關係。如果英國人一直以愛好和平的傳統出現，沒有一種爭強好勝的稟賦，很難想象他們能創建出現代的民主議會製度，當然也就不可能在征服世界的爭霸過程中實現社會的轉軌，並率先爆發工業革命。
或許，我們不得不承認，曆史是殘酷的，過分地強調熱愛和平往往是可笑的。因為，人們在強調熱愛和平時，忘了熱愛和平也是要有資格的。獅子和猛虎或許可以平心靜氣地商談不必動武而和平地分享動物世界的資源，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費；而綿羊奢談熱愛和平則隻能使人感到可悲，因為，一隻綿羊如果不熱愛和平，它又能熱愛什麽呢？同理，一個懦弱的民族是沒有資格談論熱愛和平的，隻有自己有足夠的實力，是世界強手之林中的一個，才有資格談熱愛和平的問題。這就是現實世界的殘酷的法則，而遺憾的是，我們的教育中，這一類的規律講得太少了。
換言之，一個民族的興旺發達必須有一個安定的外部環境，它必須為自己的安全支付代價。如果一個民族缺乏保衛自己財富的決心和手段，那麽，它就隻能接受更為強大的民族為它安排的命運。
總之，閱讀了這兩本膾炙人口的著作後，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一個以競逐富強為原則而發展起來的現代世界中，中國的文化再也不可無兵。
（（新華軍事博客/jiwonu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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